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族伊斯兰研究的繁荣时期（年～年）

二、第二阶段：中国回族伊斯兰研究的繁荣时期（1930年～1945年）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后，日军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随后，日本对中国大陆各方面的研究相继展开，日本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37年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同时，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机构与实际调查情况

1937年5月，日本内务省的远藤柳作，外务省的笠间果雄、内藤智秀，海军的匝胤次、佐久间贞次郎等召开会议，以调查、研究、介绍回民的实际情况和正确理解回教文化为目的，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国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教机构的“伊斯兰文化协会”，并把协会杂志命名为《伊斯兰文化》（1937年10月发刊，1939年1月第6号停刊）。该杂志刊发了许多有关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论文，其中村上正二撰写的2篇历史研究和佐久间贞次郎撰写的3篇现状调查报告与中国有关。与此同时，日本还成立了财团法人善邻协会附属研究机关“回教圈考究所”，后改名为“回教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为大久保幸次，成员有小村元、松田寿男、野原四郎、竹内好等等。1938年7月研究所创办了月刊《回教圈》（1944年10月8号停刊，共出版66期），共发表有关中国伊斯兰的论文30篇。1938年5月外务省调查部又创办了季刊《回教事务》。这份杂志的内容与《回教圈》的内容大致相同，多是分析现状的论文，对研究中国回族伊斯兰问题很有帮助（该杂志于1941年12月停刊，共出版了14册）。

日本研究伊斯兰问题的第三大团体是“大日本回教协会”。该协会是陆军大将林宪十郎会长发起的，内藤智秀等联名参加了协会研究部。1939年4月，该协会创办了机关杂志《回教世界》，以刊登译文（中文和欧文的论文）为主，解答了在研究伊斯兰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该刊1941年12月停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南进”，从此日本对伊斯兰研究的主要力量便转向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从此，许多研究人员停止了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

1940年，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在帝国学士院设置。1942年受委员会派遣，石田英一郎、野村正良、须田昭义对蒙疆的回民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因战火而遗失，其调查情况辑录1943年刊行的《昭和十六七年度东亚民族调查事业》中。

1943年1月，国立民族研究所设立，它直属文部省管辖，所长是京都大学教授高田保马，研究所除总务部外，还有5个研究部。民族研究所比较重视对当地的调查研究，1944年研究所的岩村忍、佐口透、小野忍对中国的蒙疆地方回民进行了调查。

2.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及其成果

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得到日本研究者的青睐，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1936年，岛崎昌在《京城帝国大学史学会志》第9辑上的《回教名称考》；1937年村上正二在《伊斯兰》1号上的《有关回教传人中国》；1937年爱宕松男在《蒙古学》1辑上的《关于元代色目人的考察》；1936年小林高四郎发表在《善邻协会调查月报》上的《元代回族穆斯林的高利贷》；等等。都是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文章的论述，明确了中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同一时期，在文献学领域内日本的研究者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其代表人物是田坂兴道。田坂兴道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仅在于研究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而且也研究了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中的作用，同时还考察了中国伊斯兰社会史。其主要代表著作是《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

有关中国“回儒”的研究，以田中逸平的日译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于1941年刊行为开端，有关的论文便陆续出现。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日译本是田中从梅益盛的英译本译过来的，1941年由大日本回教协会刊发。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角野达堂，其成果有：1940年《中国佛教史学》4卷1号上的《“回儒”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1941年《回教圈》上的《清真大学考》；1942年《摩可衍》上的《中国回教思想的性格》。另外，田坂兴道1944年在《回教圈》8卷4号上发表了《回教与中国思想》等等，这些文章都指出了回教更多地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

由于日本国没有建立起研究伊斯兰学的传统，尤其是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源，所以翻译中国及欧美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了，除了前面讲过的《回教圈》《回教事务》等杂志每期都有译文刊出之外，有关翻译的单行本有：田中逸平翻译的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安德鲁（Andrew）著，志贺勉译的《中国西北的回族穆斯林》，1941年由新京满洲事情案内所出版发行，原书名为《中国西北的新月》，1912年在伦敦出版。作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对宁夏、甘肃、青海的新教回民进行了访问；R.B.依克维尔伍（Ekvall）著，井一雄译的《甘肃西藏边疆地带的民族》，1943年由帝国书院在东京发行，原书1939年在芝加哥出版。同书还有由川西正己译的另一个译本，书名为《甘肃、西藏边界汉、回、藏文化的关系》，1943年由东亚研究所作为资料印刷出版，此书的作者于1927～1935年间，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和西藏的交界处，从事教会教育。作者调查、研究了循化、夏河、狄道、洮州、岷州地区的汉人、藏人及回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是一本深受日本学术界注目的书籍。

1921年德国的伊斯兰学者马丁·哈特曼（Martin.Mart～man）在莱比锡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将其中的一章译为日文，即《中国的回教》，1941年7月在兴亚资料第20号上印刷出版。除此之外，刊登于《穆斯林世界》上的布鲁姆·霍尔（Broom hall）、欧·鲍斯曼、C.L.皮肯斯（Pickens）、SM·祖曼（Zwemer）、H·D·海伍德（Hayward）、G.R·哈里斯（Harris）的文章也被相继译为日文。

对中国文献及文章翻译的成果主要有：对半月刊杂志“《禹贡》1936、1937年的回教特辑号”的翻译。即5卷11期的57辑“回教与回族专号”和7卷4期的67辑“回教专号”上所刊文章，大多被译成日文。《禹贡》7卷4期的顾领刚、白寿彝的论文，翻译之后发表在满铁大图书馆《书香》1939年10月第118号上。另外金吉堂著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出版，1940年由外务省调查部翻译、出版，书名为《中国回教史》。傅统先著的《中国回教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1942年由新兴东亚研究所的井东宪翻译成日文，书名同样是《中国回教史》。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回回民族问题》，也被当时上海的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翻译为日文。

除上述业绩之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批实地调查的成果出现，在这方面取得业绩最大的要数东亚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主要的调查报告有：1940年10月印刷出版几志直方的《中国西北羊毛贸易和回教穆斯林的作用》；1941年5月出版小林宗三郎的《有关北京回民的小借贷》；1941年5月《满洲国的回教调查资料》。国立民族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1944年出版了《第一期蒙疆回民调查项目》一书；1945年9月岩村忍在《民族研究所纲要》第三辑上发表了《蒙疆回民的社会构造》。除此以外，许多调查成果，战后都被以研究所个人的名义发表。

另外，还有一些个人的调查成果，相继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了。1941年小川久男的《包头的皮毛店、皮庄》在《满铁调查月报》21卷7、8、11、12期上连载；1943年清水敏的《回教穆斯林衣食住实际情况调查报告———包头》在《蒙古》10卷6号上发表；1941年三田了一、竹内义典的《中国北部的回教事情》以线装书的形式出版，这是一部调查报告书，全书有467页，是以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成的，尤其是书的后半部分“中国回教穆斯林的文化”、“各地回教穆斯林事务”，至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料；1942年津吉孝雄的《华北回教穆斯林的生活》发表在《大乘》21卷4～10号上，津吉孝雄在北京居住过三年，这篇报告是作者的亲身经历；1944年日本的中国法制学家仁井田升的《北京回教穆斯林商人与其同行的融合》发表于《回教圈》8卷6号上；1943年易浅广二的《有关南京回教穆斯林的备忘录》发表在《回教圈》7卷2号上，此文1943年又以《南京的回教》为题见诸于《回教圈》7卷3号上。1938年松田寿男的《踏访燕都的清真寺》在《回教圈》1卷1、2、6号上连载；1942年竹内好的《中国北部、蒙疆的回教》发表在《回教圈》6卷8号上；1940年回教圈研究所所长小林元将自己在东北、蒙疆、华北清真寺的见闻整理成书，在东京出版，书名为《回回》。小村不二男1941年油印出版了自己在厚和（现呼市）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回教断片》。

在研究清真寺建筑方面，林田治郎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满洲回教建筑史的研究》（《满洲建筑杂志》10卷7号，1930年）、《蒙疆回教寺》（《建筑杂志》656号，1939年）、《花头曲线的文化》（《学海》1卷1号，1944年），等等。

这个时期，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有一些旨在配合“时局”所需而论及到中国伊斯兰的文章，这些文章既不是论文，也不是调查报告。

综上所述，1930年至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国研究成果的介绍，吸收以及利用东洋史学方法根据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对日本侵占的地方进行的社会调查这三个方面。这个时期，由于政府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所以使政府的研究行为与学者的研究行为融为一体，尤其是在中国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其研究被作为侵华工具所利用，使得这个时期的研究被打上特殊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