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至贞元年间

二、开元至贞元年间

玄宗朝以社会经济繁荣著称，文化成就也很突出。这一时期有一些新的祭祀礼仪出现，并进入了三祀制。然而，从《开元礼》颁布后至《大唐郊祀录》成书前，三祀制祭祀对象的变动情况在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无从知晓天宝年间新创的祭仪何时成为三祀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选择以开元至贞元年间为时间段，讨论此间三祀制祭祀对象的变化。这一时期进入三祀制的礼仪有武庙释奠、诸太子庙、五龙祠、太清宫、九宫贵神、灵星、司人和司禄。

武庙释奠礼为唐代首创。^[92]唐初朝廷开始祭祀齐太公，但是太公庙释奠礼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完成的：“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93]随着祭祀场所、日期和配神的确定，武庙释奠礼真正建立起来了。次年颁布的《开元礼》采纳了这一做法：“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自注：“以留侯张良配。”^[94]自此，武庙释奠礼明确成为中祀。

太子庙祭祀是唐代独有的国家祭仪。唐代宫廷斗争激烈，时常有废黜太子的现象，太子庙起初是为被弑的储君而建的，后来一些未曾被立储的赠太子也加入其中。开元三年（715），“右拾遗陈贞节以诸太子庙不合守供祀享上疏”，^[95]可见太子庙祭祀已在国家祭祀体系中了。此时，诸太子庙包括隐太子李建成、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和节愍太子李重俊的庙，其中李重润是赠太子。开元十二年、十四年，玄宗追赠其兄弟李撝和李范为惠庄太子和惠文太子，并为其立太子庙。在《开元礼》中，诸太子庙就是此六庙，其常祀为中祀。开元二十二年，玄宗追册其弟李业为惠宣太子，惠宣太子庙也成为太子庙。

这些太子庙是否应该成为国家祭祀体系的一部分，臣僚间早就持有不同看法。开元三年（715）陈贞节反对国家祀享太子庙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与在位皇帝的关系疏远，二是诸太子没有功德：“王者祀典，义存德坊，犹且远庙为祧，去坛为，亲尽则毁，此皆为继体之君焉，苟非斯文，并从咸秩。伏见章怀太子等四庙，远则从祖，近则堂昆，并非有功于民，立事于世，而寝庙相属，献祼连时，事不师古，以克永世，臣实疑之。”有鉴于此，他认为，这些太子的祭祀应该“令承后子孙自修其事”。驾部员外郎裴子余仍然主张朝廷出面操办诸太子庙的祭祀：“谨按前件四庙等，并前皇嫡胤，陨身昭代，圣上哀骨肉之深，锡烝尝之享，宪章往昔，垂范将来。”太常博士段同泰对陈贞节的两点理由进行了批驳：“自古帝王，封建子孙，寄以维城之固，咸登列郡之荣，岂必有功于民，立事于世？……隐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缌麻；章怀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节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亲并未尽，庙不合废。”最后，诸太子庙还是保全下来。^[96]在玄宗统治时期，太子庙还从四个扩展为七个。^[97]但是，随着这些太子与后代皇帝的关系愈行愈远，七太子庙的地位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上元二年（761），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提议：“让帝、七太子庙等，停四时享献，每至禘祫之月，则一祭焉。乐用登歌一部，时献俎樽之礼，同太庙一室之仪。”^[98]在《大唐郊祀录》中，太子庙仍是中祀，不久后即被废除。元和元年（806），太常寺上奏：“七太子庙、文敬、恭懿太子，两京皆是旁亲。伏详礼经，无文享祀，官员所设，深恐非宜。其两京官吏，并请勒停，其屋宇请令宗正寺勾当者。”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了宪宗的准许，只是保留了文敬太子庙，到了大和四年（830），朝廷最终以“庙享既绝，神主理合埋瘗”为由罢黜了文敬太子庙。^[99]虽然后来又有一些早薨、追赠的太子立庙，但是这些新建的太子庙是否还有中祀的等级，恐怕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五龙祠祭祀也是唐代新出现的祭祀礼仪。登基之前，玄宗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夺取帝位制造舆论，潞州符瑞和龙池符瑞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例子。^[100]五龙祠祭祀的建立与龙池符瑞有关。开元二年（714），玄宗下诏祭祀兴庆宫内的龙池。十六年，“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龙池祭祀由此实现了日常化。十八年，玄宗下令由太常卿韦起草祭仪，仪式的内容进一步丰富：“飨之法，请用二月，有司筮日，池傍设坛，官致斋。设笾豆如祭雨师之仪，以龙致雨也。其牲用少牢，乐用鼓钟，奏《姑洗》，歌《南吕》。……舞用帗舞，樽用散酒，以一献。”^[101]在唐代，对那些日期不定的常祀来说，其具体举行日期，大祀和中祀用卜日，小祀用筮日来确定。可见，在择日方面，龙池祭祀按小祀处理。在笾豆数量上，龙池祭祀与小祀雨师祭祀相同。龙池祭祀所采用的“一献”，也是小祀的规格。不过，不能确定此时龙池常祀是小祀还是“准小祀”。在《开元礼》中，五龙祠常祀明确记载为小祀。

道教出现后，对国家礼制逐渐产生了有力影响，^[102]在玄宗统治时期进入了高潮。玄宗崇尚道教，既是出自个人的信仰，也有整合思想资源、改造意识形态的意图，^[103]后者在礼制上有充分的反映。五龙祠祭祀即有一定的道教色彩，^[104]九宫贵神和太清宫祭祀更是如此。

九宫贵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其祭祀融合了阴阳五行理论、道教学说和民间社会的神仙信仰。^[105]因为术士苏嘉庆的上奏，九宫贵神祭祀于天宝三载（744）建立，祭坛在日坛的东面，祭坛之上又分设九坛，分别摆放太一等九神的神位。每逢四孟月举行九宫贵神祭祀，其地位一度仅次于昊天上帝，而在太庙、太清宫之上。玄宗还曾经亲自主持九宫贵神祭祀。^[106]

太清宫及其祭祀的建立，也是天宝年间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107]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下诏在两京和各州设置一所玄元皇帝庙，以供奉和祭祀老子。天宝元年（742），各地的玄元皇帝庙均改名为太上玄元庙，次年，长安和洛阳的玄元庙分别改名为太清宫和太微宫。^[108]他在天宝元年和十载的南郊亲祭前都举行了太清宫朝献仪式。天宝十载以后，太清宫朝献成为唐朝皇帝亲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连续三天举行的太清宫朝献、太庙朝享和南郊亲祭构成了“三大礼”。^[109]不过，天宝十三载之前，太清宫祭祀虽然深受玄宗重视，但是并未常规化。天宝十三载，玄宗“令有司每至春日，则修荐献上香之礼，仍永为常式”。^[110]太清宫祭祀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道教祭祀的方式：“荐献之馔，皆以素位雅洁之物。”兴元元年（784）确立了太尉、太常卿、光禄卿三上香的制度，与其他祭祀中的三献相对应；其祭祀因为“非事生之礼”，故不用祝版，而用青词。^[111]在《大唐郊祀录》中，太清宫和九宫贵神的常祀都是大祀。

除了上面这些新创祭仪外，灵星、司民和司禄祭祀也进入了三祀制。灵星又名龙星或天田星，被古人认为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贾逵说：“龙第三有天田星，灵者神也，故祀以报功。辰之神为灵星，故以壬辰日祀灵星于东南，金胜木为土相。”^[112]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的说法：“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早在西汉，灵星祭祀就已经遍及天下了。^[113]此后，灵星祭祀长期存在。隋代“于国城东南七里延兴门外，为灵星坛，立秋后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114]唐代“立秋后辰，祀灵星于国城东南”。^[115]在《开元礼》中，灵星常祀是小祀。

在《大唐郊祀录》中，司人（司民）、司禄是小祀。司民和司禄的常祀此前就已存在，隋代“于国城西北十里亥地，为司中、司命、司禄三坛，同。祀以立冬后亥”。^[116]唐代武德、贞观年间，“立冬后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于国城西北”。^[117]后来这一制度没有什么变化。司中和司命在隋代已是小祀，司民和司禄进入三祀制的时间相当迟，在《开元礼》之后才成为小祀，因而为《大唐郊祀录》所记载。

在这一时期进入三祀制的祭祀礼仪中，只有灵星、司民和司禄属于传统祭祀的范畴，其他都是玄宗时期新建的祭仪。玄宗朝在礼制上多有建树，《开元礼》就是典型例子。不仅如此，一些新的祭祀礼仪建立起来了，并成为三祀制的一部分。尤可注意的是，道教对吉礼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不仅有道教因素对传统礼仪的渗透，^[118]带有浓厚道教性质的祭祀礼仪也被创造出来，并进入了三祀制。至宋代，这一进程更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