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年～年）

一、第一阶段（1910年～1930年）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学术界几乎没有注意到中国的伊斯兰及其回族穆斯林。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日本与中国清政府有了联系，但是还谈不上对中国信仰伊斯兰的10个少数民族的研究。1895～1896年间，在日本的报纸上，只能散见到有关中国甘肃爆发回民起义的追述。1906年，《外交时报》杂志上刊登了户水宽人的文章《北京张家口的回民》，是日本记述中国伊斯兰及其穆斯林的最早的公开报道，作者通过在蒙古、华北等地的旅行见闻介绍了中国回族的风俗习惯。其中不仅介绍了阿洪沐浴、不吃猪肉、不饮酒，而且还描述了他们的语言、容貌等。同年，伊东中泰在《历史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回教寺院———清真寺》，文章主要介绍了中国清真寺的特殊结构。1911年，日本最早的东洋学杂志《东洋学报》创刊，远藤佐佐喜发表了论文《支那的回教》，对研究中国伊斯兰与穆斯林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并再次论证了中国伊斯兰传到日本的年代。这篇文章被公认为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与穆斯林问题的开端。1912年，东洋史学家桑原鸷藏发表了《创建清真寺碑》一文，通过对唐代创建的西安清真寺碑文的研究，论证了这个碑创建于明代。此后，桑原鸷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研究解释中国伊斯兰的历史问题上，为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历史做出了贡献。1915年到1918年，桑原鸷藏在《史学杂志》上连载的《关于派遣西域人蒲寿庚任宋末提举司舶使的事情》，讲述了蒲寿庚的事迹，解释了唐宋时期伊斯兰及其回族穆斯林在中国存在的状况和有关东西交通史上的诸问题。1926年桑原为了祝贺内藤博士六十大寿，在《支那论丛》杂志上发表了《隋唐时代的西域人》一文，提供了许多与中国回族穆斯林有关的珍贵史料。桑原开辟的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是在研究东西方交通史和宗教史的过程中进行的。他的许多关键性论文，其资料都是借助于石田干之在支那出版的《回教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是汉语书写的。

中国回族穆斯林自明末清初以来，陆续出版和发行了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术语来译介伊斯兰教义、思想和哲学等方面的著作，历史上称它们为“汉文译著”，大部分作者是回族穆斯林，而且都是既熟悉和精通伊斯兰知识，又拥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哲的修养，他们著书立说，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主流社会的人们了解回族穆斯林的信仰世界、民族情感和价值取向。截至民国初期，回族穆斯林的文献总量已经超过300种。

石田干之的论文文献有95种，其中列举了文献的题目、作者名称、文献册数、深奥程度、初次出版年限和出版地等，为以后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及回族问题奠定了基础。一般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伊斯兰与回族问题，以现场报道和田野调查为基础，而日本则从研究文献的文本出发。 《回教文献》是熟悉汉文的日本历史学家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最好素材。桑田六郎研究《回教文献》后，1919年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了《回回》一文，指出：“回回”一词源出元明以后的汉文史料。文章还论证了回纥的起源，说明了这一时期地域的变迁和人们对伊斯兰的信仰。桑田指出，由于回纥人信仰伊斯兰教而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这一见解是错误的。1925年桑田发表了《明末清初的“回儒”》，介绍了明末清初回族穆斯林学者的传略及其著作，介绍了《回教文献》的概况。对上述论文中的错误给予纠正。桑田认为，从明鼎盛之际到清康熙期间出现的众多自发的回回学者对伊斯兰经典以及教法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伊斯兰及其回族穆斯林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可称为中国回族文化史研究上的“文艺复兴时期”。

桑田在发表《明末清初的“回儒”》前后（1924年、1925年），曾两次到中国旅游，在旅游期间，他访问了各地的清真寺。通过实地调查，他获得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回族问题的历史资料。1926年，他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礼拜寺巡礼》一文。

《回教文献》是桑田写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925年，这篇论文发表在玟逊（Isauc Mason）编著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献注释》上。其中集录的文献有318种，比历来发表过的文献集录都多。梅益盛（Isacc Mason）是基督教文献协会编辑局成员之一，他非常关心中国伊斯兰问题，不仅在著名的《Moslem World 》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论文，而且将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翻译为英文，并以《 The Arabian prophet，A Life of Mohammed from Chinese and Arabic Source 》题名，1921年在上海出版发行。桑田还参照刘智的著作《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于1933年在《东洋史论丛》上发表了《刘智的采辑书目》。而佐久间贞次郎于1933年发表的《支那回教文献解说》中共收录了327种回教文献，其中也包括梅益盛（Isacc Mason）的著作目录。

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回族及其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来看，只有极少数人是在进行纯学术性的研究，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侵略中国的勃勃野心推动下进行研究的。1914年8月德国宣战后，日军参加了世界大战，日本侵略军首先登陆中国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胁迫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了对华《二十一条协定》，妄图实现独占山东的野心。当时，由于山东境内大运河沿岸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较多，而且在当地经济界、社会界占有一定实力，便引起了日本在青岛守备军的关注。

1922年7月，出版了由大村一之执笔的《支那的回教问题》日文版一书。全书共90页，书的主要内容包括：1.序言；2.从史实中看中国回教的势力范围；3.对中国民族的观察；4.对中国宗教的观察；5.对中国文化和教义等风俗习惯的观察；6.中国回族的社会地位；7.中国回族的分布；8.支那回教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及其势力；9.通过民族运动看支那回民；10.支那的统治与回民；11.五族的现状和回民的未来；12.回教徒与犹太人的协作；13.支那回族问题的总结。大村一之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要了解回族的形成不能单从宗教方面考虑，而要了解构成支那社会的一个因子，即回教的性质、地位；要分析中国回教发展的趋向与当今沸腾世界回教思潮及运动的关系。但是由于这本书不是研究历史而是分析中国回族问题现状，所以记述的史实性错误较多。然而在“8.支那回教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及其势力”中却附录了一张“新疆、甘肃官、回两军概括比较图”。这是大村一之在1920年左右前往甘肃了解中国西北政治军事势力状况的基础上完成的。1924年，大宰松三郎著《支那回教研究》一书。书中通观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各时代的状况，并介绍了清代回族抗清自卫的情况。书中参考佐久间贞次郎的著作，对清真寺的构造及其使用、回族的宗教生活及其职业作了详尽的说明。另外书中还列举了52种《回族文献》，收录了后藤英男撰写的《满洲的回族》。

随着日本人对中国回族问题和伊斯兰文化的关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穆斯林社团。这些穆斯林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到中国后皈依伊斯兰的，所以当时这些日本国内的穆斯林得不到“市民权”。三田是日本伊斯兰教界的权威人士之一，1920年，他曾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创办的《东亚经济研究》上发表过论文《支那回教》。1921年，菱川精一也在《东亚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支那的穆斯林》，再次介绍了梅益盛（Isacc Mason）在《 Moslem World 》上刊登的论文《 Chinese Life of Mohammed 》。

日本的穆斯林佐久间贞次郎1923年撰写了一本45页的小册子《支那回教的过去、现在与光社的前进运动》，书中虽对“光社”情况写得不清楚，但它与《支那的回教问题》（1922年）、《支那回教研究》（1924年）一样都是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初期著作和研究资料。还有一本小册子是田中逸平1925年在济南撰写的《伊斯兰巡礼：白运游记》，全书共330页。田中逸平是1924年在中国济南改变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的。这本书是他到麦加的旅行游记。书中上篇的标题是“向西向西”，作者以极大的兴趣记述了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情况。

川村狂堂是以日本穆斯林的身份居住在北京从事伊斯兰教研究的，1927年，他单独成立了回教研究会，并亲自创办了月刊《回教》。这是一份用日语出版发行的最早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杂志。杂志刊登了回族的大事年表、回教研究会成立的宗旨，对什么是回教、回教史话、回教的封斋、回教的纪元、回教与回族之分以及回教的泰斗王阿洪之死等都作了详尽的介绍。该杂志总共出版发行了18期。

川村在北京从事《回教》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时，日本先后三次出兵山东（1925～1928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川村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他曾在1929年5月《回教》3卷3号的编辑后记中描述了当时他面对的处境：“对我来说，我与中国人民之间没有什么隔阂，我作为一个穆斯林与同教之间是亲密的伙伴，与同宗是一家兄弟……”。1933年，“满洲国”成立，在筹备新京城市计划之际，“满洲国”国都建设局与回族穆斯林之间为坟墓的迁移问题处于对立状态。川村被邀请去调停，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川村以此为契机，协助“满洲国”建立了伊斯兰教机构。第二年（1934年）7月“新京伊斯兰协会”全体成员建立了“满洲伊斯兰协会”，川村被推举为协会总裁。1926年，下林厚之在中国实地考察后撰写的调查报告《有关西北问题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东亚同文书院》第22期。

1924年，由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主办，大宰松三郎执笔的《支那穆斯林研究》一书完成，书分五章，概括叙述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

从以上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状况来看，其研究群体可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纯学术研究，一种是在中国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的研究，一种是日本政府为配合侵华目的所进行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