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二元论

七、危险的二元论

实际上，龙戴维所要打破的二元说不单在于对于起义性质的界定上，他还试图反思这一起义性质之界定背后所包含的Chinese Muslim与Muslim Chinese的二元论。他指出，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清帝国而言，还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穆斯林而言，做回民从未被视为与做“Chinese”或说清帝国的臣民有任何对立。重构“回”的观念便是对这一理论“遗产”的重新思考。尽管做回民同时意味着做穆斯林，但是穆斯林与其他认同之间的关系，如地方、区域的和职业的认同等，使得做回民的意味多变。尽管回民与穆民的概念有所重叠，但是，穆民具有更限定性的含义。而且，效忠于平南（即杜文秀建立的起义政权）政权的回民和与清政府联合的回民都不认为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穆斯林、回民或中国人的认同相悖。他们能够在这些互补的认同之间作出区分。反过来看，汉人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并不加区分，去除了宗教、族群与地域认同之间的差别。如果学界的思考也拒绝区分多样化的认同便是沿用了汉人的偏见，有失偏颇，也不利于对起义本身的分析。最后，龙戴维再次强调，平南政权容纳着其他的族群，或者说一点也没有忽视他们，他也强调了文化（宗教）在云南人的世界观中所起到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龙戴维曾集中了其博士论文的材料与观点的精华部分，整理成文发表于期刊之中（这些内容也散见于这本专论之中），该文集中地阐明了全书的主旨（Atwill，2003年）。他将有关回民的复杂性及以往关于回民起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指出这类研究中存在的“狭隘的想象”，迈进一个边疆政治与多族群互动的历史场景之中。或许，走出“狭隘的想象”正是他试图要告诉人们的，不仅是历史研究者，更是一种学术态度，乃至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