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诺族故事

第二节　近现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1.操腰，巴卡人，生于1908年，家庭贫寒，18岁时母亲病故，二哥泽布鲁亦早逝，31岁时到同村以那家上门成亲，靠“刀耕火种”为生，还常伴以打猎和采集野生食物充饥。生活的磨炼使操腰从小性格刚强，青年时期就以仗义执言赢得了人们的信赖。他与近邻的、与基诺族人民有密切往来的汉族铁匠出身的郭兴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因此当基诺族被国民党地方的差役、征兵和各种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时，他一马当先，带领基诺族人民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并任命足智多谋的郭兴发为前线指挥官，团结其他兄弟民族，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最后，迫使国民党军队的地方政府不得不以和谈方式解决，宣布向基诺族下达的征兵令作废；几年内不向基诺族征兵、征粮、派款；和谈结束的前三年所欠的捐税一律免除。

1943年9月，操腰积劳成疾，在山上守地时患病，全身麻木，抬回家后，经过治疗无效去世，享年36岁。

2.阿四，本名威木拉者，生于1905年，文盲。民国时期当过保长。解放前夕曾在边纵鲁文聪部当过中队长，解放后曾任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副站长，州政协文员，人民代表。

他幼年在家放牛，青年时期曾在张家帮过工，故又名为张老四，由于涉猎面广，汉语说得流利，接受新事物快，在本民族中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1941～1943年基诺族起义中，他被操腰任命为大队长，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他的母亲杨二妹，汉语讲得流利，对起义后期的和谈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1958年，阿四在民主补课中错捕入狱，1960年，在狱中病故。

阿四，民国时期担任保长虽做过一些错事，但属于历史的原因；在起义中他作战英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期的谈判他母亲虽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是谈判本身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愿望。战争中的和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不能因为阿四的母亲杨二妹主张和谈就认为他们在投降、叛变。从现在掌握的大量资料来看，除了他母亲杨二妹出面接受和谈外，并未发现阿四在起义过程中有任何投降与叛变的事实。解放后，他担任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的副站长和州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始终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接受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在基诺族的上层人士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巴亚寨子的老帕雅——白腊腰，巴漂村寨老扎白腊资。他们都曾在1957年基诺洛克生产站成立之时担任过领导职务。其中白腊资在文化站成立之前就曾当选为勐养区的副区长，以后当选过西双版纳州1～4届的政协副主席。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他思想进步很快，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的灾难，他于1972年含冤去世。

3.何贵，1930年11月出生在基诺山巴来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8年年初小学毕业，正逢办在宣慰街的十二版纳中学招生入学。由于当时思普区（思茅和普洱）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盘踞在西双版纳的国民党93师在乡军人武装也加紧了活动，社会动荡，6月初，学校解散，他和同学们各自回家，他也只好回到波叫贺贺干爹家。1949年8月，老师动员何贵去车（里）佛（海）南（桥）军政干校学习，于9月25日从勐罕启程到了勐海车佛南军政干校，被编到了军训班，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何贵是基诺族新中国成立前唯一的识汉字的人，（于2008年10月去世）退休前任西双版纳州人大主任，他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入学读书的。何贵自幼父母双亡，与其弟流落到橄榄坝——傣族地区（现为勐罕镇）帮工。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傣族地区推行汉学，强迫少数民族子女入学学习汉文，傣族群众害怕读书后会被国民党征兵，都不愿意送子女入学，有的人家就只好雇人顶替，基诺族何贵就是被雇顶替傣族子女入学而当了学差的，因此，他成了基诺族新中国成立前唯一的识汉字的人。在1956年前整个基诺族再也没有第二个认识汉字的人了。

4.老夯，远近闻名的女草医，能治疟疾和妇女不孕等病症，她以行医为业，终身不嫁，深受群众尊敬和爱戴，据说她的医术是祖传的。清朝雍正年间，在基诺山设立“攸乐同知”时，巴来村有个精明强悍的青年，名叫先切，熟悉傣、汉等民族语言，后来有一个姓王的商人到巴来村收购茶叶，看中了先切，将他收为义子。从此，先切跟义父走南闯北，出没在思茅、易武基诺山一带做茶叶生意。先切对老板（义父）忠心耿耿，深受器重，老板在临终前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义父死后，先切夫妇为父亲办完了丧事，便定居在基诺山，那个王老板的女儿就是老夯的祖母。老夯可说是个医疗世家，她继承了祖母的医书，有着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仍坚持为各族群众治病，慕名而来的不仅是本地的群众，还有外地的患者。1983年在她80岁高龄时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