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祭祀文化

研究思路_事邦国之神祗——唐至北宁吉礼变迁研究

第三节　研究思路

作为五礼之中最重要的一类，吉礼在以往的唐宋礼制研究中自然最受重视，尽管近年来凶礼和嘉礼的研究也是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唐宋吉礼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我们留意。

首先，过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吉礼之中各种祭祀礼仪的个案研究，研究者较少注意这些礼仪之间的共性，对整个吉礼制度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走向不够关注。不惟如此，学者们在申述这些礼仪的研究意义时，多将落脚点置于整个国家礼仪制度或国家祭祀上，“吉礼”这一概念受到了忽视。在国家礼仪制度之下，至少还有两个层次：一是吉、凶、宾、军、嘉五礼，二是五礼之下各种具体的礼仪形式。若只将注意力聚焦于个别祭祀礼仪和整个国家礼制上，我们便无从了解作为中间层次的吉礼制度在唐宋时期的整体面貌。正如前文所说，国家祭祀与吉礼并不是两个等值的概念，所以，已有的国家祭祀研究无法取代吉礼制度研究的必要性。

其次，与唐宋礼制研究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各种吉礼仪式及其相关制度上，也呈现朝代间研究成果、进度不平衡的状态，五代和两宋部分的研究有待改进，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包括吉礼在内的国家礼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走向。其中，五代礼制的研究特别容易被忽略。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军事胜利固然压倒一切，但是，通过包括礼制在内的怀柔手段来争取民心，体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事实上，像后唐这样一个以李唐继承人自居的政权对继承唐代礼制并非熟视无睹，后周在礼制上也不乏重要举措，张文昌的研究就表明，《大周通礼》对北宋初年的《开宝通礼》深有影响。^[143]本书的第三、四章也会揭示五代在唐宋郊庙礼制变迁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北宋的各项吉礼仪式及其相关制度，更是本书重点关注的内容。

基于以上这些思考，我决定将唐至北宋时期吉礼体系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吉礼之下有着为数众多的祭祀礼仪，然而吉礼并不是这些仪式的简单集合，而是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从而成为一个体系。吉礼是五礼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子体系，可是前人甚少对此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因此，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唐至北宋时期的吉礼制度在整体上如何变迁，及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成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要从整体上把握唐至北宋时期吉礼体系的变迁，就需要对这一体系的内在结构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吉礼体系内部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架构。首先是纵向结构——大祀、中祀和小祀制度。从隋代开始，朝廷将《周礼》中的祭祀等级观念付诸实践，把吉礼之中的诸多常祀分成大祀、中祀和小祀三个等级，以示这些祭祀的重要程度。唐宋王朝沿用了这一制度。三祀制提供了一个纵向的观照维度，从中可以看到，唐至北宋时期吉礼体系中的祭祀等级制如何演进，祭祀对象的等级性如何逐步体现于具体的礼仪操作中，三祀制的祭祀对象如何发生变化及其原因何在。我们在讨论三祀制祭祀对象的变化时，会大量涉及唐至北宋时期开始出现、甚至是只存在于这一时期的祭祀礼仪。这一方面可以体现这一时期吉礼制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扎实的基盘，与后面提到的那些最重要吉礼仪式的个案研究相配合，更好地探讨吉礼体系的变迁。

在横向上，唐至北宋时期的各种吉礼仪式是按“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释奠于先圣先师”的原则来分类的。《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郑玄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礼者，谓祀之、祭之、享之。礼，吉礼是也。”^[144]这说明，在儒家经典中，吉礼分为“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三类。从唐代开始，随着释奠礼仪成为独立的一类祭祀仪式，吉礼内部遂分为四小类。在《唐六典》中有这样的记载：“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145]到了宋代，这一分类原则仍然在行用之中。《政和五礼新仪》规定：“凡祭祀之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人鬼曰享，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曰释奠。”^[146]因为天神和地祇通常是放在一起研究的，所以可将其合并。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将吉礼体系下的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其中，释奠礼仪只有孔庙释奠礼仪、武庙释奠礼仪两类，无需选择代表性祭祀。“祀天神、祭地祇”礼仪的典型是郊祀礼仪，“享人鬼”礼仪的代表是太庙祭祀。我们将探寻这些具体的祭祀礼仪在唐至北宋时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有何共同的特征。

因此，本书除了第一章导论和第六章结语外，正文部分共有四章。

第二章讨论大祀、中祀、小祀制度。这一章关注的重点有两个：一是祭祀等级制如何落实，即大祀、中祀、小祀等级的划分如何逐渐在祭祀仪式的诸多要素中得到体现；二是大祀、中祀、小祀制度的祭祀对象如何发生变化，这里既包括既有祭祀对象的等级变动，也包括祭祀对象进入或退出三祀制度，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进入三祀制度的祭祀对象，它们往往最体现吉礼体系的时代特色。

第三章讨论郊祀礼仪。这一章主要涉及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一是有关主神的争论，即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如何发生，这一转变既是中国古代郊祀礼仪两大争议话题的历史性转移，也意味着皇帝亲郊的重要性更趋突出；二是探讨这一时期的皇帝亲郊礼仪，特别是其如何在既有的沟通人神的功能之外，进而成为帝国秩序的展示窗口，从中亦可看到，非祭祀性因素的凸显对皇帝亲郊仪式的形态有明显的制约作用。

第四章讨论太庙祭祀。这一章重在论证太庙祭祀中私家因素的凸显，拟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太庙祭祀中最具争议的庙数问题，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太庙礼制逐渐超越了郑玄和王肃对“天子七庙”的争论；二是太庙祭祀管理机构从太常寺到宗正寺的变动；三是宗室参与太庙祭祀程度的加深；四是太庙庙室中“一帝一后”形式的打破，一帝数后的形式愈加频繁并且被合理化；五是太庙祭品深受陵寝祭祀影响，日常饮食的因素增加；六是作为太庙殷祭的禘祫礼仪中祖先神位的变化及其争议。

第五章讨论文武释奠礼仪。孔庙释奠礼仪的研究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这一礼仪的功能、类别归属在唐代的转折性变化；二是晚唐至北宋孔庙释奠礼仪在地方社会的深入开展；三是北宋后期孔庙从祀神位的变化及其对这一礼仪造成的影响。武庙释奠礼仪的研究则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这一礼仪与此前的齐太公崇拜有何关联，二是唐至北宋时期的文武政策是否决定了这一礼仪的命运。

【注释】

[1]《礼记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1页。

[2]陈戍国认为礼有礼物、礼仪、礼意三部分内容。王启发将中国古代的礼区分为行为之礼、制度之礼、观念之礼，具有宗教、法律、道德三方面的属性。梁满仓认为，中国的礼文化包括礼学、礼制、礼俗、礼行四个方面。高明士指出，礼有三义，即礼之义、礼之仪、礼之制，也就是礼的义理、礼的仪式和礼的制度，分别参见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8页；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7页；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页；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71—377页。

[3]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9—357页。

[4]金子修一：《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第86—94页。

[5]板野长八：《儒家成立史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第216—227页；金子修一：《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第94—99、106—108页。

[6]《尚书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7页。

[7]《周礼注疏》卷一八，《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57—761页。

[8]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2—90、229—256页。

[9]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127—128页。

[10]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67—72页。

[11]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126—146页。

[12]在《周礼》中，五礼的顺序是吉、凶、宾、军、嘉，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遵循。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贞观礼》时，五礼顺序调整为吉、宾、军、嘉、凶，奠定了以后这五种礼仪之间的相对地位。

[13]《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11页。

[14]《礼记正义》卷二二，第1425—1426页。

[15]David L．Mc Mullen，“Bureaucrats and Cosmology：The Ritual Code of T’ang China，”in David Cannadine and Simon Price，eds．，Ritual of RoyaltyPower and Ceremon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5216．

[16]Joseph P．McDermott，“Introduction，”in Joseph P．Mc Dermotted．，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9．

[17]吴丽娱：《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唐研究》第11卷，2005年，第266—268页。

[18]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页。

[19]谷川道雄：《总论》，收入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の中国史论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第13—19页。

[20]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2000年，第63—87页；罗袆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第18—31页。

[21]重要的专著有加藤繁《唐宋时代における金银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25、1926年）、中田薰《唐宋时代の家族共产制》（东京：有斐阁，1926年）、仁井田陞《唐宋时代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青山定雄《唐宋时代の交通と地志地图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佐竹靖彦《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年）、Peter K．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三班官制之演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堀敏一《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济》（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大泽正昭《唐宋时代の家族·婚姻·女性：妇は强く》（东京：明石书店，2005年）、林文勋《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淑媛《争财竞产：唐宋的家产与法律》（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5年）、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宁欣《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赖亮郡《唐宋律令法制考释：法令实施与制度变迁》（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辻正博《唐宋时代刑罚制度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0年）等。单篇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有一篇文章特别值得留意：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2：2（1982），pp．365442．

[22]《宋史》卷九八《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21页。

[23]《宋史》卷九八《礼志一》，第2422页。

[24]《政和五礼新仪》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页。

[2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58页。

[26]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构造：二十等爵制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年。

[27]西嶋定生：《皇帝支配の建立》，收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4卷《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I》，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第229—256页；《汉代について即位仪礼——とくに帝位继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收入榎博士还历记念编集委员会编《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403—422页。

[28]金子修一：《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ついて》，《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人文科学编》第25号，1976年，第13—19页。

[29]金子修一：《中国古代における皇帝祭祀の一考察》，《史学杂志》第87编第2号，1978年，第174—202页。

[30]金子修一：《魏晋より隋唐に至る郊祀·宗庙の制度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88编第10号，1979年，第1498—1539页。

[31]金子修一：《唐代皇帝祭祀の亲祭と有司摄事》，《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2号，1988年，第284—313页；《唐代皇帝祭祀の二つの事例——太宗贞观十七年の场合と玄宗开元十一年の场合》，收入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记念论集编集委员会编《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第313—330页。

[32]户崎哲彦：《唐代における太庙制度の变迁》，《彦根论丛》第262、263号，1989年，第371—390页。

[33]户崎哲彦：《唐代における禘祫论争とその意义》，《东方学》第80辑，1990年，第82—96页。

[34]高明士：《唐代的释奠礼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大陆杂志》第61卷第5期，1980年，第20—38页；《隋唐庙学制度的成立与道统的关系》，《台大历史学报》第9期，1982年，第93—122页。二文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高明士所论庙学制度与东亚教育圈的关系，参见氏著：《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

[35]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收入中国唐代学会编《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1989年，第1016—1069页。此文收入氏著：《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36]David L．Mc Mullen，“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T’ang Studies，7（1989），pp．59 103．

[37]后来，陈戍国出版了《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任爽出版了《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戍国的两本著作主要论述了祭祀、丧葬、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礼仪，但是作者对唐宋礼制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状况都不熟悉，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吸收甚少，这些限制了其研究价值。任爽在书的上编“唐代礼制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只是将正史礼志的材料略加分类，并未进行细致的分析，下编“礼制与唐代社会”对礼制与社会、法律、政治的关系有一定深度的探讨。总的来看，此书对礼制本身的研究远远不够。另外，雷闻对《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和《唐代礼制研究》二书撰有书评，刊于《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532—541页，敬请参看。

[38]Howard J．Wechsler，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39]David L．Mc Mullen，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40]山内弘一：《北宋の国家と玉皇——新礼恭谢天地を中心に》，《东方学》第62辑，1981年，第83—97页；《北宋时代の神御殿と景灵宫》，《东方学》第70辑，1985年，第46—60页；《北宋时代の郊祀》，《史学杂志》第92编第1号，1985年，第40—66页；《北宋时代の太庙》，《上智史学》第35号，1990年，第91—119页。

[41]小岛毅：《郊祀制度の变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9册，1989年，第153—194页。

[42]杨倩描：《宋代郊祀制度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第75—81页。

[43]金子修一：《唐玄宗の谒庙の礼について》，《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42号第1分册，1991年，第59—69页；《唐太宗—睿宗郊庙亲祭について——唐代における皇帝の郊庙亲祭その一》，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第235—262页；《玄宗朝の皇帝亲祭について》，收入池田温编《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东京：东方书店，1992年，第139—164页；《唐后半期の郊庙亲祭について——唐代における皇帝の郊庙亲祭その三》，《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第323—357页；《唐代皇帝祭祀の特质——皇帝の郊庙祭祀を通して》，收入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东アジア史の展开と日本》，东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第291—308页。

[44]金子修一：《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45]高桥弘臣：《南宋の皇帝祭祀と临安》，《东洋史研究》第69卷第4期，2011年，第611—643页。

[46]西冈市祐：《释冬鱼：〈大唐开元礼〉荐新于太庙礼の荐新物その一》，《国学院中国学会报》第38卷，1992年，第74—90页；《〈大唐开元礼〉“荐新于太庙”の仪礼复元：玄宗朝から宪宗朝までの准备》，《国学院中国学会报》第40卷，1994年，第32—42页；《唐代“荐新于太庙”の仪礼复元：〈大唐开元礼〉を中心として》，《国学院杂志》第97卷第3号，1996年，第16—27页；《释蕨·笋·蒲白·韭：〈大唐开元礼〉の荐新物について》，《国学院杂志》第97卷第8号，1996年，第56—69页；《〈大唐开元礼〉の七祀について》，《国学院杂志》第97卷第11号，1996年，第88—100页；《“二月甲午、亲享太庙”の读解：记述の存否と日付を中心にして》，《国学院中国学会报》第43卷，1997年，第33—45页；《銮驾の构成：“天宝元年二月甲午、亲享太庙”の解读》，《国学院大学纪要》第37卷，1999年，第35—56页；《省牲器·晨祼仪礼の差异：时享仪礼の比较》，《国学院杂志》第100卷第10号，1999年，第13—25页。

[47]江川式部：《唐の庙享と祼礼》，《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55册，2004年，第174—200页。

[48]江川式部：《贞元年间の太庙奏议と唐代后期の礼制改革》，《中国史学》第20号，2010年，第153—175页。

[49]高明士：《礼法意义上的宗庙——以中国中古为主》，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3—86页。

[50]新城理惠：《唐宋期の皇后·皇太后——太庙制度と皇后》，收入野口铁郎先生古稀记念论集刊行委员会编《中华世界の历史的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133—155页。

[51]张焕君：《宋代太庙中的始祖之争——以绍熙五年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第48—56页。

[52]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

[53]赵旭：《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7—44页。

[54]游自勇：《礼展奉先之敬——唐代长安的私家庙祀》，《唐研究》第15卷，2009年，第435—481页。

[55]吾妻重二：《宋代の家庙と祖先祭祀》，收入小南一郎编《中国の礼制と礼学》，京都：朋友书店，2001年，第505—575页。

[56]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第86卷第5期，1993年，第8—34页；《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第5卷第2期，1994年，第1—82页。二文收入氏著：《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

[57]中野昌代：《唐代の释奠について》，《史窗》第58号，2001年，第197—208页。

[58]黄进兴：《武庙的崛起与衰微（七迄十四世纪）：一个政治文化的考察》，收入周质平、Willard J．Peterson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249—282页。

[59]于赓哲：《由武成王庙制变迁看唐代文武分途》，《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第133—147页。

[60]陈峰、胡文宁：《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初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37—146页。

[61]朱溢：《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兼论唐代的官方山川崇拜》，《新史学》第18卷第4期，2007年，第71—124页。

[62]江川式部：《北岳庙题记にみえる唐代の常祀と三献官》，收入气贺泽保规编《中国石刻资料とその社会——北朝隋唐期を中心に》，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145—178页。

[63]森田健太郎：《宋朝四海信仰の实像——祠庙政策を通して》，《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9辑第4分册，2004年，第67—79页。

[64]新城理惠：《先蚕仪礼と中国の蚕神信仰》，《比较民俗研究》第4号，1991年，第7—27页；《先蚕仪礼と唐代の皇后》，《史论》第46集，1993年，第37—50页；《唐代先蚕仪礼の复元》，《史峰》第7号，1994年，第1—33页；《中国の籍田仪礼について》，《史境》第41号，2000年，第25—38页；《绢と皇后——中国の国家仪礼と养蚕》，收入纲野善彦等编《天皇と王权を考える》第3卷《生产と流通》，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第141—160页。

[65]麦谷邦夫：《唐代封禅议小考》，收入小南一郎编《中国文明の形成》，京都：朋友书店，2005年，第311—340页。

[66]吴丽娱：《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唐研究》第11卷，2005年，第233—268页。

[67]雷闻：《试论隋唐对于先代帝王的祭祀》，《文史》第78辑，2007年，第123—136页。此文收入氏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68]江川式部：《唐代の上墓仪礼——墓祭习俗の礼典编入とその意义について》，《东方学》第120辑，2010年，第34—50页。

[69]Victor Cunrui Xiong，“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T’oung Pao，82：1 3（1996），pp．258 316．

[70]松浦千春：《玄宗朝の国家祭祀と“王权”のシソボリズム》，《古代文化》第49卷第1期，1997年，第47—58页。

[71]吴丽娱：《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唐研究》第9卷，2003年，第283—314页。

[72]吴羽：《宋代太一宫及其礼仪——兼论十神太一信仰与晚唐至宋的政治、社会变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87—108页。

[73]廖咸惠：《唐宋时期南方后土信仰的演变——以扬州后土崇拜为例》，《汉学研究》第14卷第2期，1996年，第103—134页。

[74]雷闻：《祈雨与唐代社会研究》，《国学研究》第8卷，2001年，第245—289页；《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68辑，2002年，第62—79页；《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收入荣新江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5—83页；《论隋唐国家祭祀中的神祠色彩》，《汉学研究》第21卷第2期，2003年，第111—138页。诸文收入氏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75]沈宗宪：《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大陆杂志》第91卷第6期，1996年，第23—39页。

[76]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间信仰》，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249—268页。这些内容此前未正式发表，以《宋代の赐额·赐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会要辑稿〉にみえる史料から》为题，收入野口铁郎编辑的科研成果报告书《中国史における中央政治と地方社会》（1986年）中。

[77]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庙の庙额·封号の下赐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9号，1994年，第96—119页；《“熙宁七年の诏”——北宋神宗朝期の赐额·赐号》，《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8号，2001年，第54—93页；《唐宋期における社会构造の变质过程——祠庙制の推移を中心として》，《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9号，2003年，第247—294页。

[78]水越知：《宋代社会と祠庙信仰の展开——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庙の出现》，《东洋史研究》第60卷第4号，2002年，第629—666页。

[79]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27—41页；《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祀典”与“淫祠”观念的落实》，《唐研究》第11卷，2005年，第269—294页。二文收入氏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80]皮庆生：《宋人的正祀、淫祀观》，《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第25—35页；《论宋代的打击“淫祀”与文明的推广》，《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40—51页。二文收入氏著：《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81]杨俊峰：《宋代的封赐与祀典——兼论宋廷的祠祀措施》，《唐研究》第18卷，2012年，第75—97页。他另有几篇讨论唐宋祠祀信仰的论文亦值得重视，参见氏著：《五代南方王国的封神运动》，《汉学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第327—362页；《唐代城隍信仰与官府的立祀——兼论其官僚化神格的形成》，《新史学》第23卷第3期，2012年，第1—43页；《赐封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0卷第2期，2012年，第33—62页。

[82]蔡宗宪：《淫祀、淫祠与祀典——汉唐间几个祠祀概念的历史考察》，《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203—232页。

[83]甘怀真：《“旧君”的经典诠释——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新史学》第13卷第2期，2002年，第1—44页。此文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

[84]吴丽娱：《S．1725与P．4024写本书仪的撰成年代与贞观丧服礼》，收入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2—294页；《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图的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丛》第67辑，2001年，第77—106页；《敦煌写本书仪中的丧服图与唐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第211—237页；《敦煌P．2967杜佑丧礼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第195—215页；《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64—520页。后来，前面四篇论文也都收入《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

[85]吴丽娱：《试论唐宋皇后的服制与祔庙——从义安太后的丧服减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2011年，第263—285页。此文收入氏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86]吴丽娱：《敦煌书仪中的奉慰表启与唐宋朝廷的凶礼慰哀》，《燕京学报》新21期，2006年，第35—67页；《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110—137页；《试论唐宋皇帝的两重丧制与佛道典礼》，《文史》第91辑，2010年，第203—235页；《试论中古皇帝“二次即位”礼的唐宋变革》，《文史》第100辑，2012年，第277—311页。诸文收入氏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

[87]吴丽娱：《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3—139页。此文收入氏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

[88]David L．Mc Mullen，“The Death Rites of Tang Daizong，”in Joseph P．McDermott ed．，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0 196．

[89]来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の研究》，东京：学生社，2001年，第245—439页。

[90]金子修一、江川式部、稻田奈津子、金子由纪：《大唐元陵仪注试译（一）》，《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第3卷第2号，2002年，第1—16页；金子修一、河内春人、铃木桂、野田有纪子、稻田奈津子、江川式部：《大唐元陵仪注试译（二）》，《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第4卷第2号，2003年，第1—18页；金子修一、金子由纪、河内春人、榊佳子、牧飞鸟、江川式部：《大唐元陵仪注试译（三）》，《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第5卷第2号，2003年，第1—23页；金子修一、江川式部、稻田奈津子、金子由纪：《大唐元陵仪注试译（四）》，《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第6卷第2号，2005年，第1—13页；金子修一、小幡みちる、野田有纪子、牧飞鸟：《大唐元陵仪注试译（五）》，《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第7卷第1号，2005年，第1—17页；金子修一、河内春人、榊佳子、江川式部：《大唐元陵仪注试译（六）》，《国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38辑，2007年，第65—90页；金子修一、稻田奈津子、金子由纪、小幡みちる：《大唐元陵仪注试译（七）》，收入《シンジポゥム“东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王权の样态——陵墓·王权仪礼の视点から”》，东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古代王权研究会，2007年，第1—19页；金子修一、野田有纪子、牧飞鸟：《大唐元陵仪注试译（八）》，《国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39辑，2008年，第25—41页；金子修一、稻田奈津子、小仓久美子、铃木桂、河内春人：《大唐元陵仪注试译（终章）》，《国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1辑，2009年，第21—53页。诸文收入金子修一主编：《大唐元陵仪注新释》，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

[91]金子修一：《〈大唐元陵仪注〉と〈大唐开元礼〉》，收入铃木靖民编《日本古代の王权と东アジア》，东京：吉川弘文馆，2012年，第316—334页。

[92]吴丽娱：《再造“国恤”：试论〈大唐元陵仪注〉的礼仪来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2010年，第51—80页。此文收入氏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

[93]吴丽娱：《推陈出新：关于〈崇丰二陵集礼〉的创作》，《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3期，2010年，第89—117页。此文收入氏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

[94]皮庆生：《宋代的“车驾临奠”》，《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第43—69页。

[95]吴丽娱，《〈丧葬令〉校勘整理与复原研究》，收入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75—717页；《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文史哲》2008年第4期，第91—97页。

[96]吴丽娱：《从〈天圣令〉对唐令的修改看唐宋制度之变迁——〈丧葬令〉研读笔记三篇》，《唐研究》第12卷，2006年，第123—201页；《唐朝的〈丧葬令〉与唐五代丧葬法式》，《文史》第79辑，2008年，第87—123页；《唐朝的〈丧葬令〉与丧葬礼》，《燕京学报》新25期，2008年，第89—122页。诸文收入氏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

[97]石见清裕：《唐代の官僚丧葬仪礼と开元二十五年丧葬令》，收入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东アジアの仪礼と宗教》，东京：雄松堂，2008年，第167—185页。

[98]皮庆生：《唐宋时期五服制度入令过程试探——以〈丧葬令〉所附〈丧服年月〉为中心》，《唐研究》第14卷，2008年，第381—411页。

[99]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仪礼》，东京：柏书房，1996年，第105—193页。

[100]吴丽娱：《试论唐五代的起居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2007年，第345—374页。

[101]金子由纪：《宋代の大朝会仪礼》，《上智史学》第47号，2002年，第49—85页；《南宋の大朝会仪礼——高宗绍兴15年の元会を中心として》，《纪尾井史学》第23号，2003年，第25—36页。

[102]新城理惠：《唐代における国家仪礼と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受朝贺を中心に》，《社会文化史学》第39号，1998年，第55—80页。

[103]吴丽娱：《朝贺皇后：〈大唐开元礼〉中的则天旧仪》，《文史》第74辑，2006年，第109—137页。

[104]佐藤和彦：《唐代における皇后·皇太后の册位に关する一问题——〈大唐开元礼〉所见の“皇后正殿”を手がかりに》，《立正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年报》第17号，1999年，第39—50页；《〈大唐开元礼〉からみる立皇后仪礼》，《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7号，2005年，第15—33页。

[105]吴丽娱：《兼容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第101—115页。

[106]吴丽娱：《太子册礼的演变与中古政治——从〈大唐开元礼〉的两种太子册礼说起》，《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63—86页。

[107]山口智哉：《宋代乡饮酒礼考——仪礼空间としてみた人的结合の“场”》，《史学研究》第241号，2003年，第66—99页。

[108]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第28—36页。

[109]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第245—270页。

[110]高明士：《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唐史论丛》第8辑，2006年，第1—28页。

[111]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91—116页。

[112]户崎哲彦：《唐诸帝号考（上）——皋陶から睿宗まで》，《彦根论丛》第264号，1990年，第71—96页；《唐诸帝号考（下）——殇帝から哀帝まで》，《彦根论丛》第266号，1990年，第71—98页；《唐代君主号制度に由来する“尊号”てその别称——唐から清，および日本における用语と用法》，《彦根论丛》第270、271号，1991年，第123—141页；《唐代皇帝受册尊号仪の复元（上）——唐代皇帝即位仪礼の复元に向かつて》，《彦根论丛》第272号，1991年，第11—34页；《唐代皇帝受册尊号仪の复元（下）——唐代皇帝即位仪礼の复元に向かつて》，《彦根论丛》第273、274号，1991年，第377—400页；《唐代尊号制度の构造》，《彦根论丛》第278号，1992年，第43—65页。

[113]吴丽娱：《试论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之仪——以尚书仆射的上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2004年，第263—291页；《晚唐五代中央地方的礼仪交接——以节度刺史的拜官中谢、上事为中心》，收入卢向前编《唐宋变革论》，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50—282页。

[114]佐藤和彦：《〈大唐开元礼〉に见る皇太子の师父尊崇仪礼について——仪礼から见る东宫机构の变化》，《立正史学》第97号，2005年，第49—65页。

[115]丸桥充拓：《唐宋变革期の军礼と秩序》，《东洋学研究》第64卷第3号，2005年，第490—522页。

[116]陈峰、刘缙：《北宋讲武礼初探》，《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1—57页。

[117]石见清裕：《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413—500页；《唐の国书授与仪礼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2号，1998年，第243—276页。

[118]岛一：《贞观年间の礼の修定と〈礼记正义〉》（上），《学林》第26号，1997年，第27—49页；《贞观年间の礼の修定と〈礼记正义〉》（下），《立命馆文学》第549号，1997年，第37—70页。

[119]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收入中国唐代学会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59—1214页。

[120]吴丽娱：《关于〈贞观礼〉的一些问题——以所增“二十九条”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37—55页。

[121]史睿：《〈显庆礼〉所见唐代礼典与法典的关系》，收入高田时雄编《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京都：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第115—132页。

[122]吴丽娱：《〈显庆礼〉与武则天》，《唐史论丛》第10辑，2008年，第1—16页。

[123]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复旦学报》1994年第5期，第87—92页。

[124]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3—67页。

[125]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95—117页。

[126]吴丽娱：《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73—94页；《新制入礼：〈大唐开元礼〉的最后修订》，《燕京学报》新19期，2005年，第45—66页；《礼用之辨：〈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文史》第71辑，2005年，第97—130页。

[127]吴羽：《今佚唐〈开元礼义鉴〉的学术渊源与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第187—201页。

[128]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收入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第222—231页。此文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9]吴羽：《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纂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2—107页。

[130]吴羽：《今佚唐代韦彤〈五礼精义〉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兼论中晚唐礼学新趋向对宋代礼仪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2009年，第148—168页。

[131]吴丽娱：《礼制变革与中晚唐社会政治》，收入黄正建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267页。

[132]楼劲：《关于〈开宝通礼〉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2007年，第411—437页；《宋初礼制沿革及其与唐制的关系——兼论“宋承唐制”说之兴》，《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57—76页；《宋初三朝的礼例与礼制形态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5集，2008年，第157—189页。

[133]小岛毅：《宋代の国家祭祀——〈政和五礼新仪〉の特征》，收入池田温编《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东京：东方书店，1992年，第463—484页。

[134]吴羽：《〈政和五礼新仪〉编纂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6期，第119—126页。

[135]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其中，部分篇章已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唐德宗重建礼制秩序与〈大唐郊祀录〉的编纂》，《兴大历史学报》第19期，2007年，第1—44页；《论唐代后期之太常礼典》，《文史》第85期，2008年，第169—190页；《论唐宋礼典中的佛教与民俗因素及其影响》，《唐史论丛》第10期，2008年，第17—39页；《唐代国家礼典脉络下之私撰礼书——以〈新唐书·艺文志〉为考察中心》，收入宋德熹编《中国中古社会与国家史料典籍研读会成果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第339—353页；《中国中古家礼的编纂与发展》，《东吴历史学报》第23期，2010年，第1—84页；《〈大周通礼〉与〈开宝通礼〉内容与体例试探——以“通礼”为切入点》，《早期中国史研究》第2卷第2期，2010年，第109—132页；《唐代以降国家礼仪发展之变迁》，收入朱凤玉、汪涓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159—209页。

[136]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仪礼空间——皇帝仪礼の舞台を中心に》，《东洋文化》第72号，1992年，第1—35页。

[137]妹尾达彦：《圆仁の长安——9世纪の中国都城と王权仪礼》，《中央大学文学部史学纪要》第53号，2008年，第17—76页；《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唐研究》第15卷，2009年，第385—434页。

[138]Victor Cunrui Xiong，Sui‐Tang Chang’an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0，pp．129 164．

[139]姜伯勤：《唐敦煌城市的礼仪空间》，《文史》第55辑，2001年，第229—244页。

[140]《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308页。

[14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3页。

[142]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vi页。

[143]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第134—138页。

[144]《周礼注疏》卷一八，第757页。

[145]《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0页。

[146]《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序例一》，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