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现代化

六、消费与现代化

在结论部分，吉莱特重申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基本思想与主要的分类范畴。她指出，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项目主要基于阶段论的单线进化理论。这一理论结合了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元素和本土的汉人中心的民族差异、文化与文明等观念。在改革时代，政府对少数民族所进行的行为模式规划，如计划生育、城市规划等政策彰显和延续了以往的社会进化论意识形态。诸多的概念，如封建、传统、民族、文化、现代化、文明等，都成了穆斯林社区日常话语的组成部分。这些概念影响了人们如何思考他们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如何看待他人，以及如何行为。

诸如此类的概念参数所产生的影响，在消费实践中可以得到具体而鲜明的呈现。回民坊的居民在描述他们的消费实践时，使用的是来自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分类范畴。但是，他们的理解方式却与政府的定位有所差异。

政府官员无法控制有关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观念如何被应用，这在消费实践领域尤为明显。政府无法规制人们对商品含义的理解。不过，政府依然可以就规约消费的某些方面加以干预，比如有关清真标识的相关政策。然而，官员的规制并不能决定西安回民对他们所消费的商品所理解的意义。房屋与清真寺建筑也受到官方的干预，与房屋和清真寺有关的消费，表现了国家推广的现代化观念对人们的影响。然而，政府既不能控制人们所采用的建筑风格，也不能划定其意义。政府官员在规约消费或固定消费品的含义方面是最没有效力的。官员批评婚纱是浪费的、资产阶级的，但却不能阻止西安回民穿戴，特别是将之视为财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现代化的象征。

吉莱特一再强调，居民们认为并相信他们需要现代化。他们也接受线性历史的发展阶段论。在政府的领导下，居民们认为，他们要获得“文化”，追求世俗的教育以实现现代化。他们认为，回汉是两种不同的群体。由于自己是回民，拥有民族丰富习俗，愿意谈及他们的传统。偶尔，他们也会说回民坊、其居民和地方实践很“封建”，也会接受自己相对落后的位置。这些表明，居民内化了政府宣传的发展范式。然而，西安回民以自己的方式应用这些概念，重新定位政府与自己的位置。作者认为，伊斯兰教与中东是当地人所应用的两个重要资源。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的富裕与现代成了一个竞争的现代性版本；另一方面，在有些人看来，伊斯兰教就包含现代化的内容与标准。他们借此摆脱政府对回回民族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定位，阐说自己的现代化想象。但是，最后，吉莱特带着比较的视角模糊地回应了国际“问题”，也重申其有关“阿拉伯化”的论述。她指出，消费为个人和群体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积极创造自我形象。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化带来了模糊的威胁，虽然不存在分离主义，但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化也给国家带来一些麻烦，即为居民提供了另一种文明的指引和现代化的想象，以及不同于国家所提供的获得文明和现代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