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佛教的发展历史

二、西夏佛教溯源之二：隋唐时代

1.隋朝

隋朝两代皇帝都尊佛。文帝大力扶持佛事，令各地修复寺塔（约5千所），营造佛像（约60万身），听任僧尼出家（约23万人），并组织译场，请高僧译写大量佛经（译出5百余卷，写出13万卷）。据王邵《舍利感应记》载，僧人智嶷“入关中，住法静寺，仁寿（601～603）置塔，敕召送瓜州崇教寺。”瓜州的治所，当时所在，即是敦煌。崇教寺，就在敦煌莫高窟。炀帝于大业五年（609），曾西巡，次燕支山（又作焉支山等，在张掖附近，为西夏王国的“三大山”之一）。相随人员中，有许多僧、尼、道士、道姑；所经过之寺院，均受炀帝巡视并赏赐；各种佛事活动，掀起繁盛高潮。沙门慧乘随至张掖等地，讲授《金光明经》等。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印度僧人达摩笈多于开皇十年（590）至敦煌等地译经，所译《药师如来本愿经》等，在河西民间广泛流传。仁寿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莫高窟也应命修塔；受内地影响，大乘佛教开始在河西流行，莫高窟的佛事活动极为兴盛。历时只37年的隋朝，仅在敦煌一地就开凿洞窟94个。隋朝的塑像和壁画也突破了旧有模式，如出现了大型的故事画、经变画并重的壁画。而在炳灵寺等处的随代造像，又显示了不同于敦煌（粗豪）的另一种风格（清秀）。隋朝末期，由于信奉佛教的西域康国的昭武九姓（采、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的人们，纷纷进入河西，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河西的流传。

2.唐朝

唐朝的20代李氏皇帝，除武宗李炎之外，都程度不同地奉佛。他们对佛教的提倡，进一步巩固了河西地区各族民众的佛教信仰。太宗李世民为安抚民心，下诏大兴佛寺，广度僧民，增设僧官。如：河西郡“僧统”（僧官名，又作“沙门统”“道人统”等）洪辨、沙州大蕃国“都统”（僧官名，同“僧统”）、三藏法事法成等，都是唐朝任命的僧官。河西各州尊太宗诏令，选善书手抄写《佛遗教经》，规范僧尼行为。沙州、凉州等地的刺史，直接主持修庙建寺等佛教事宜。玄奘西去取经，贞观三年（629）至十八年（644），往返途中均取道河西丝路。西行受阻时，曾留居凉州礼佛讲经，达一月之久；后由慧成法师派弟子护送，前往瓜州。在瓜州，玄奘受到刺史独孤达的优厚接待，谈佛讲经十分称心。后，在州史李昌护送下出境，孑身西行。玄奘取经归来，在沙州、凉州等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欢迎活动。玄奘一路入寺讲经，影响极为深远。武则天时，曾敕令赐沙州、凉州《大云经》，并敕令修建大云寺。安史之乱前，寺院佛塔已遍及河西各地。据统计，仅在莫高窟，今存唐代洞窟就达278个；而那开凿于北魏的北石窟寺，今存的295个历代洞窟中，所保存下来的雕像，绝大多数也是唐朝的作品。安史之乱后，虽河西陷入吐蕃，可由于吐蕃尊佛，所以河西的佛教又有所发展。吐蕃统治者借助佛教的力量稳定人心和政局，支持僧人向寺院广施财物、田产及依附人口（寺户）。寺院设有专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寺院还设有兼授佛、儒学说的学校。于是，民众信佛者激增。当时仅3万人口的沙州，便有僧尼千人。此地新建的大僧寺，就有10余所，如“报恩”“莲台”“三界”“净土”“永寿”等。尼寺也有五所：“安国”“普光”“灵修”“大乘”“圣光”。莫高窟的开窟镌龛，其进度也大为加快。除原有的佛教宗派（华严宗、净土宗、三论宗、禅宗等），又流行起密宗。密宗，或称瑜迦密教，因修习三密瑜迦（相应）可获得悉地（成就），故名。密宗形成宗派，在唐开元时（713～741）。它经由先后来华的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将大乘空宗思想同婆罗门祭祀思想相结合，移入净土宗后形成。善无畏东来入华，取道丝路，曾在沙州、凉州等地传教。金刚智的弟子不空三藏，曾将密教传至河西。凉州就建于多所密教寺院。由于吐蕃人原先信奉的苯教与密教的教义，多有相似之处，所以纷纷信仰密教。吐蕃统治时期，唐王朝发生了“会昌法难”，使中原佛教受到打击，而河西没有受到法难的冲击，佛教发展势头仍然蓬勃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