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视角看“社会转型”理论

从历史学视角看“社会转型”理论

对于作为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社会转型”( social transforma tion)一词，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已有诸多不同解释。“社会转型”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都有其丰富和确定的含义，其内涵与外延也各不相同且各有侧重。那么，如果从历史学的视角看社会学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将形成某些新的认识。因为社会是历史的社会，历史是社会的历史，所以历史与社会二者紧密不可分离。

对于“社会转型”这个概念，社会学界大致有如下共识:“社会转型”一词来自西方发展社会学和所谓“现代化理论”，它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意译，最初是由当时的社会学家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改造和创新。在借用了这个名词以后，西方社会学家把它转换为社会科学概念，并以此描述社会结构发生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质变，或用以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突变。

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大卫·哈利生( David Harrison)，他在《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一书中运用“社会转型”理论，深入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问题，这无疑是社会转型理论之滥觞。此后，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对西方社会学著作有深入研究，他在著作《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中首次把“social transformation”汉译为“社会转型”一词，并提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学术观点。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社会学家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做了十分精辟的归纳，他认为社会转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异质性;二是形式主义;三是重叠性。这种理论上的反思是深刻的、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特征时也比较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对此，我们在本文后面的分析和研究中还将提及。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当代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对社会转型理论的借用、研究和应用在中国社会学界发挥了开创与引领作用。他在和景天魁合著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社会转型界说、社会转型的过程及其特点、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机制、社会转型与新秩序的建构和定型化等具体问题，在书中作者认为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这里提到了“现代”“工业”“开放”等三个概念，标明社会转型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转型的主流观点。

刘祖云在《社会转型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里，从整体角度探讨社会转型的含义和特征;并将社会转型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二是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三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接着，他的另一部社会学著作《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出版，此书由社会转型论、社会分化论社会和谐论三部分构成，分别探讨了社会转型的基本含义，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和基本特征，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状况、规律、原因、特征及阶层分化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社会转型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衡、社会失调、社会失序等问题。他从上述研究领域所得出的结论还是很有深度和独特角度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我们的阅读中，深切感受到中央党校吴忠民先生关于社会转型的某些言论是非常准确而犀利的。他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分析》(《学海》2003年第3期)一文中写道，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亦即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又分为三个明显的不同阶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情状。现代经济的成长呈现出一种缓慢而畸形化的状况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畸形化，开放地进行但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色彩，社会分化呈现出一种十分不规则的状态。这种状况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二是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四是由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五是由宗教准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化。这样的认识就比前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就是前三者基本一致，而后二者是他个人补充的，这种认识对社会转型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解释，也就是说社会的转型从宏观上说是整体的、系统的，从微观的角度则体现了上述的五个维度。

有着国外留学背景且在社会学研究中颇有造诣的学者李培林研究员出版的专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此书中，对“社会转型”的概念做出了如下定义:“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而且还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他强调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各基本要素的变迁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标志。他对社会转型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这就是他执着于对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而且他还提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这是其他学者所不曾提出过的。

以上诸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都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转型进行定义，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实在此之前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有独特视角的观点，或者从哲学角度或者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转型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应把社会转型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即认为社会转型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具体从三方面展开:一是社会转型的主体不是社会结构，而是从事现实历史活动的实践的人;二是应当从历史的积极能动因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和主体的“能动生活过程”去思考和揭示社会转型的本质;三是寻求社会转型的意义应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把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断与历史的上升运动和生活发展观念联系起来。(参见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1期。)对于这种观点，我们有如下认识:从人的角度认识问题，这是哲学研究者一贯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与历史发展过程中(包括在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发挥了绝对的主导作用，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其实这种认识与前文所说的“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同一个问题。社会结构本身就是由社会的人所组成，而不是任何“物”的东西。当然，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的那种观点，并没有离开作为社会的人的主导作用，因此我们表示基本认同。有的学者还明确提出如下观点，我们认为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他们从冲突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转型的概念毫无疑问与一般意义的社会变化相联系，因为社会变化是所有社会的体征，没有变化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变化都可以称为“社会转型”。事实上只有那些密集的、程度高而且剧烈的、影响了几乎所有人日常生活的社会变化才能被称为“社会转型”。我们赞同如下的观点:社会转型具有普遍性，它在一切社会都有可能发生，也就是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可能发生社会转型。再者，社会转型与近代化、现代化、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等概念一样，一经出现就首先被用来描述社会在其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剧烈变动，有的是用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转型是描述特定社会剧烈变迁的社会学术话语，一般是指社会整体从某种类型向另一类型转变的过程，抑或是社会剧烈变化的过程。而且随着社会演变进程的加快，社会转型的频度也就越来越快。

基于此，有些学者们会得出这样的认识，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时段，在这样一个长时段里，有一系列社会转折的现象得以不断蓄积，新社会因素在这个旧的社会母体内经历长期孕育或不断的变迁，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本质转变，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还具体反映在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生活领域。概而言之，社会转型就是一个包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或长期或短促的发展过程。这种过程展示了一幅由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向现代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历史图景，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领域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政治领域由专制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文化领域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近现代开放的、多元的活跃的文化转型。

另外，从其字面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转变，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在近现代社会，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来说，社会转型就是指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这种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由某种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

简而言之，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这样几种理解:一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即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就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理解学术界关于“社会转型”含义的论述，是深入研究社会转型具体问题的重要前提。

在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社会转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些粗浅认识，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人类社会某个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上发生了迅速、剧烈而非渐进性转变，或者说人类社会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发生剧烈转换的过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改革亦可视为社会转型。我们还想重申这样的认识，“社会转型”不但是指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且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在形态上的质变或者突变，如果有一种“加剧”和“趋强”的走势，而且事实上与此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可被称为社会转型。比如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可以使用“社会转型”这个概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进程由此发端，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古代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这种的认识是由器物向制度层面转变，在这期间，思想界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开明者自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提出了中国当时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一百多年来，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有学术价值和有社会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我们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些论文和专著进行一个比较粗浅的梳理，希望能够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一步研究。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以著名近代史专家乔志强教授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为标志。这部洋洋洒洒35万字的学术力作被学术界称为“整体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填补了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在这部专著里，作者对近代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社会转型问题方面:作者主要关注近代社会转型总体特征的变迁，重点分析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变，对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原因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再如作者对中国近代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研究也卓有见识。19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分化，社会阶层问题、社会流动问题日益凸显，不少学者都将目光集中到这几个问题的研究上，他们把社会各阶层(包括新旧阶层)的产生原因，如何准确认识这些社会阶层、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等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肇始于晚清。在此期间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等四个阶段。尽管这样的社会转型与西方国家近代社会转型有很大区别(例如思想启蒙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并延至民国时期，且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皆取得较大的进展和深化。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国际局势决定了其社会转型的艰难性、漫长性和复杂性并造成了其社会转型的两难境地，即:一方面，传统的农业国向近代的工业国的任务没有完成，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国向现代的信息国已经开始。

对于这种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大致而言，无非是“内因论”和“外因论”两种。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试图从单一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释的观点无疑都是不全面的。换言之，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原因分析，无论是仅从内因或是仅从外因的说明亦是很难令人完全信服的。因此，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充分的论证，才有可能找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受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以及传统力量在社会中具有的突出的优势地位等诸多因素影响，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必然带有很强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特征。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都是一个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因此这样的研究也就同时具有了学术研究意义和现实社会意义。

在我们研究陕西近代社会转型这个课题以前，我与我的学术团队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转型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和《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两本书(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初步对社会转型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粗浅认识。

我们看到，近代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一书试图运用历史学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及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上入手，分析近代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变迁、中国近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政治转型过程、晚清国防与军队的转型、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近代农村与城市的变迁、中国近代教育与科技的转型、近代学术与文化观的转型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及风俗的变迁等内容，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和特征，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做出了科学和历史的解释。另一部专著《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共分十三章。

此书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状况做了大致总括性的描述并试图简要说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国际环境和国情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定是艰难曲折的。对于现代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金融和财政的转型和形成加以详细论述。金融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在现代金融机构、金融体制的创设以及货币制度的革新等方面，而财政制度的现代变迁则体现在关税盐税等主权的回收以及现代财政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还从农会、农科研究所等利农和助农组织方面探讨了农村经济的近代转型。大致而言，中华民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农村经济转型的组织、团体和机构，也兴起了一系列助农社会运动和事宜，它们给近代农村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和有利条件，使其逐渐向现代农村经济艰难过渡。不过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度的长期存在，再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使得农村经济向现代转型的目标难以实现。在政治领域，我们主要探讨了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

总的说来，在近现代中国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建国、治国方案:一是军阀专制统治;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三是人民共和国方案。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实践，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案。军队及国防的现代化过程中，除了器械的现代改良以外，最重要的当属军人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军队及国防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城市的现代转型也是非常引人瞩目的方面。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是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同时开始的，因此除了城市化进程的区域不平衡外，由于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而导致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样影响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现代社会的阶级与阶层变迁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口流动变化剧烈，从而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速，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阶级的新变化。由于人口激增，于是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近代以来的移民风潮，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另外，移民向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区域的流动，亦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婚姻、家庭与宗族也发生了现代变迁。由西方器物文明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解体，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新旧家庭观念的杂陈并处，我们从近代妇女放足运动这一细节入手，试图说明近代以来社会风俗变革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社会风俗的转变，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只有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在生活习俗方面的陈旧观念。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人对于器物文明的新认识，从而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维方式、思维习惯等观念的发展变迁。而中西药的斗争，则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教育的现代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同时，教育转型虽受到社会转型的制约，但又具有明显的特点。教育独立思潮就是试图使得教育摆脱来自政治和宗教的种种牵制，达到一种独立运行的状态，从而为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强盛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关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是我们重点探讨的问题。这其中既包括有清季传统学术的现代萌发，亦有民国之后现代学术的整体萌发。而如何建构新的学术范式，并运用这种范式整理传统文化、消融西方文化，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进程。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既有外部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冲击——反应的影响，亦有内部从自发到自然的逻辑轨迹，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综合结果。

通过对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我们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多层面的、包罗宏富的社会巨变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交织，中西文化冲撞融合的历史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必将是一条满布荆棘的艰辛之旅。同时，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不断打破传统的过程。然而，皇冠落地，儒学崩坏，传统社会秩序的解体，又不可避免地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种社会失范现象在客观上又加大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阻力。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曲折前进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秩序逐渐崩解，新秩序逐渐建立，新旧利益格局转换重组。因此，客观上要求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中国近代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政局动荡，灾变多发，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的历史情况是同一转型期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的。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困难重重，一波三折。这种复杂的现实环境决定了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能动作用。社会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有一个能够审时度势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协调各方面的社会矛盾，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尽量减轻因社会转型而付出的发展代价。使社会转型在协调稳定的社会系统下进行。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由于“社会转型”并非只是在国家社会历史过程中发生，在具体的和地区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因此陕西在近代社会的转变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体制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商品经济体制的现代型社会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这已经成为近代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

在距今20年前，为了梳理和认识陕西近代历史过程，我曾与孙志亮教授主编《陕西近代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层次还是非常有限的，因而那本书所运用的革命史的研究体系和框架值得重新解读和反思。经过20年来我们对陕西近代史实比较深入的挖掘和思考，认识到革命史体例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优长，但也必须承认它无法包含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于是我们尝试着突破革命史的局限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研究陕西近代历史演变，于是本书的研究就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学色彩。我们也希望本书的撰写可以推进陕西近代史研究，丰富和扩大地方史的研究领域。

由于社会转型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坚持开放的思维和发展的观点，拓宽研究视野，优化知识结构，融会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社会转型的解释体系，而不必过多地强调学科界限。具体而言，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问题为研究对象，对近代陕西社会的转型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评价。在此过程中，我们还注意运用了以下一些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知识性的描述与范式性描述相结合;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总体性研究和部类性研究相结合;社会运动研究和社会心智研究相结合。通过这些研究方法的应用，试图建立一个开发的、多领域与全方位的学术平台和研究模式。

以往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变迁多以“冲击——反应”模式为范式，而且在研究过程多以资料累积为重，因此所得出的结论难免教条且失之于繁琐。本书在研究和写作中采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转型理论”和史学中的“实证理论”，对于近代以来陕西社会的发展变迁做了较为详细的学术探讨。在研究过程中，不仅重视外部环境变迁对陕西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而且着重探寻陕西近代社会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新因子，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以及其后陕西社会转型的客观进程做了全面地、尝试性地解读，对于陕西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深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们在研究中试图从比较微观的层面对陕西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发生过程进行分析，采用多重分析框架，探讨陕西近代社会结构演变的脉络，以及由此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陕西近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进行描述与概括，解答“陕西社会转型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和“制度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我们还尝试从社会学的学术视角出发，对19世纪40年代以后陕西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系统分析，借用“断裂”这个概念，将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陕西社会视为一个“发展与不发展的社会”，也就是在研究中把这个社会的几重关系梳理清楚，即经济发展与不发展跟社会惯性发展与现代性发展的矛盾与交错的关系;农民等弱势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降低到社会的底层，而官僚买办、商人、资产阶级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提高或继续保持在社会的高层;城乡和地区之间也出现发展与不发展的情形，农村继续在发展过程中落后于城市，山区仍然落后于平原，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发展与不发展的社会而不是一体整合、协调发展的社会。

自鸦片战争以后一段时间内，陕西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与不发展的局面，社会在急剧分化的同时缺乏一个有效的整合机制将社会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凝聚度较高的社会。为数较少的一部分“富裕”阶层在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底层就同时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弱势群体。

我们还尝试进行陕西近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分层结构是决定整个社会运行和变迁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

在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上，我们采用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分别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做出不同的理论解释。马克思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对社会分层的决定性意义。而韦伯则更注重市场能力和市场中的机会对阶层化的意义，对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在市场中的能力或市场权利，阶层分类的基本架构是职业结构。借鉴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以职业划分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认为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流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

在研究中我们观察到近代陕西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农村经济开始逐步解体。与此同时，陕西农村经济出现了某种新的变化。传统农业经济的演变，集中表现在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即纺与织的分离)、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解体(即耕与织的分离)和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从清朝末期广大地区传统农业的发展情况看，仍未见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即没有出现经营地主和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出售以谋取利润，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十分低下，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并不紧密。这就是说，内陆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处于传统自给自足的状态下，这种情形一直到辛亥革命发生以前未见有明显改观。陕西近代农村经济的演变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演变的过程。

陕西的省情是特殊的。在自然经济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产品也没有实现商品化，农民不需要与市场有过多联系城市在传统社会中没有发挥出像今天这样的商品贸易集散地的作用，城市对周围农村的商品辐射作用是很有限的。例如在唐代，长安城作为首都，它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到了近代，陕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城市，按照当时城市的功能、地域、规模和影响力，可将陕西近代的城市化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以商业和工业为主，这些城市引领着近代陕西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引领着近代新生活的变革，它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类是作为军事或政治的重镇而存在的，这些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类是区域性城市，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基本上是接近的，主要是行政官员的辖区。第四类是散布在各地的小城镇，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城镇是因为它们是地方中小官员的治所所在地。它们也是地方上的政治经济中心，兼有商品贸易的职能和作用。这种城市类型多样化的特点为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