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宣德宁夏志》的考证

三、对《宣德宁夏志》的考证

朱栴编纂的《宣德宁夏志》是宁夏历史上第一部志书，是宁夏方志的祖本，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宁夏第一部方志在明朝后期即告失传，其内容也鲜为人知，少数馆藏书目中虽偶有提及，但注录多有讹误。20世纪80年代，吴忠礼先生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意外听到宁夏有一部方志在日本的消息。随后，他便请人去查询，得知原本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他又委托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馆长、语言文学部主任、著名西夏学者西田龙雄翻拍了影印件。《宣德宁夏志》的失而复得，实为史志界的一大喜讯。对此，吴忠礼先生进行了长达5年的深入研究。他发现这部现存3.8万字、成书于明宣德年间的方志，确实出自朱栴之手。书中着重记载了元末明初60多年间宁夏地区的史实。其中许多是朱栴亲见、亲闻或亲历的资料。吴忠礼先生的《宁夏志笺证》对《宣德宁夏志》的作者、编撰时间、重刊者身份等许多相关问题都进行了考证，纠正了以往著录中的一些讹误，与其他史实进行了对照分析，对书中记载的人物和事件都寻根溯源，研究考证，指出出处，订正谬误。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依据不到4万字的原书写出30多万字的《宁夏志笺证》，并将原书与笺证结成一书，从而将这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方志以完整、准确、实用的面貌面世。1996年，《宁夏志笺证》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关注，国内外新闻媒体均作过报道。该著作于1998年获宁夏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2005年获自治区地方志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吴忠礼先生专著《宁夏志笺证》

（一）朱栴亲自编纂。朱栴是否编纂过《宣德宁夏志》，虽然《明实录》《明史·艺文志》均无记载，可宁夏旧志却对这个问题起到了补史之缺的作用。距《宣德宁夏志》编修时间仅隔70多年的《弘治宁夏新志》的主修官、宁夏巡抚王珣在序言中写道：“藩府庆靖王，问学宏深，好古博雅，创编宁夏一志。”同时，志末附刻编撰者胡汝砺的后序，回答得更为肯定：“比观宁夏旧志，乃庆先靖王所作，固无容议。”胡汝砺生长在宁夏，在他青少年读书之际，《宣德宁夏志》版行才30多年，他好学求进，博览群书，不可能不读家乡的志书。而他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主笔编修《弘治宁夏新志》时，更不可能不参考前代留下的唯一乡土志书。而且此后宁夏历代修志者，不论见到《宣德宁夏志》与否，都承认它是宁夏方志之首创。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宁夏巡抚杨应聘在新编成的《万历朔方新志》序中称宁夏地区“志凡四修”，显然系指朱栴的《宣德宁夏志》，王珣、胡汝砺的《弘治宁夏新志》，杨守礼、管律的《嘉靖宁夏新志》和罗凤翱的《万历朔方志》4部志书。直至清季纂修《乾隆宁夏府志》时，也认为《宣德宁夏志》是庆王所修。民国《朔方道志》把朱栴的《宣德宁夏志》与张金城的《乾隆宁夏府志》确定为明清时期宁夏地区的首部与末部志书。可见，宁夏第一部志书为朱栴所修的确是不容置疑的。《宣德宁夏志》的行文用语也充分证明了撰写者实系朱栴自己一人。在全志书中，凡涉及到亲王自身的记事，皆使用第一人称“予”字表示。还在《属城》《寺观》《祠庙》《公宇》等8处先后使用了“予”字。显然，这部志书应是庆靖王朱栴移驻宁夏以后，亲身搜集资料，亲手撰写的。

（二）《宣德宁夏志》编修于宣德年间。《宣德宁夏志》的编修年代，有关史书和《明实录》等文献均无记载，宁夏明清地方志书虽有所及，但交代简略不一，仍让后人有疑问。许多权威馆藏目录和著录都有对此书的记载，而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张维编纂的《陇右方志录》，收录有明庆王朱栴著《永乐宁夏志》，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也收有明朱栴纂《永乐宁夏志》3卷，并以小字注明“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是为孤本。两部书录都将《宁夏志》的编修时间推断为永乐年间却没有依据，固不可信。宁夏学者高树榆先生在《宁夏方志考》一文中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他依据王珣为《弘治宁夏新志》所作的序文结论，认为《永乐宁夏志》应更改为《宣德宁夏志》。高先生在得出这个结论时也没有见到过朱栴的《宣德宁夏志》，所以仅凭一段话的孤证来结论《宁夏志》的编修时间仍然是不太可靠的。后来，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吴忠礼先生主编的《宁夏历代方志萃编》，大家才第一次见到了朱栴撰修的《宣德宁夏志》影印本。吴忠礼先生认为朱栴《宣德宁夏志》的稿本，是宣德三至五年间（1428～1430年）开始撰写，而基本完稿于宣德末。从朱栴的生活经历也可分析出编修时间。朱栴初到西北并无常驻之意，一心等待“内徙”，但多次请求南归的意愿最终无法实现，他只有写写诗文来抒发自己的郁闷心情。50岁以后，庆王只把自己当做一个富家翁而已，靠静下心来撰修宁夏方志消磨时光。另外从志书的行文笔法也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写作的年代，凡涉及到时间的记载往往是以回顾式词语来表示。而涉及宣德年间的除宣德五年前的史事用“宣德间”，而从宣德五年开始，都记载了具体的年份。可以看出作者大约在宣德五年动笔撰写志稿的。而宣德帝在位10年，5年恰为“宣德中”，此为《宣德宁夏志》创编于宣德年间的又一证明。在地名、人名的表达，也可以反映出志书写作的时间。

（三）《宣德宁夏志》的版本。朱栴创修《宣德宁夏志》于宣德中前期，《弘治宁夏新志》的《凡例》还记载了弘治时宁夏的藏书情况，不仅列出书目，对于每种图书有无版本，收藏单位都有记录。说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时《宁夏志》确实是“版行已久”了。但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却是庆王九世孙朱永斋作序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重刻本。吴忠礼在认真研究了这个刻本以后，认为这个本子只能算是既未完稿而又未定稿的草本。不仅朱栴在世时，就是朱栴死后至少头几年也仍然没有刊行此稿。原因有以下几点。

吴忠礼先生

其一，《宁夏志》如果在正统初就刻本传世，为什么《明史·艺文志》和明代公私藏书目录均不见著录？尤其是正统六年（1441年），由大学杨士奇等编成的《文渊阁书目》，距朱栴死时仅3年，对这部名人要志更没有理由缺载。唯一解释得通的是，当时这部志书并没有刊行，故未见收藏。后来，可能是朱栴的儿子们为了纪念父王，才将他未完成的《宣德宁夏志》草本刻印出来。因为是草本，虽然刻印了，主要也只是为了王府和家族收藏，可能传播范围不大，所以国内觅之者甚少，刻印该志的人，据吴忠礼先生分析，应是朱栴的庶五子安塞王朱秩炅把父王的遗稿刻印出来与文友共赏。

其二，所刊行的《宣德宁夏志》体例很不完备，既缺载舆图，又无前后序文和凡例，这是十分不正常和有违方志体例的。尤其在明代，宁夏属军旅之区，国门重防，当时所修方志却无志无图，朱栴岂能不识此理？所以吴忠礼先生认为，朱栴所撰《宣德宁夏志》并不是不识志体，而是该志尚未完成，亦未刊刻之故。

其三，《宣德宁夏志》存在着明显未经删改过的不应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地名、人名及其他记述内容的错误都是正式定稿版行的志书不可能发生的。既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秩炅已将《宣德宁夏志》重刻，为什么明末又告佚，而在清初编纂《乾隆宁夏府志》时，连这部志书的名字都说不清了呢？据《明实录》载，庆王府曾发生火灾，使志书付之一炬了，庆幸的是，福建人徐惟起收藏了这部珍贵的明万历版《宣德宁夏志》。但又不知何故，于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这部藏本又流失到日本，为日本帝国图书馆收藏（今日本国会图书馆）。这部孤本明版《宣德宁夏志》堪称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