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语言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回族语言中的外来文化因素_多元融通的回族文化

二、回族语言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语言的发展史，是文化史中最有生命力的重要成分之一，社会的变迁，历史事件的更迭，都能在语言中找到积淀的痕迹。

纵观回族口语中保留的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语言词汇，不难发现这些回族先民语言的“活化石”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并且它们在承载着回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同时，也蕴含着丰厚而持久的文化内容。

中国史书中对回族先民的多元语种记载甚少，偶有涉及，也是只光片羽，弥足珍贵，但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情况。最早记述的，当推宋代岳珂所著《史》，他记载当时清真寺的石碑，高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这指的是碑铭上所刻为阿拉伯经文。元代的陶宗仪在其著作《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杭州的回族穆斯林的一些情况。他在《书史会要》中详细记载了回族语言文字情况：“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说明回回字一共有29个字母，书写的时候从右到左，与汉文不同。据前辈学者研究，这29个字母中，除“捺麻失里”一字难以考证外，其余28个字母与阿拉伯字母的发音、数目相吻合，可以肯定陶宗仪的记载就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回族先民广泛使用阿拉伯语的真实情况。

元明以来，历代政府为了加强与中亚、西亚及西域的联系，在中央政府机构里设置有“回回椽史”“回回译史”“回回令史”等官职，专人专门来译写文书。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开始设置了回回国子学，属翰林院主管。后来又被撤销。到了仁宗延元年（1314年）四月，又“复回回国子监官，以其文字便函于关防取佥，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当时不但设有回回语的翻译人员，而且还进行回回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亦思替非文字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有位官员麦术丁曾给总制院使桑哥、左丞帖木儿等人上了一本奏折，呼吁朝廷重视对亦思替非文字的讲习，并请求设置官职。关于亦思替非文字的探讨，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历来多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是阿拉伯文，有人认为是波斯文。近年来伊朗德黑兰大学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教授在新著《“亦思替非”考》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的结论主要有：

（1）关于“亦思替非”一词的含意。

作者说，“亦思替非”本意乃是“获得应有之权利”或“向某人取得应得之物”。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意为“财户税务的核算与管理”。因此，在古代，在大多数伊斯兰政权统治的国家，类似现代财政部的部门称为“亦思替非部”。

（2）关于“亦思替非”文字。

作者推断“亦思替非“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国家文书之中，它有特定的写法和规则，国王及政府有关财务税收的诏书、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等都用这种文字书写，而以一种称为“思亚格”（Siq）的方法计算。对于擅长此道的人来说识别这种文字并不费力。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只表意而不标音。

通过深入探讨和研究，作者认为：“亦思文字的创造者是古代伊朗人。古代伊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而且对外有广泛的财务及贸易联系。为满足税收、理财及贸易的要求，就要创造一种有多文字符号系统及计算法。因为必须创造一种能够书写财务及税收文书的文字，而这种文字要能为各民族所理解，并确切无误地释读。”因此，这种文字必须经过专门训练才能得以运用。元朝政府根据麦术丁的建议，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命翰林院懂这种文字的益福的哈鲁丁在“回回国子学”中教授这种文字。

2．回回馆

明代为了同中亚、西亚穆斯林打交道，曾在四夷馆和会同馆中设有“回回馆”，主要讲习波斯文，并编写了汉语—波斯语分类词汇对照表《回回馆译语》，其中的词汇表《回回馆杂字》中还收录有汉语—阿拉伯语词汇，《回回馆译语》分类有“天文门”等18门，《回回馆杂字》正文收波斯语词汇777个，“杂字补”收波斯语词汇333个，合计1110个，它们是明代教习阿拉伯语、波斯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之一。

3．胡登洲与中国回族伊斯兰经堂教育制度

明朝中期，由于陕西回族穆斯林教育家、思想家胡登洲“目睹中国回教之不振，遂立志兴学”，开创了中国回族伊斯兰经堂教育制度。从此，中国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教习深入民众，走上了民间化、制度化和持久战性的发展道路，与官方的专门机构的教习在方式和内容上产生了分化，并形成了独立发展的传统机制。

经堂教育的倡导和发展，对回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回族语言的发展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表现出不同于普通汉语的许多特征。由于回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故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大量进入回族人的口语当中，并且同一个汉语词汇在不同条件、境况下，也被回族人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语意。

从客观上说，由于回族穆斯林先民大多来自中亚、西亚，他们大多操阿拉伯语、波斯语，作为《古兰经》语言的阿拉伯语，是广大回族穆斯林为满足信仰的需要而必须学习和了解的。因此，回族穆斯林历来在内部交流中，特别是进行宗教活动时，使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使阿拉伯语严谨、规范地运用于宗教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地缘上的关系，中国回族穆斯林似乎受中亚、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更大。从分布在广大西部，特别是西北的回族穆斯林的语言当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的深远影响。

波斯语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世俗生活中，其使用范围和频率在一定程度上要超过阿拉伯语，有些研究专家对此作了精要总结。

回族有学习波斯语经典和用波斯语注释《古兰经》、“圣训”的习惯。如《侯赛尼》为经注学；《虎托布》《艾尔白欧》均为40段“圣训”的注释；《来麻尔提》《米尔萨德》为哲学书；《海瓦依·米诺哈吉》为山东学者常志美所著的波斯文文法书；《古洛斯坦》为文学书。

礼拜时默声举意“乜帖”多为波斯语。

重视《古兰经》注释，而阿拉伯地区重视《古兰经》原文。

注重纪念阿里之妻法图麦，每年斋月十四日各地穆斯林妇女在礼拜寺内集体纪念，而对先知穆罕默德之妻赫蒂彻虔诚尊敬，但无纪念活动。

命名多取阿里、哈桑、侯赛因、法图麦之类。

阿洪讲“瓦尔兹”时常称赞阿里的勇敢，穆斯林武术家的功夫上溯到阿里巴巴，穆斯林家中多悬挂阿里的鱼尾剑壁画，以求吉祥。

阿洪和老年人常向晚辈讲述卡尔巴拉战役中侯赛因被杀害的惨状，讲述者情绪沉痛、悲愤。

西北地区的阿洪在讲演结束时常说：“到了格亚买提（殁后复生之时）的日子，我们归在了圣人的绿旗之下，跟随阿里巴巴、法图麦太太、哈桑、侯赛因进入重恩不朽的天堂。”

回族有学习波斯语的传统，称学习波斯语为“过法尔西”。

回族的口语中保存着大量的波斯语词汇。这些波斯语词汇大多具有很强的生活用语的性质。如对周一到周日的七天称呼、对“真主”称为“胡大”、对1～10的基数词的称呼、五番礼拜的称呼等等，都反映出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广泛影响，由此也可推断出回族先民中，操波斯语的人种可能占的比例较大。

4．回族语言特色

作为留存于回族汉语“底层成分”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它们在语言交际中，大多出现于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用语环境中，是一种典型的富有宗教和生活意义的文化词汇，因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回族在使用汉语时，有些词虽为汉语词汇，但意思与汉语有所不同，也可看做是回族在汉语基础上的独创词，如：很教门（很虔诚），舍散（施舍），口到（吃），归真、无常（死亡），开学（阿洪就职）等等，在回族人之间的交流中，被赋予了不同于普通汉语的语意，深深地打上回族文化的烙印。

此外，回族在使用一些词时，由于宗教忌讳心理，而改用相应的同义词或委婉词。如把带脂肪的牛羊肉及一切可食之肉称“壮”，忌说“肥”；将“猪肉”说成“大肉”；忌讳说“杀”，而改说“宰鸡”“宰羊”“宰牛”或“下刀”；等等。这些都从侧面表现了回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感情。

另一种反映回族文化的语言特征是回族谚语。因为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回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经济文化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富有经验、智慧和知识的谚语，广泛流传，经久不衰，这些谚语大多包括宗教信仰、风俗礼仪、卫生习俗、生活禁忌习俗、婚姻关系、经商习俗、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是了解和研究回族各种文化习俗的鲜活资料。

5．经堂语和“小儿锦”

经堂语，是回族经堂教育中所使用的一种语言。经堂语是经堂教育中讲经解经的常用汉语形式，历史悠久，极富特色，也是考察和研究回族语言文化的重点之一。

经堂语依附于经堂教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经堂语的语法构成中，基本语法结构和一般词汇均为汉语形式，但其中夹杂着大量伊斯兰语词和使用一些汉语词汇，表现出某种不同于一般汉语的特点；经堂语不仅长期运用于经堂教育，而且广泛使用于回族穆斯林（特别是回族聚居区）的社会交往中，具有民族内部独立使用的文化特征。

经堂语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体现了回族穆斯林借鉴学习和适应中国语言环境的灵活性和变通能力。从目前流传下来的一些用经堂语翻译、注释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著作，以及用经堂语讲解《古兰经》、宣讲教义的语言材料中，可以发现，经堂语深受元明之际的白话体文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经堂语本身看，它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经堂语在回族穆斯林内部具有“通语”或“准通语”性质。由于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因此，各地回族的交际语言也与各自所处的汉语方言区相一致。经堂语随回族的居住特点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内，除了各方言区经堂语在语音上的差别以外，其词汇、语法结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经堂语在回族经堂教育中具有某种“通语”“准通语”性质，像汉语普通话一样，广泛地统一运用于回族内部。当然，经堂语的“通语”这一特点，是历经经堂教育倡导开创者胡登洲及其承传弟子名师们的不断探索而逐步达到统一和稳定的语言表述状态的。

经堂语在以汉语语法结构为基础的同时，又受阿拉伯语语法影响。在汉语词汇中夹杂着数量不少的外来词，如“汉语动词＋阿拉伯语／波斯语被修饰语”的偏正结构（汉克他布）等，都是受阿拉伯语法影响的特例。经堂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是阿拉伯语、波斯语。这主要是由经堂语的宗教性质决定的，同时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回族先民所操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的底层遗留，集中体现了回族文化的深层内容。

经堂语中，夹杂了其他宗教的用语、古代汉语，特别是近代汉语的一些用词，并赋予这些词以伊斯兰教的内容特质。如：使不得（原为宋元明口语，意为不能、不可以，经堂语中则专指教法上所禁止的）；营干（元明口语，意为作为，经堂语中则专指言行后果）；如实（元明口语，意为确实，经堂语中特指信仰确实虔诚）；等等。

还有如对“归真”这一佛教用语的移接，“归真”本为佛家对人死的别称，而回族穆斯林却移接过来，语言内涵却是：“从真主那儿来，仍回到真主那儿去。”这类词已彻底伊斯兰化了。汉语词汇在经堂语中的伊斯兰化，无论是元明语汇还是儒、佛用语，都从语意上发生了变化，被赋予伊斯兰文化特质，与汉语的原意大相径庭，这类词汇的内容和特点，再现了回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中国特色。

经堂语作为回族语言方式最有特色的部分，主要运用于传统的经堂教育，同时，也广泛运用于宗教界人士和回族穆斯林的一些相关宗教活动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尤其经堂教育中，历代著名经师潜心钻研，日积月累，在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和对译相关术语时，所斟酌使用的一些语汇词句，大都比现代汉语的一些用词要准确、恰当得多。因此，不认真对待和研究经堂语，就很难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真谛。

“小儿锦”，按冯增烈先生的研究，它是一种汉语拼音文字的音译，这一音译来源于回族穆斯林所说的一种所谓“小经”的变音，而“小经”是相对阿拉伯文、波斯文之类的伊斯兰教经典“大经”而言的，因其只是用伊斯兰教经典使用过的语言字母拼写出来的汉语拼音文字。

“小儿锦”是在明代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是历代经堂师生共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它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而成，其中包含有阿拉伯文、波斯文语汇，偶尔也夹杂一些汉语词汇。据有的学者考证，“小儿锦”———汉语拼音文字在元明之际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石刻中已经出现。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小儿锦”产生于经堂教育倡兴前后。经堂教学中，广大经学师生在讲解、阅读经典时，在正文之外的空白处用“小儿锦”来加以释义和注解。后来出现了“小儿锦”翻译的全套《满俩》《白亚尼》《舍来哈·伟戛业》《嘎最》等印本，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经典译本著作又称“小经”或“消经”。还有许多普及性的宗教基本知识读本如《克塔尼》《清真教条切实问题》《回语读本》等，解放前曾一度流行于西北和江南的回族聚居地区，满足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回族群众学习和了解伊斯兰教常识的客观需要。

“小儿锦”主要流行和使用于经堂教育内部的教学和讲经方面，但也在社会上有所应用。解放前，甘、宁、青的农村里，就有一些人用“小儿锦”作为向国内外通信的应用文字，甚至那些在穷乡僻壤极为难得的粗通汉文的回民小知识分子，当他们遇到不会写的汉字时，也用“小儿锦”来代替，这些人大都是受过经学或经堂教育的非宗教职业者。还有一些回族穆斯林曾用“小儿锦”记日记、记录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等，这些都说明“小儿锦”这一拼音文字在回族社会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小儿锦”也有一定的缺陷，如由于各地方言的区别，造成了各自为政的拼写方式，而且在发音、声调、拼写方面缺乏统一规范和规则，因而给后人研究和搜集整理造成了很大困难。

6．东干语

在今天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个国家中，居住着10万多中国回族的后裔，他们被学术界称为“东干族”，已成为当地各国中的主要民族之一。东干语，就是指这一部分中国回族后裔们所说的语言。

东干人的主体部分是1877年陕西回族农民起义领袖白彦虎率领进入中亚的陕甘回民。清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由于清朝军队的残酷追杀，他们在白彦虎等人的带领下，翻越雪山险岭，衣衫褴褛地进入了俄国，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并逐渐与他们的故国亲人失去了联系。时隔100多年后，东干人———这些当年的西北回民子孙，仍然保留了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传统的风俗习惯，也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即汉语。苏联时期，有一些汉学家、语言学家曾多次深入当地，进行语言调查和研究，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为东干语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学术界，“东干”专指中亚少数民族———东干族。在苏联及现在的独联体的东方学研究资料中，“东干”一词既包括中亚东干族，也包括中国回族。这是对早期俄罗斯文献中传统称谓的沿袭。在东干学者的著作中，也用“东干”一词，但东干人并不称自己是“东干”，而是自称“回回”“老回”“中原人”“回族”“回民”。作为族称，“东干”一词不是东干人的民族自称，而是他称。

东干书面语是在口语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东干西迁中亚的社会实际相关联，也与中亚地区政治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在今天的东干人内部，大家仍用当时的西北方言进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甘肃话为基础的标准语。东干人的报纸、广播、教学都用这个标准语言。同汉语普通话一样，内部也有方言的分别，即多数人所说的甘肃话和少数人所说的陕西话。甘肃话主要通行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伏龙芝、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等地，陕西话主要通行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库奴孜等乡村。

1927年，东干语语言学者在阿拉伯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文字，1928年又改制为拉丁字母。1953年起，又改用斯拉夫字母，并一直沿用至今。从词汇、语法、音韵方面来看，东干语是中国西北方言的地域变体。尽管100多年来，它在中亚多民族语言文化圈内受其影响并发生变化，但东干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上与西北方言相比仍是同大于异。

由于受俄语语法的影响，东干语语言学者将东干语分为名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动词、副词、连词、语气词、形动词、副动词、前置词等，并对每类词的词性及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干语也在不断地吸收俄语和当地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语法表达方式，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语言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原有的汉语词汇意义不断扩大。如“拓”，原意为将碑铭金文等文字和图案印下来，而在东干语中，照相一词用“拓图像”“拓图样”来表达；又如“写”在汉语中是动词，如“写字”“写作”等，而在东干语中，诗人被称为“写家”，“录音”“录制”也用“写”来表达；将“学者”称为“科学人”也是用类似的表达方式。

将汉语词汇原意进行广泛转义。如东干人称“飞机”为“风船”，就是借用水中的运载工具“船”一词以表达风中的运载工具飞机的。

将俄语词汇或语汇直译为“给说”。此外的新词，如“外交”“工业”“代表”“任务”“经济”“机关”“经验”“解放”“政治”“自来水”“自由”“科学”“民族”等，大都是从《俄汉字典》翻译过去的。东干学者虽多不识汉字，但他们从俄语相应词的拉丁文字母音标中直接拼出汉语读音，再通过东干报纸、广播、电视的形式推广。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东干语在100多年来游离于汉语母体之外独立演进的过程中，不少词汇、语汇仍保留了100多年前的说法。例如“状子”“衙门”“官家”等词。他们至今把领导叫“头子”，把副手叫“帮办”，把“大自然”称“造化”，把“在政府机关工作”称为“在衙里当差”。这些语汇在东干语的发展中，在书面语中不断加以规范，但在东干人之间的日常口头语中仍广泛地使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干人的姓名也发生了变化。马、哈、杨、丁等回族姓氏，由于受俄语及周边民族语言的影响，又起了新的变化。首先，由一个汉姓或经名加教职构成。如张乡老（汉译通常为“三洛”或“尚洛”）、白阿洪、刘伊玛目、哈桑阿洪等。其次，由前缀“老”加汉姓构成。如老李、老张、老王、老杨等。再次，多以排行、数字及“娃”“娃子”加汉姓构成，如白老二、七十子、冯老七、十娃子等。

东干语历经100多年却永葆其“生命力”，并十分顽强和稳固，这源于东干人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愿望。东干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自豪感的民族，语言是他们坚持保留的民族特点之一。东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语言，以及发展本民族文化，积极投入民族文化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东干语作为回族语言的一种域外变体，对比较研究清代西北回族语言之间的差异和演变，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回族语言文化和汉语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