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生态科技观的确立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四、青年生态科技观的确立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科技的背后是科学观念和方法。科技的创新与应用要走向符合生态化的发展，要以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为目标，要不断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那前提必须是确立生态科技观；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科技和科技产业才是同时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和生态伦理意义的第一生产力，才能实现科技的生态价值。科技观念一旦革新，反过来，它又会在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上发挥巨大作用。

从本次调研数据来看，在环境危机和城市发展目标转变的背景下，青年在政策主张上有普遍的环保倾向，例如有87.4%的人赞成将如资源消耗数据、污染物排放数据等生态指标纳入政府的社会经济统计系统中；当请受访者设想其所在的行政区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面临选择时，自己更倾向于支持哪种政治主张时，77.1%的人选择的是“保护环境”，另有13.4%的人表示说不清，9.5%的受访者选择了“发展经济”。

但在具体的情境中，青年群体的选择差异就变得明显了：在问卷中，我们请受访者“假设在这样一个工厂工作，经济效益很好，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纳税也多，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社会福利，但是它所产生的废水污染了下游其他地区的水源，现在政府要关闭这家工厂”，问受访者是否赞成这一做法，得出结果如下：64.5%的人赞成政府的做法，24%的人选择说不清，11.6%的人不赞成。我们把青年的生态科技观连续变量的分类值作为自变量、政策选择结果作为因变量作卡方检验，发现显著性（Sig.）P＜0.001（P= 0.000），说明生态科技观认同度的不同、政策选择结果就不同（详见表4.15）：在具体的情境中，得分越高的青年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坚定的选择保护环境的比例越高；而科技观念中越倾向于传统思维的青年选择发展经济的比例越大。这说明科技观念对青年在作出实际环保行为决策时的影响是显著的。

表4.15　不同的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与青年政策选择结果的交叉分析（%）

进一步，我们设置了一组问题测量青年的环保贡献意愿。当被问及“如果确信钱能用于改善环境问题”是否愿意出钱时，仅有50.4%的人表示愿意，35.4%的说不清，14.1%的明确表示不愿意；当被问及是否同意“政府应当对改善环境状况负责，但最好不要花我的钱”这一提法时，53.4%的人同意这一提法，36.7%的人不确定，仅有9.9%的人选择“不同意”。并且，青年在生态科技观念认同度上的差异在对以上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

但是，不同的生态科技观认同度在与如下三个指标进行卡方检验时，展示出了显著的差异（详见表4.16）：当被问及是否同意“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急迫”这一说法时，69.2%的人表示不同意，20.6%的人选择“说不清”，10.2%的人选择“同意”；经卡方检验和交叉分析得出，生态科技观认同度影响这一选择结果，低分区的青年看不到环保行动紧迫性的比例更高。当被问及是否同意“企业应当对改善环境状况负责，不应该花我的钱”这一提法时，49.5%的人同意，38%的人“说不清”，12.4%的人不同意；经卡方检验和交叉分析得出，生态科技观认同度影响这一选择结果，得分越高的青年认识到个体与企业一样、对环保改善担负着义务的比例越高。当被问及“如果政府增加税收专门用于改善环境问题”是否同意增税时，33.3%的青年表示同意，35.3%的说不清，31.4%的表示不同意；经卡方检验和交叉分析得出，生态科技观认同度影响这一选择结果，认同度越高的青年越可能选择不同意。

表4.16　不同的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与青年环保贡献意愿的交叉分析（%）

就总体而言，青年的生态科技观与青年环保贡献意愿存在统计相关，越倾向于生态科技观的青年环境贡献意愿越强，越倾向于传统科技观念的青年越可能在为环境保护“埋单”时选择减小自身义务、增加其他环保主体的责任。但有意思的是，青年普遍选择强调政府的环保义务，这一点甚至不受科技观念倾向的影响，这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本节围绕上海青年对生态科技的看法与认知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把握和理解：

首先，对青年的生态科技观认同度进行测量。上海青年总体的生态科技观认同度为35.59分，仅从数据来看，处于中等水平。上海青年的科技观中既包含了新型的生态文明价值取向，又持有传统的科技思维方式；在价值合理性层面，上海青年认识到人与自然要共存共荣、协调发展；但在工具合理性层面，上海青年仍有将自然客体化、资本化的惯性思维。

其次，就生态科技观在微观个体层面的人口、社会及经济等上的差别进行了分析。发现“70后”比“80后”、“80后”比“90后”更具有环境中心主义倾向；已婚青年中生态科技观认同度得分较高者的比例较大；女性的生态科技观倾向比男性强烈、深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在生态科技观量表高分区所占比例越大；认同度得分高分区中，在职青年所在比例最大，在校学生得分居中，未就业或无业青年在低分区中所占比例最高；认同度得分高分区中，党团员所占比例高于民主党派青年、在低分区中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后者。另外，越是感觉自己生活不幸福的人，其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越高；越是对自己生活满意的人，越认同生态科技观。

第三，就生态科技观在宏观层面的城市发展理念、环境污染状况等上的差别进行分析。发现上海青年的城市发展理念中既有新型的生态发展理念，同时仍保留着“以经济增长解决问题”的传统思路，且持有城市生态发展理念的人更有可能认同生态科技观。另外，认为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且将持续恶化的青年，更倾向于认同生态科技观。

第四，我们还探讨了生态科技观的确立与促进上海青年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在环境危机和城市发展目标转变的背景下，青年在政治主张上有普遍的环保倾向，但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青年的群体差异就变得明显了：认同度得分越高的青年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政策选择之间坚定的选择保护环境的比例越高；环境贡献意愿越强。

总的来说，比起测量青年对具体某项生态科技或科技政策的认知与关心程度，我们更关注的是青年对科技背后的伦理、方法、观念的理解和倾向；更关注青年在传统的征服自然的科技观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科技观之间的转变过程。数据结果证明了：接受生态科技观的年轻人越多，环境状况改善的前景就越好！

［延伸阅读］

淮河沿岸“癌症村”：鱼畸形人患病

据新华社郑州7月17日专电（记者尚昆仑　姜亮）近日，《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出版，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该图集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淮河水质现在究竟怎样？“癌症村”现状又是如何？记者日前来到淮河流域的河南省沈丘县，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畸形鱼——水质好转但看不见的污染仍致命

7月11日，记者在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沈丘段看到，经过多年的治理恢复，这里的水质表面上已有所改观。

今年60岁的霍岱珊人称“淮河卫士”，为淮河污染问题奔波了20年，曾获评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是民间保护淮河的一面旗帜。在十几年来的淮河治理中，霍岱珊和他的公益团队为国家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第一手材料。霍岱珊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水质有所好转，但那些看不到的污染仍致命。“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上游那些‘会说脏话的排污口’已经很难找到了。现在这里的水质是四类水，你看不到污染，也闻不到怪味儿，但是水体中的持久性化学物污染、重金属超标等仍然存在。”

在霍岱珊办公室的水族箱里，十几条畸形严重的鱼分外醒目。有些脊柱弯曲成螺旋形，有些鳞片叠生、身体天然残缺。“这些鱼都来自淮河。因为水污染，淮河的鱼类曾经几乎绝迹。现在即便是有了鱼，我们又发现这些鱼是畸形的，而且比率很高。有些人家几代都是渔民的，以前都没见过这种畸形。”

霍岱珊说，污染对淮河的伤害深入骨髓。持久性化学污染物、重金属污染“致癌、致畸、致突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被消除。“以美国密西西比河为例，20世纪70年代它是污染很严重的，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水也清澈了，但是被污染过的鱼，没有人敢吃。淮河水也是一样”。

“癌症村”：水体污染，死亡阴影笼罩沿淮村庄

受污染影响的不仅是河中生物，过去十多年中，淮河流域的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癌症村”频现。在紧靠沙颍河的河南省沈丘县杜营村，村支部书记杜卫民告诉记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村里不断有人患上怪病。“开始就是吃不下饭，在小地方看不准是什么病。到省城大医院一查，说是癌症。”

当时正是淮河水质变坏的时候，由于河水污染，岸边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灌溉抽水站只好被废弃。岸边庄稼紧靠着淮河，却只能靠老天下雨浇灌。村里十几米深的饮用水井也被污染，“水有怪味，一烧全是水垢。”

死亡阴影笼罩了杜营这个有2 000多人口的村庄。杜卫民说，2003年到2010年间，村里癌症发病率最高，每年都有十几个人死于癌症。“我们有个孙营自然村，2006年的时候，村里一条胡同里有8户都得了癌症。”

在十几公里外的沈丘县大吴庄村，村民吴连营撩起衣服，向记者展示他30多厘米长的手术刀口。2008年，吴连营患上了胰腺癌，手术切除了他整个胰腺和半个胃，十几万元的医疗费也让这个家庭透不过气来。吴连营说，跟同村的一些人相比，他已经算是幸运的。这里很多人发病后都挨不过一年。

霍岱珊说，他们现在发现的“癌症村”有20多个，但他反复强调，这绝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很多我们没有走到，但我们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凡是河岸边的村庄，凡是劣五类水长期滞留的地方，就可能有癌症村。后来我们按照这办法去找，一找一个准。”

直面生态代价复原淮河任重道远

霍岱珊认为，日前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作出版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这是国家直面生态代价的表现。“这对我们国家发展付出的代价有了一个评估，但怎么解决问题，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霍岱珊说，污染物质进入人体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饮水，开展“清洁饮水”工程是当务之急。目前，抽取地下150米到300米的深层地下水用于饮用是最快的办法，不少“癌症村”也都打了深井，但霍岱珊表示，这只能解燃眉之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深层地下水是战略资源，我们用了，那以后如果所有水都不能吃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吃什么？并且深层地下水多伴有氟超标、砷超标等地质性污染，这也是个问题。”

发展生物净水项目是一条路。经过多方努力，霍岱珊和他的团队在沈丘县沿河村庄建设了20座“生物净水装置”，“但我们手头的资源太少，希望国家能在这个方向多研究、开发。”

对于沿岸受污染危害而致病的村民，霍岱珊介绍，这些癌症患者医疗费报销现在主要依靠“新农合”，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能对这部分患者进行专项救助。

针对淮河污染治理的现状，霍岱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提速，加快污染治理速度。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只实现了个别指标的正常化。水里有十几种污染物，难道我们要等几百年吗？第二是升级，要把重金属、持久性化学污染物纳入常规的监测范围。”

霍岱珊说，随着国家决策力度的加大，淮河治污效果越来越明显。但如何能让淮河恢复如初，则需要可能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7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7/18/c＿1325506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