四个回族社区

二、四个回族社区

杜磊有关回族的研究主要涉及内地四个回族社区，即宁夏银川的纳家户，北京的牛街、常营，以及福建泉州的陈埭，其理论也建立在对这四个社区的描述基础上。对这四个社区中的回族人“清真”生活的描述与解释，构成了其研究的基础和主体部分。在杜磊的描述中，这四个社区，代表了回族认同的四种类型。

宁夏银川的纳家户，被杜磊视为西北回族农村的典型，是西北回族社区的代表，是一个宗教复兴的西北苏非社区。在其1991年的书中，第三章的题记，杜磊引用了雪莱（Percy B.Shelley）《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中的几句诗，似乎意在隐喻纳家户自1979年以来的宗教复兴：

令人厌恶的假面具已经撕下，人之上已没有王，人人自由，不受限制，人人平等，不分阶级、种族、国家，没有畏惧、崇拜、地位和头上的君主，人是公正的、温和的、有智慧的。

杜磊描述了纳家户宗教复兴的状况，如礼拜人数的增多，清真寺乜帖收入增加，村民隆重庆祝“圣纪”，到清真寺学经的人员数目增加，反对抽烟喝酒、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鼓励的自由恋爱式的“摩登”婚姻减少等“伊斯兰保守倾向”的上升等。在杜磊看来，纳家户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是一个“伊斯兰复兴”的社区。

宁夏纳家户清真寺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杜磊有关纳家户“伊斯兰复兴”的描述是失败的。马海云与周传斌的研究表明，纳家户并非如杜磊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将纳家户定义为一个集镇实际上是更为恰当的。杜磊甚至弄错了纳家户穆斯林的所属教派———一个典型的格底目教坊，而非杜磊所说的虎非耶门宦。至于杜磊所谓纳家户的“伊斯兰复兴”，在马海云与周传斌看来，更是难寻踪迹。杜磊走马观花式的田野调查，看来确实出了问题，“据一位当地人反映，杜磊曾以一个‘陌生’的看客身份，在‘公家人员’的陪同下，对纳家户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观察’，主要是对一户纳姓人家纪念亡人的‘三七’仪式进行‘参观’”（马海云、周传斌，2001），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政策对外国人在大陆居住与游走的限制，这是完全可能的情况。

杜磊以对纳家户的描述为基础，意在表明西北回族对“清真”生活方式的追求及其族群认同的方式，与祖先传承的伊斯兰教不可分割，在以纳家户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回族认同的特征在于对民族宗教的认同，伊斯兰教对于人们理解和界定自身，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杜磊民族志中描述的第二个回族社区是北京的常营⁽¹⁾。

常营是北京东部的一个回族乡，现属北京市朝阳区管辖。在杜磊做调查的时期，常营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农村乡镇，2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如今的常营已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

杜磊对常营的考察，侧重于婚姻以及因婚姻而形成的网络。其1991年的书中，第五章的标题为：另类长城：一个回族乡中的族内婚与排他性（The Other Great Wall：Ethnic Endogamy and Exclusivity in a Hui Autonomous Village）。杜磊将常营视为北方回族农村的一个典型，它们是位于汉族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孤立的回民社区，杜磊认为，对于这些社区中的回民而言，其族群认同可以通过其社会空间边界标识出来，而其社会空间是通过通婚网络得以延伸和界定的。因此，生活于这些孤立社区中的回民，其族群认同，依赖于严格的族群内婚制，只有这样，族群认同才能得以延续，内婚制如一道长城，保护和延续了这些孤立回民社区中人们的族群认同。因此，在像常营一样的回民社区，回族认同和祖先的遗产，是通过民族内婚得以表述和传承的。

在杜磊的描述中，常营回民对“清真”生活的认同与追求，与民族内婚制以及由此衍生的网络密切相关。民族内婚制表达了回民有关世系的信念：这种世系是源自穆斯林祖先的，是不间断的。保持内婚制能够保证将这种遗产传递给下一代的回族。为了保持“清真”，这些散布在汉族地区的孤立的回族建立了广泛的婚姻网络，这些婚姻网络把他们与即使不是全中国，也是遍及北方的回族社区联系起来。因此，“对于这些回民来说，‘清真’的表述是通过族内婚姻来保持其纯洁性和社区的凝聚力”（Gladney，1991：255）。

杜磊民族志中描述的第三个回族社区是北京的牛街。

牛街是北京城区一个传统的回族聚居地，其位于北京旧城西南部，这一社区包括牛街、教子胡同、糖房胡同、麻刀胡同、寿刘胡同、输入胡同、王老师傅胡同、傻栏胡同、羊肉胡同、吴家桥头条、老君地等多条街巷，历来为北京城区回族最为集中之地。民国时期，唐宗正在《北京市清真寺调查记：牛街礼拜寺》中说到牛街礼拜寺时，说其“所处地址回民之多，为本市回民区域之冠”。据牛街志书《冈志》记载，牛街旧名柳河村冈儿上，以其地高阜故名。牛街地区原有清真寺两座，即东寺和西寺，西寺为今日之牛街礼拜寺，东寺为教子胡同清真寺，1980年代之后未能恢复。民国时代，在寿刘胡同还建有一清真女寺，供穆斯林女子礼拜之用。牛街所在之地，在民国时代为外四区。关于牛街的人口，据王梦扬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北平市回教概况》），当时估计牛街有回族3000多户，如以每户5人计算，当时牛街地区的回族人口当在15000人左右，1936年的调查估计牛街礼拜寺所辖回族为20000人左右。牛街礼拜寺规模宏大，建于北宋年间，为中国著名的清真寺。牛街地区历来为北京地区回族文化圈的中心，杜磊将之视为都市回族社区的代表。

北京牛街礼拜寺老照片

杜磊认为，对于都市回族而言，构成其族群认同重要性的事项是各种再生性文本（recurring texts），如有关族源外来的传说、饮食的禁忌、作为文化中心的清真饭馆、民族节日与仪式、传统特色行业和手工业（餐饮、皮毛、珠宝玉石雕刻、灯彩、武术）等，杜磊认为都市回族族群认同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上述诸多文化事项来表达的，同时这些文化事项也不断再生产着都市回族的族群认同。

另外，杜磊强调将都市回族的族群认同放置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背景中来考量，杜磊认为，都市回族族群认同的表达是多样性的，且经常变化的，这种认同更多与对现实生活的关切有关，如保持清真的生活方式、寻找配偶、升学、就业等。

因此，杜磊认为，对于都市回族而言，其族群认同的表达，更多的是在婚姻、升学、就业的过程中如何保持一种清真的生活方式，其族群与宗教的认同，往往要通过一个人的清真生活方式来加以鉴别和判断。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诸多文化事项构成了都市回族族群认同的再生性文本，都市回族的族群认同与之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它们表达和生产了都市回族的族群认同，杜磊认为，某种程度上，清真饭馆代替了清真寺，成为都市回族的文化中心。

杜磊回族研究中所涉及的第四个社区是位于中国东南部福建泉州的陈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埭回族因两样东西闻名于世。一是其飞速发展的经济，陈埭有中国“鞋都”之称，早在1984年就成为了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二是其独特的族群认同，直至1979年，陈埭回族才被国家正式承认，他们普遍“不信仰伊斯兰教反而盛行祖先崇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食用大肉，仅仅在大宗祠对祖先的祭品中严禁使用大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也更常以陈埭丁氏自居而非陈埭回族”（蔡文琪，2006）。晚近有关陈埭的研究，多关注其“汉化”的过程和原因（庄景辉，1995；1997a；1997b；丁玲玲，2007a；2007b；陈国强；范可，1990）。

杜磊将陈埭视为东南沿海回族的典型。杜磊对陈埭回族的描述想表明陈埭回族族群认同的核心与其家谱的真实性（真）相联系，“对这些基于祖先真实性（真）来构建其认同的回族来说，纯正性（清）是寓于其祖先的真实性（真）之中的”（杜磊，2000：83）。换句话说，杜磊认为，对于陈埭回族的族群认同而言，祖先是外来穆斯林这一点才是至关重要的，陈埭回族有关“回族”的认同，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对祖先是外国穆斯林这一历史的信仰和强调。

通过对中国大陆内地四个回族社区的描述，杜磊试图呈现中国内地四类不同类型的回族社区：以纳家户为代表的西北农村回族社区、以北京牛街为代表的都市回族社区、以常营为代表的华北农村回族社区以及以福建陈埭回族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回族社区。对杜磊而言，四类社区，代表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回族认同。对于西北纳家户的回族而言，对伊斯兰教义的阐释与实践，是其回族认同的核心，清真生活的追求与实践，与伊斯兰教义密切相关；而对于身处都市背景下的北京牛街回族来说，清真生活的追求更多与对现实生活的考虑有关。对他们而言，对回族的认同，更多的是在现实的婚姻、升学、就业过程中如何保持一种清真的生活方式，对于深处都市的牛街回族而言，其回族认同，更多与对现实生活的考虑有关；同时通过各种再生性文本，其族群认同得以保持和再生产。如果说清真寺是西北回族文化的中心的话，那么，对于牛街回族来说，某种程度上，清真饭馆是其文化的中心；如常营一样的华北农村回族社区，散居在满是汉人的平原上，因此，对这些孤立的回族社区中的回族而言，通过婚姻与其他同样孤立的回族社区建立联系，对于其保持回族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他们对“清真”生活的追求，与民族内婚制密切相关，民族内婚制表达了他们对保持源自祖先的传统与社区凝聚力的努力。因此，杜磊认为，在像常营这样的社区中，人们的回族认同强调的是民族内婚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婚姻网络；而在泉州陈埭这样的东南沿海回族社区中，人们的族群认同，不是对实践伊斯兰教义的强调，也不是如都市回族一样强调在多变的现实中保持传统，追求一种清真的生活，他们甚至已经普遍不信仰伊斯兰教，日常生活中也不再保持对猪肉的禁忌，甚至也不强调族群内部的通婚，对他们而言，祖先是外国穆斯林这一点，构成了他们回族认同的最主要方面。

杜磊的研究，描述了四个中国内地回族社区，欲图呈现四种不同的回族认同。通过对这四个社区中回族认同的描述，杜磊想说明，回族的认同是多样性的，统一认同实际并不存在，“回族”是不断“协商”（Negotiating）与构建（making）的结果（Gladney，1991；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