禘礼的终结

三、禘礼的终结

在宋神宗统治时期，朝廷取消了禘祭，只保留了祫祭，这是中国古代太庙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此事发生在元丰四年（1081），《宋史·礼志》：

〔详定礼文所〕言：“礼，不王不禘。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太祖受命，祭四亲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禘祫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失礼莫甚。今国家世系与四代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当阙，必推见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谓辅臣曰：“禘者，本以审禘祖之所自出，故礼，不王不禘。秦、汉以后，谱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则禘礼可废也。”^[3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也有记载：

详定礼文所言：“臣等谨按《记》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高阳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高阳而宗禹。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仪礼》曰：‘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所其始祖之所自出。’《周礼》有追享、朝享，说者以为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谓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庙始，故谓之朝享。《诗·周颂·雝》，禘太祖也；《商颂·长发》，大禘也。周无四时之禘，则《雝序》以为禘太祖，商有四时之禘，则《长发序》以为大禘。四时之禘为小，则禘其祖之所自出为大矣。由是而言，禘者宗庙追崇远祖之祭，惟王者得行之。王者至尊，享及七世，推亲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四时各于其庙而祭之，于是有祠、礿、尝、烝焉。既有祠、礿、尝、烝矣，而毁庙之主不及，犹以为未也，缘生有合族缀食之恩，乃于始祖之庙合毁庙亲庙之主而祭之，于是有祫焉。既祫矣，而远祖不及，犹以为未也，又推而上审谛其祖所自出而祭之，于是有禘焉。至此而仁之至，义之尽也。然而积德有薄厚，流泽有广狭，以其大夫、学士知尊祖，故为时祭而不为祫；诸侯及其太祖，故为祫而不为禘；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阳，高阳世系出自黄帝，则虞、夏禘黄帝以高阳氏配。高祖契，出自帝喾，则商人禘喾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喾，故周人禘喾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自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自汉、魏以来，世系不明，传袭莫纪，加以诸羌乱晋，南北幅裂，百宗荡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谱录都废，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谩无足考。则后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而行焉。汉自太上皇以前无闻，故高帝而上惟见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处士君而上亦无闻，故明帝太和中止事高祖之父处士以下五世而已。晋自征西将军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刘氏出于刘累，而汉不禘尧；曹氏出于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而魏不禘汉相国曹参；司马氏出于程伯休父，而晋不禘司马卭；宋出于楚元王交，齐出于汉相国萧何，陈出于汉太邱长陈实，隋出于汉太尉杨震，皆不禘以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谱牒不明故也。唐之黎干言禘非祭天，作十诘十难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以还千余岁，其礼遂阙。恭惟艺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汉、唐故事，祭四亲庙，惟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与祫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虽禘、祫之名不同，而礼实无异，其为讹舛莫甚焉。臣等辄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为国家世系所传，与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谓当阙之，必也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圣神裁择。”从之。^[359]

我们看到两条史料记载的内容类似，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只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详定礼文所的论述更加详细，但是神宗的态度只用了“从之”二字概括，而这在《宋史·礼志》中有稍微具体的表述，所以两条史料可以相互补充。首先，详定礼文所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来论述禘祭是一种祭祀远祖的宗庙礼仪，而且只有天子才有举行这一礼仪的资格，诸侯的宗庙祭祀只及太祖，不包括远祖。其次，他们分析了禘祫之间的异同。为了维持天子七庙的形式，需要祧迁亲尽的、同时又不具备特殊功绩的祖先，他们无法在祠、礿、尝、烝这样的四时常祀中得到祭享，所以需要禘祫礼仪。祫是在太祖庙中合祭太祖之下所有的毁庙、未毁庙的祖先，禘是祭祀太祖之上的远祖的祭祀。再次，因为虞、夏、商、周世系清楚，可以追溯到远祖，所以可以举行禘礼，汉代以降，则难以追溯到王朝建立者之上很远的祖先，禘礼难以真正举行，所谓的禘礼实际上就是祫礼，是在太祖庙合祭太祖之下毁庙和未毁庙的祖先，与禘礼的本义不符。在奏文的最后，详定礼文所回到宋代的情况，他们认为，宋代面临与汉代以后各王朝同样的困境，因为世系不清而不具备举行禘礼的条件，所以建议取消禘礼。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有必要拉长视野来进行考察。禘与祫的关系历来充满争议。祫祭的含义相对明确，就是毁庙之主与未毁庙之主合食于太祖庙，前面《公羊传》文公二年的引文就是如此表述。西汉后期主持宗庙改革的韦玄成也说：“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360]祫祭的争议主要在于太祖以上的毁庙之主是否参与合食。在古人的观念中，商周宗庙的祭祀对象是太祖及其以下的祖先，毁庙之主都是太祖的子孙，因此，祫祭不涉及太祖之上的祖先。在帝制时代，太祖要么是距离建国不远的始封君，要么是开国立业的受命君，王朝建立伊始，为了满足“天子七庙”的形式，在太祖之上还须追尊其直系祖先。这样问题就产生了：这些祖先亲尽毁庙后能否参与祫享合食；若合食太庙，如何处理他们与创立王朝基业的太祖的神主顺次。历代东向之位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问题，只不过因为长期以来禘礼与祫礼在礼制实践上几乎等同，这一争论也涉及禘礼。

祫祭不是没有争议，但是与禘祭相比，至少含义比较明确。而禘至少有三种常见解释。一是夏商时期太庙时祭的名称。《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郑玄注：“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为殷祭。”^[361]

二是郊祀礼仪。《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玄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362]《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尔。”^[363]不少人接受了郑玄的解释，将禘看作是郊祀礼仪，直到唐代宝应元年（762），礼官薛颀、归崇敬等人还将禘解释为冬至圜丘祭天。^[364]

三是太庙殷祭，即与祫并举的禘。张纯说：“禘之为言谛，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365]后来，他的看法被《白虎通》吸收：“禘之为言谛也。序昭穆，谛父子也。”^[366]禘的这一定义得以意识形态化。

在汉魏礼学思想中，禘、祫是否等同存有争议。贾逵、刘歆、王肃“皆以为禘祫二祭，礼同而异名”。^[367]何休的看法是：“禘所以异于祫者，功臣皆祭也。”^[368]郑玄认为：

祫谓祭于始祖之庙，毁庙之主及未毁庙之主，皆在始祖庙中。始祖之主于西方东面，始祖之子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孙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从西为上。禘则太王、王季以上迁主，祭于后稷之庙，其坐位乃与祫相似。其文武以下迁主，若穆之迁主，祭于文王之庙，文王东面，穆主皆北面，无昭主。若昭之迁主，祭于武王之庙，武王东面，其昭主皆南面，无穆主。又祭亲庙四。^[369]

按照他对周代礼制的理解，祫祭是在始祖庙合祭毁庙和未毁庙之主；在禘祭中，文王、武王之上的毁庙之主祭于始祖庙，文王、武王之下的毁庙之主按照昭穆分别祭于文王庙和武王庙，未毁庙之主在本庙受祭。尽管有这些争议，我们看到，在这些礼学家的观念中，禘、祫的神位没有太大不同。何休认为，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是否有功臣配享。根据郑玄的意见，参与禘、祫礼仪的祖先是相同的，只不过在行礼地点和神主分布上有区分。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礼制实践中，禘祫等同是主流。例如，北魏在禘祫礼仪上接受了王肃的主张，“禘祫并为一名”。^[370]在《开元礼》中，禘祫礼仪也是基本一致。^[371]只有在个别环节上，例如功臣配享，禘祫礼仪有时不太一样。《旧唐书·礼仪志》：

《贞观礼》，祫享，功臣配享于庙庭，禘享则不配。当时令文，祫禘之日，功臣并得配享。贞观十六年，将行禘祭，有司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等一十八人议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庙者，患其礼过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禄，其后孝子率礼，洁粢丰盛，禴、祀、烝、尝，四时不辍，国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勋，尊显其德，以劝嗣臣也。其禘及时享，功臣皆不应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郑学，未有将为时享。又汉、魏祫祀，皆在十月，晋朝礼官，欲用孟秋殷祭，左仆射孔安国启弹，坐免者不一。梁初误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齐，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殷，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功臣。今礼禘无功臣，诚谓礼不可易。”乃诏改令从礼。至开元中改修礼，复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飨焉。^[372]

我们看到，在《贞观礼》中，祫享有功臣配享，禘享则没有；在《贞观令》中，禘祫皆有功臣配享。同为贞观年间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文本，《贞观礼》与《贞观令》有相违之处，所以在贞观十六年（642）举行禘礼之前，朝廷对是否应有功臣配享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太常卿韦挺等人认为，宗庙祭祀有不同的形式，祫祭大于禘祭，功臣配享只在祫祭中出现，目的是劝勉臣下，禘祭和时享不实行功臣配享，无论是从儒家经典的记载和诠释看，还是从帝制时代的礼制实践看，都是如此。所以，他们主张采用《贞观礼》的规定，实行“禘无功臣”的制度，祫享依然有功臣配享。于是，唐太宗下诏，在禘祫礼仪的功臣配享问题上采取舍《贞观令》、从《贞观礼》的做法。到了制定《开元礼》时，禘祭重新采取功臣配享的方式。在北宋时期的禘祫礼仪中，也长期奉行功臣配享的制度。咸平二年（999），太常礼院制定了禘祫之日配飨功臣的祀仪：“有司先事设幄次，布褥位于庙庭东门内道南，当所配室西向，设位版，方七寸，厚一寸半，笾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知庙卿奠爵再拜。”^[373]元丰三年（1080），详定礼文所要求废除禘祫礼仪中的功臣配享环节：“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与经不合，请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皆罢。”这一提议遭到了神宗的拒绝，他下诏：“冬享、禘祫及亲祠，并以功臣配享。”^[374]由此可见，在元丰四年废除禘祭前，功臣配享都是宋代禘祫礼仪的组成部分。

禘祫等同的历史和现状是详定礼文所的礼官所不认可的。他们将上引《礼记·丧服小记》和《礼记·祭法》中的“禘”理解为太庙殷祭的禘，由此断定太庙禘礼应当祭祀“祖之所自出者”，虞、夏、殷、周的禘祭对象皆是太祖之上的远祖，因此他们认为，禘礼与合食于太祖庙的祫礼有本质的不同。作为始祖，僖祖在此时的太庙祭祀中已经取得了太祖原有的地位，在祫礼中居东向之位。而僖祖之上已无先祖可追，太庙禘祭也就失去了举行的可能。详定礼文所对禘礼以及禘祫异同的解释，与汉代以来礼学家的观点皆有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制礼较少受汉魏经师注疏制约的倾向。

禘礼的废除是中国古代太庙祭祀制度的重大变革，此后太庙殷祭只剩下祫礼。^[375]禘祫制度相当复杂，单是禘祫之间的间隔，就有不同的说法。《旧唐书·礼仪志》：“禘祫之说，非唯一家，五岁再殷之文，既相师矣，法天象闰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后置祫，或近或远，盈缩之度，有二法焉：郑玄宗高堂，则先三而后二；徐邈之议，则先二而后三。”^[376]所谓先三后二，就是甲年四月禘祭，丁年十月祫祭，己年四月禘祭，壬年十月祫祭；先二后三，就是甲年四月禘祭，丙年十月祫祭，己年四月禘祭，辛年十月祫祭。郑玄和徐邈的说法互相竞争，构成了禘祫礼仪间隔计算的两种主流意见。此外，还有禘祫不相通数的理论，就是每过三年在孟冬举行祫祭，每过五年在孟夏举行禘祭。这些学说不断影响着唐宋禘祫礼仪的实行。唐高宗时期，禘祫的时间间隔存有争议，仪凤元年（676）太学博士史璨等人上奏后，郑玄“前三后二”的主张得到了制度上的认可。^[377]开元年间，禘祫一度不相通数，到了开元二十七年（739），禘祫同年的情况即将出现，这引起了朝廷内的争论。太常卿韦提出反对意见：“顷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仪，合食礼频，恐违先典。”太常认为，在郑玄和徐邈两种学说之间，后者更善。理由是，根据郑玄的说法，“祫后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后去祫，三十二月（按：当为四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于算矣。假如攻乎异端，置祫于秋，则三十九月为前，二十一月为后，虽小有愈，其间尚偏”，“徐氏之议，有异于是，研核周审，最为可凭。以为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闰法，毫厘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无乖越；五岁再殷之制，疏数有均。校之诸儒，义实长久”。朝廷最后决定采用徐邈的学说，实行禘祫各差三十个月的制度。^[378]在宋神宗朝，庆历年间开始实行的徐邈说被破坏，禘祫同年的现象再度出现。元丰四年（1081）九月，朝廷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详定礼文所主张采取郑玄说：“请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几举礼不烦，事神不渎。”太常礼院提议恢复徐邈说：“请依庆历以来之制，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祭。”最后，神宗“诏如见行典礼”，仍然实行不相通数的做法。^[379]一个月之后，禘祭即被废除。禘祫间隔上反复的争论，恐怕对禘祭的废除也有一定影响。禘祭废除后，太庙殷祭只剩三年一次的祫祭，非常简便易行，争论也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