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礼制研究的起步

一、唐宋礼制研究的起步

陈寅恪可谓采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礼制的先驱，1943年，他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这部专著中，礼制是正文的第一章，而且占据的篇幅最多。陈寅恪指出，隋代继承了西魏北周的政治大业，但是其礼制渊源主要有二，分别是梁陈仪注和东魏北齐仪注。两股源流都有汉魏晋和南朝前期的共同礼制基础，又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下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东魏北齐的仪注还融入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避乱河西地区时保存的汉魏礼制。他认为，隋代融汇这些不同源流而制定的礼制，对唐代有很深的影响，即使是被视作唐代礼制巅峰的《开元礼》也间接受到了隋代礼制的影响。^[25]从方法看，陈寅恪对隋唐礼制源流的探讨，与今天的礼制研究颇为不同。他主要以参与礼制制定的官僚士大夫的身世、活动为线索，来讨论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和梁陈礼制的形成及其对隋唐礼制的影响，很少触及礼制本身。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是采取政治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来分析隋唐礼制的源流，这或许可以称为政治史路径的礼制史研究。这部著作的核心观点是：虽然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最终是北方少数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隋唐帝国，但是中古时代仍然以华夏文化为主流和最终的归宿。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礼制的研究，是他论证这一理论极其重要的环节。无论是被赞成还是被反对，陈寅恪的研究总是能够激起学界的强烈回应，不过他对中古礼制的研究在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没有质疑意见，也无人顺着他的思路或结论继续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直到近二十年才有改观。因此，隋唐礼制研究有过三十余年的中断。

帝制时代礼制研究的真正起步，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不仅表现为制度史路径的形成，而且伴随着研究对象的逐步明确、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礼制研究开始有了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的可能。今日礼制研究的基本格局实奠基于这一时期，西嶋定生对此有很大的贡献。他积极倡导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研究，作为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太庙、即位等礼仪形式开始受到关注。西嶋定生的主要研究时段是汉代，他对汉代礼制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讨论君主如何通过二十等爵制以及与赐爵过程配套的乡饮酒礼，实现对人民的个别人身支配；^[26]二是指出君主具有天子和皇帝的双重身份，礼制是体现这一双重身份的重要场域。^[27]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证研究，使礼制研究的价值逐渐显露出来，并为之提供了坚实的讨论平台和丰厚的理论资源。

西嶋定生的研究取向、理论预设，被他的学生金子修一应用到汉唐礼制研究中。金子修一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三篇重要的论文。一篇是讨论唐代的大祀、中祀和小祀制度，重点在于揭示祭祀礼仪中君主的自称如何与祭祀的等级挂钩，从而显示君主在祭祀礼仪中的身份及其与受祭神灵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天子”的自称用于祭祀天地系统的神祇，“皇帝”的自称用于祭祀祖先和其他人格神；大祀时君主自称“天子臣某”或“皇帝臣某”，中祀时君主自称“天子某”或“皇帝某”，小祀时君主自称“天子”或“皇帝”。这篇论文是对君主具有天子和皇帝双重身份之观点的进一步确认。^[28]另外两篇论文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郊庙礼仪有关。郊祀礼仪和太庙礼仪是国家礼制的两大柱石，郊庙礼仪的探讨对礼制研究的奠基作用是不难理解的。其中，一篇论文讨论了即位过程中的告谒郊庙礼仪。金子修一指出，汉代的即位礼仪以谒庙为中心，宗庙礼仪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举行，君主通过祖先与神灵沟通，私密性较为显著；到了唐代，皇帝即位以册诏和郊祀为中心，郊祀礼仪在开阔的空间举行，实现了君主与天神的直接交接，更具开放性，显示了皇权的强化。^[29]另一篇论文研究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郊庙礼仪的变化。根据作者的研究，这一时期太庙祭祀制度变化不大，而郊祀礼仪的分量明显增加，昊天上帝祭祀的意义逐渐凸显。^[30]金子修一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深，例如，魏侯玮（HowardJ．Wechsler）在很多地方吸收了他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金子修一又发表论文辨析了唐代皇帝亲祭与有司摄事的区别。^[31]在唐代，重要的祭祀礼仪分为皇帝亲祭与有司摄事两种形式。那些祭祀礼仪理论上应由皇帝主持，如果皇帝不能或不愿参加，就由有司代行其事，这称为有司摄事。皇帝亲祭与有司摄事之间有什么区别，皇帝亲祭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通过他的研究得到了清晰的揭示。金子修一始终关注在郊祀、宗庙等重要祭祀中，君主的位置在哪里，其权威如何体现。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我们理解隋唐时期的皇帝制度、礼仪制度都至关重要。

除了金子修一，户崎哲彦对唐代太庙祭祀的研究也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对太庙祭祀来说，庙数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尤其是郑玄和王肃的争论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太庙礼制影响甚深。为此，户崎哲彦从庙数的角度探讨了唐代太庙制度的变迁，将其进行了分期。^[32]与此项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由于庙数的限制，太庙祭祀涉及在位皇帝的哪些祖先应该被迁毁，哪个祖先在合祭中应该占据东向之位，这样的争论在帝制时代不时发生。户崎哲彦探讨了唐后期的太庙禘祫礼仪之争，他认为，经过一系列争论，在禘祫礼仪中居东向之位的神主，由献祖变为太祖，其背后是血统原理向实绩主义原理的转变。^[33]

这一时期，高明士、麦大维（DavidL．McMullen）对文武释奠礼仪的研究颇有价值。高明士对孔庙释奠礼仪的研究主要从教育制度切入，他认定庙学制建立于唐代，并对周边国家和唐代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对孔庙中举行的释奠礼仪进行了细致研讨，内容包括先圣先师的争论、从祀制度及其与道统的关系等方面。^[34]作为始于唐代且与孔庙释奠礼仪相对应的礼仪形式，武庙释奠礼仪也受到了高明士的关注，他研究了唐代武庙释奠礼仪的沿革、争议以及武庙与武举的结合，着重强调了武庙、武举的创建对文、武系统并立的关键性影响。^[35]麦大维将齐太公崇拜放在唐代文武观念演变的脉络中加以理解，除了分析唐人对“武”的态度，还探讨了以齐太公为主神的武庙及其祭祀在唐代的兴衰。^[36]

麦大维对唐代礼制研究的贡献不止于武庙释奠礼仪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他和魏侯玮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勾勒出唐代礼制的整体面貌，把唐代礼制研究推进到相当高的水准。时至今日，他们的论著依然代表了唐代礼制整体研究的最高水准。^[37]

魏侯玮的专著《玉帛之奠：唐代合法化过程中的礼仪和符号》集中探讨了唐代前三朝皇帝如何运用礼仪制度和历法、童谣之类的象征事物，来体现李唐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巩固自身的权力。此书对包括即位、郊祀、宗庙、先代帝王、巡守、封禅、明堂在内的重要礼制的源流和功能进行了分析。根据他对帝制时代礼制演变的理解，唐前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是郑玄学说和王肃学说的斗争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二是礼制的重点转而强调“天下为公”的理念。他认为，唐代统治者对统治合法性的考虑，不以直系祖先和皇室为重心，而是更具有包容性和公共性，这有几方面的表现：昊天上帝在统治合法性的象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祖先崇拜的政治意义衰落；封禅礼仪原有的私密性让位于公开性，为国家和苍生祈福的目的压倒了皇帝长生不老的追求；比起前代，帝陵埋葬了很多文武官员及其家人，君臣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纽带，作者将之称为“政治家族”（political family）；通过先代帝王祭祀的系统化和二王三恪的任命，唐代统治者将没有血缘关系的“政治祖先”（political ancestors）纳入统治合法性的表征范围；过去把历法的变化看作新的家族统治的开始，而唐代历法变化频繁，与以前的观念有很大不同。作者由此断定，汉代“天下为家”的礼制理念在唐代被摈弃，代之以“天下为公”的礼制观念。^[38]尽管这一看法有过度诠释之嫌，但是魏侯玮的研究还是揭示了唐前期礼制的转折性意义，尤其是汉唐两个帝国的礼制及其背后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这是本书非常重要的贡献。《玉帛之奠》采用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是唐代礼制研究中最具理论深度的作品，此后其他学者的研究更多地走向实证。

麦大维的唐代礼制整体研究，缘于他受《剑桥中国史》总主编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之邀，为《剑桥中国隋唐史》下卷撰写儒家思想部分。《剑桥中国隋唐史》下卷的出版遥遥无期，加上麦大维的文稿篇幅很长，所以他的研究成果以单行本的形式先行出版，题名《唐代的国家与学者》。^[39]此书主要从教育制度、经学、史学、礼制、文学五个方面，讨论唐代对儒家学术传统的贡献。麦大维指出，过去学界对唐代儒学尤其是唐前期儒学的发展程度估计过低。在他看来，唐后期的儒学固然可以像其他学者那样从新儒学的兴起入手探讨，而唐前期的儒学也有自身的特色和表现方式，就是由国家推动、通过典章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的文化活动来实行。《唐代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侧重于分析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导向与唐代儒学发展的关系，堪称制度史倾向的思想史研究，是制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的典范。麦大维认为，礼制在唐代的政治生活和思想世界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所以书中专辟一章来讨论礼制。他对唐代礼制的变化作了提纲挈领式的研究，如三部礼典（《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的编修，有关郊祀、太庙、明堂、封禅等礼仪之争，礼制在科举制度中的位置，晚唐士人对礼制功能的反思等唐代礼制的重大问题，在书中得到了精彩的梳理。

与唐代礼制研究相比，宋代礼制研究的起步要稍晚一些，其先行者是山内弘一。山内弘一长期从事朝鲜儒学史的研究，但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读和就职于东京大学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礼制研究的论文。他对北宋郊祀礼仪、太庙礼仪的研究，重在梳理这两项最重要的国家礼仪的基本史实：前者以时间为顺序，勾勒了北宋一朝郊祀礼仪的发展线索；后者探究了太庙的构造、祭祀的内容、皇帝神主的变动、皇后的庙祠等横切面。山内弘一还研究了恭谢天地礼仪和景灵宫祭祀，他指出，这两种礼仪分别是受道教影响而产生的祭天和祭祖礼仪。他对恭谢天地礼仪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主神玉皇，对玉皇与圣祖降临事件、玉皇与昊天上帝的关系都有探讨，还论述了恭谢天地礼仪的变迁。他对景灵宫祭祀的研究涉及皇帝御容、景灵宫建立后神御殿的仪式、神宗对景灵宫祭祀的改造、景灵宫祭祀与北宋后期政争等问题。^[40]山内弘一对恭谢天地礼仪、景灵宫祭祀的研究，将道教影响国家礼制的问题带进了礼制研究，近年来，唐宋时期道教、民间信仰与国家礼制关系的研究相当盛行，若我们回顾学术史的话，山内弘一对这一议题的开拓功不可没。

除了山内弘一，另两位学者对宋代郊祀礼仪的讨论同样值得重视。小岛毅对中国古代的郊祀礼仪进行了长时段研究，其中在唐宋时期着墨较多，他对唐宋郊祀的配侑原则、北宋末年的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等重大问题都有精彩分析。^[41]杨倩描对宋代郊祀礼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皇帝亲祀上，尤其是大赦、荫子、赏赉等政治附加因素对皇帝亲祀的影响，因此，他将宋代的皇帝亲郊礼仪看作是以宗教形式举行的政治活动。^[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