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至宋英宗朝太庙庙数的变化

二、唐初至宋英宗朝太庙庙数的变化

（一）唐代

唐初继承了北朝的传统，以郑玄学说为理论依据，太庙实行四亲庙的建制。武德元年（618），朝廷追谥高祖的父亲李昞为元皇帝，庙号世祖；祖父李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曾祖父李天锡为懿王；高祖父李熙为宣简公：并将他们的神主祔于太庙。^[32]按照魏晋以来的传统，因为太祖之上昭穆未尽，太祖的神主置于亲庙之中，虚太祖之室。

不过，四亲庙的制度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贞观九年（635），高祖去世，谏议大夫朱子奢奏请改用六亲庙的制度：“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尚书八座赞成这一建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于是，朝廷改亲庙之数为六，祔高祖以及李熙之父弘农府君李重耳的神主于太庙，太祖之位仍然虚置。^[33]这一变化意味着唐朝在太庙庙数上转向了王肃的学说。^[34]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比起郑玄模式来，王肃模式的天子七庙更加符合帝制国家伸张皇权的需要。朱子奢指出：“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庙，一国之贵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降杀以两，礼之正焉。”在尚书八座看来，由于实行四亲庙的制度，“天子之礼，下偪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35]另外，王肃模式的太庙确实能够供奉更多的神主，这与后世皇帝倾向于在太庙中保留尽可能多的祖先神主的心理契合，用尚书八座的话说就是：“数尽四庙，非贵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36]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六亲庙的形式得到了维持。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去世后，他的神主进入太庙，弘农府君的神主藏于西夹室。文明元年（684），高宗去世后升祔太庙，宣简公的神主亦迁入西夹室。^[37]

从李唐建国到武后称帝之前，无论是采取四亲庙还是六亲庙，因为太祖仍然处于昭穆之中，所以太庙并未满额，太祖庙呈虚置状态。神龙元年（705）李唐复兴后，在太祖未正东向的情况下，太庙供奉的神主却达到了七世。

在朝廷讨论太庙的庙数问题时，太常博士张齐贤认为：“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代数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唯有六室。”但是当他面对中宗在太庙中另尊始祖以备七世祖先的要求时，他用“加太庙为七室，享宣皇帝以备七代，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的办法来妥协。^[38]另两位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反对张齐贤将宣皇帝的神主奉还太庙以凑成七庙的提议，坚持供奉六世祖先的做法：

开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汤、文祚基稷、契，太祖代远，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庙可全。……及魏、晋经图，周、隋拨乱，皆勋隆近代，祖业非远，受命始封之主，不离昭穆之亲，故肇立宗祊，罕闻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百代而不迁，亲尽七叶而当毁。或以太祖代浅，庙数非备，更于昭穆之上，远立合迁之君，曲从七庙之文，深乖迭毁之制。皇家千龄启旦，百叶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数犹近，号虽崇于太祖，亲尚列于昭穆，且临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庙当六，未合有七。^[39]

刘承庆和尹知章的意见得到了中宗的认可。

但是没过多久，中宗又以高宗之子李弘为义宗，升祔太庙。^[40]李弘是武则天的长子，曾立为太子，上元二年（675）薨。李弘的身后待遇颇为优渥，高宗下制确定其谥号为孝敬皇帝，“葬于缑氏县景山之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亲为制《睿德纪》，并自书之于石，树于陵侧”。^[41]仪凤二年（677），高宗下敕：“孝敬皇帝神主，再期之后，宜祔于太庙之夹室，迁祔之日，神主遍朝六庙，仍令礼官等考核前经，发挥故实，具为仪制，副朕意焉。”^[42]李弘未曾即位，可是其神主却供奉在太庙夹室中，高宗对他的优待相当不一般。至神龙元年（705），李弘的神主更是祔于太庙正室，与此同时，懿祖的神主也没有祧迁，因此在太祖尚未脱离昭穆序列的情况下，太庙就已经供奉了七世皇帝的神主。义宗的祔庙在官僚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景云元年（710）中宗祔庙之前，中书令姚崇和吏部尚书宋璟上奏：“伏以义宗未登大位，崩后追尊，神龙之初，乃特令迁祔。《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叙昭穆。”^[43]义宗的神主从太庙中撤出，置于夹室中，并且在东都另建义宗庙。^[44]此次庙室的升祔和迁毁发生在义宗与中宗之间，其他各室没有发生变化。

进入8世纪后，太庙的庙数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起初是太祖尚未东向时，太庙就已有七世祖先，到了玄宗统治时期，太庙更是供奉了九个祖先的神主。因为种种原因，从中宗以后，唐代的皇位继承没有严格实行父死子继的原则，兄终弟及的现象不时出现，甚至还有叔继侄位的例子。这使得皇帝神主的迁祔成为异常敏感的话题，七庙制的实行面临着严峻考验。开元四年（716），睿宗去世，为了给睿宗腾出位置，朝廷根据晋代礼官贺循对“兄弟不相为后”的解释，将中宗与和思皇后的神位迁出，在太庙以西另立中宗庙，大祫之时，中宗合食太庙。^[45]中宗庙也称为“西庙”，《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四年〕十一月丁亥，徙中宗神主于西庙。”^[46]这一举动引来了不少反对意见，河南府人孙平子上疏：“中宗孝和皇帝既承大统，不合迁于别庙。”孙平子因此而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但是“议者深以其言为是”。玄宗不得不在开元十年下制：“今中宗神主，犹居别处，详求故实，当宁不安，移就正庙，用章大典。仍创立九室，宜令所司择日启告移迁。”次年，九庙建成，中宗和献祖的神主回到了太庙中。^[47]此时太祖尚处于昭穆序列中，但是太庙已经供奉了九个祖先，无论是郑玄模式的七庙制，还是王肃模式的七庙制，都已经被大大突破了。这与玄宗“王者乘时以设教，因事以制礼，沿革以从宜为本，取舍以适会为先”的基调是一致的。^[48]

安史之乱后，太庙逐渐恢复了七庙制。宝应二年（763），前一年去世的玄宗和肃宗先后祔庙，献祖和懿祖的神主祧迁，庙数依然为九，太祖始正东向，其余八庙四昭四穆。太祖的东向为太庙制度的重新整理提供了可能。大历十四年（779），代宗去世，世祖被祧迁以便代宗升祔。礼仪使颜真卿建议：“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请依三昭三穆之义，永为通典。”^[49]他的建议得到了实施，除了太祖，高祖和太宗也成为不迁之主。尽管太庙仍然供奉了九个皇帝的神主，但是已经与王肃对天子七庙的解释一致，即太祖庙、另两个不迁之主庙和六亲庙，唐代的太庙重新回到了七庙制的轨道上。

随着高祖和太宗不祧地位的确立，亲庙重新变为三昭三穆，但是依然采取兄弟昭穆异位的形式。开元十一年（723）中宗重新祔于太庙后，与睿宗昭穆异位，正因为这样，元和元年（806）顺宗祔庙时，太常博士王泾建议：“今顺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谓之亲尽，迁于太庙夹室，礼则然矣。”礼仪使杜黄裳也上奏：“顺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庙，告祧之后，即合递迁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礼合迁于太庙从西第一夹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50]睿宗的神主得以保留。敬宗、文宗和武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开成五年（840）文宗祔庙后，敬宗和文宗也是昭穆异位。兄弟昭穆异位有一个问题，就是亲庙中无法供奉六世祖先的神主。如在顺宗时期，亲庙中只有五世祖，没有六世祖，在武宗朝，亲庙中最高只供奉了四世祖德宗的神主。这一现象在会昌六年（846）武宗祔庙后有了改变。当时，礼官上奏：“上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存高曾之亲。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添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义，庶协大顺之宜，得变礼之正。”^[51]所谓“存高曾之亲”，就是为了更严格地遵循王肃六世亲庙的理论。宣宗批准了这一建议，敬宗、文宗和武宗的神主在太庙中昭穆同位，为了填补六亲庙的空缺，代宗重新祔庙。此后，唐朝的太庙一直是十一室，因为兄弟昭穆同位，所以并没有违背七庙制的原则。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太庙庙数的变化非常复杂，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符合郑玄或王肃对七庙制的理解，8世纪一度出现过与礼制传统不符的现象，最后还是回归七庙制。^[52]

（二）五代

除了后唐，五代的其他四个朝代建立后，太庙皆采取了四亲庙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帝室世系模糊。开平元年（907），后梁太祖“立四庙于西京，从近古之制也”。^[53]“近古之制”就是像隋唐一样，开国时期立四亲庙，虚太祖之室。后晋也建立了四亲庙，以供奉靖祖、肃祖、睿祖和宪祖的神主。^[54]后周广顺元年（951），中书门下奏：“太常礼院议，合立太庙室数。若守文继体，则魏、晋有七庙之文；若创业开基，则隋、唐有四庙之议。圣朝请依近礼，追谥四庙。伏恐所议未同，请下百官集议。”最后决定建立四亲庙的制度，供奉四世祖先。^[55]后汉稍微有些特殊，在四亲庙之外，还远追汉高祖和光武帝为祖宗，共计六庙。^[56]

在后晋和后周，开国皇帝去世后，神主升祔太庙，与之前的四位祖先并存。天福七年（942），太常礼院上奏：“国朝见飨四庙：靖祖、肃祖、睿祖、宪祖。今大行皇帝将行升祔，按《会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庙于长安；贞观九年，高祖神尧皇帝崩，命有司详议庙制，议以高祖神主并旧四室祔庙。今先帝神主，请同唐高祖升祔。”^[57]前文提到过，贞观九年（635）高祖祔庙时，并未祧迁其祖先的神主，太庙中除了原有的四世祖先，还增加了弘农府君，从而形成了六亲庙的制度，这与后晋的做法显然不同，太常礼院的说法有违事实。不管如何，高祖祔庙后，后晋的太庙供奉了五世祖先。后周太祖去世后，也是与四世祖先并置于太庙中，致使庙室满额，正是因为这样，显德六年（959）世宗祔庙前，礼官需要讨论如何将夹室改为庙室，以增加太庙的容量。最后，采用了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庙殿见虚东西二夹室，况未有祧迁之主，欲请不拆庙殿，更添间数，即便将夹室重安排六室位次”的建议，在不拆建庙殿的前提下，太庙庙室实现了扩容。^[58]太庙增加庙室的事实也说明，世宗祔庙时，仍然没有祧迁其他祖先。

后梁末帝即位后，“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59]后汉也有“奉高祖神主于西京太庙”的记载，^[60]不见此时有其他神主迁出的记载。所以，这两朝很有可能与后晋、后周一样，当开国皇帝祔庙时，不祧迁他的祖先。这些神主祔庙后，四亲庙的制度也就瓦解了，后梁、后晋和后汉的亲庙数变为五，后周的亲庙后来更是呈现三昭三穆的形式。^[61]

后唐的太庙相当特殊。沙陀贵族朱耶氏以李唐的后裔和政治继承人自居，来壮大声势和显示自己的正统色彩。庄宗建国后，太庙中除了直系祖先懿祖、献祖和太祖外，还有唐高祖、太宗、懿宗和昭宗，也就是后来太子少傅卢质说的“追三祖于先远，复四室于本朝”。^[62]在后唐，每次神主祧迁，都不涉及唐代的四个皇帝。天成元年（926）庄宗祔庙前，祧迁懿祖。^[63]清泰元年（934），献祖毁庙，明宗的神主进入太庙。^[64]闵帝为末帝所害，所以也就没有进入太庙。

（三）宋太祖至英宗统治时期

与后梁、后晋和后周一样，北宋建立后，也实行四亲庙的制度。在宋太祖的要求下，百官讨论了太庙的建置问题。兵部尚书张昭等人建议采取二昭二穆的四亲庙，“稽古之道，斯为折衷。伏请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庙室”。于是，朝廷追尊高祖赵朓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曾祖赵珽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祖父赵敬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父亲赵殷曰昭武皇帝，庙号宣祖。他们的神主占据了四亲庙，太祖庙暂时虚位。^[65]

开宝九年（976），赵匡胤去世，庙号确定为太祖。次年，太祖升祔太庙，僖祖的神主却没有迁至夹室，也就是说，在太祖仍处于昭穆序列时，太庙已经供奉了五世祖先的神主。^[66]在五代时期，除了后唐，其他四个朝代最初都是设立了四亲庙，开国皇帝祔庙时，不祧迁其他神主，从而形成了五亲庙的形式。可以看到，宋初太庙的建立和运作，基本上是延续了五代的做法。

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随后祔庙。因为太宗与太祖是兄弟，所以两人究竟应该昭穆同位还是昭穆异位，在朝廷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论发生于咸平元年（998），一方是太常礼院的礼官，他们主张，兄弟继统，同为一代，真宗称太祖为皇伯；另一方是尚书省的官员，他们则认为，太宗别为一代，真宗祭祀太祖，应当自称孝孙。尚书省的官员坚持《汉书》“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说法，将太祖和太宗分为二世，“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义”，这样也能使太宗自为世数，从而体现其百代不迁的地位。针对“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表述，太常礼院指出：“弟不为兄后，子不为父孙，《春秋》之深旨。父谓之昭，子谓之穆，《礼记》之明文也。”他们还援引经典和前朝故事，来证明兄弟昭穆同位确有其事。^[67]朝廷采用了太常礼院的意见，太祖和太宗同处昭位。所以，与唐代不同，宋代兄弟昭穆同位的原则很早就确立了。因为没有祧迁僖祖，此时太庙呈现五世六室的布局。

尽管史书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乾兴元年（1022）真宗祔庙后，北宋的太庙便转向了六亲庙的制度。真宗祔庙时，不见有其他神主祧迁的记载，事实上，北宋第一次太庙神主的祧迁发生在治平四年（1067）。康定元年（1040），直秘阁赵希言建议祧迁僖祖和顺祖，留下翼祖、宣祖、太祖、太宗和真宗，以符合郑玄对七庙制度的理解。对此，同判太常寺宋祁说：“郑康成谓周制立二昭二穆，与太祖、文、武共为七庙，此一家之说，未足援正。荀卿、王肃等皆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杀以两，则国家七世之数，不用康成之说。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应便立祧庙。”^[68]所以可以确定，自从乾兴元年后，太庙中供奉的祖先三昭三穆，太祖和太宗同占昭位，真宗处于穆位。同时我们看到，与五代的做法相似，北宋太庙制度的运作极少实行神主祧迁，更多的时候是不断往里添加神主。所以，北宋从四亲庙向六亲庙的转变，不像唐代贞观九年（635）那样有一个制度的转轨，而是经过四亲庙、五亲庙、六亲庙逐步累积起来的，接下来七亲庙的出现也就没什么好意外的了。由此可以看到整个宋代太庙庙数变化的基调，就是甚少进行神主的祧迁。程颐说过：“祭先之礼，不可得而推者，无可奈何；其可知者，无远近多少，须当尽祭之。祖又岂可不报？又岂可厌多？盖根本在彼，虽远，岂得无报？”^[69]这不仅仅是理学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宋代太庙礼制运作的一个写照。

在北宋，并非没有人提议实行祧迁制度，上面提及的赵希言就是例子，后来司马光等人也是力主祧迁。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太常礼院提议在太庙中增置一室，来安放仁宗的神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表示反对：

自汉以来，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太上庙主瘗于寝园。魏明帝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迁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其神主。盖以太祖未正东向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神主于夹室，高宗祔庙，又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难可依据。今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祔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太庙更不须添展一室。^[70]

这一建议的目的是在七庙制下实行神位祧迁原则。在他们看来，汉代以后，为了在建国之初充实宗庙，不得不往上追尊开国皇帝的若干祖先为帝，将其神主供奉于太庙中，无论是采取四亲庙还是六亲庙，这些神主皆是亲尽而毁。在这些神主祧迁完毕以前，太祖因为仍在亲庙之列而不能正东向之位，因此太庙不满额。在王肃模式之下，只有太祖正东向之位后，太庙才呈现太祖加三昭三穆六亲庙的形式。因此，他们认为此时没有增添庙室的必要，祧迁僖祖即可。观文殿学士孙抃等人对司马光、卢士宗等人的看法不以为然：

先王之礼，自王以下降杀以两，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自汉以来，诸儒传《礼》者，始有夏五庙、商六庙之说，其说出于不见伊尹之言，而承用《礼》家之误。盖自唐至周，庙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谓“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者是也。今议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为于礼当迁。如此，则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于六世，不称先王制礼降杀以两之意。且议者言僖祖当迁者，以为在三昭三穆之外，则于三代之礼，未尝有如此而不迁者。臣等以为三代之礼，亦未尝有所立之庙出太祖之上者也。后世之礼既与三代不同，则庙制亦不得不变而从时。且自周以上，所谓太祖，亦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始祖。方庙数未过七世之时，遂毁其庙，迁其主，考三代之礼，亦未尝有如此者也。汉、魏及唐一时之议，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臣等窃以为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于经传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礼意。^[71]

他们的看法也是颇有道理，上古时代宗庙中供奉的祖先都是太祖及其后代，自然不存在祧迁太祖以上祖先的事情，这与帝制时代太庙礼制的实际运作明显不同。因此，他们认为，在不同于上古三代的历史环境下，不必拘泥于汉魏、唐代的经典解释和制度实践，将在位皇帝的七世祖先排除在亲庙之外，而是应该在三昭三穆之外再保留一位祖先的神主。最终，孙抃等人的建议获得了认可，朝廷决定增庙室为八，僖祖仍然留在太庙中。就这样，在太祖未正东向之时，太庙形成了四昭三穆的格局。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太常礼院上奏：“准嘉祐诏书，定太庙七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庙有日，僖祖在七世之外，礼当祧迁。将来山陵毕，请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于西夹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顺祖以次升迁。”翰林学士张方平等人赞同太常礼院的建议：“同堂八室，庙制已定，僖祖当祧，合于典礼，请依礼院所奏。”神主的迁祔按照这一方案来进行。^[72]司马光认为这还不够，于是旧话重提：“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东向之时，大率所祀不过六世。若僖祖于今日方议祧迁，则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八，不合先王典礼，难以施于后世。臣愚以为，仁宗祔庙之时，僖祖已当迁于夹室。今大行皇帝祔庙，顺宗亦当迁于夹室。”^[73]在他看来，倘若太祖尚在昭穆序列中，太庙应当只供奉六世祖先，否则便是违反儒家的礼仪原则，因此，他主张将僖祖和顺祖的神主迁到夹室。最后，朝廷只祧迁了僖祖，太庙中仍有七世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