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经贸关系:结构分析与发展前景
权 衡
摘要:
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更容易得到突破,并成为推动其他层面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本文研究发现,中印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和地位,在进入90年代后,一直呈现稳定提高的长期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持续下去;2004年之前,中印之间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比重保持同步增长态势,但是之后中国自印度进口比重显著下降,而向印度出口贸易则继续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印方的贸易差额也逐步从顺差转为逆差,且逆差额在最近几年显著扩大,由此导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严重;如果单纯从贸易比重上分析,中印双边贸易关系还是继续深化和改善的空间。此外从中印经贸关系的特点分析来看,双边贸易发展前景广阔,却面临诸多挑战;产业结构差异与比较优势并存,致使双边贸易结构失衡,而双边投资发展缓慢,投资环境有待改善。
关键词:
中印经贸关系;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产业结构差异;比较优势
作者简介: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研究背景
1.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印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依山近水的邻邦: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超越单纯的双边关系,具有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25亿人的福祉,而且将造福亚洲、惠及世界。
中印国情相似,发展水平相近,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两国开展经贸合作,不仅可以形成合力,提高各自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共同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推动亚洲实现更加广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1)加强中印经贸合作,有利于巩固和深化两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而且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意义。(2)经贸关系先行,并通过经贸关系的改善带动政治、外交、军事等其他两国关系的改善,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经验支持。
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更容易得到突破,并成为推动其他层面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经济层面的双边关系,与中印双边关系框架内的其他层面关系不同,前者并不单纯涉及国家、政府与政党等利益群体,其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为两国的制造商与服务提供商、进出口商与普通民众,体现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容易受到利益集团政治考量的影响,也是最容易实现双赢的双边关系层面。有鉴于此,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并在此后通过经贸关系与其他非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印双边关系向着持续改善的方面前进。正如前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郑瑞祥所强调的:政治关系的融洽创造了中印经贸合作的美满,而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必将推动两国政治关系日益亲密。(3)前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强调:印中双边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合作的加强,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的有力推动和坚实基础。(4)
2.对于中印经贸关系研究的回顾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与印度的相关研究,总体上侧重于对于中印两国经济的不同增长模式的比较研究,相对缺乏对于中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张敏秋指出:由于印中两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因此在贸易结构上竞争性更为明显、互补性不强,所以长期来看,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尽管他同时强调,中印两国应当通过经济合作求得双赢。(5)闫成海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分析,得出: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合,因此总体上呈现竞争性特征,特别是在对美出口上。(6)但是,齐玮研究表明:中印双边贸易存在稳定的互补性,其中印度在初级产品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中国则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要强于印度。(7)
徐菲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中在制约因素分析中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印度方面,包括:印度的政治体制、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等等。(8)张铁鹰也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中印经贸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产业结构相似、发展水平接近;出口商品结构类似;投资领域存在重叠等。(9)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印两国出口商品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相互经贸合作可以容易达成双赢局面。Wu和Zhou认为中国在制造业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而印度的服务业则更胜一筹,因此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两国产业结构的优化。(10)祝树金等人通过对中印两国的贸易竞争性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等相关变量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印两国在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和技术层次上,并不存在完全的竞争关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两国贸易的互补性特征日益明显,因此两国双边贸易拥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11)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形象地将中国的硬件和印度的软件比作双塔”,中国和印度应当利用各自在硬件和软件领域的优势,加强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合作,共迎信息技术产业的亚洲时代。(12)
二、中印贸易关系的发展现状
1.1990年代以前:长期中断之后的恢复性发展
20世纪40年代,中国和印度均从列强的控制下,取得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成为新生的地区性大国。在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印两国分别奉行
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忽视对外经济合作对于本国经济发挥比较优势、获取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因此两国经贸合作也始终处于低水平徘徊,难以取得突破性发展。期间,两国经贸关系还因为政治、历史和地区安全等因素的影响,发展停滞甚至中断。
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都为新生大国,都属于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所以双边贸易更多表现为相互支援和易物贸易,而且贸易额很小。即使在最高记录的1951年,进出口总额也仅为7 246万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3.7%。(13)1950—1962年的13年间,贸易总额仅为2.6亿美元。(14)
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相继因为西藏事件与中印战争,两国经贸关系陷入停滞状态,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双边经贸合作。
1976年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于次年启动双边经贸合作;1984年,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分别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贸易得以稳定健康发展:贸易总额由1977年的245万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2.64亿美元(15),超过之前1950— 1962年共13年的贸易总额,短短14年间增长了100多倍;贸易结构也由最初以原材料和粮食为主的初级产品,逐步拓展到机电、机械以及化工等工业制成品。
2. 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地位不断提升
(1)贸易总额快速增长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以及印度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同时得益于两国各方面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两国总理分别在1991年和1993年的互访并签订边境和平协定,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外交基础,中印双边贸易开始进入快速的发展轨道。2008年,双边贸易额为407.4亿美元,同比增长19.3%。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99.2亿美元,同比增长5.3%;自中国进口308.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并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相比于1992年的3.4亿美元,2008年双边贸易总额增长了100多倍,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5%;其中印度自中国进口额从1992年的1.5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08.1亿美元,增长了近200倍;向中国出口额从1992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99.2亿美元,亦增长五十余倍。尽管从长期趋势看,总体增长较快,但也存在增速波动较大的问题。
图1 1992年以来的中印贸易增长,单位:百万美元,%
注:1.1992—2002年的源数据来源于海关统计年鉴,转引自印度驻华使馆,印中双边贸易: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n_new/。
2.2003—2004年的进口、出口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5—2008年的进口、出口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贸易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index.asp。
图2 中印双边贸易差额变化,单位:百万美元
注:贸易差额为正,表示中方为顺差,印方逆差;反之亦然。
最初,双边贸易长期保持平衡,并未出现明显的贸易失衡状况(参见图2)。但从2005开始,贸易差额急剧扩大,而且一直表现为中国对印度的顺差。2008年,双边贸易差额突破200亿美元,占印度逆差总额的13.5%(16),在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亦超过50%。中国对印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可能也是最近几年中印贸易争端日益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中印双边贸易的障碍,毕竟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持续的巨额逆差都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都应当尽力缓解甚至避免这种状况。
(2)对华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中印双边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也于2008年取代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印度第一大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但是其发展历程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导致前后不同特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其贸易比较优势的逐渐显现。
1992—2002年,中印双边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相应比重,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从不足1%增长到接近5%;而且进口和出口比重的增长也保持高度一致。
2003年开始,进口与出口的增长态势和在印度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逐渐发生分离,主要表现为:印度自中国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继续快速稳步上升,平均每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2007年更是一跃增加了2个百分点,达到11%;印度对华出口的比重,在快速上升后,最近几年其比重却持续下降。
图3 中印双边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注:1.1992—2000年印度贸易数据来源于Economic Survey 2007-08(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001—2008年印度贸易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35。
3.由于Economic Survey(India)年度数据的时间跨度为当年4月1日至来年3月31日,故1992—2000各年年度数据=当年数据* 0.75+去年数据* 0.25,例如:1992(数据)=1992-1993(数据)* 0.75+1991-1992(数据)* 0.25。故此部分所用估算数据可能与其他来源数据存在细微差异。
(3)对印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图4 中印双边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
注:1.中印双边贸易数据来源同图3。
2.中国对外贸易数据(1992—2007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年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海关《统计快讯》(2008年12月),http://www.chinacustomsstat.com/CustomsStat/hgtj/hgtjExpress.aspx?year=2008&month=12。
从图4可以看出,中印双边关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印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和地位,在进入90年代后,一直呈现稳定提高的长期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持续下去。届时,印度将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第二,2004年之前,中印之间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比重保持同步增长态势,但是之后中国自印度进口比重显著下降,而向印度出口贸易则继续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印方的贸易差额也逐步从顺差转为逆差,且逆差额在最近几年显著扩大,由此导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严重。
第三,如果单纯从贸易比重上分析,中印双边贸易关系还是继续深化和改善的空间。2007年,中国向印度出口额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才首次突破2%;进口额的比重持续在1%左右徘徊。2008年,印度仅是中国第11大贸易伙伴,似乎同两国作为世界最大两个发展中国家且唇齿相依的现实状况有所差距。
3.中印边境贸易的试探性发展
边境贸易曾经是中印双边贸易的主要形式。20世纪初,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的年交易额最高时达到上亿银元,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以上(17);但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之后,两国相继撤销了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边境贸易也陷入长达40年的冰封期。近年来,由于领土争端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边境贸易难以在短期内取得重要发展;尽管如此,在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开启边境贸易的解冻之旅。
2006年7月6日,经过中印两国政府的一系列协商,中断40年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得以重新开放。时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的郝鹏表示: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将成为改变边境地区经济封闭状态、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交通、建筑、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18)亚东边贸市场的开放,将大大促进中印贸易发展和西藏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农畜产品可通过这个便捷的陆路通道,中国的羊绒、家电、中药材也有望通过这个口岸进入印度市场。
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的开通,将改变以往西藏特产商品经海运出口印度的尴尬局面,极大缩短商品的运输距离和运输成本,对于西藏的经济发展意义非凡。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孙仕海研究员更是认为:
这条道路的重新启用,对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扩大双边贸易,还能配合国家的西部开发,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因为一旦青藏铁路开通,受益的不仅仅是西藏,还能惠及四川内陆省份,同时中国和南亚的边境贸易也将由此兴盛。(19)
印度锡金邦政府的相关调查显示:如果乃堆拉口岸贸易发展顺利,2007年该口岸贸易额将达到20.6亿卢比(约合4 700万美元),到2010年将达到35.3亿卢比(约合8 023万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57.4亿卢比(约合1.3亿美元)。(20)由此可见,中印边境贸易,特别是乃堆拉口岸,对于发展中印双边经贸关系,帮助边境居民互通有无、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印贸易关系的结构性分析
1.贸易结构由初级产品贸易逐步向制成品贸易拓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中印双边贸易的对象,还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而后随着印度新经济改革的推进,以及中印双边贸易总额的迅猛发展,贸易种类日渐丰富,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贸易比重也日益下降,而制成品比重则逐渐上升,这在中国对印出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总体而言,印度对华出口,尽管近20年来贸易种类不断丰富,而且初级产品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客观局面,但是仍然以矿产品和纺织品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矿产品出口在印度对华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依然保持在60%之上。相对而言,印度在化工产品优势较为明显,在对华出口中的比重也达到8.8%,仅次于矿产品和纺织品;另外,机电产品也占据一定优势,比重为3%,位居第五(按类排名)。
图5 2008年印度对华出口商品构成
注: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经整理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49。
图6 2008年中国对印出口商品构成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经整理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50。
相比而言,中国对印出口商品构成中,以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两者比重合计超过60%,刚好与印度对华出口中的矿产品比重相当;其中机电产品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另外,以贱金属(及制品)、矿产品和纺织品(及原料)为代表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比重则相对较低,三者合计约为22%。
中印双边贸易,也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即按类进行的比重排名,前五位的种类完全相同,只在先后顺序上存在差别。这种贸易结构,反映出中国两国在产业结构上竞争力和互补性共存的局面。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比张建红的研究结果(参见表1),在印度对华出口的产品结构中,矿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而机电设备的出口,一直得不到有效发展,其比重依然徘徊于较低水平。(2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机电设备和化工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日益成为中国对印出口的绝对主角,其比重由90年代初的50%,进一步上升到2008年的60%,显示出中印两国在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显著差异。
表1 20世纪90年代中印双边贸易结构(22)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海关统计,转引自:张建红:《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2.中印双边贸易占据印度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从绝对数额上分析,2008年印度进口前五类依次为矿产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贵金属及制品、贱金属及制品(23);中国在其中三类产品贸易(分别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机电产品,中国的贸易份额为28.4%,超过德国和美国,位居第一(参见图7);化工产品进口中,中国的贸易份额为16.9%,仅次于美国的17.1%,位居次席;在贱金属及制品中,中印双边贸易的比重为18.1%,位居第一,其比重更是几乎相当于第二位的韩国的两倍。而是在纺织品及原料与玩具、家具及杂货制品的贸易中,中国对印出口占据印度进口总量的比重均超过40%(参见图8),优势十分明显。
图7 2008年印度机电产品进口的国家/地区构成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稍加整理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51。
图8 2008年印度纺织品及原料进口的国家/地区构成
注:原始数据来源同图7。
相比而言,中国在印度出口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在印度出口前五类产品中(依次为矿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贵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中国仅在矿产品和化工产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他三类产品均在五名开外。其中,中国是印度矿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占据15.6%的份额,稍高于阿联酋;而在印度化工产品的出口中,中国是第三大出口国,比重为8.6%。(24)
3.中印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有待提高
通过本节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印两国在双边贸易结构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竞争力,主要表现为:印度对华出口的前五类产品,和印度自华进口的前五类产品,完全相同,只是在比重排序上存在差异。这五类产品分别为:矿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机械制品、化工产品等。
图9 对印贸易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
注:原始数据分别来自于: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45;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7,2008;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尽管总体上,对印贸易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尚徘徊在1%左右,但是相比于其余三类产品,印度在矿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等两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2008年,五类产品的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最终导致对印贸易在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也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参见图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机电产品的进口中,印度出口的比重仅有0.07%,显示了在制造业的竞争力对比中,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显著比较优势。
图10 对印贸易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相比之下,印度在中国出口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一些;特别是对于化工产品与矿产品,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其比重分别接近7.5%和6%。其他三类产品,比重也分别在1%—3%之间,显示出印度日益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四、中印投资关系的发展
1.20世纪,中印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互投资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中印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奉行“进口替代”和自主发展”的经济战略,加之中印两国在90年代之前均处于百业待兴的局面,相互之间也缺乏相互借鉴的比较优势,两国之间鲜有直接投资。
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两国关系的逐渐改善,相互投资也出现试探性发展的良好局面,相互的投资总额稳步增长、投资范围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和竞争性,而且在产业政策上两国均在对方竞争优势较为明显的产业作为各自的重点支持产业(25),相互直接投资的数额和比重依然非常低。
2.进入21世纪,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增长较快
即使在2003年与2004年,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仅为15万美元和35万美元,无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比重,还是在印度吸收FDI中的比重,都难以体现中印两国的经济实力与贸易规模。2005年开始,中国对印投资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无论在数额上还是在比重上。2007年,中国对印的直接投资突破2 200万美元,2008年更是突破1亿美元(参见图11)。与中印双边贸易的情况非常类似,即使在经过连续几年快速增长后,2008年度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依然仅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0.18%,同时仅占当年印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0.245%。从积极方面来看,如果两国能够摈弃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在相互投资方面依然拥有无限的增长潜力。
图11 中国历年对印直接投资流量,单位:万美元
注:1.中国对印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印度2003—2007年度吸收FDI数据来源于UNCTAD,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1923&lang=1。
3.印度2008年度FDI数据来源于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截至2008年底,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达到2.2亿美元。(26)另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7年,中国在印度的合同性投资(项目)价值为45.6亿美元;2008年,该项数值增长了近两倍,达到129亿美元。截至2008年12月,中国在印度的累计合同性投资(项目)价值为244亿美元。(27)投资范围主要包括:基础设置建设、电力设备、重型机械和通讯设备等中国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以中钢集团、首钢国际集团、宝钢股份和三一重工为代表的大型国有机械和基建企业已经涉足印度市场,并逐渐占据重要市场地位。进入新世纪,以华为科技、中兴通讯、TCL以及海尔等为代表的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和家电厂商也陆续开始在印度展开业务,并逐渐发展壮大。
3.进入21世纪,印度对华投资增速明显
尽管与中国对印直接投资相比,印度对华投资在绝对数值上较为可观,但是变化较为反复,既存在快速增长也存在急剧下跌,总体上仍然缺乏稳定性。2001年印度对华投资就已经达到1 200万美元,2002年更是一举突破3 000万美元,但是2003年又下降到1 600万美元左右。2004年和2005年都在2 000万美元左右(参见图12)。2006年,印度在华投资了60个项目,涉及资金5 200万美元。2007年,印度在中国共投资了78个项目,直接投资总额为3 400万美
图12 印度历年对华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万美元
注:1.2004—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5—2008年)。
2. 2001—200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2—2004年)。
3.印度对外投资数据来源于UNCTAD,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1923&lang=1。
元。2008年,印度在华投资92个项目,直接投资总额为2.57亿美元,实现投资周转额8 810万美元。(28)
但是,相比于中国每年所吸引的数额庞大的FDI,印度对华投资在其中的比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即使在2006年,印度对华投资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依然不足0.1%。2004—2007年间,印度对华投资在印度对外投资中的比重,更是逐年下降(参见图12)。
印度在华业务覆盖的领域主要包括制造业(其中以医药为代表)、IT及IT服务业、贸易、银行业及工贸协会。截至2008年底,有大约100家印度公司在华开展业务(29),投资方式主要包括与中国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建立外商独资子公司或合同制造。
五、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1.贸易发展前景广阔,却面临诸多挑战
根据上文的分析,中印经贸关系的重新恢复和加速发展,首先得益于双方政治、外交等非经济因素的恢复和改善。进入90年代之后,双边经贸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增长,增速基本保持在20%—50%之间(参见图13)。同时,得益于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同处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且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一定互补性,以及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可为两国产品提供巨大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两国的贸易前景非常广阔。
图13 进入90年代后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单位:百万美元
但是,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背负着许多历史和现实包袱,其中最大的问题可能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正是两国领土纠纷所导致的边境和安全问题,正如双边贸易的重新启动也得益于边境问题的缓和与改善。1993年,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源于两国总理的友好互访与边境和平协定的签订;与此相反,1998—1999年的贸易增长停滞,则与印巴核试验密切相关。2003与2004年的加速增长,则有赖于中国WTO效应的逐渐发挥。因此,中国贸易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中印两国政府能够摒弃历史包袱、求同存异、密切协商,为中印双边贸易的发展创造积极环境,从而为两国人民谋取最大福祉。
同时,中印双边贸易的突破性发展,有赖于印度对外贸易政策和发展模式的改变。作为“东亚奇迹”的延续,在“中国奇迹”的出现和演化过程中,外资与外贸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印度尽管在199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开始重视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其经济仍主要表现为内向型的增长模式,不仅年均FDI远低于中国,而且贸易依存度也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站在印度的角度上分析,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8%,在印度进口中的比重更是超过10%,对华逆差占对外逆差总额的13.5%。因此,既然在比重上难以继续扩大,唯有寄希望于印度改变传统的内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印度贸易总额的扩大,实现中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产业结构差异与比较优势,致使双边贸易结构失衡
贸易结构上,虽然中印双边贸易摆脱了单纯的原材料与初级加工产品贸易,开始逐渐向以机电产品与化工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扩展,但是这种特征并未明显体现于印度对华出口的商品结构中。两国在产业结构与比较优势上的差异,是导致当前贸易结构和贸易差额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同为发展中大国,而且两国在发展各自经济的过程中都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鉴于诸多现实因素,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依靠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基本技能劳动力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国的制造业获得了相比印度更早的发展起点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制造业部门得到了空前高速的发展,也因此拥有了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的绝对优势,被誉为“世界工厂”。相比之下,得益于印度在司法制度、高等教育、金融市场和国际语言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印度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获得巨大成功,被誉为“世界办公室”。(30)这种差异,使得以矿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原材料成为中国从印度进口的主体产品(31),并主要向印度出口机电成品与化工产品(32)等工业制成品。
但是,中印两国在产业结构上的“各具优势”,却并未转化为贸易结构上的相对优势,也难以扭转当前的贸易失衡。自2005年开始,印度对华逆差不断扩大,并在2008年突破200亿美元,占到印度对外逆差总额的13.5%。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制成品贸易依然是两国贸易结构的主体,其比重自8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002年,制造业在印度进出口中的比重大约为75%;而同期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更是高达90%(33);另外,服务业产品,难以脱离其提供者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也就难以成为各国贸易的主要成分;即使是依附于特定类型成品的服务外包,其贸易对象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无法在中印贸易格局中形成鲜明的比较优势。
3.双边投资发展缓慢,投资环境有待改善
与双边贸易的顺利发展不同,双边投资不仅起步晚,而且发展缓慢,难以匹配中印两国的贸易规模与产业结构差异。中印两国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却各自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差异,给中印两国通过相互投资取长补短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最近几年的双边相互投资增长却步履维艰,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良好、稳定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政治与安全互信,而相互投资的发展比双边贸易更依靠长期的、稳定的投资环境。
经济上,两国体现出很高程度的竞争性,且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对方优势产业对于本国经济的重要意义,都在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为解决本国的就业与经济发展,双方都在极力争取他国的订单与直接投资,自然会对双边投资造成消极影响。
在国际政治与国土安全上,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印度历来视中国为区域竞争的最大对手,彼此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与安全共识。最近几年,在涉及基础设施与通讯网络等领域的工程承包与跨国投资方面,印度屡屡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甚至禁止相关中资企业投资印度市场,并通过不合理的歧视性签证政策阻碍中方企业参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注释】
(1)摘自胡锦涛主席在印度科学宫的演讲,新华网,2006年1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22/content_5364050.htm.
(2)刘赛力:《中印经贸关系的走势与前景》,《亚非纵横》2005年第3期。
(3)侯利红:《专访前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郑瑞祥:经贸合作是中印关系亲密的驱动力》,《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月3日。
(4)周刚:《当前中国—印度关系和两国经贸合作》,《中国金融》2004年第20期。
(5)张敏秋主编:《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闫成海:《从贸易结构看待中印经济间的竞争关系》,《世界经济》2003年第1期。
(7)齐玮:《印度对外贸易现状与中印经贸关系分析》,《北方经贸》2009年第7期。
(8)徐菲《:全球化条件下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前景》,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
(9)张铁鹰:《中印经贸关系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北方经贸》2004年第7期。
(10)Wu Yanrui,Zhou Zhangyue,“Changing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17(3),2006.
(11)祝树金、陈艳、谢瑞:《“龙象之争”与“龙象共舞”——基于出口技术结构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统计研究》2009年第4期。
(12)摘自新华网,《印度、新加坡和越南媒体积极评价温家宝访问印度》,2005年4月12日。
(13)张建红:《中印两国贸易合作研究》,《世界经济研究》1999年5月。
(14)张敏秋:《中印经贸关系:潜能与制约》,《世界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
(15)原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转引自张敏秋:《中印经贸关系:潜能与制约》,《世界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
(16)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34。
(17)杨雪婷:《中印边境贸易古道7月重启》,《北京现代商报》2006年6月20日,转载自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60620/0035753171.shtml。
(18)新华社:《促进边境贸易发展 中印重开边贸大通道》,2006年7月6日,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06/content_4799386.htm。
(19)杨雪婷:《中印边境贸易古道7月重启》,《北京现代商报》2006年6月20日,转载自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60620/0035753171.shtml。
(20)商务部:《印度称乃堆拉口岸的再开通将有助于中印边境贸易发展》,http://in.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607/20060702593558.html。
(21)张建红:《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22)同上,第21页。
(23)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45。
(24)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印度),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14745。
(25)例如:印度在软件和金融等产业上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中国也将软件所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所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作为未来产业机构的重点加以扶持;同时,印度也开始意识到制造业在解决就业、减少收入差距、发挥人口优势等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对制造业发展进行配套的政策支持。
(26)商务部:《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7)数据引自印度驻华使馆:《印中双边关系》(经贸关系),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EconomicCommercialRelations.aspx。
(28) 数据引自印度驻华使馆:《印中双边关系》(经贸关系),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EconomicCommercialRelations.aspx。
(29) 数据引自印度驻华使馆:《印中双边关系》(经贸关系),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EconomicCommercialRelations.aspx。
(30)相比于制造业对硬环境的依赖,服务业的发展更依赖于这种“软环境”。
(31)2008年,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结构中,矿产品比重超过60%。
(32)2008年,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结构中,两者比重之和同样超过60%。
(33)来自国研网国际经济数据,转引自沈开艳、权衡主编:《经济发展方式的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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