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生态科技观念

一、青年的生态科技观念

从表面上看，生态环境危机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实质上，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科技决定论的价值取向才是造成生态系统破坏的最根本原因。

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在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科技观也引发了人与自然的“比拼”，推动以开发自然为目标的改造活动，使征服自然的力量和文化达到了极致，使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对立日益加剧。20世纪60年代前后，当代公认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中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疼病事件”和“米糠油事件”等相继发生；7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问题无论在发生的频率上，还是规模和严重程度上，都已大大提高或扩大了，不仅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日益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这推动了西方社会科学界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冷静和深入的反思。其中梅多斯（Meadows）等人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可以说是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与其深层的社会文化体制密切相关，特别是与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因为这种价值观过于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控制、管理的权力和能力，强调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强调私有产权以及无限制的工业增长。在此价值观的支配下，必然导致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从而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而，在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关于科技创新，如果没有价值范式上的转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而英格尔哈特（Inleghart）的研究表明，新价值观的形成往往来源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4]所以，测量青年对生态科技的态度认知和关心程度更能反映出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深层理念，是衡量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上述这一视角，比起测量青年对具体某项生态科技或科技政策的认知与关心程度，我们更关注的是青年对于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般看法、青年在传统的征服自然的科技观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科技观之间的转变过程。在此，我们假设，接受生态科技观的年轻人越多，环境状况改善的前景就越看好。

（一）生态科技观的测量：对NEP量表的借鉴

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卡顿（Catton）和邓拉普（Dunlap）根据人类社会对于环境系统的依存性这一前提，于1978年提出了“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NEP）价值观，以强调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这一价值观坚持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第一，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第二，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第三，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

在此基础上，卡顿和邓拉普创设了包括人类与环境关系的15项问题在内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P量表）用以测量公众的生态观念；多年积累下来的调查结果表明，NEP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和预测效度；随着时间的推移，NEP量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洪大用在2003年首次引入了这一量表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进，删除了其中分辨力系数低的两个项目^[5]，并通过检测证明了在中国使用修订后NEP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

根据本研究对生态科技本质的界定，生态科技观主要应包括：第一，技术的应用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二，生态文明要求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要纳入保护自然、建设自然，推行生态化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第三，对传统科技观加以修正，树立包括资源价值、环境价值在内的综合价值观。这与“新环境范式”（NEP）内涵的科技观念不谋而合。因此，本文在测量上海青年的生态科技观时借鉴了修订后的NEP量表，并根据上海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状况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包括9项问题在内的生态科技观念量表（详见表4.1）。按照洪大用等人的看法，这些问题群体现了生态科技发展观的5个重要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第1、2项）、对人类例外论的看法（第3项）、对自然平衡的看法（第4、5、6项）、对增长极限的看法（第7项）和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看法（第8、9项）。

表4.1　对上海青年生态科技观念的测量

数据分析时，由于量表中2、3、4、6、8等项是正向问题，所以受访者对答案选项即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确定、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的回答，依次被赋分值为5、4、3、2、1；而量表中1、5、7、9等项是负向问题，受访者对答案选项即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确定、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的回答，则被依次赋分值为1、2、3、4、5。在受访者逐项回答的前提下，我们把9个项目的值相加，得到关于青年生态科技观念的取值，分值在9分到45分之间；同时，构成了一个连续变量。

结果显示，上海青年总体的生态科技观念平均值为35.59，标准差为5.40；其中，27分以下者占7.3%，27—32分者占21.3%，32—37分者占32.6%，37—42分者占28.3%，42分以上者占10.4%。仅从数据来看，分值处于中等水平；但由于缺乏可比较的历史数据和其他参照组数据，因此单从数值来评价上海青年的科技观倾向是不科学的，还需从具体维度来分析他们生态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二）生态科技观的五维度分析

与生态科技观的环境中心主义倾向不同，传统的科技观实质上是秉持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例外论的：第一，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有文化；第二，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无限的，文化的变迁相对于生物特征的变化更为迅速；第三，因此，人群的差异是由有文化的社会引起的，并非从来就有，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加以改变，甚至被消除；第四，文化的积累意味着进步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并使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因此，在人类中心主义和例外论指导下的科技观，并不看重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环境问题也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人类最终可以像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一样，解决环境问题。^[6]从表4.2可见，在有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上海青年的科技观既认可环境中心主义，同时也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表4.2　上海青年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注：第2、3、4、6、8等项是正向问题，5分为“非常同意”、1分为“很不同意”，均值越接近5越具有生态科技观倾向；第1、5、7、9等项是负向问题，1分为“非常同意”、5分为“很不同意”，越接近5越具有生态科技观倾向。

通过进一步的频数统计发现，对自然界万物平等的生存权以及人类行为受自然规律支配这两项观点持赞同（包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态度的比例相当高，分别占到88.9%和85.5%（详见表4.3）；同时，对人类破坏自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点有较清醒认知的比例也达到86.9%。这三项的均值都在4.2以上，说明上海青年对人类在自然界中地位和能力的警醒与反思已相当深刻。在关于自然平衡的问题上，青年群体的环境中心主义倾向虽不及在上述三项中表现的那么明显和一致，但仍有高达76.2%的人认识到了自然平衡的脆弱性，75.2%的人反对“自然界的自我平衡能力足够强，完全可以应付工业社会的冲击”这样的观点（见表4.4）。

但是，当被问及人类是否可以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改变自然时，持环境中心主义倾向的青年仅占到55%（包括“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持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升至27.8%，另有17.2%的青年在这一点上态度不确定（见表4.3）。特别是当被问及自然资源是否有限时，仅有46.9%的青年认识到增长的极限，看到了地球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而32.3%的青年认为“人类只要知道如何开发，自然资源就是充足的”（详见表4.4）。

表4.3　上海青年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例外论的看法

表4.4　上海青年对自然平衡和增长极限的看法（%）

可见，上海青年的科技观中既包含了新型的生态文明价值取向，又具有传统的科技思维方式：从价值理性出发，上海青年认识到了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与人类生活和生命意义血脉相连、不可分割，人与自然要共存共荣、协调发展；但同时，仍有不少青年受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将自然视为人类管理、控制、利用、增值的对象，尚未牢固树立循环与回馈的观念，因而当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目标难以统一时，仍会有部分青年从工具理性出发，将对自然的客体化、资本化视为正当和合理的，缺乏应有的反思和警醒。

上海青年的科技观念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上的矛盾性从他们对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程度的判断上也能反映出来：有86%的受访者看到了“人类正在滥用、破坏环境”，但只有68%的受访者反对“所谓人类正在面临‘生态危机’，是一种过分夸大的说法”，即32%的青年质疑“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和全面性（见表4.5）。而事实上，环境被滥用、被破坏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区域性、阶层性的，更不止是妨碍发展、减少收入这么简单，自然危机就是家园危机，就是全人类的危机。^[7]

表4.5　上海青年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看法（%）

因此，在青年人群中更加坚定、深层次地转变传统科技观念，树立正确的生态科技观是当务之急。这使得分析和把握影响青年科技观形构的因素变得重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