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上谕的碑文

九、有关上谕的碑文

在泉州清净寺、福州清真寺刻立有明永乐五年（1407年）《敕谕》碑（令官员、军民对清真寺“毋得慢侮欺凌”，否则“以罪罪之”）。清嘉庆九年（1804年）湖北谷城清真寺刻立的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月、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月的上谕碑。此碑记载海富润案及田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及地方官员在对回民进行残暴镇压之后，为分化回民团结，乾隆皇帝在上谕中对回民进行的某些安抚。这类碑文在各回族聚居地亦多有，如泉州清净寺、福州清真寺、武汉起义门清真寺、广州怀圣寺、先贤古墓、东营寺、濠畔寺、南胜寺，先后均镌刻有该类碑文，目的在于借此保护清真寺正常的宗教活动。

在北方，如内蒙古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建造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了弘扬教门，恪守清真正道，大寺竣工后遂镌刻了康熙碑和百字碑，并以此为尊荣。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发生了厄鲁特蒙古准格尔部噶尔丹的反清叛乱，并有联合内地回民共同反清的举动。为此，清政府打算将张家口和呼和浩特等地东来的回回全部迁返。最后虽因回民“居此年久”，“断不去也”的消极反对，此项计划没有彻底实行，有数百回民最终留居呼和浩特，对清政府也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由于呼和浩特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清政府西征噶尔丹驻军屯粮的重地，为安抚国内各地回族，尤其为了稳定呼和浩特地区回族民心，颁此谕旨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呼和浩特的回族在建寺后，将康熙谕旨刻石立碑，这不仅有利于安定人心，而且有利于当地回民进行正常有序的宗教活动。

此外，在中国回族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方，都保留有大量的古墓和墓地，留存着不少坟茔、碑铭。最著名的扬州普哈丁墓园就是其中之一。

据《先贤历史记略碑》记述：“普哈丁者，天方之贤士，负有德望者也，相传为穆罕默德圣人十六世裔孙。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来扬州……未几，先贤亦归去。越三年，处长东游至津沽……遂移舟南下，一夜即达广陵，抵岸，舟子呼客起，视之，则已归真矣。时德元年（1275年7月20日）。事为地方郡守元公所闻，知为异人，乃建墓兹土。”概略交代了普哈丁的生平。又据《嘉靖维扬志·杂云》记载：“普哈丁墓在东水关河东”。即今扬州解放桥南堍回回堂高岗上。以普哈丁墓建筑为代表的墓园共分寺殿、墓地、公园3部分。墓建筑外观为一四角亭室结构，高3．5米，面积为14平方米，小巧玲珑。墓室内呈穹隆式拱拜耳结构。穹顶上悬有方匾一块，上刻阿拉伯文铭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钦差。”在匾的四角写有伯克尔、欧默尔、奥斯曼、阿里四大穆圣继承者哈里发的名字。整座墓园集中体现了瘦削秀丽的东方园林式墓亭外观与圆浑磅礴天体结构的伊斯兰风格和谐融会的建筑风格。墓园东侧门厅壁上镶嵌的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先贤历史纪略》碑，更显古朴庄严，记载着墓园的沧桑历史。

位于海角天涯的海南岛上，分布着多处古墓群（点）和墓碑。如被当地群众称之为“番人墓”的梅山古墓群，位于跟乐东县毗邻的三亚市梅山镇梅山西南面的沿海沙滩上。墓群范围长千米，宽500米，坐落有墓茔数百座，以珊瑚石作墓碑。此外，还有大蛋古墓点、番岭坡古墓群、干教坡古墓群、土福湾古墓群等都分布着近百座古墓。这些墓群坟茔集中，排列有序，坟墓方向一致，均面向西方———麦加“克尔白”方向。海南岛的这些墓碑，都以珊瑚石为原料，树于墓穴前后，单面雕刻，碑文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有些尚刻有死者的名字。墓碑风格基本一致，通过碑文书写艺术和表面碑纹变化，可以看出墓葬年代的早晚，最早可上溯唐代，晚期则至元末。通过这些墓碑，可以考察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上，回族穆斯林来往定居、穿梭贸易的历史风采和史实。

诸如此类的墓碑和墓葬在东南沿海的著名市港，以及内地的要道市镇，都不同程度地留存着一些历史的遗址，它们与上述诸多碑文共同组成了中国回族人民“石头上的历史”，是回族人民对历史文化的探索和前进步伐的见证，也是对回族文化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研究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