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的武庙释奠礼仪

二、晚唐五代的武庙释奠礼仪

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混乱政局，使武庙释奠礼仪一度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上元元年（760）闰四月，肃宗下诏：

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生灵者，谅在于师贞。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配享，并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218]

安史之乱以前，虽然武庙释奠礼仪与孔庙释奠礼仪一样都是中祀，但是两者在不少祭祀环节上有差距。出于弘扬武力、镇压叛军的需要，朝廷努力提高武庙释奠礼仪的祭祀规格。例如，开元二十七年（739）孔子的身份已经从孔宣父升格为文宣王，上元元年朝廷就追谥齐太公为武成王，使其与文宣王对等。又如，主持文武释奠礼仪的官员人选也在此时变得一致。开元二十六年颁布的《唐六典》规定：“孔宣父庙，则国子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齐太公庙，则太常卿为初献，少卿为亚献，丞为终献。”^[219]开元二十八年，玄宗下诏：“先圣文宣王春秋释奠，宜令摄三公行礼，著之常式。”^[220]所谓“三公行礼”，主要是指由太尉承担初献的职责。上元元年后，根据肃宗“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的要求，武庙祭祀改由太尉初献。所以，到了贞元四年（788），兵部侍郎李纾说：“开元中，太公庙以张良配，以太常卿、少卿三献，祝文曰：‘皇帝遣某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赠太公以王爵，祭典同文宣，有司遂以太尉献，祝版亲署。”^[221]

上元元年（760）的诏令在执行中有打折扣的地方。例如，武庙十哲的人选实际上是到了建中三年（782）才确定的，《册府元龟》记载：

开元十九年，始于两京置齐太公庙，以张良配。乾元中，追封齐太公为武成王，令选历代名将从祀，然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相卢杞、京兆尹卢谌以卢者齐之裔，乃鸠其裔孙若卢、崔、丁、吕之族，合钱以崇饰之，请择自古名将如孔门十哲，皆配享。诏下，史官乃定穰苴等，至是始奏定焉。^[222]

十哲分别是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和李，同时确定的七十二贤实际上只有六十二人。^[223]

不仅如此，肃宗的敕令颁布后不到一年，武庙释奠礼仪即告中断。为了节省开支，“自上元元年权停中祀已下”，等级位列中祀和小祀的祭祀礼仪直到贞元四年（788）才恢复。^[224]作为中祀，武庙释奠礼仪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是它的恢复比多数祭祀要略早一些。建中元年（780），颜真卿奏请恢复这一礼仪：“武成王庙是中祠，上元元年，礼仪使杜鸿渐奏罢祭。今既修葺，庙宇已成，伏请准《月令》，每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行释奠之礼。”^[225]武庙释奠礼仪因此重新开始举行，但是在规格上已经不如孔庙释奠礼仪。颜真卿在奏文中提出：“武成王自齐太公追封，侯王名义同，庙廷用乐，合准诸侯之数，今请轩悬。”^[226]前文说过，自从开元二十七年（739）后，在国子监的孔庙释奠礼仪中，乐用宫悬，这是采用了王者的标准。虽然没有上元元年（760）后武成王庙用乐的确切记载，若以肃宗对武庙“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的要求来看，当是使用宫悬。看来建中元年武庙释奠礼仪恢复后，至少在用乐制度上被降格了。

从建中二年（781）开始，河北藩镇因为德宗的强硬政策而反叛，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起初参与平叛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后来成为叛军的首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加入叛军，泾原兵变之后，朱滔之兄朱泚被拥立为帝。贞元二年（786），朝廷最终平定叛乱，随之而来的是文官对武庙的态度进一步恶化。同年，刑部尚书关播上奏：“太公古称大贤，下乃置亚圣，义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当时弟子，今以异时名将，列之弟子，非类也。请但用古今名将配享，去亚圣十哲之名。”结果，不但是去掉了亚圣、十哲的名号，而且“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诸将不复祭矣”。^[227]

贞元四年（788），朝廷就武庙祭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导火线是兵部侍郎李纾的奏议。他批判了将孔庙和武庙释奠礼仪等量齐观的做法，并建议：“太公述作止《六韬》，勋业著一代，请祝辞不进署，改昭告为敬祭，留侯为致祭，献官用太常卿以下。”^[228]接下来其他人的态度更加激烈，对武庙祭祀的定位也更低。把齐太公看成擅长权谋奇技之人的左司郎中严涚等人认为：“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开元渐著上戊释奠礼，其进不薄矣。上元之际，执事者苟意于兵，遂封王爵，号拟文宣，彼于圣人非伦也。谓宜去武成王号，复为太公庙，奠享之制如纾请。”除了支持李纾降低武庙祭祀规格的建议外，他还要求革去齐太公的“武成王”谥号。态度最激进的是刑部员外郎陆淳，他严重地质疑了齐太公的道德，认为作为殷商之臣的齐太公没有劝谏商纣，反而助周王颠覆了商朝，祭祀这样的人无法鼓舞有气节的仁义之士，因而主张：“武成之名，与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谓罢上元追封立庙，复磻溪祠，有司以时享，斯得矣。”^[229]经过建中二年（781）的藩镇叛乱，将领的忠诚问题愈发受到文官的关注，他们对齐太公品德的抨击，暗示了对武将群体的不信任和对入祀武庙标准的质疑。贬抑武庙释奠礼仪的建议激起了武将的反对，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人声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今特贬损，非劝也。且追王爵，以时祠，为武教主，文、武并宗，典礼已久，改之非也。”^[230]最终，德宗下诏：“帝德广运，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章孔明。自今宜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纾所奏。”^[231]虽然德宗裁决的结果明显偏袒文官，除了祭官外，李纾的其他建议都被采纳，但是德宗也不得不表态肯定武庙祭祀的重要性，将文武并列为皇帝的两大权柄。

此后唐代武庙释奠礼仪的记载较少，可能是按德宗定下的制度来执行。天祐元年（904）四月，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次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自迁都已来，武成王庙并未置立，今请改为武明王，其庙请于街西选地建立，其余修置及配享十哲七十二弟子，并请准故事者。”朱温之父名诚，为了避讳，将武成王改为武明王。哀帝批准了奏请。^[232]此时距迁都相隔不久，由此推测，武庙释奠礼仪在晚唐应该还是经常举行的。此次修建计划包括十哲、七十二贤的神位设置，意在更改贞元二年（786）以来不祭祀十哲、七十二贤的制度。

五代一直有武庙释奠礼仪。《宋史·礼志》：“梁废从祀之祭，后唐复之。”^[233]可见后梁有武庙释奠礼仪，但是我们不清楚后梁废除的是七十二贤从祀，还是十哲和七十二贤从祀都被废止。从下文后唐的情形看，后梁很可能只废除了七十二贤从祀的制度，所以后唐只需将其恢复即可。后唐长兴三年（933），国子博士蔡英文上奏：“武成王庙中每上戊释奠，汉留侯张良配坐，武安君吴起等为十哲。当排祭之时，止于武成王、张良、十哲面前，其范蠡等六十四人，图形于四壁，面前并无酒醢。自今后乞准本朝旧制例，武成王庙四壁诸英贤画像面前，请各设一豆、一爵祀享。”明宗下敕：“武成王庙四壁英贤，自此每至释奠，准《郊祀录》，各陈脯、醢诸物以祭。”^[234]于是，七十二贤重新参与到武庙释奠礼仪中。后周显德五年（958），兵部申奏：“春秋上戊释奠武成王庙，每祭差献官三员：初献官，上将军充；亚献官，上将军充；终献官，将军充。于汉乾祐三年奉中书门下指挥，带使相上将军不差。自后只差大将军行事，仍改亚献为再献官，终献为三献官。”^[235]由此可见，后汉和后周仍然在春秋二仲举行武庙释奠礼仪，三献制度也得到了执行。这一时期，其他割据政权也有武庙释奠礼仪。徐铉在南唐撰写了《武成王庙碑》，^[236]碑文提到：“列圣盛典，实启孙谋，乃复旧章，爰作新庙。于是宗伯建位，梓人授规，入端门而右回，旁太学以西顾，瞰康庄而列屏，因爽垲而营基。……春秋二仲，时和气清，醴盏交羞，牲牷不疾。雄冠礧剑，展告虔荐信之仪；玉戚朱干，俨象德达神之列。”^[237]五代和南唐的事例说明了武庙释奠礼仪在国家礼仪制度中的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