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与北宋后期孔庙神位的变化

四、儒学复兴与北宋后期孔庙神位的变化

我们重新把视野拉回朝廷，来看北宋的国子监孔庙释奠礼仪的变化。北宋统治者对孔庙及其释奠礼仪非常重视。例如，《宋史·礼志》：“建隆中，〔太祖〕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宗亦三谒庙。”^[157]仁宗也曾经两次到国子监拜谒孔庙。^[158]北宋对孔庙规格的提升更是不遗余力，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孔子的谥号从文宣王变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去泰山封禅，仪式结束后，到曲阜拜谒孔庙，并且“诏加谥曰玄圣文宣王，祝文进署，仍修葺祠宇，给近便十户奉茔庙”。^[159]次年，真宗“诏追封孔子弟子兖公颜回为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郡公，成伯曾参等六十二人为列侯”。^[160]大中祥符五年，将孔子的谥号由玄圣文宣王改为至圣文宣王，^[161]孔子的神圣性进一步凸显。

北宋国子监孔庙释奠礼仪更重要的动向，体现在配享、从祀对象的变化上。晚唐至北宋孔庙释奠礼仪道统色彩的成长，除了表现为这一礼仪与皇位继承脱钩、州县孔庙释奠礼仪深入开展外，孔庙神位的布置与儒家学术的变迁变得更加息息相关。安史之乱后，因为士大夫对科举制度的反思、古文观念的兴起、儒家更新思想资源的需要，《孟子》的地位呈上升趋势，不再是纯粹的子书，常常被视作经书。^[162]在孟子思想兴起的过程中，韩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孟子推崇备至。据他自陈，他对孔子之道的理解开始于阅读《孟子》一书：“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163]他声称只有孟子才是真正理解孔子之道的：“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164]韩愈对孟子最有名的评论出现在《原道》一文中：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65]

他将儒家道统明确界定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孟子之后道统就断裂了。葛兆光指出，韩愈的这一声明除了表明自己拒斥杨、墨、佛、道异端的立场外，还有确立合法性思想和合理性思想的历史系谱的目的，从而显示对儒家思想真理的独占。^[166]

在韩愈的门人看来，韩愈也进入了由他自己建构的儒家思想系谱中。例如，李翱说：

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俪花斗叶，颠倒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167]

唐末的皮日休也是非常赞赏韩愈赓续儒家思想传统的功绩：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杨、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杨、墨也甚矣。如是为士，则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168]

与韩愈及其门人不同的是，在皮日休看来，韩愈不是直接接续孟子而继承道统，中间有荀子、文中子王通：“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醨，其继者浅，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纵横以为理，或作词赋以为雅，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169]尽管如此，皮日休还是做出了奏请韩愈从祀孔庙的惊人举动：

国家以二十二贤者，代用其书，垂于国胄，并配飨于孔圣庙堂，其为典礼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书，不能以释圣人之辞，笺圣人之义哉？况有身行其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二贤之列，则未闻乎典礼为备。伏请命有司，定其配飨之位。则自兹以后，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170]

不过，他的这一努力没有成功。当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晚唐的儒家阵营中，排斥佛道、重视心性之学的韩愈、李翱并没有像后人虚构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探索如何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柳宗元是典型的代表。^[171]

在北宋的古文运动中，文人的重点还是外部世界，韩愈、李翱倡导的性命之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韩愈倡导的道统观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172]石介有不少这样的表述，例如，“孔子之道始剥于杨、墨，中剥于庄、韩，又剥于秦、莽，又剥于晋、宋、齐、梁、陈五代，终剥于佛、老，天授之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孔子之道复”，^[173]“古之圣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轲，有荀卿，有扬雄，有文中子，有吏部”，^[174]又如：

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有年矣，不生贤人。若柳仲涂、孙汉公、张晦之、贾公疎，祖述吏部而归尊之，其智实降。

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而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数百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175]

在孟子、荀子、扬雄、王通和韩愈五人中，石介显然最看重孟子和韩愈，特别是韩愈，甚至将他看作比孟子更卓越的贤人。类似这样的表述在北宋其他士人笔下也可以看到。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柳开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176]强至认为：“某窃以君子之所贵者，道也。道者何？经天下、治国家、修身诚意之大本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之所以为圣贤，本此者也。”^[177]北宋后期以通晓礼学著称的陈襄表示：“孔子没，圣人之道失其传，百氏之说纷然，肆邪说以枭乱天下。孟轲、荀卿氏作，相与提仁义之言以辟之。陵迟至于汉唐，道益大坏，扬雄、韩愈氏又从而扶持辨正，然后孔子之道熄而复明。”^[178]王安石对孟子和韩愈的评价也是非常高：“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179]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由孔子开启、孟子接续、韩愈复兴的道统得到了很多士人的承认，孟子、扬雄、韩愈几乎是必定被提到的道统人物，荀子、王通也不时在他们论述的道统中出现。

除了北宋士人在观念上基本达成了尊孟、尊韩的共识外，《孟子》一书在神宗统治初期取得了经书的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书目，这是孟子得以从祀孔庙的制度性背景。庆历以后，周敦颐、邵雍、二程兄弟、张载、王安石等大儒都十分推崇《孟子》。^[180]熙宁四年（1071），中书门下上奏：

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181]

神宗同意了这一奏请。我们可以看到，《诗》、《书》、《易》、《周礼》和《礼记》称作“本经”，《论语》和《孟子》称作“兼经”。次年，考试之法稍有改动：“除第三、第四场策论如旧，其第一场试本经五道，第二场《论语》、《孟子》各三道。”^[182]《论语》和《孟子》依然是“本经”之外的“兼经”。

宋神宗看重制度改革，礼制改革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庙神位的增补就出现于这一时期。熙宁七年（1074），“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仍加爵号”，这一奏请没有得到神宗的同意。^[183]元丰六年（1083），神宗“诏封孟轲为邹国公。以吏部尚书曾孝宽言，孟轲有庙在邹，属兖州，未加爵命，故特封之”。^[184]在此之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上奏：“近封孟轲为邹国公，谓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太常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杨杰、辛公祐认为：“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以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贤配享孔庙为例，指出配享者不必是孔子同时代的人，请求“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并授予荀况、扬雄、韩愈伯爵。经过反复争论，最终神宗下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185]于是，孟子跃居颜回之次，配享孔子，荀子、扬雄、韩愈成为从祀者，其神位穿插于历代经师之间，王通则未能进入孔庙。^[186]如此一来，孔庙中的神位不再仅限于孔子、孔门弟子和历代经师了，后代的思想传承者，也就是所谓的人师，也在孔庙中占据了相应的位置。这是传道一系在儒家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占据主流和正统位置的重要信号。

到了徽宗时期，孔庙中的神位进一步增加，从中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现象。第一，继续有人师获得从祀孔庙的资格。大观二年（1108），“从通仕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187]作为思孟学派的代表，子思继孟子之后入祀孔庙，从孔子到曾参、到子思、再到孟子的道统建构在孔庙礼制中有了初步的体现，到了南宋，曾参和子思由从祀升格为配享，曾参、子思、孟子与颜回构成了四配。二是王学得到的官方认可程度达到了盛极而衰之前的顶峰。崇宁三年（1104），徽宗下诏：“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庙，位于邹国公之次。”^[188]通过此举，王安石得到了配享孔子的资格，在孔庙中的位置仅次于孔子、颜回和孟子。我们知道，除了哲宗年幼而未能亲政的那几年，王安石及其亲信长期把持了北宋后期的朝廷政治，思想界的主流也是王安石的新学。王安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支配性影响反映在礼制上，就是他分别于绍圣元年（1094）、崇宁三年分别配享太庙、孔庙。从整个孔庙释奠礼仪的发展历程来看，王安石配享孔庙的另一层意义在于本朝大儒进入孔庙的历史从此开启。到了政和三年（1113），徽宗下御笔手诏：

昔我神考，悯天下弊于俗学，训释经典，作新斯人，追述先王，兴起万事，得王安石相与有为，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朕述而明之，声名文物，礼乐法度，于是大备，推原所自，迄至有成，其可弭忘？夫有功而未褒，有德而未显，非所以报功崇德也。昔赵普、潘美王于韩、郑，郑康成、孔安国从祀孔子。安石被遇先帝，与其子雱修撰经义，功不在数子之下，安石可封王爵，雱可配享文宣王庙廷。^[189]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成为孔庙释奠礼仪的从祀对象，王安石更是被授予舒王的爵位，其爵位甚至高于颜回的兖国公和孟子的邹国公，这进一步显示了王学在北宋后期的正统地位。在《政和五礼新仪》中，孔庙的神位呈现“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邪公闵损、东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临淄公宰予、黎阳公端木赐并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阳公言偃、河东公卜商、武城侯曾参并东向；东庑，颍川侯颛孙师以下至成都伯扬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庑，长山侯林放以下至临川伯王雱四十八人并东向”的格局。^[190]不过，随着政局的变化，王学的至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宋史·礼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学术之谬，请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诏降安石从祀庙廷。”^[191]北宋末年孔庙神位的这些复杂变化，为南宋时期孔庙释奠礼仪的演进埋下了伏笔。^[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