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观念

四、“汉奸”观念

清代对云南的统治举措，最重要者乃是深化改土归流。清廷试图以此改变云南的政治图景，增强帝国直接管辖云南这一多族群边疆的行政能力。这一过程并不是平缓的，反而充斥着一定的暴力与不稳定。龙戴维认为，这一政策的确加强了帝国在地方上的控制能力，但原有的本土规则日渐松弱。与这一帝国心态和地方政治举措相伴的，还包括入滇移民的日趋增多，诸多因素催生了云南社会中的新张力。基于云南多族群的地形与文化情境，紧张感最终以族群冲突的面貌突显出来。1796～ 1856年之间发生了70起有记录的地方叛乱，既包括回民也有其他非汉群体。龙戴维指出，实际上这根本不是族群冲突，而是当地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尽管有些事件也包括回民，但是直到1839年之后暴力才逐渐变成汉人鼓动的专门针对回民的行动，清廷对于地方问题的理解也从对“汉奸”的谴责变成了对“排回”敌意的默认，从而在宇宙观和文化体系的角度上推动了族群敌视的萌生与发育。

1700～1850年间云南人口从四百万增加到一千万。帝国的文明化政策和日益加深的新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互动逐渐带来一些地方化的反应。新移民所带来的影响刚开始并不明显。18世纪中期到后期的汉人新移民主要迁移到云南的城市中心，从事非农业劳动。直到1800年左右，城市地区饱和之后，其他地方才开始感受到这次移民所带来的后果。龙戴维强调本地人的能动性，他指出，非汉人族群不是静止的、呆板的实体，他们不是被动感受汉人移民的到来，因此才会有不同的非汉群体在各自曾占主导位置的区域掀起反抗起义，譬如1817年的临安起义，这是非汉群体领导的，同时也有很多汉人参与的地方反抗。

频繁的接触意味着清廷法律规范得到更加严格地深化，汉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增加。龙戴维指出，他们并未试图将非汉转换成族群意义上的汉人，而是要施加儒家价值观，使之成为遵纪守法的帝国臣民。1818年，总督伯林为了改变夷人规范而推行儒家教义，嘉庆皇帝给予大力支持。越来越多的汉人试图将具有跨国特征和多族群特点的云南边疆转变为更加接近其中国内地。

在这一过程中，帝国法规和中原文化促成了汉奸主义观念的上升。围绕矿产和盐、茶的商贸网络被进一步控制，那些违反国家法律，攫取资源牟取私利的汉人被界定为汉奸；同时，汉奸还包括那些积极支持与帮助作为帝国臣民的非汉人反对国家权威的人。这与频生的地方冲突有关，汉奸的观念反过来也加强了误解、敌意和暴力。龙戴维指出，在清廷看来，19世纪云南那些被视为汉奸的汉人与勾结外国人背叛国家的汉奸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却具有类似的如同孔飞力所言的“偷魂者”的作用。

因此，他总结道，在19世纪的头三十年里，清朝官员都在批判汉人在非汉暴力中的责任，汉奸观念出现于很多清廷官员的记述与地方档案中。官员称来自内地的汉奸愚弄本地人，制造很多问题，引起起义。汉奸主义成了官员眼中云南统治的三大主要问题之一。很多新移民没有登记在册，逃避了保甲制度的管理。他们伐树烧山，抢占土地，导致各地不同族群的共同反抗。清政府关心的不是非汉群体自身，而是汉人和非汉人的接触。龙戴维认为，强调汉奸的概念反映了官员复杂的焦虑，即新的汉人移民如何适应云南的陌生环境。这种焦虑还反映在，中央政权关注的是，一些试图维系传统的云南生存方式的本地汉人也在反对清廷和新的汉人移民普遍支持的同化政策。清廷官员把责任归为汉人移民的问题，但是他们也忽视了非汉人群体的能动性，没有看到多族群对清代重新定位云南的文化与政治政策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