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对祖国文化的贡献_中国藏族

第二节　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一、佛教的本土化——藏传佛教

藏文《大藏经》

不管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由于千余年来经过汉族、藏族、蒙古族等中国各族人民的发展，早已成为本土化了的中国佛教，并在世界佛教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由外来而经中国人改造发展并加以认同的佛教文化，自唐宋开始到元明已基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儒、释、道）。中国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及其宗教文化，又是在元代时经藏族发展丰富，由蒙古族加以倡导而在全国，特别是与藏族地区相连的周边民族中广为传播，后又在明、清被统治者继续加以推崇而盛极一时。藏文佛经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由于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许多梵文佛经早已失传，但却由藏文佛经保存了下来。诸如《印度佛教源流》《汉地宗教源流》《般若八千颂》（梵、尼、藏三种文字对照）等，均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仅有的珍品。

藏传佛教不仅发展了中国佛教的流派，而且也把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从各方面丰富了其内容。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完备的佛教典籍的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不仅完整地保存了佛教教义，而且保存有因明、工艺明、医方明以及音乐艺术等众多实用的学科，其内容的丰富，超过了汉文《大藏经》。

元、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对藏传佛教的支持使藏传佛教对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各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京、宁、蒙、川、甘、青、滇等地，广建喇嘛寺庙，许多中国名胜古迹，都与藏传佛教文化有割不断的深厚渊源。

二、在发展文字与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贡献

藏文是中国语言文字中除汉文以外，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民族文字。它不但丰富发展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且积累起内容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和佛教经典，其中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摩崖文字及造像、各种写本及金汁贝叶经，更是文献中的珍品。以藏族的史诗《格萨尔》为例，它是堪称世界之最的第一长诗。这部史诗自9世纪左右产生，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在国内形成了“格萨尔文化圈”，影响了许多少数民族。流传到蒙古族地区，被改造成蒙古族长诗《格斯尔汗》；传播到土族地区，形成以土语说白的《格萨尔故事》。不仅填补了中华古文明的史诗空白，而且从18世纪后期开始，经翻译传至俄、德、法、英等国，成为中国文化的骄傲。此外，藏族的古典诗歌，如《仓央嘉措情歌》《萨迦格言》等早就被译成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注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被转译成英文、日文，传入欧洲及日本，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藏文字的繁荣促进了书法艺术发展，藏文竹笔书法艺术为祖国传统书法艺术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此外，元朝统一中国，疆域扩大，众多民族再次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体内，但各民族书不同文的状态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八思巴奉命创制出全国通用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弥补了新王朝“一代制度”的一大缺陷，强化了元朝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中国多元一体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一个贡献。

三、在文体艺术方面的贡献

在戏剧方面，以说、唱、音乐、舞蹈合为一体的戏剧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民族艺术形式，而早在吐蕃时孕育而到15世纪成熟的藏戏，广泛流行于藏、青、甘、川、滇等广大民族地区，为中国传统戏剧增添了独特的新剧种。在舞蹈方面，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的藏族宗教及民俗舞蹈，以其独特的风格丰富了中国民间舞蹈艺术。在音乐方面，早在唐代，就有藏族居住的康区音乐被汉地所吸收，并载入唐朝官方所编辑的八部乐之中，起名曰“康风”。由于唐代唐蕃文化的密切交流，不但使吐蕃的养马、驯马术传入大唐，而也将“颇罗”球（即马球）传入唐朝，并在大唐宫廷掀起一股马球热，成为一代文体盛事。

在工艺技术上，西藏的藏毯、卡垫、唐卡、木碗、金银佛像、酥油花及藏族众多的服饰名扬海内外。隋唐时，吐蕃的青铜冶炼技艺已受到内地的重视。如吐蕃送给唐朝金鹅和大帐篷等工艺品，曾使唐朝君臣钦佩赞叹。吐蕃的强弓和铠甲也受到内地的称赞和欢迎。西藏扎什伦布寺内的大铜佛强巴佛不仅技艺精湛，而且是同时代世界第一大坐佛。

四、在丰富民族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

（一）天文学和地理学

早在8世纪，桑杰益西创造出准确测算“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日影的仪器。清代时，藏族喇嘛楚心沁藏布和兰木占奉康熙大帝之命，参加了包括西方传教士在内的中国第一支测绘队，测绘西藏地图，第一次记下珠穆朗玛峰的名称和高度，收入《大清皇舆全图》并刊刻印行，成为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绘制最精的地图，为发展中国地理测绘和实施三角测量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它更是汉藏文化融会及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见证。

在历算方面，清初顺治时颁行明末创制的《时宪历》，到康熙帝时其亲自主持，把其中的用表推算部分译成蒙文，蒙古学者把它又加以简化改编，随后又译成藏文。这一事例充分说明，在天文历算的主要方面，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已融为一体，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二）独树一帜的藏医学

1.藏医学是藏族医学智慧的结晶，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体系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对生命及疾病治愈有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从原始的苯教医学出发、融合中原地区的中医医学思想及古代印度、古代阿拉伯、尼泊尔（尼婆罗）等地的传统医学知识，形成了今日的藏医体系。早在两千多年前，藏族医学就从古代藏族先民的生产劳动、与疾病和死亡斗争经验中萌芽了，这就是原始的苯教医学。大约公元前126年，王室侍医杰普赤西就收集民间治疗经验形成《医学九法》《疗法月光》等带有原始苯教色彩的医学著作。到了7世纪，吐蕃王朝通过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联姻，从中原地区汲取了大量先进文化，许多中医文献也在此时传入吐蕃。与此同时，古印度吠陀医学理论也传入吐蕃，8世纪中期经典医学论著《八支精要》被译成藏文。直到8世纪中期，藏医学家玉妥宁玛·云丹贡布用毕生精力完成了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标志着藏医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进入成熟阶段。

藏医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汲取了来自周边各种先进的医学理论，包括中原地区的中医文化，但又独树一帜，创造了根植于本土环境的理论体系。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不啻是对中国传统民族医学实践的创新和丰富，对中国其他民族的医学思想有借鉴和学习的作用，为人类战胜疾病保持健康作出自己的贡献。首先，藏医学丰富了中华医学的医疗方法。藏族医学尤其擅长接骨、艾灸、拔罐、放血等外科疗法，并在这些领域有其独特的施治方法。其次，藏医学对药物的认识对中华医药体系起到了完善作用。它提供了新的药材种类，如麝香、冬虫夏草、藏红花、雪莲、熊胆、羚羊角等藏区特有药物。值得一提的是，藏医药研究不仅不局限于植物，还扩展到矿物，藏医中对珍珠、宝石、土壤的运用可谓独创。最后，藏医胚胎学早已十分先进。《四部医典》配套的唐卡直观地描绘了人体受孕后胚胎发育的全部阶段（鱼期、龟期、猪期），是一种带有进化色彩的分析。

药王山壁画

2.藏医学促进弘扬中华传统医学

佛教思想对藏族医生影响巨大（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是寺院僧侣），他们普遍遵守对患者一视同仁、不贪得无厌、对医术精益求精、互相学习的医德和规矩。医生们行游四方，治愈患者，展现着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具备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这同时也是中华医学的灵魂所在。历史上，藏族医生也为周边民族治病，对交流文化起到促进作用。据恰白·次旦平措著《西藏通史简编》记载，1414年，宗喀巴大弟子大慈法王也失，在朝见明成祖居住北京时，曾为明成祖治愈重病。而马天鹤先生则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记载一位医术颇精的藏医为蒙古德王母亲治病的事情，“在察、绥时，德王之母病，用飞机请其往治，卒愈”。

近年来，藏医学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仅2000年国际藏医学术会议在拉萨召开时，就收到国内学者提交的共计50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藏医学各方面。用汉文编著藏医学知识、翻译藏医名著不在少数。藏医为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新的途径。早在1835年，匈牙利人乔玛就著文向世界介绍了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20世纪初俄国人巴德玛也夫和波兹涅耶夫先后出版了俄文《四部医典》译本。著名藏医著作《晶珠本草》也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而据不完全统计，从1789～1995年各国学者发表的藏医学论文达1700多篇。可以说，藏医学研究俨然成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华民族医学文化的切入点。

美、俄、日、法等国甚至成立了不同规模层次的藏医协会和研究中心，举行国际性的藏医学术活动。尤其在第2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博览会上，“诺边康”“奇正消痛贴”等新型藏药获得国际发明金奖，部分藏药获得美国FDA营养增补剂认证，被允许进入美国大量销售。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为促进中国民族医药现代化、提升中国民族医药体系在国际上的声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藏族对敦煌遗产的贡献

敦煌莫高窟自366年开建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莫高窟包括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座雕塑，从1900年第17窟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大量的古代藏文经书，莫高窟中所保存的少数民族经卷、雕塑吐蕃时期的居多，这表明，吐蕃王朝对敦煌遗产贡献巨大。

安史之乱后，唐朝对河西、陇右的控制减弱，781年吐蕃占领了敦煌地区，直到848年张议潮家族乘吐蕃内乱之机收复敦煌，吐蕃实际占领敦煌67年。吐蕃占领敦煌虽然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也由此体现了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吐蕃政权里有汉族官员、吐蕃人从汉族那里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吐蕃在河西大兴佛教、继续开凿敦煌石窟、丰富敦煌藏文经书、加强汉藏交流，相对平和的政治环境也使吐蕃对敦煌遗产产生了深远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莫高窟重修前代石窟34座，新修洞窟55座，数量和规模甚至远超盛唐时期。吐蕃时期的彩塑中，以第158洞窟中的释迦牟尼卧像最具代表性，佛祖神态安详，右侧而卧，身披的袈裟衣纹随身体线条而起伏变化，圆润流畅，造像全长16米，因此也成就了吐蕃统治时期最大的洞窟。吐蕃时期最具特色的是彩塑，菩萨造像既继承了盛唐造像丰腴、曲眉秀眼的传统，又逐渐摆脱了印度芨多王朝造作扭曲的影响，自成一体，典雅含蓄不失清丽明快。

此外，吐蕃统治者还特别重视对佛经的翻译工作，从侧面加强了唐代藏汉佛教文化的交流。当时在敦煌掌管宗教事务的“蕃大德”在敦煌组织“译场”“经坊”负责佛经的翻译，吐蕃名僧桂·却楚（汉名法成）把汉文佛经译成藏文，使一些内地佚失的汉文佛经得以在藏文里保存至今。同时，藏文佛经也有些转译成汉文，敦煌就藏有大量的汉译藏文佛经。佛教渗透敦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使藏文化在吐蕃占领时期及随后的百年之间对敦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吐蕃参与敦煌文化的创造，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宋朝时开凿的第61窟《五欲乐》中的舞人，舞姿与藏族的弦子舞相似。元朝时开凿的洞窟，因其时西藏已归属中央统一政权之下，故洞内不仅有藏、汉双文的六字箴言，在密宗曼荼罗图里还画有不少变形菩萨、力士，如千手千眼观音、千钵文殊、十面菩萨、怖畏金刚等，其图案装饰即由藏文咒语和金刚、杵之类的符号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