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礼五使的出现及其展开
唐朝建立后，主管国家祭祀的机构主要有礼部和太常寺。其中，礼部是政务机关，太常寺是事务机关。[194]根据《开元礼》的规定，南郊祭天的具体事务主要由太常寺承担，如太乐令摆放宫悬钟磬，郊社令省牲器，廪牺令荐牺牲，奉礼郎排放君臣版位、赞导跪拜仪节，太祝执行各项细琐事务。皇帝亲郊时，由太常卿引导皇帝行礼。其他机构也负担一部分事务，如光禄寺的太官令供应牲馔，又如皇帝亲郊时，殿中省的尚舍局负责斋宫帷幄、郊坛行宫和大次的设置。[195]南郊祭天有众多高级官员出席和参与，但是他们并不掌管这一礼仪的运作。《唐律疏议》提到大祀“或车驾自行，或三公行事”，[196]这不是说三公负责仪式的实行，而是指大祀有皇帝亲祭和有司摄事两种形式。在皇帝亲祭的场合，“太尉亚献，司徒奉俎，司空扫除”，[197]皇帝不能出席大祀时，由太尉代替皇帝初献。[198]可见三公并不掌管郊祀礼仪的全盘实施，而且三公在唐代是荣誉性的官衔，经常空缺，但是在祭祀中不可或缺，所以由其他官员摄理，《旧唐书·职官志》说：“武德初，太宗为之，其后亲王拜三公，皆不视事，祭祀则摄者行也。”[199]
开元时期情况有所变化，出现了礼仪使负责皇帝亲郊实施的现象。开元十一年（723）玄宗南郊亲祭，宰相张说担任礼仪使。礼仪使的出现，意味着使职差遣制波及到了礼制领域，也说明皇帝亲郊的意义开始凸显，与有司摄事的落差有所扩大。不过，在安史之乱以前，礼仪使只见于开元十一年的皇帝亲郊，在后来的《开元礼》中，也丝毫不见礼仪使的踪影，礼仪使掌管皇帝亲郊在这段时间大概还不常见。
安史之乱以后，大礼使取代了礼仪使，负责皇帝亲郊的具体运作。例如贞元元年（785），御史大夫崔纵担任南郊大礼使，“属兵旱之后，赋入尚少，纵裁定文物，俭而中礼”；[200]龙纪元年（889），宰相孔纬担任大礼使，负责操办昭宗的南郊亲祭。[201]礼仪使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以礼学知识闻名的辛秘，“山陵及郊丘二礼仪使皆署为判官”，[202]可以看到南郊亲祭不但有礼仪使，而且礼仪使之下还有判官。唐代的皇帝亲祭规模巨大，事务繁重，需要较长的准备期，南郊使职的出现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不过，南郊使职的发展比较缓慢，日后南郊五使中的仪仗使、卤簿使和桥道顿递使此时都还没有出现。
南郊使职的发展主要实现于五代。在后唐天成四年（929）的南郊亲祭中，“以宰臣冯道为南郊大礼使，兵部尚书卢质为礼仪使，御史中丞许光义为仪仗使，兵部侍郎姚为卤簿使，河南尹从荣为桥道顿递使，客省使、卫尉卿张遵诲为修装法物使”。[203]后周广顺三年（953），太祖举行南郊亲祭时，“以中书令冯道为南郊大礼使，以开封尹、晋王荣为顿递使，权兵部尚书王易为卤簿使，御史中丞张煦为仪仗使，权判太常卿田敏为礼仪使”。[204]比起后唐，后周少了修装法物使，南郊五使最终形成。在晚唐的皇帝丧葬礼仪中，一般由宰相任山陵使，太常卿任礼仪使，下设仪仗、卤簿、桥道顿递等使职，所以国恤使职比南郊使职更为成熟，五代时期形成的大礼五使便脱胎于此。[205]
在北宋，大礼五使制度迅速发展起来。根据《国朝会要》的记载，“自建隆以来，承唐五代近制，以宰相为大礼使，太常卿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尚书为卤簿使，开封尹为桥道顿递使。太常卿、御史中丞或阙，则以学士及他尚书丞郎为之”。[206]实际情况要比这一概括复杂许多，[207]不过大礼使几乎一直由宰相担任，而且五使之间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叶梦得将北宋南郊五使的职能概括为：“大礼掌赞相，卤簿掌仪卫，桥道掌顿递，礼仪掌礼物，仪仗无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礼者而已。”[208]他们还有了独立的印章。北宋初建，“南郊五使皆权用他司印”，雍熙元年（984），“始令铸印给之”。[209]南郊五使都是临时性的差遣，从任命到撤销只有数月时间，他们各有本司，其下属也是如此，例如礼仪使、仪仗使和卤簿使的下属，分别来自礼院、御史台和兵部。[210]这个非常设的机构拥有铜印，足见朝廷对南郊大礼的重视。[211]
在北宋，皇帝大致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礼，若不南郊亲祭，则用其他礼仪来代替，其中明堂亲享最为常见。马端临对南宋的明堂五使有如下描述：“大礼使总一行大礼事务，行事日，复从皇帝行礼。礼仪使行事日前导奏请皇帝行礼。仪仗使总辖提振一行仪仗，仪仗用四千一百八十九人，自太庙排列至丽正门。卤簿使，依《礼经》，卤者，大盾也，总一部仪仗，前连后从，谓之卤簿。桥道顿递使提振修整车驾经由道路、顿宿斋殿等。”[212]北宋的情况类例。明堂五使与南郊五使相比，只是仪仗使的职责稍有不同，不担负监察的职责。明堂仪仗使很少由御史台官员担任的事实，[213]也说明了这一使职的职权范围。
在大礼五使之中，卤簿使和桥道顿递使的出现特别值得留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卤簿的含义。蔡邕说：“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214]在东汉，“行祠天郊以法驾”。[215]蔡邕对法驾的解释是：“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惟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参乘，奉车郎御，属车四十六乘。”[216]在唐代，卤簿由太常寺所辖的鼓吹署掌管，[217]南郊亲祭使用大驾，[218]人数约一万五千人。[219]
北宋统治者对皇帝亲郊的外在形式更加注重。《宋史·范质传》：“乾德初，帝将有事圜丘，以质为大礼使。质与卤簿使张昭、仪仗使刘温叟讨论旧典，定《南郊行礼图》上之。帝尤嘉奖。由是礼文始备，质自为序。”[220]范质等人在后唐天成年间《南郊卤簿字图》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南郊行礼图》由此而成。[221]此后，南郊卤簿图又有修订。景德二年（1005），卤簿使王钦若奏上《卤簿记》三卷；因为这一版本相当粗疏，天圣六年（1028），翰林学士宋绶上《天圣卤簿记》十卷；宝元元年（1038），宋绶奏上《景祐南郊卤簿图记》十卷。[222]李焘指出，《景祐南郊卤簿图记》是在《天圣卤簿记》的基础上增饰而成的。[223]仁宗时期的《卤簿图记》，“凡仪卫之物，既图绘其形，又稽其制作之所自而叙于后，一代之威容文物，备载于此矣”，故而长期行用。直到徽宗政和年间重订卤簿图时，兵部尚书蒋猷还说：“臣伏见尚书兵部见行《大礼卤簿图记》，实天圣间侍臣宋绶等所撰集。”[224]
北宋皇帝亲郊的卤簿规模比唐代更大。至道二年（996）正月，太宗前往南郊祭祀天地，史书记载：
上顾左右，瞻具车驾，自庙出郊，仗卫周列，千官奉引，旌旗车辂，相望无际，郊祀之盛仪，京邑之壮观，因诏有司画图以献。凡为三幅，外幅列仪卫，中幅车辂及导驾官人物，皆长寸余，又图画圜坛、祭器、乐架、警场。青城别为图，以纪一时之盛，令内臣裴愈、石承庆于朝元殿，集翰林画工绘之。仍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监总，再期而毕。[225]
此次皇帝亲郊，“凡仗内自行事官、排列职掌并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骑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人”。仁宗颁布《天圣卤簿记》后，南郊亲祭的卤簿达到了20 061人。[226]这一规定得到了长期执行，绍圣元年（1094），权礼部侍郎黄裳提到的南郊卤簿仍是20 061人。[227]明堂卤簿用法驾，规模略小。皇祐二年（1050），确定了明堂卤簿的字图，共11 088人。[228]在北宋，每当皇帝亲郊，卤簿主要由卤簿使掌管，明堂亲享时，仪仗使也负一部分的责任。
与唐代相比，北宋皇帝亲郊的卤簿仪仗给民众带来的视觉效果更加强烈。除了卤簿仪仗规模的扩大外，都城礼仪空间结构的变化也是重要原因。根据《开元礼》的规定，每当皇帝南郊亲祭，盛大的礼仪队伍的起点是位于长安中轴线上的太极殿。[229]他们经过承天门街和朱雀门街，到达圜丘。不过，在实际操作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皇帝居住于偏东北的大明宫，南郊亲祭多数时候以含元殿为起点，从太极殿出发的例子相对较少。三大礼形成后，礼仪队伍还前往皇城内的太庙和位于大宁坊的太清宫，长安的礼仪重心向东偏移。[230]北宋的情况有所不同，宫城居于都城的中心，景灵宫就在都城南北向的主街边。[231]根据孟元老对北宋末年东京城市布局的记载，“御街大内前南去，左则景灵东宫，右则西宫”。[232]景灵西宫建于元符三年（1100），原因是景灵宫的空间不够：“神宗未有馆御，而居英宗之后殿。及哲宗崩，又无以处之。”因此，蔡京上奏：“若谓宫东迫民居难展，宜即其西对御道立西宫，首奉神宗馆御，而哲宗次之。”尽管右正言李瓘反对蔡京的这一提案，并且列出了五点理由，徽宗还是下令由户部尚书李南公负责景灵西宫的营建。[233]所以，景灵宫有了东宫和西宫之分。比起唐代，太庙和南郊在都城中的相对空间位置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东京的商业突破了东市、西市的限制，[234]景灵宫和太庙周围也是商业娱乐场所林立。[235]这样的城市空间格局增强了国家礼仪的世俗色彩，也使得北宋的民众能够更直接地感受景灵宫、太庙和南郊三大礼的气氛。例如，三大礼举行前的两个月，就要举行卤簿的预演彩排，“诸戚里宗室贵族之家，勾呼就私第观看，赠之银彩无虚日。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并纸画看人，携归以为献遗”。[236]南郊礼毕后，礼仪队伍“入南薰门，御路数十里之间，起居幕次，贵家看棚，华彩鳞砌，略无空闲去处”。[237]
我们再来看桥道顿递使。《资治通鉴》记载，中和元年（881）五月，“李克用牒河东，称奉诏将兵五万讨黄巢，令具顿递”。胡三省注：“缘道设酒食以供军为顿，置邮驿为递。”[238]在皇帝亲郊的场合，因为庞大的礼仪队伍和相当长的移动距离，整修道路、供应食宿等事务变得更加重要，桥道顿递使由此而起。天圣二年（1024），“南郊桥道顿递使王臻请车驾自太庙还，西过景灵宫、朱雀门赴郊宫，如景德之制。从之”。[239]除了具体人选之外，其他有关桥道顿递使的史料非常少，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份记载，由此可以看到桥道顿递使不但负责道路、食宿的保障，还参与行进路线的设计。
在南郊五使中，大礼使负责亲郊大礼的全面统筹，礼仪使掌管祭祀器物，仪仗使承担督察之责，而卤簿使、桥道顿递使与祭祀过程的关系相对疏远。明堂五使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卤簿使和桥道顿递使的设置，意味着皇帝亲郊的外在形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吸引了统治者更多的注意力。治平二年（1065），宋英宗与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之间有一番对话，英宗问：“今之郊何如？”吕公著答曰：“古之郊也贵诚而尚质，今之郊也盛仪卫而已。”[240]此番言论可谓一针见血。正因为这样，卤簿仪卫对郊祀礼仪的形态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作用。在北宋后期，恢复经典记载的天地分祭的提议得到了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皇帝的支持，但是作为争论的焦点，北郊亲祭屡屡无法举行，卤簿仪卫及其带来的费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这就使天地分祭的皇帝亲郊制度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也使天地合祭的旧制一直保持了相当大的号召力。北郊亲祭一直到徽宗统治后期才实现，到了南宋，天地合祭的皇帝亲郊制度又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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