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唐宋礼制研究的进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唐宋礼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少原先从事其他专题研究的学者投入礼制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相关课题的开展，新的有价值的议题不断涌现，重要的著作和论文大量刊行于世，礼制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唐宋礼制的个案研究主要限于各种祭祀礼仪，也就是五礼中的吉礼。近年来，除了吉礼之下各种祭祀仪式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继续拓展外，凶礼、嘉礼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宾礼、军礼方面虽然成果不多，但也已经出现标志性的论著。
在各种吉礼仪式中，郊祀礼仪和太庙礼仪仍然受到关注。整个80、90年代，金子修一将研究重点置于唐代皇帝亲祭意义的探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辨析皇帝亲祭与有司摄事的区别，其次是考察皇帝亲祭的实况。完成前一个方面后，他将研究转向唐代的皇帝郊庙亲祭，为此他详细考证了历次郊庙亲祭的史实，并揭示出其背后的政治动机。[43]经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他对汉唐时期皇帝祭祀的研究基本成型，他于2001年和2006年出版的两本专著，主要是以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表的论文为基础结集而成。[44]
近年来，高桥弘臣对南宋国家礼制的开拓性研究以郊祀、太庙、景灵宫的祭祀为中心，论述了南宋初年在金军追击之下皇帝祭祀的混乱状况，以及宋金和议后南宋对皇帝祭祀的整顿，他指出，整顿礼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加强高宗和南宋政权的正统性、权威；第二是以秦桧为首的和议派通过完善临安的礼制功能，来巩固绍兴和议的成果和自己对主战派的优势。[45]
与郊祀礼仪相比，以太庙祭祀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更多。西冈市祐对唐代太庙祭祀中的细节问题多有考辨。[46]江川式部着重分析了祼礼和郁鬯在唐代宗庙享祭中的意义；[47]她还把唐后期的禘祫礼仪之争与礼书撰写结合起来，将这些活动视作德宗朝礼制整备的重要表现。[48]高明士对中古时代宗庙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尤其是亲亲与尊尊精神对太庙祭祀的影响。[49]新城理惠探讨了唐至北宋太庙祭祀的后妃祔庙问题，研究表明，汉代以来太庙祭祀中嫡妻的优先地位和庙室中“一帝一后”的原则在北宋被破坏，皇帝生母在太庙祭祀中日渐受重视，她考察了这些变化与党派斗争的关系，并将其解释为一元化支配体制下皇帝私意的伸张。[50]张焕君分析了北宋熙宁五年（1072）至南宋绍熙五年（1194）间太庙中东向之位的易主，重在揭示这一礼制变化与政治、学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51]
家庙与太庙相对应，是帝制时代高级官僚的宗庙。甘怀真的专著全面探讨了唐代的家庙制度，例如这一制度的渊源、家庙制与身份制度的关系、家庙的建筑形式、地理分布、家庙祭祀的制度规定、家庙与家的关系等，并且对封建宗庙制与皇帝制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阐发。[52]赵旭把视野扩大到唐宋时期，研究私家祖考祭祀的形式变化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他从宗法制度易动的角度，来解释家庙制度的衰落、私家影堂的发展和朱熹祠堂构想的制度化。[53]稍晚一些，游自勇研究了唐都长安的私家庙祀，他的“私家庙祀”概念除了家庙，还包括因为特殊原因为某人单独立庙、由私家后裔祭祀的情况。他讨论了立庙的资格、程序、庙祀的举行、延续和废绝等问题。[54]吾妻重二对宋代家庙的研究表明，在家庙制度建设进展缓慢的同时，士人对家庙设施和祭祀祖先的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家庙成为士人普遍拥有的日常设施，这也使儒教对民间祭祀礼仪的影响不断增大。[55]
孔庙、武庙的释奠礼仪依然受到学者的关注。黄进兴对整个中国古代孔庙祭祀制度的演变作了通盘研究，作为孔庙祭祀最重要的一种形式，释奠礼仪自然是其考察重点，唐代先圣先师人选的争论、从祀制度的建立、宋代学术兴替对从祀人选的影响等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索。[56]中野昌代考察了唐前期孔庙释奠礼仪的演变，对其与日本奈良礼制的关系亦有所涉及。[57]因为武庙及其释奠礼仪在明初被废除，黄进兴把研究的时段拉长到明初，主要探究了武庙从有到无的完整历史，重点在于武庙如何衰微，也就是分析武庙被废除的必然性，他主要从唐以来重文轻武观念的盛行和君尊臣卑的现实加以论述。[58]参与唐宋时期武庙礼仪讨论的还有于赓哲、陈峰等人：前者通过武成王庙制度的论证，考察了唐代后期的文武分途情况；[59]后者则论述了宋代武成王庙礼仪的变化及其与朝政、意识形态的关联。[60]
山川崇拜是人类社会一种古老的信仰，后来也成为国家礼仪的一部分，目前已有多篇以唐宋时期的山川祭祀为主题的论文。从唐代开始，出现了皇帝将人爵授予山川神的现象，朱溢分析了这一独特现象背后的权力观念、政治动机，并认为山川封爵和山川祭祀是唐前期到明初官方山川崇拜的两种主要形式。[61]江川式部利用石刻资料，讨论了晚唐藩镇体制下北岳祭祀的三献官问题。[62]森田健太郎以东海、南海神为例，解释了在宋代祠庙政策和国内外政局变动之下，四海信仰与航海交通、地域社会的紧密联系。[63]
与以上这些课题相比，其他吉礼仪式虽然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但是也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新城理惠对先农祭祀和先蚕祭祀有系统研究，重点放在了唐代。她尤其重视先蚕礼仪，在梳理仪式过程、探讨历史源流外，还着重探讨了这一礼仪与皇后权力的关系。[64]麦谷邦夫研究了唐前期封禅争论与封禅制度演进的关系，剖析了封禅礼仪意义的变质。[65]吴丽娱对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寝上食制度及其渊源进行了论述，更重要的是，她的研究深入揭示了陵寝祭祀对太庙祭祀的影响。[66]雷闻讨论了先代帝王祭祀在隋唐时期如何从抽象原则逐步得到落实，进而体现在国家的礼典与法典中，及其性质从圣贤祭祀向帝王祭祀的转变。[67]江川式部探析了唐代上墓习俗的礼制化、上墓给假制度、上墓礼仪的实践，及其在礼制上解决宗子之外者祖先祭祀需求的意义。[68]
近年来，吉礼之下各种祭祀仪式的研究不再限于仪式自身历史线索的梳理，国家祭祀与道教、民间信仰乃至佛教的关系引发了热烈的探讨。玄宗天宝年间建立的太清宫和九宫贵神祭祀，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熊存瑞对太清宫和九宫贵神祭祀的研究，强调了唐玄宗个人的道教信仰对礼制改革的推动。[69]差不多同时，松浦千春通过这两种祭祀探讨了玄宗时期国家祭祀在皇权神圣化中的作用。[70]在此基础上，吴丽娱对九宫贵神祭祀的由来、在唐宋两朝的变迁过程及其与十神太一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在她看来，这些体现了道教崇拜在国家祭祀中的扩大和实践过程。[71]吴羽对宋代的十神太一有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东京太一宫的建立旨在消弭晚唐以降高涨的地方主体意识，以重建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十神太一的道教化是国家主动为之。[72]此外，廖咸惠分析了唐宋之际后土崇拜在政治权力和文学媒介的作用下，由官方系统的神祇变成民间神祇的过程。[73]
在唐代国家祭祀与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之关系的研究中，成绩最突出的当属雷闻。他分析了唐代祈雨仪式中的各种宗教性因素，和地方政府祈雨活动中的国家礼典模糊化问题；以唐高宗的封禅活动为例，分析了道教崇拜对唐代国家礼仪的影响；通过开元时期的五岳真君祠，揭示了盛唐时期道教徒利用道教理论改造国家祭祀体系的努力；通过分析山川、风师雨师、后土的人格化和孔庙祭祀的偶像崇拜现象，指出隋唐国家祭祀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神祠色彩。[74]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对国家祭祀的理解。
在地方社会，除了官方祭祀，广大民众有着自己的祭祀习俗，如何应对这些行为是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地方祠祀与官方政策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宋史学者对此多有发明。沈宗宪对宋代的民间祠祀行为、官方对民间祠祀采取的引导和压制并重的政策进行了论述。[75]宋代处理祠庙时采取的赐号赐额政策，在松本浩一、须江隆、水越知等人的研究下，已经越来越清晰。松本浩一以《宋会要辑稿》的史料为中心，讨论了北宋后期朝廷如何利用赐号赐额政策来应对祠庙兴盛的问题。[76]须江隆深入探究了唐宋时期（主要是北宋）祠庙的庙额·封号下赐的程序、朝廷以此来区分淫祠·正祠的意图、赐额·赐号制度如何受政治局势和地域社会的影响等问题。[77]水越知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南宋，对这一时期赐额和赐号制度的实施状况作了分析。[78]作为唐史学者，雷闻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论著给予了很好的回应：在唐代，除了国家礼典确定的祭祀和地方政府判定的淫祠，尚存在由地方政府判定为合法祠祀者，这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与引导；“祀典”的概念逐步扩大，“淫祠”的概念重新落实，最终在北宋末年形成了一个由皇权支配的新的神明体系。[79]皮庆生也指出，在宋代，正祠和淫祠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朝廷在打击民众祠神信仰的同时，也采取赐额、封号的方式进行管理，后者逐渐取代准入祀典的做法，成为民众祠神信仰获得官方认可的主要途径。[80]杨俊峰的研究则强调，北宋元丰年间赐额封号制度建立后，作为赐封对象的各地民间信仰多数是已经列载于地方祀典的神祇，地方官府奏请封赐和朝廷对此进行审核，目的在于赐予和接受皇帝的荣宠。[81]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蔡宗宪的研究成果，他对“淫祠”、“淫祀”和“祀典”的含义在汉唐时期流变的考察，提醒我们这些概念的使用范围。[82]
凶礼与吉礼相对，主要由丧葬礼仪和丧服制度构成。近年来，唐宋凶礼的研究进展十分迅速。丧服制度依据社会成员的尊卑贵贱、亲疏远近，规定他们为亲人、与之缔结了政治关系的人穿何种丧服，服多长时间的丧期，因而这一礼制与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紧紧挂钩。甘怀真研究了汉唐间的儒生如何通过诠释《仪礼·丧服经传》中的“旧君”条来建构士大夫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的界定，分析了儒家经典诠释、时人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如何影响君臣关系的内涵。[83]吴丽娱在考证敦煌出土书仪的基础上，针对唐代丧服制度的一些重大变化，例如母服、舅甥服、叔嫂服等方面的改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强调了帝王意志和北朝风习的作用，并对唐宋丧服制度的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归纳。[84]此外，她还以唐武宗如何为敬宗生母义安太后服丧为切入点，考察了唐宋时期后妃的服制、祔庙问题，并由此探讨了帝母身份对继位正当性问题的影响逐渐减弱的趋势。[85]
近些年唐宋凶礼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君臣的丧葬礼仪。吴丽娱对这一时期皇帝的丧葬礼仪有大量精彩的研究：通过分析唐宋君臣丧礼中奉慰表、奉慰仪的渊源、形式和流变指出，奉慰仪实行场合的不断扩大，既是人情观念在国家礼仪中的渗透，也用来体现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厘清皇帝丧葬礼仪的组织，她全面梳理了山陵诸使的缘起、演变、职能分工与协作；她论证了唐宋皇帝丧葬礼仪中二重丧制（三年丧制、“以日易月”权制）的消长，并且通过以佛、道仪式为主的三年丧期在皇帝丧葬礼仪中重要性的提升，提出皇帝个人的意愿和需要愈发凌驾于国家之上；她在考察唐宋皇帝即位礼仪与先皇丧礼的程序转换时，发现即位礼仪逐渐简化，其中受册宝仪式的取消既是解决长期以来吉凶混同的需要，也是为了淡化这一仪式中君臣权力的对等交接。[86]
凶礼地位的变化、皇帝丧葬礼仪在礼典中的消失，是唐代凶礼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周礼》中五礼的排序是吉、凶、宾、军、嘉，到了贞观年间，凶礼坠居最后，而且皇帝的丧葬礼仪逐渐脱离凶礼：先是在《贞观礼》中以“国恤”的形式游离于五礼之外，从《显庆礼》开始，皇帝的丧葬礼仪最终从礼典中消失。为了揭示这些重大变化，吴丽娱以《贞观礼》为中心，探究了唐初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南朝和北朝的凶礼制度，她的看法是，这些变化可能与讳言帝王凶事的北朝传统有关。[87]尽管此后皇帝丧葬礼仪不见于礼典，每逢皇帝去世，都由有司临时制定仪注，事毕即毁，但是颜真卿为代宗葬仪修撰的《元陵仪注》留存下来，使得今天的学者有机会了解皇帝葬礼的面貌。麦大维是较早关注《元陵仪注》的学者，他对《通典》中散见的《元陵仪注》进行了整理复原，展示了代宗葬仪的完整过程。他认为，代宗葬仪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反映了当时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皇帝和官僚士大夫是主导力量。就思想资源而言，尽管道教和佛教对个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但是儒家礼制思想在代宗葬仪中仍然占据了支配地位。[88]来村多加史对《元陵仪注》的修撰背景有所讨论，对其内容更是进行了详尽的文本分析。[89]近十几年里，金子修一组织了一批青年学者，对《元陵仪注》作了详细的史料解读和注释，其成果陆续刊布，最终汇集成《大唐元陵仪注新释》。[90]金子修一还将《开元礼》三品以上官员丧葬礼仪与《元陵仪注》皇帝丧葬礼仪的构成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表明，两者的差别在入柩前并不大，入柩后逐渐增大。[91]吴丽娱对《元陵仪注》的礼仪来源有过考索，强调了《元陵仪注》对《开元礼》和开元制度的取法，以及“国恤”重新进入国家典礼的意义。[92]《崇丰二陵集礼》是德宗、顺宗的葬礼仪注，吴丽娱在辑佚此书若干片段的基础上，将其与《元陵仪注》进行了比较，她认为，《元陵仪注》是建中年间恢复旧礼的一种尝试，《崇丰二陵集礼》代表了永贞、元和年间建立礼制新秩序的努力。[93]
品官丧葬礼仪在礼典中一直存在，但是在《天圣令》残本发现以前研究成果有限，最主要的成果是皮庆生的论文，他论述了宋代临奠礼的转变，尤其是政和时期仪式中心从臣下向君主的倾斜，以及该礼仪与君臣权力结构、宗教习俗、思想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94]前些年宋代《天圣令》残本在宁波天一阁被发现，极大地刺激了唐代品官丧葬礼仪的研究。《天圣令》残本中的《丧葬令》，主要针对官僚群体的丧葬事宜，这些史料的整理校正和唐代《丧葬令》的复原由吴丽娱负责。[95]此外，吴丽娱还发表了数篇论文讨论唐代《丧葬令》及其相关问题。她通过举哀、赗赙、诏葬等制度的变化，揭示了丧葬礼仪与皇帝制度、官僚制度的紧密结合，这些皇帝对臣下的优礼都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体现了皇帝意志在大臣丧事中的主导作用，而葬事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品高低；分析《丧葬令》的构成、等级划分、丧葬的管理机构，爬梳了其他的令以及格、式、制敕中规定的丧葬制度，对唐五代丧葬制度更加重视中下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丧葬要求的趋势作了探讨；比较了《丧葬令》与《开元礼》的凶礼部分，区分两者内容的异同，尤其是对《开元礼》中凶礼的礼制渊源及其与令、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96]石见清裕考察了唐代官僚丧葬礼仪的经典依据、《开元礼》与开元二十五年（737）《丧葬令》的关系、改葬过程中的相应礼仪，并用墓志资料确认了丧葬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落实。[97]针对吴丽娱将天圣《丧葬令》所附《丧服年月》复原为唐令《服纪》的做法，皮庆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五服制度入令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先是在晚唐附于《假宁令》，至天圣年间转而附于《丧葬令》，因此《天圣令》所据蓝本是开元二十五年后经过多次改动的本子。[98]
唐代嘉礼的研究也是极具活力，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朝贺、册礼、乡饮酒礼等仪式上。朝贺礼仪的研究首先由渡边信一郎推动，他探讨了汉唐间正旦朝会礼仪的变化。他指出，二重君臣关系（皇帝与朝廷命官之间为第一重，朝廷命官尤其是地方长官与属吏之间为第二重）构成了汉代至南北朝政治秩序的重要特征，元会礼仪是确认和更新皇帝与朝廷命官之间君臣关系的重要场合，到了隋代，随着“委质礼”和君主赐物等程式的消失，二重君臣关系被一元化君臣关系取代。[99]吴丽娱将朝贺朝参制度看作一种更加正式的起居仪，论述了唐五代朝贺朝参制度的演进，并从家国起居礼仪交互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官吏对朝廷重臣的起居仪和地方僚吏对长官的起居仪。[100]金子由纪对两宋的元会礼仪有深入研究，内容包括国家礼仪的世俗化倾向和神秘化倾向两股力量对北宋元会礼仪的影响、元会礼仪在五礼之中类别归属的变化、南宋元会礼仪规模的缩小等。[101]
除了皇帝的朝贺朝参礼仪外，唐代皇后、皇太后的受朝贺礼仪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新城理惠的论文揭示了受朝贺礼仪巩固皇后和皇太后地位的作用，尤其是在唐后期不立皇后的情况下，受朝贺礼仪如何用来强化作为皇帝生母的皇太后的政治地位。[102]在此基础上，吴丽娱揭开了《开元礼》中的皇后受朝贺仪源于北齐和隋代的事实，认为北朝传统风习、武则天立为皇后是其存续壮大的主要原因。她还指出，因为晚唐不立皇后，这一礼仪的对象变为皇太后，其功能从突出皇后权威变为表明帝位继承的合法性。[103]
武则天对唐代礼制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皇后礼制得到了强化，这不仅表现于朝贺礼仪，在册后礼仪和册太子礼仪上也有充分的表现。在册后礼仪上，佐藤和彦较早展开研究，他辨析了皇后和皇太后的册礼中“皇后正殿”所指的对象，还注意到《开元礼》中的册后礼仪有“纳后”和“临轩册后”的区别，指出后者极其隆重，构筑起以新皇后为顶点的女性秩序。[104]吴丽娱对“纳后”和“临轩册后”的区别及其历史渊源有精彩讨论，她指出，前者主要源自北齐，强调正统的娶妇配嫡，到了唐代，又增加了东晋南朝行六礼的内容；后者是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妾为妻的产物。[105]《开元礼》中的册太子礼仪也有“临轩册立”和“内册皇太子”两种，前者是传统礼制，在东汉基本定型，吴丽娱重点讨论了后者。“内册皇太子”礼仪出现于北齐，对象是年幼的太子，武则天出于夺权和昭显皇后权威的目的，吸收并扩大了这一礼仪，并使之明确区分于“临轩册立”礼仪。[106]
因为与地方社会的秩序紧密相关，嘉礼之中的乡饮酒礼也引起了学人的兴趣。宋史学者对乡饮酒礼的关注略早。山口智哉探讨了唐宋乡饮酒礼的变迁，其论述重点是北宋后期士人如何议论乡饮酒礼、南宋士人如何实践这一礼仪，他认为，乡饮酒礼逐渐成为地方士人缔结人际关系的场域。[107]申万里论述了宋元时期乡饮酒礼在地方社会的实施状况，尤其是这一礼仪在南宋经由四明等地儒生的提倡而推广至全国的历史。[108]相比之下，因为与贡举制度的结合导致的乡饮酒礼性质的变化，引起了更多的讨论。游自勇探讨了汉唐间乡饮酒礼之国家礼制化的经过，尤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乡饮酒礼“进贤能”的功能在唐代如何盖过“明长幼之序”的内涵而与贡举制度结合、最终乡饮酒礼和正齿位礼分立的历史进程。[109]高明士在此基础上指出，隋唐乡饮酒礼“进贤能”的一面主要面向乡贡，地方生徒成为陪衬。[110]王美华也接续了游自勇的研究，她指出，与贡举制度结合的乡饮酒礼在宋代转化为鹿鸣宴，与此同时，宋代乡饮酒礼的概念缩小、并固定为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基层父老宴饮的礼仪，用以维系基层社会的秩序。[111]
户崎哲彦对唐代上尊号制度有全面探讨：通过唐代皇帝尊号、谥号的整理，发现从肃宗朝开始，定型为生前册尊号、死后上谥号；梳理了唐朝至清代以及日本“尊号”及其别称的用法；唐代皇帝受册尊号礼仪的复原，着重于玉册、宝玺、摄官的考察以及整个册尊号礼仪次第的还原；最后，将册尊号仪式与其前后诸环节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唐代尊号制度的整体构造，即册尊号的外在条件、请上尊号、批答、受册尊号和册尊号赦。[112]
在嘉礼方面，还有三篇论文需要提及。吴丽娱有两篇论文以官员的上事仪为主题：通过尚书仆射上事礼仪的升降，论述了唐后期官场礼仪在伸张朝廷权威和笼络藩镇武将之间的两难境地；通过节度刺史的中谢和上事礼仪，提出了晚唐五代官场礼仪的重心在藩镇的观点。[113]佐藤和彦对唐前期皇太子尊崇师傅礼仪的历史渊源、制度文本、实际运作以及唐后期太子师傅性质的变化展开了讨论。[114]
与吉礼、凶礼和嘉礼相比，军礼和宾礼的重要性有所不如，原始史料也比较少，因此唐宋军礼和宾礼的研究成果有限。丸桥充拓对唐宋军礼的变迁有全面检讨，他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军礼的军事象征意义逐渐减弱，田猎和讲武礼仪变为君臣间增进互酬关系的场合。[115]陈峰和刘缙论述了“崇文抑武”政策下北宋讲武礼形式化、边缘化的过程。[116]宾礼的研究主要是由石见清裕推进的，他复原了唐代的蕃主蕃使谒见皇帝礼仪、皇帝宴请蕃主蕃使、国书授予的礼仪，并对其中一些关键环节进行了解说和讨论。[117]
除了五礼制度的个案研究外，唐宋礼制的综合研究也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其中多数论著是围绕礼典展开的。唐前期颁布过《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学者们对这三部礼典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岛一通过分析贞观年间朝廷在太庙、明堂、丧服等问题上的争论与《礼记正义》的内容，揭示了朝廷内部在制礼依据和对《礼记》的价值判断上存在的分歧。[118]高明士认为，《贞观礼》比武德祠令更加接近《开皇礼》，又对《开皇礼》进行了修正，从而确立起李唐近取开皇、远述《周礼》的立国政策。[119]吴丽娱对《贞观礼》的研究强调了其继承《开皇礼》的一面和总体上的北朝特色，不过，新增的“二十九条”反映了《贞观礼》对南朝礼制的吸收和融合。[120]史睿通过《显庆礼》颁布前后礼典和法典频繁修改的现象指出，这一时期礼典与法典的礼制规定趋于统一。[121]吴丽娱对《显庆礼》的研究，从礼典修撰主持人选的改易、具体礼仪内容的调整等角度，肯定了武后立朝带来的影响。[122]
《贞观礼》和《显庆礼》早已佚失，内容只能靠其他史书中的只言片语来推测，《开元礼》则保存完好，这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学界因此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赵澜较早对此进行研究，她探讨了《开元礼》的编修背景、经过和行用问题。[123]杨华考察了《开元礼》在太庙、郊祀、丧服等礼制上如何取舍郑玄和王肃的学说，在他看来，尽管王肃礼学略占上风，但是《开元礼》的颁布意味着唐朝实现了礼制上的南北融汇、郑王杂糅。[124]刘安志在《开元礼》的性质和行用问题上有深入分析：作为礼的一般原则性规定，《开元礼》在唐代受到礼经一般的尊重，与仪注是体、用关系；尽管《开元礼》中有些礼仪没有能够实行，但是其基本原则和规定在中晚唐还是得到了遵循。[125]在探讨《开元礼》的论著中，以吴丽娱的系列论文最为重要：在《开元礼》的修撰缘起上，突破了《开元礼》折中《贞观礼》和《显庆礼》的传统观点，指出太宗后期到高宗朝有完全不按《礼记》和郑玄学说定礼的倾向，《开元礼》“改撰《礼记》”的做法是这一思潮的延续；关于《开元礼》的修撰过程，她重点关注了《开元礼》颁布前两年朝廷在礼制上理顺诸多争议、添加不少新内容的情况，将这些变化的主题归纳为两个，一是突出皇帝权威，二是引入道教性质的礼仪为皇帝祈福求寿；在《开元礼》是否行用的问题上，通过考察中晚唐和五代的礼制实施状况得出结论，《开元礼》在晚唐五代被视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经典，而且具备一定的实用功能和参考价值，但是晚唐五代礼制的更替以制敕格式和相关法令为依据，《开元礼》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纲领而存在。[126]另外，作为对《开元礼》的解释，《开元礼义鉴》的体例、基本内容、对南朝礼学传统的沿袭、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在吴羽的论文中得到了阐释。[127]
唐后期没有编修礼典，但是礼官的礼书写作并没有中断。姜伯勤指出，为了应对唐后期的变局，贞元、元和年间，朝廷在礼仪上作了不少调整，强调王朝的正统性和中央集权的绝对性，同时礼书逐渐呈现仪注化和庶民化的趋势。[128]吴羽认为，王彦威编纂的《曲台礼》具有国家礼书案牍化、编纂者职业化的特色，对宋代《礼阁新编》、《中兴礼书》等礼书的修撰产生了深刻影响。[129]他还对韦彤及其《五礼精义》的学术取向、在晚唐至南宋国家礼制调整中的具体作用展开了研究。[130]唐后期礼制发展的全面探讨来自吴丽娱，她对《开元礼》的原则在中晚唐的恢复、新的礼仪内容的补充、国家权威和皇帝尊严在礼仪中的体现、礼仪机构的变化、礼仪与律令格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论述了中晚唐的礼仪制度是如何适应政治局势变化的。[131]
下面再来看宋代礼制的整体研究。楼劲对北宋前三朝的礼制发展有全面把握：根据其他史书中的片断记载，分析了早已佚失的《开宝通礼》的内容体例、与《开元礼》的沿革关系及其行用情况；对前三朝的诸多礼仪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强调了五代礼制对宋代的影响，并分析了“宋承唐制”说兴起的思想史背景；通过宋初三朝礼例的研讨，指出北宋礼制形态演变的轴心不再是礼典和令式，而是以例为代表的新的发展样态。[132]小岛毅通过《政和五礼新仪》探讨了北宋末年国家祭祀的特征，尤其是来自道教、纬书、五德终始说的影响，《政和五礼新仪》与《明集礼》的吉礼部的不同，则缘自程朱理学兴起后对国家礼制的清理。[133]吴羽论述了《政和五礼新仪》的编纂过程、特色、目的，并且将此书的编成看作宋代国家礼仪走向成熟、礼学知识结构转型最终完成的标志。[134]
在唐宋国家礼典、礼书的编纂上，张文昌有系统研究。他认为，唐代的国家礼典注重当代性和完整性，宋代注重沿革性和修正性，其间的变化发生于晚唐，追溯沿革以维护当代礼典的效力成为晚唐至南宋礼典编纂的主要原则，以“今王定制”为目标的《政和五礼新仪》其实与这一思维背道而驰，且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与这一过程相应，太常礼官编纂礼典的职能加强，皇帝获得了礼制争议的最终裁决权，礼典吸收了现行的宗教和民俗因素。因为唐宋时期私礼编纂的盛行，张文昌将唐宋礼仪的演进脉络归纳为“从公礼到私礼”。[135]
除了以礼典为中心的讨论，礼仪空间的研究是礼制综合研究的另一取径。其中，妹尾达彦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他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礼仪空间的营造及其变化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他指出，隋朝和唐朝初年的长安城以宇宙论为基础，国都成为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礼仪的舞台，这些礼仪实现了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沟通，成为企求王朝正统性的重要方式。后来，大明宫的建造打破了长安城的空间对称，国家礼仪的轴线开始向东偏移，道教崇拜、民间习俗都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国家礼仪的世俗化、享乐化程度大为增强。[136]他还利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进一步探索了晚唐长安城举行的国家礼仪的实像，并讨论了9世纪国家礼仪的变动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137]熊存瑞在他有关隋唐长安的通论性著作中，专门辟出一章讨论了长安城的各种礼仪场所和礼仪实践。[138]姜伯勤通过对唐代敦煌城市礼仪空间的复原，分析了身份性礼仪空间的变容、庶民性礼仪空间的成长以及人对自然的礼敬态度。[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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