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为怀的高尚情操

第十二节　好施乐舍、慈悲为怀的高尚情操

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藏族文化充满慈悲、博爱的思想，深情地呼唤人性。这也是藏族文化最为深邃的思想所在”。就藏族文化的整体性而言，善、慈悲和爱占有突出位置。这与藏传佛教教义息息相关，强调行善修好、慈悲、无争、博爱，其实质是宽容主义、人性主义和利他主义。

青藏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藏族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形成了藏族人团结互助、乐于助人的群体性格，随着佛教在吐蕃的流传，更加强化了人们好施乐舍、慈悲为怀的品格，形成了一种注重精神追求与道德完善，忽视物质利益的集体精神倾向，除去必要的生产活动，人们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礼佛念经、布施寺院、崇信佛法、忏悔自过、祈求来世等信仰层面上，淡化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从而减少了社会财富分配中诸多矛盾和冲突，这也使得藏族成为一个精神世界十分丰富的民族，他们讲因果报应、讲征兆、信轮回、有所畏惧，进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突出的精神气质——慈悲。围绕着这一核心理念，藏族人朴实、正直、敬人、同情弱小的人生观早已根深蒂固，渗透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拿生活细节来说，藏族社会普遍崇“白”，认为白色纯洁无瑕，是心灵洁净的表现，所以白色的哈达是敬献神佛、上师、尊贵客人的最好礼物。人们一般用黑色来形容一个人恶毒的坏心肠，黑白分明，正是藏族人崇善抑恶的本质性情所在。所谓“坏心使在别人身上，恶果落在自己头上”“心要洁如白螺，意要直如利箭”“己心能与人善，人意能与己和”以及“衣服长了绊脚，心眼多了吃罪”等流传在藏族社会的传统谚语表明了藏族人一心为善、憎恶丑陋、注重和善的做人品格。

对待人如此，对待家畜也是一样。藏族的“放生”习俗自古有之，为了感谢牲畜作为“衣食父母”，藏族人对个别牲畜进行免遭屠宰的放生仪式，使它一生得于解脱，像家庭成员一样看待，甚至养老送终。任何牲畜只要被放生了，家里生活多么困难都不能宰杀，即使是小偷，也因为害怕遭天谴而不敢偷盗杀之，这类被放生的牲畜有颜色鲜艳的耳穗标志，很好辨认，举行这种放生仪式，也能为家人带来长寿和吉祥，消灾避难。因此，除了放生牛羊以外，人们也大量放生鱼类，鱼类由于产卵更多，放生也就能获得更多功德，藏族普遍不吃鱼，也是与信仰有关，因为吃牛羊肉已经足够生存，用不着再杀生。

藏戏是藏区一种喜闻乐见的综合艺术表演方式，藏族传统八大藏戏所宣扬的主题，几乎都可以用爱和慈悲来概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藏区流传最广最深的《智美更登》。这个故事讲述了白岱国王子智美更登是一位精通五明的有识之士，时刻关心百姓的疾苦，立下誓言：“只要有人需要，我可将一切施舍与他人！”在后来的日子中，他逐渐将国库中的财物、自己的妻儿、眼睛一一施舍给了梵天化身的婆罗门，他的行为感化众人，被重新拥戴为王，做了许多利益众生的好事，受到藏族人民的世代赞扬。这出藏戏在藏族民间很受欢迎，在村落表演时，很多老人潸然泪下，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藏族孩子要忍让、利他、有一颗悲悯的心。在《佛本生传》中还有“以身饲虎”的故事，就是把自己身上的肉剜下来，喂给幼虎吃，也许在外人看来，这种奉献精神似乎没有原则，但是这些故事在藏族社会流传广泛，人们不但认同，而且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可见，藏族人对于慈悲是没有底线的，只要是利他的事，都会做，都会得到赞扬。在佛教思想中，利他是善业的要求、行善的需要，不利他，则无从得善、无从积累善行，造就善果，而利他与利己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佛教为救助一切有情而不懈努力，是佛教最为推崇的菩萨利他行为。

早在吐蕃时期，关于藏族求善的伦理准则就上升为法律层面，藏王松赞干布制定的“十善法”“十六净法”（做人的法规）早已深入人心，这既是在藏族社会业已认同的伦理道德层面上推行的法律，也是后来藏地习惯法、后世藏族道德伦理的基石。

藏族人抑恶扬善的精神气质与藏传佛教息息相关。按佛教经典本来的解释，慈与悲是分别从两个不同方面来体现佛教的同情和怜爱的，慈是给予快乐，悲是除去痛苦。如《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教视世间与人生为无尽的苦难，佛陀以拯救众生出苦海为己任。佛教的慈悲精神，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甚至被认为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不单是对于人类社会，也遍及于一切有情之生命，乃至所有无情之草木土石。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体现了佛教最博大、平等、无私的精神，不仅如此，在具体实践上，则是要人们以布施去转化贪欲心，以慈悲去转化怒心，以智慧去转化愚痴心。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核心内容，是藏传佛教道德教义的集中表现。其内涵囊括佛教认定的所有美德，善良、仁慈、怜悯、团结、精进、智慧、和平、耐心、毅力、普度众生等。对世界上所有的生灵持无条件的泛爱，不分种族、民族、教派、贵贱都要慈爱，哪怕是飞鸟鱼兽，都可能曾经是我们前世的父母，因此要珍爱它们。要具有慈爱、怜悯的菩提心，就能为己为人积德行善，消除恶行之源，休止人间的纠纷和战乱等暴行，为众生带来和平、幸福。

佛教的这些观念和价值渐渐地在藏族民间传播，并被普遍接受和消化，在藏族精神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加上佛教固有的包容性，造就了藏族知足常乐的心理。这种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现世生活的知足，每个社会成员可以抛开生活的痛苦、烦恼，可以忍受物质文化生活的贫乏，但在精神上的追求则是不满足的。因为自身尚未成佛，它强调对人生和宇宙本质要有合乎理性的了解和把握，强调心净，并把由痛苦到解脱的转变确立在个人的宗教道德观念和行为上面，善恶观念成为最重要的观念，抑恶扬善也就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使命。

穿越蕴藏精神食粮的时空，我们慢慢了解藏族人，理解他们生死轮回的感怀，理解这块充满仁爱和慈悲的高地——青藏高原。无论是庄严的生命礼仪还是豪放的生命颂歌，谁都无法用一个词、一句话来彰显这个民族黝黑皮肤包裹下那颗坚韧的灵魂，他们生活在氧气最稀薄的地方，他们的精神却如此丰裕和富有层次性，我所能讲述的，只能是微尘与须臾……

一个民族精神的形成伴随着这个民族的诞生，但总有某些因素对这个民族的个性起着举足轻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某个重要的阶段，对这个民族的个性会有着质的变化或飞跃。从藏族史前时期到吐蕃的某个时期，在经历了一个民族成长、迁徙、与残酷的大自然斗争、人类之间无休止的征战后，在经历了苦难、追寻与文明的洗礼，藏传佛教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安顿下来，他们由崇拜英雄变为崇拜圣贤，由英武好战变得慈悲和善，后者慢慢成为藏族人至高的人格成分。

在藏族看来，精神追求是首要的，第一性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精神支柱与追求，一旦缺少这种追求，他就是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正如有些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佛教不仅从心理层面给藏族带来了新的终极关怀、人生理想、价值理性，还从心物结合的层面上给藏族带来了工具理性、文化知识，形成“大小五明”。佛教传入藏区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与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众及日常生活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藏传佛教滋养了藏族文化的形式，占据了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且还成为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

如果，我们在这些描绘藏族人精神气质的所有序列中选择一句来暂时让这段藏族人的精神气质之旅告一段落，那就是——慈悲与爱！这个民族选择了慈悲，选择了爱，这种选择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人性的回归与必然，这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精神承诺与延续。

著名诗人昌耀曾用这样一首诗歌深情歌颂这些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人们：

……山顶有一个披戴紫外光的民族：

——有我之伊人。

他的诗歌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回应：

人——诗意地栖居……

多少思想家把这块如意高地歌颂为精神的家园，毋庸置疑，藏族就是这样一个用慈悲与爱，在青藏高原诗意栖居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