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译著代表人物及其集体贡献

三、汉文译著代表人物及其集体贡献

1877年，俄国教会使团团长、修道院院长帕勒帝（Palladii，1817～1878年）到达北京。当时，他完成了一册简短的有关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参考文献。帕勒帝在中国花费大半生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特别是研究佛教和佛经（据说他阅读完了所有的汉文佛教经典）。他是第一位系统阅读“汉克塔布”文献的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人。帕勒帝也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后，试图在中国穆斯林社区中劝化中国穆斯林改信基督教而做出努力的人，他还撰写了几部有关佛教和中国穆斯林的著作，其中《穆斯林的汉文文献》一书于其去世后的1887年出版。该书对汉文译著的著作、作者进行了简短地介绍，他指出：汉文译著是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复兴”运动，它开始于17世纪。同时，他认为中国穆斯林开始汉文译著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他们信仰伊斯兰的知识，同时也向汉族人解释伊斯兰，而且也是为了积极回应近代耶稣教士们的传教活动。

清代建立后，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进入了一个复兴时期。早期的中国穆斯林最早的著作不是原创，而是从翻译一些伊斯兰的天文学、医学著作开始的。进入17世纪中叶后，中国穆斯林才有了用汉语写作的汉文译著等著作，这些著作起码反映了穆斯林学者的两种观念：首先是阐明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和内涵；其次，是向主流社会的汉族等兄弟民族解释伊斯兰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同时反击那些对伊斯兰抱有偏见者。

而20世纪初来到中国内地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梅益盛（Issac Mason）为在中国穆斯林中间传教奉献了大半生。他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短文描述了在全世界穆斯林中间的传教活动情况。他的文章中，其中有一篇《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及其文献书目》，列举了中国穆斯林自17世纪到1920年之间的214种著作。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珍贵线索。

中国穆斯林的汉文译著的出现，是伴随着经堂教育中对伊斯兰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与提升而密不可分的。汉文译著在1630～1730年达到高峰，这些作者和学者身上表现出显著的两大特征：一是绝大多数作者积极参与了经堂教育网络学习的结果；二是与前者相联系，汉文译著的文本不单单是个人的输出和孤立的写作过程。其实，这些著作都是广大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自觉而密切的合作和联系中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群体中的成员之间，相互直接通过经堂教育系统和知识网络来联系，其他人也通过亲缘、资金和赞助者的公共纽带而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共同组成了汉文译著生产的作者、译者、编者和出版者，同样，还有序言、贺词和后记（跋）的撰稿人，不能忽视这些人恰恰是提供资金的支持者。汉文译著文本集体、互动的生产过程是由中国穆斯林教育网络的大批资助者们共同构成和形成的。

经堂教育培养了穆斯林学者，在师徒相传的知识谱系中，他们不仅同时传播和扩大了知识本身，而且通过经堂教育知识谱系的传播和扩大，不仅只是简单地面向穆斯林而是直接面对中国主流社会。所以，这一教育网络的资助者们也显然懂得作为中国人和作为穆斯林，这些汉文译著家们占据并分享着这两大重叠的知识文化分类空间。

从汉文译著家群体构成来看，可以初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翻译家；第二类是原创性的学者；第三类是赞助者、编者和出版者。

其中第一类学者以张中（字君实，1584～1661年）和伍遵契（字子先，1598～1678年）为代表。张中当时在苏州翻译了《归真总义》《四篇要道》等书；伍遵契在南京翻译了《归真要道》等书。他们的这些著作主要是根据阿拉伯文的伊斯兰原典直接翻译成汉语，而且是以明清之际的文言文为表述话语，这是因为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网络不断发展，日常教学和学习迫切需要一些用汉语写作的伊斯兰文化参考书，这些直接翻译的作品也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知识教育需要，因而获得了中国穆斯林知识文化群体的欢迎、支持和鼓励。这一翻译工作中，大多译者都是出身于经堂教育的系统学习和训练的经学师生，而且翻译的参与人员越来越多；其次反映了经堂教育发展的一种事实，即当时经堂教育中的穆斯林学者有着良好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伊斯兰文化高级知识的修养，但绝大多数师生和广大穆斯林缺乏对伊斯兰主要语言的知识，迫切需要汉语的文本来参照和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早期的翻译家们都非常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而后来的翻译家更多地只能够凭借当地的汉语文献来进行译介。

第二类原创性的学者以王岱舆（又名“真回老人”，生于1570年左右）、马注（1640～1711年）、刘智（约1662～1770年）。这三位学者是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家群体中的最著名学者。王岱舆的代表作是《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在中国穆斯林文化知识界有一定影响。王岱舆出身南京，但游学各地，特别是晚年到了京都北京，在北京求学问道，著书立说，并归真于此地后葬于三里河公墓。王岱舆的著作在引证了伊斯兰原典《古兰经》“圣训”的有关章节和段落。他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向他的学生、同事们回答了一些当时的关键性问题。他的著作在中国穆斯林教育文化系统中是最好的示范，它们是基础性文本。尽管他的著作当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但他的著作使他的更多学生和身边的同事受益，并对后来者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马注的代表作《清真指南》写作于1680年，《清真指南》标志着中国穆斯林文化知识教育网络传承的进一步成熟，中国穆斯林用汉语来表述、阐释和转述伊斯兰原典微言大义的学术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对适应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思考日渐成熟起来。特别是该书前面十一位穆斯林学者的序言，彰显了中国穆斯林文化人的集体观念和共同的学术视野，知名学者马承荫将马注等穆斯林知识分子通称为“回儒”，他们大多来自南京、济宁、陕西、云南等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网络中心地带，这些“回儒”构成了17世纪中国穆斯林中经师、学者的总体“文化地图”，对推动适应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全国性的穆斯林文化教育与学术事业功不可没，这一“回儒”的定位，是对当时穆斯林经师师生和学者们在社会、学术界所占地位的充分肯定。

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构成了汉文译著的“三部曲”，也是刘智的汉文译著登上了中国穆斯林思想文化史的历史高峰。在其《著书述》中，刘智对自我的评价可谓是自知之明而又不乏自我褒扬：“著书至不易也。予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方经，又三年阅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继而阅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著书数百卷，已刊者什一，典礼性理数种而已。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实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盖三书者，三儿一者也”。博览群书、兼通多种宗教知识，以中国问学求道的传统来阐释和揭示中国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学术传统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与求索。在刘智这里，通过自己艰苦超绝的努力，使中国穆斯林的学术文化有了比较成熟的、系统的、整体的发展和推进。刘智早年接受过严格的经堂教育的知识文化训练，后又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博学广采，使他能够厚积薄发，成就了中国穆斯林推动学术文化事业发展中的时代伟业，促进了中国传统与伊斯兰文化开展高层次的双向交流与文明对话。

从汉文译著的流传过程来看，这些具有中国风格的伊斯兰学问知识是通过广泛地发行各种文本来显示出其价值和特色的，而且这些学问知识强调了文本知识主要通过代际传承而得以流传，同时，这些汉文译著也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创作，而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穆斯林民间文化知识教育网络中集体合作和相互支持、协助的结果，并得以代代流传。这些汉文译著家群体以自己苦心孤诣、拼搏一生的实践，来实现和完成了中国穆斯林知识文化范式的转变，也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相互沟通、对话与相互理解的新道路，他们是两大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是典型的“文化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