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戴密微的远东生涯与他的佛学研究
蒋 杰
摘要：
保罗·戴密微先生是20世纪享誉全球的国际汉学家。他在二十六岁时就前往越南河内正式开始学术研究，并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凭借《弥兰王问经中译本》，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在此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汉学作品，这其中包括专著、论文、书评以及学术报告等，涉及了佛学、道家、禅宗、哲学、文学、文献学、诗歌以及敦煌学等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曾经群星璀璨的法国汉学界饱经摧残。戴密微成为战后法国汉学界硕果仅存的一流学者，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法国汉学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又重新焕发了光芒。近年来，得益于国内学者的不断引介，戴密微的部分作品以及他的个人经历已被介绍到国内，但仍有许多问题不甚明了。本文旨利用中法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论述戴密微早期在远东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佛学研究。
关键词：
保罗·戴密微；远东；佛学
作者简介：
蒋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法国里昂大学博士生
一、在远东(1)
1.早期求学历程
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年9月13日生于瑞士洛桑，1979年 3月23日卒于法国巴黎。原籍瑞士，1931年入法国籍。他的父亲保罗·康斯坦·戴密微（Paul Constant Demiéville）是瑞士洛桑一所医学院教授。戴密微为幼子，有姐姐数人，但没有兄弟。(2)
由于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戴密微自幼对文学和音乐有着广泛的爱好。他不仅对文化和艺术充满兴趣，而且极具语言天赋，这是他日后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成长于瑞士特殊的多语言环境，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多门外国语言。他所就读的学校使用德语教学，从母亲那里他学会了法语，在意大利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学会了意大利语。(3)除此之外，他还懂得英语与俄语。在如此坚实的语言基础上，1911年他在伯尔尼高中毕业后，便开始在西欧各国游学。他先后在慕尼黑、伦敦、爱丁堡和巴黎学习、生活。他于1914年在索邦大学完成“18—19世纪的组曲”的博士论文后，开始学习中文。
戴密微与汉学结缘，源自他对中俄关系的关注，但最初他只是对俄国文学充满兴趣。1915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of London）他开始跟随一位曾经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但很快他的老师发现，戴密微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于是便建议他返回巴黎——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师从沙畹（Edouard Chavannes）继续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4)
返回巴黎后，戴密微前往国立东方语言大学（l'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开始跟随微席叶教授（Arnold Vissière）(5)学习中文。同时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师从沙畹学习汉学及中国文化。沙畹对这位天赋极高且对汉学兴趣浓厚的瑞士学生格外赏识，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特殊的关照。为使他能更深入地学习，沙畹每个周日上午都会在自己枫丹—玫瑰（Fontenay-aux-Roses）的寓所亲自对戴密微进行指导。(6)在跟随微席叶学习的两年中（1916—1918），他深深地被佛学所吸引。为了能更深入地学习佛学知识，他又在法兰西学院跟随另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导师——列维（Sylvain Lévi）开始日文及梵文的学习。
2.远东法兰西学院
经过三年的学习之后，戴密微于1918年从东方语言大学毕业。(7)1919年，他被金石美文协会（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提名为远东法兰西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寄宿生(8)，派往河内开展佛学研究。(9)1920年1月19日，戴密微从巴黎出发前往马赛，在时任远东法兰西学院主任的路易斯·菲诺（Louis Finot）(10)的帮助下，他得以登上保罗·乐嘉号（Paul-Lecat）轮船前往河内。1920年2月27日夜，他顺利抵达河内，马伯乐（Henri Maspero）亲自到码头迎接，并在酒店为他接风洗尘。(11)
戴密微来到远东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一项他在法国已经开始的，关于印度佛教唯识宗的研究。(12)具体而言，是关于两部《弥兰王问经》中文本的翻译和两个译本间的关系，以及中译本与巴利文译本关系的研究。(13)尽管如此，他对东方文化广泛的兴趣，以及那个时代法国汉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术风格，都注定了他在越南的生活内容，将远远超越撰写一部佛学研究著作。在抵达河内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戴密微便开始学习越南语。在这方面，马伯乐对他也照顾有加，不仅将他引入自己在越南的朋友圈子，而且还经常邀请他参加各种越南地方的节日活动，使他获得许多实践安南语的机会。正如前文所言，戴密微极具语言天赋，外加不断学习和实践，两个月以后，他表示自己已经摆脱语言障碍。(14)除此而外，他还参与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活动——由马伯乐组织并指导的一次对“安南节日及民间习俗”的调查。这是一次旅行，但更是一次探险。借助这次调查，戴密微深入到河内以外的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偏远的山区，极大地丰富了他对越南的认识。根据这次考察所获得的一手资料，他于1928年在日本发表了一篇名为《东京的〈诗经〉歌谣》的关于“安南民间节日”的文章。(15)总体而言，由于马伯乐的大力支持，戴密微在越南的第一个年头过得充实而愉快。尽管常常在书信里向父母和老师抱怨时间过得很快，研究的进展却很缓慢。但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不仅学习了越南语，参加了民俗考察，开始计划一项关于唐代文学的研究，而且对远东法兰西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
1920年11月17日，马伯乐返回法国，接替沙畹出任法兰西学院“中文及满文语言文学教席”。(16)戴密微在远东的工作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与马伯乐对戴密微的照顾有所不同，继任者鄂卢梭（Léonard Aurousseau）(17)在整个任职期间，与戴密微的关系都不太融洽。戴密微甚至称他为“世界上最难相处的人”。(18)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戴密微在1921年6月23日离开越南，前往中国旅行。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但由于旅行的缘故，前往那里的路线却颇为曲折。戴密微先从越南海丰乘日本邮轮出发，经高雄前往上海，然后再由上海到北京。在北京，他借住在一所属于他的朋友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9)的中式院落内。因为他到达北京的时候，戴何都正好要到中国内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游历，所以就把房子借给他住。
在北京最初的日子里，戴密微开始对中国先秦时期的诗歌产生强烈的兴趣。以至于他产生了放弃佛学研究，转向纯中国文学研究的念头。这段时光对戴密微来说十分美妙，他不仅能够摆脱在越南的一切不快，而且在北京结识的中国朋友都很好客，对他十分热情。有一次，他居然在一位博学的僧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一所寺庙。后来他激动地写道：“我十分渴望这种完全融入中国的生活。这里有太多我想要的东西，而且使我学会理解中国人，以及在与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如何变得谦虚。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是友好而轻松的，他们懂得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北京我听到了我所听到过的最高雅的文人间的对话，他们讨论考古、佛学，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
这年的9月戴密微离开北京，到周边地区游历。他的第一站是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在那里他逗留了三天。他不仅参观了石窟中的造像，而且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形成了新的看法。此后，在驻华公使团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封给山东官员的推荐信，推荐他参加孔子寿辰的庆祝典礼。趁此机会，他游览了济南、曲阜和泰安。(20)9月28日他参加了孔子的庆寿大典。在仪式上，他深深地被祭祀用的古代音乐所打动。典礼结束后，他还有幸与一些省级官员一起享用了祭品。9月30日，他登上了泰山。在登山途中，发现了一块“禁止自杀”的石碑。不久，他把石碑上的文字翻译为法文，以《泰山禁止自杀》为题，发表在瑞士《阿尔卑斯回声》杂志上。(21)
离开山东后不久，戴密微返回越南的时间就临近了。但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他离开北京的时间被一拖再拖。这段时间又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观察“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机会。尽管戴密微在1921年才到达中国，“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年头，但它的影响仍未见消退。他在一份报告里简短地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我认识了几个十分有趣的、年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在这个国家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在文化上，他们试图把它（中国）从十几个世纪以来的麻木和迟钝中唤醒，但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呢？”
延宕一段时间之后，在1921年12月14日，一个寒冷的早晨，戴密微终于离开北京启程返回河内。和来时的线路有所不同，这次他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南京，再南下一路游览了苏州、杭州、宁波和绍兴。途中他还去了佛教圣地普陀山。然后经过福州、厦门和汕头。在汕头由于水手的罢工，他意外地去了香港。在后来的一封信里他写道，自己很反感英国人和殖民地的生活氛围，相比之下，他更喜欢中国的城市，因为在那里他感到更舒适。1922年1月19日他回到河内。(22)1922年的《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上刊载了一篇报告，总结了戴密微的中国之行：“他在那里学习了（汉语）口语，在一个文人的帮助下，开始为几篇有关文学的文章的翻译做准备，还为图书馆购置了或复制了一些中文书籍。在他返回的途中，他参观了很多宗教和考古的场所，尤其是一些佛教和道教的寺庙。”(23)
回顾他在中国的这段日子，也不完全是令人快乐的事情，经济上的拮据一直困扰着他。作为远东法兰西学院的寄宿生，学院发放的津贴完全可以使戴密微在远东过上舒适的生活。但由于他在越南过于昂贵的生活花销，以及他对图书的大量采购，使他在经济上遭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最严重的危机来自于一次银行破产。戴密微是“法国工业银行”的客户，他在中国游历期间，这家银行突然宣告破产。因此，他不仅损失了自己在这家银行的所有财产，而且还赔上了马伯乐委托他为远东法兰西学院购置图书的600法郎购书款。所以，他不断在信中向父母抱怨自己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还常常声称自己必须离开北京，因为缺钱，他在那里生活不下去了。由于父母在经济上十分慷慨的援助，终于使他渡过了难关。(24)
通过这次短暂的旅行，不仅丰富了戴密微对中国的认识，而且也让他重新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正是从这时起他找到了此后一生的工作节奏。返回河内以后，他便夜以继日地在图书馆工作，不仅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把睡觉的时间改在每天早晨，而且还减少了与父母的通信次数。所以，他很快便迎来了学术上的第一个爆发期。在这一阶段，他不仅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弥兰王问经》的翻译工作中，而且开始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上大量发表文章和报告，成为这一时期该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1922年出版的《1921年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中，他不仅独立完成了“中国部分”，而且还撰写了一篇名为《安南人类学》的论文；除此而外，他还与鄂卢梭合作完成了学报的“安南印度支那部分”，他负责该部分的第二个章节。这一期学报的“日本部分”原本由诺埃尔·佩里（Noël Peri）负责，但由于他在1922年6月25日因车祸不幸去世，他所遗留下来的工作全部由戴密微承担下来。(25)尽管此时在工作上已经找到了方向，但在人际关系上，他与鄂卢梭的关系似乎仍然没有改观。
到1922年的秋季，戴密微终于完成《弥兰王问经》的翻译工作，这意味着他在远东的任务基本完成，接下来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尽管戴密微的选择很多，但他依旧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首先，虽然与远东法兰西学院已有过续约，凭借他在越南期间的出色工作，只要他愿意，他仍然可以继续获得寄宿生的合同。但考虑到他的朋友马伯乐已经离开，而自己与现任主管鄂卢梭的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此时他下定决心离开越南。然而，此时他并没有离开远东返回欧洲的打算。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表露了自己仍然希望留在远东的意愿，而且表示如果有机会，他还想到美国去看看。如果离开越南，戴密微有几个可以选择的地方：首先是日本。他在东方语言大学的老师列维告诉他，日法会馆正在筹建，也许很快他就有机会去那里开展研究工作；其次，如果去日本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北京大学执教。在他看来这对他的研究会很有利。最后，他还可以去云南，因为列维还邀请他参加一项正在云南进行的人类学调查。但这个邀请被他婉拒了，因为他希望把研究做得更深入一点，在离开越南的时候能够拿出一份完成了的研究成果。(26)
然而，20年代北京动荡的政治局势和1923年日本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完全打乱了戴密微先前的计划，通往北京和东京的机会一时间都被堵死了，留给他的选择似乎只有去云南，但他又不太愿意。因此他仍然在越南度过了整个1923年。然而一个意外的机会，使他在1924年初与远东法兰西学院的合约结束后，前往建立不久的厦门大学任教。
3.厦门大学
到厦大任教原本并没有在戴密微的计划之内，而且两年之前的北京之行中，在厦门短暂的停留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他所以离开河内前往厦门，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1924年2月与学院的合同结束后，戴密微实际已经处于失业状态。此时，他给在欧洲认识的中国朋友孙蔚深（Souen Wei-chen）(27)写信求助，后者很快回信，极力邀请他到自己执教的厦门大学任教。尽管此时他有所犹豫，但仍然表示“自己非常乐意接受这份邀请，不管那里的条件有多么艰苦”。一个偶遇的、对厦门有所了解的英国妇女，向他欢快地介绍了各种厦大的优点和好处，似乎也改变了一些他对厦门和这所他即将任教的大学的印象。(28)
延宕许久，在1924年7月31日戴密微终于乘日本轮船经汕头前往厦门。(29)由于对厦大毫无了解，所以他对此次厦门之旅能否成功，并没有把握。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在厦门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可以接受，他便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如果情况不理想，他就直接到日本找他的老师列维。此时，他仍然没有放弃去日本的打算，始终坚持给列维写信询问去日本的可能性，但他得到的答复总是让他等待。在前往厦门的途中，戴密微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谈论了很多自己过去在河内的工作；同时，也向母亲表示了一些对自己在厦大的新工作的担忧，因为在9月15日他便要在那里开设“东方学”的课程。很显然，留给他准备课程的时间已经不算很多了。在谈到自己的未来时，戴密微十分希望在自己学成回到欧洲后，能有机会在瑞士的某所大学当中创设一个汉学教习，就像瑞士有很多优秀的印度学家和印度学教习一样。(30)
戴密微抵达厦门之时，正值厦大草创之初，各方面都体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在陈嘉庚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学校规模日渐扩大。此时，正值中国北方政局不稳，许多名师纷纷南下，投入厦大，一时间厦大众星云集。这其中除鲁迅和林语堂之外，还集聚了沈兼士、陈衍、顾颉刚、张星烺等人。所以，成就了所谓“北大南迁”的现象。(31)抵达厦大后，戴密微发现实际环境要比他想象的好很多，这里不仅景色优美，而且工作环境宽松。因此这段在厦门的日子，可以算得上他在远东地区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一封写于1924年圣诞节的信中，他开心地写道“由于孙蔚深（的帮助），我和所有的邻居都相处得非常好，情况要远远好于在河内最后的日子。也许是我变得更友好了。事实上，只要脸上挂着微笑，无论是谁，我都可以相处得很好。”(32)在厦大的第一年，对于戴密微来说是极为繁忙的一年，这从他的通信次数可以明显看出。因为他承担了很多的课程，除了法语外，还包括“印度哲学史”、“佛教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语言学”以及“亚洲史”。在这个名师云集的环境中，戴密微也受益匪浅。他不仅有机会结识许多优秀的中国学者，而且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33)
在厦门，戴密微依然保持着在越南的习惯，喜欢四处旅行考察风土人情。在这段日子里，他最著名的旅行活动是与德国汉学家艾锷风（Gustav Ecke）(34)在泉州的佛教考古。193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刺桐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a study of the later Buddhist culpture in China），便是二人合作的成果。其实前法国驻厦门领事乔治·路公德（Georges Lecomte）早在1917年便在神父莫亚（Father Moya）的陪同下参观了泉州双塔。当时他找了当地的一个摄像师，拍摄了一组佛塔的照片，并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从事一项石刻图像研究的沙畹。不幸的是，沙畹在1918年便过早地去世了。那些沙畹已经做过研究，而且在上面留下了很多难以辨认的笔记的照片被全部移交给了他的同事伏舍和Jean Przyluski，但两人对泉州的佛塔都毫无了解，所以此项研究被迫停顿下来。戴密微与艾锷风的考古活动大致发生在1925年，因艾锷风醉心于中国建筑研究，所以对泉州地区的佛塔早有留意，而此时正值厦门大学国学院地方考古运动的高潮，因此二人同游泉州，艾锷风摄影了很多佛塔的照片。开元寺的僧人性愿把前代对佛塔石刻的解释做了记录以后交给了戴密微。1927年冬，在厦大校长林文庆的帮助下，艾锷风非正式地出版了这些照片。1933年，伏舍和Jean Przyluski无意中见到了艾锷风所拍摄的照片，发现就是路公德所拍摄的内容。因而，他们将沙畹所留下的照片转交给了戴密微。1935年，戴密微根据性愿提供的记录和沙畹留下的笔记，对艾锷风拍摄的照片进行佛学考释，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佛教建筑考古学著作。(35)
经过一个十分繁忙的学年后，戴密微终于迎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在1925年暑假去了日本，去实现期待已久的日本之旅。对他而言，这次旅行十分美妙。因为他不仅欣赏了日本的美景，了解了那里的风土人情，还结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查尔斯·阿格努尔（Charles Haguenauer）(36)。戴密微一如既往地给予日本很高的评价，在一封信中他欢快地写道“日本是他居住过，起码是旅行过的最热闹的地方”。在日本，他时而居住在阿格努尔的家里，时而落脚于日光、京都和奈良等他去过的城市的小旅馆中。在奈良，为了获得一个落脚的地方，他还拜访过一位寺庙的住持。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回厦门的途中，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自从离开奈良返回厦门后，我就不停地思考中国的问题，我巴不得马上返回日本。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回到那里，在那里工作，并获得一个固定的住处来存放我的书籍和文件。”(37)
在厦门度过了一年之后，戴密微完全走出了在越南的阴影。在厦大的第二个学年，他的教学任务轻了许多，这使他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来学习中文。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患上了对中国的诗歌的相思病，不分日夜地朗读着它们”。在一封信中，他表现出对在厦门的生活很乐观，除了习惯性地抱怨自己的工作进展没有预计快。在厦门，他不仅重新找到了生活和学习的方向，而且各种好运和机会也接踵而至，他的预言似乎很快就要实现了。在给母亲一封信中，他写道：“从巴黎传来了对我那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令人厌恶而无法阅读的《弥兰王问经》的奉承性的好评。看来情况还不算太坏。有人写信告诉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东方语言大学看见我；也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去北京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38)
最重要的是他终于收到了来自日法会馆(39)的邀请。在同一封信中，他告诉母亲，法国外交部给他来了一封信，向他提供一个新成立的日法会馆的寄宿生职位，这种职位当时总共只有四个。但此时他已经不再像在越南那样对这个职位那么迫不及待了。他很踌躇，一方面他很清楚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使他摆脱繁重的教学工作，有更好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特别吸引他的是可以和列维在一起工作，这样不仅可以使他在研究上获益匪浅，而且可以促使他努力学习梵文和藏文。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瑞士人，他非常讨厌东京法国人圈子中的那种自高自大的官僚气息。他告诉母亲，他很热爱法国但他并不盲目崇拜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国家相比，他并不认为法国有什么优越之处，他完全不想成为一个法国人。另一个让他担心的原因，是在越南不愉快的经历。他与继任者鄂卢梭之间紧张的关系让他担心他在日法会馆能否与法国同事友好地相处。(40)
权衡再三，戴密微还是决定接受这个职位，离开厦门大学，到日法会馆担任寄宿生。但考虑到与厦门大学还有合约在身，他给列维发了一封电报，询问能否1926年底才去赴任。电报发出后，列维一直都没有回复，所以他在1926年7 月1日乘船离开厦门后，直接到日本投入新建成的日法会馆的工作中。(41)
4.日法会馆
日法会馆（La Maison Franco Japonaise）是一个隶属于日本帝国学士院和法国金石美文协会的学术研究机构，始建于1924年3月7日（大正十三年），正式宣告建成则在该年的12月14日。原本它建成的时间会更早一点，但由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发生，日本受到严重损失，所以它的建立才被推迟。日法会馆最初由有“日本现代经济之父”之称的财阀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和前法国驻日本大使保罗·克劳迪（Paul Claudel）共同发起，初衷在于“构建一个促进双方文化研究及学术交流的平台”。它的建立既是两国友好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日法两国在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来的长期学术交流的结晶。根据协议，在会馆内部日法双方负责不同事务。日本方面主要负责日常管理，如行政、资金和设施维护等；而法国方面则主要负责学术事务，例如邀请法国学者到日本讲学、组织研讨会，同时还包括向会馆派遣学者及寄宿生。(42)
戴密微1926年7月1日离开厦门乘船前往横滨，后转往东京开始他在日法会馆的寄宿生生涯。(43)当他到达日本的时候，会馆的领导者还不是他的老师列维，而是另一位法国印度学家阿尔弗雷德·伏舍（Alfred Foucher），此时他正主持会馆的创建工作。(44)不久，伏舍返回法国，列维才于1926年9月被正式提名为日法会馆馆长。列维上任后的第一项学术活动是与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o）一同发起了《法宝义林》（Hōbō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的编纂工作。正如到越南是为了完成《弥兰王问经》的研究，戴密微在日法会馆工作期间的首要任务是出任《法宝义林》的主编，负责协助列维和高楠顺次郎对佛典的整理编辑工作。
在戴密微等人的努力下，从1929年到1931年，《法宝义林》一共出版了三册，分别为第一分册、第二分册和别册。在第一分册的编纂工作中，列维和高楠顺次郎负责设计词条，戴密微则负责组织学者进行撰写。1928年列维离开日本再次前往尼泊尔游历，高楠顺次郎则投入了《大正新编大藏经》的编写工作。所以，从第二分册起，戴密微完全负责了一切编写工作。而且凭借自己扎实的佛学功底，出色的语言能力，他还亲自为《法宝义林》撰写词条。因此，《法宝义林》的第二分册和别册实际上是在戴密微的领导下完成的。所以，列维虽为《法宝义林》的发起人，但自他离开日本以后，这部词典打上了更多的戴密微的印记，也使大多数的人将它视为戴密微的研究成果。(45)
除了主持编写《法宝义林》，戴密微在日本也没有放弃之前的研究。旅居日本期间，他仍然坚持了在河内的习惯，不断发表文章。1928年，他根据在越南所作的民俗调查，发表了论文《东京的〈诗经〉歌谣》；1929年在《日法会馆学报》第二卷上发表论文《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46)，与此同时，他的论文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travaux relatif aux langues de l'Indochine被林语堂译为中文后，以《戴密微印度支那语言书目》的标题发表在《东方杂志》上。(47)此间，他还开始对后来作出很深研究的“禅”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在日本工作的四年中，除了1929年到上海与妻子Hélène Demiéville女士结婚以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里。(48)
就像在厦大一样，在日法会馆工作期间，戴密微也结识了一批日本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的过程中，戴密微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佛学知识，尤其是通过这些学者，了解了更多的收藏在日本的十分罕见的中文和日文佛学资料的信息，这不仅极大地便利了《法宝义林》的编写工作，而且也为此后的佛学研究打下了深厚的资料基础。(49)
5.返回欧洲
经过在远东地区近十年的学习与工作后，戴密微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佛学和汉学知识。难能可贵的是，这十年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毫无障碍地理解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思维结构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他的弟子谢和耐在总结他成功的原因时，将他在越南、中国和日本的生活经历与出众的语言天赋、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视为他崛起为一名国际汉学巨匠的关键因素。1930年他被金石美文协会提名为国立东方语言大学中文教授，并于1931年走马上任。所以在1930年6月与日法会馆的合同到期后，他便结束了在远东地区十年的游学历程返回法国。也许是为了便利在法国的学习和研究工作，1931年他正式放弃瑞士国籍，转而加入法国国籍。(5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法国汉学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不仅正常的研究无法开展，年轻的汉学家失去获得良好训练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学者相继逝世，这其中就包括戴密微的朋友和老师，如马伯乐、伯希和和葛兰言等。因此，二战结束后，曾经“群星璀璨”的法国汉学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才断层。因而法国汉学复兴的重任也就全部落在了硕果仅存的戴密微肩上。他没有让人们失望，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坚韧的毅力，不仅重新恢复了战前就已形成的学科，而且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一举将法国汉学带出低谷，重放光芒。(51)
1945年，戴密微荣升为高等研究实践院第四分部主任，他在那里开设了佛教哲学课程，直至1956年。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原先在索邦大学中国高等研究院的教职。同年，由于伯希和的逝世，他接替了伯希和的职务与戴闻达（J.J.L. Duyvendak）同时担任《通报》主编。期间戴闻达为何四维（A.F.P.Hulsewé）所接替，戴密微与他主持《通报》直到1976年。1946年，由于马伯乐的去世，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并接替马伯乐担任中国语言与文学教席直至1964年。1951年，他被选为金石美文学会成员，并于1959年被选为主席团主席。(52)1962年，他开始主持翻译、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诗集》。1973年，在法国科研中心的支持下，他开始研究藏于法国的敦煌手稿直至去世。(5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法宝义林》的编辑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战后，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安定，日法之间的学术合作又重新恢复。1966年，戴密微在阔别远东三十多年后，又重新回到了日本，并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指导《法宝义林》附卷和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二、戴密微的佛学研究
戴密微先生，以心抑道，因道通禅，早启大乘起信之疑，晚证临济语录之髓。巴利文惣那先比丘经之妙蕴，小乘法发南方上座部之辉光。空分十七，瑜伽尽众护之图成；律区廿二，明了扬真谛之风轨。若乃渊默雷吼，断取庄严。方便通顿渐并育之津，檀经究心性直指之奥。出入隐显，悬判深微。义林岂佛尔雅之比，非法云之可攀；总持自造化窟中，譬燃灯乎无尽。又复稽拉萨禅法，抉唐蕃宗派之分疏，蒐粟特之禅经，转梵轮天北而不殆。(54)
这段文字是饶宗颐先生为戴密微八十寿辰所作，完整勾勒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正如文中所列举：佛学、道家、禅宗、哲学、文学、文献学以及诗歌，戴密微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涵盖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以至于后世学者无法将他归为哪一个领域的专家，而只能冠以“汉学家”的称号。他的弟子谢和耐在回忆老师时写道，他的兴趣如此广泛，而又能对某种研究保持持久的兴趣，这决定了他的成就将不会局限于某个单一的领域。
佛学是戴密微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中着力最深的领域。尽管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兴趣点多次发生转移，学术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过诸多变化，但对佛学的研究无疑是他耕耘最深、收获最多的领域。研讨他漫长的佛学研究史，三条主线尤其引人注目：1.以《弥兰王问经汉译本》和《法宝义林》为代表，对印度佛教唯识宗的研究；2.对禅宗的研究；3.对敦煌文书的整理和研究。(55)
1.《弥兰王问经汉译本》
Milindapan～ha，在国内被译作《那先比丘经》或《弥兰王问经》，是古代印度佛教的一部著名典籍。因其记载了希腊裔印度国王弥兰王（Menander）与佛教高僧那先（Nāgasena）之间关于佛教诸问题的对话，被学界视为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最初交汇的产物。(56)这部佛经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西北部，最初版本以什么语言写成已无法考证。因而，存在着梵语、混合梵语、巴利语及印度语等不同说法。后因佛教传播路径不同，而逐渐形成南北两个版本。南本约定型于公元4世纪，即现存的《弥兰王问经》，北本于东晋时传入中国，被译作《那先比丘经》。北本的内容仅相当于南本的序言及前三部分，篇幅约为南本的四分之一。(57)
1893年，两位东方学家爱德华·斯柏榭（Edouard Specht）与伯希和首次在汉文佛学典籍中注意到了存在着两种不同版本的《弥兰王问经》。他们十分惊讶地发现，《弥兰王问经》的内容，一部分混杂在8世纪朝鲜半岛出版的佛学典籍中，另一部分则散布在中国宋元明三代的佛教典籍里，而且这两部分《弥兰王问经》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58)因此，两人开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伯希和主张汉文佛经中的《弥兰王问经》的不同，实际上是由版本不同造成的；而斯柏榭则由于所采用的东京出版的佛经的一个编辑错误，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59)此后由于兴趣的转向，二人都没有再深入研究此问题，所以留下了许多疑问，这极大地吸引了年轻的戴密微。
经过在国立东方语言大学将近五年的学习后，无论学术知识，还是语言能力（汉文、梵文以及日文），戴密微都已经可以满足《弥兰王问经》研究的需要。在得到金石美文协会的提名后，戴密微于1920年从巴黎起身，远赴河内，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开始这项并不轻松的研究。选择到越南，除去对未来的打算外，对戴密微最具吸引力的是远东地区收藏的丰富的汉文资料以及搜集资料的便利性。他所以选择研究《弥兰王问经》，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老师列维的影响。(60)作为国立东方语言大学戴密微的三位老师之一，列维不仅向戴密微传授了梵文和日文的语言知识，同时也将年轻的戴密微引上了佛学研究的道路。当他带着许多关于弥兰王问经》的疑问到达越南时，正值列维的学术巅峰时期，“整个1920—30年代，他都处于东方学的支配地位”(61)。所以在这项研究之初，列维的佛学思想，尤其是他作为印度学家的佛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戴密微影响很深。
翻译和对比是《弥兰王问经》研究最主要的方式，戴密微首先继续了已经由斯柏榭、伯希和以及高楠顺次郎等人开始了的工作(62)，梳理所有收录关于《弥兰王问经》内容的汉文佛学典籍的信息：编辑者、成书时间、成书地点和收录内容，然后对不同的汉文版本的《弥兰王问经》进行比较。然后，再将汉文版本与巴利文版本进行比较，得出两者间的差异。由于这项工作十分枯燥，而且并不一帆风顺，所以戴密微常常在信中向父母和老师抱怨他的研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进展不顺。但他的杰出的学术能力和夜以继日地在图书馆刻苦的工作，最终使这项研究获得了成功。他的天赋和努力程度是惊人的，虽然他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工作时间长达四年，但实际耗费在《弥兰王问经》研究上的时间仅仅两年，而且还包括一段去中国游历的时间。(63)
通过两年的努力，在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弥兰王问经汉译本》后，戴密微不仅赢得了自己的学术声誉，而且在研究资料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开始慢慢摆脱老师列维的影响，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为完成这份研究，他广泛研读了各种汉文、梵文以及巴利文的佛学文本，从而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以汉文而不是梵文为主的佛学典籍的知识基础；这决定了他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更多地利用汉文资料。这与传统法国印度学家在研究佛学时过度依靠梵文典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戴密微第一次在学术道路上，与老师列维形成了分野。但在研究《弥兰王问经》的阶段，这种分野尚不十分明显。直到戴密微担任《法宝义林》的主编之后，他独特的资料风格才得到了更广泛的展现。(64)
同时，戴密微在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系统。对比是戴密微在《弥兰王问经汉译本》的撰写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研究方法，即凭借他对汉文、梵文、藏文以及巴利文的精通，将源自古印度，但形成于3—4世纪的远东地区的不同语种、不同版本的佛学典籍进行对比。这种研究手法不仅可以复原在印度已经失传，但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佛学典籍中仍有保留的信息，而且可以找出不同版本间的差异，并厘清它们的源流关系并澄清真伪。西方的印度学家必须感谢戴密微，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对比研究，使得广大印度学家了解到，被他们视为经典的《弥兰王问经》，在不同版本中，其实包含了不同的信息。在巴利文本中不仅保留了修行的法门，而且包含了小乘佛教系统形成的线索；在汉文版本中，则已经可以看到大乘佛教系统的“胚胎”。(65)几年之后，在一份关于印度佛教不同宗派起源的研究中，戴密微再次采用了这种方法。他通过比较在印度已经失传，但在中国5至7世纪的佛教经典，以及稍后出现的藏文经典中所保留的信息，讨论了印度佛教派别的起源问题。多年之后，他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所开设的佛教哲学课程，也采用了相同的对比方法。(66)
2.《法宝义林》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保存在汉文和日文佛典中的佛教内容和关于早期印度的记录充满了兴趣，但苦于语言障碍，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无法利用。所以，亚洲学会（Les Sociétés Asiatiques）分别在1919年的伦敦、1920年的巴黎和1921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呼吁邀请研究东亚地区的专家，根据中日文资料，用国际科学语言编写一部佛教大百科全书。(67)为满足西方学者的这种需求，列维和高楠顺次郎发起了《法宝义林》的编纂工作。
《法宝义林》全名可直译为《法宝义林：根据中日文资料编写的佛学百科全书》，它是日法会馆建成后所承担的第一个学术任务。它不仅肩负了向西方学界展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术的进步、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日本建立起来的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为了使不能使用汉文或日文的西方佛学家、印度学家，可以便利地利用保留在中日文佛教经典中的早期资料。(68)它的启动不仅得到了日法会馆的支持，日本当时著名宗教界人士大谷尊由（Otani Sonyu）和田久左卫门（Wada Kyuzaemon）在经费上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法宝义林》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用法文编成的佛学百科全书，而且也是国际学界第一次同时使用东西方语言进行的一次佛教典籍整理工作。在谈及它的学术意义时，戴密微写道：“《法宝义林》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整理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而是要追踪其（佛经）源流，澄清其真伪，弄清它们如何产生。”(69)《法宝义林》的编写发生在20世纪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因为此时进行这项巨大工程所需要的人才和资料条件都已成熟。在人才方面，经过多年的培养和训练，在法国和日本都产生了一批学术能力很强的专家。在法国出现了以列维、马伯乐及戴密微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东方学家”；在日本则有以高楠顺次郎为代表，接受西方教育与培训的新型佛学研究者。在资料方面，这一时期日本兴起了在佛教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正佛经”整理工作。由于佛教对日本影响极大，所以日本从中国、朝鲜等地大量引进汉文佛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被引入的佛教经典，在日本得到了本土僧人的消化、吸收和发展，因而产生了为数巨大的日本佛学典籍。到大正时代藏于日本全国各地的各类汉文、日文佛典的数量相当惊人。为了彰显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力的提升，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僧人修行、学者研究，日本学者和佛教组织便开始尝试利用日本保存的佛典资料编纂佛学词典。此类实验性的工作，最初有织田得能编纂的《佛教大辞典》和西本愿寺（Nishi Hongwanji）主编的《佛教大辞典》。继而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掀起由“大正一切经”（Taisho Issaikyo Kankokai）刊行会所发起的大规模的整理佛典运动，其高潮即为《大正新修大藏经》（Taisho Tripitaka）的编纂。《法宝义林》的问世，根本上正是受益于《大正藏》的编纂，因为它直接充当了《法宝义林》的资料来源。(70)
在人才和资料都已具备的基础上，《法宝义林》的编纂工作开始启动。它的名字“法宝义林”来自于创始人高楠顺次郎，而且封面题字也由他亲自题写。编纂初期，在列维、高楠和戴密微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套编写制度，即由列维和高楠顺次郎根据当时的日文佛学词典，根据发音首字母先后排序挑选词条，厘定一个佛学术语表。然后找出与之对应的中文梵文术语。最后，再由列维根据梵汉法三语术语表，确定所选词条的法语解释。(71)不知这套“中—日—梵—法”的编纂程序的制定是列维得到了戴密微的启发，还是专门为戴密微所设计。总之在当时的情况下，全世界最合适承担这份工作的人只有戴密微，因为他不仅熟稔各种佛学典籍，而且通晓中日梵法文。
《法宝义林》的第一分册由列维和高楠顺次郎亲自监修，因此在这个分册当中，列维和高楠顺次郎的影响还很深刻。在编写的过程中，列维为编纂工作定下了很多规则。但在戴密微看来，这些规则有些合理，有些却值得商榷。所以，在1928年列维离开日本前往尼泊尔，戴密微全权负责编纂工作以后，他逐步改变了一些成例。例如从第二分册起，他一改列维词条解释尽量简短，但词条数量尽量丰富的陈规，使得每个词条的篇幅变得越来越长，但数量急剧减少，而且词条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灵活。(72)同时，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词条的长度和数量也变得与关于印度的词条相同。(73)戴密微的这些“新政”，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伯希和在给第二分册的书评中写道：“（《法宝义林》）第一分册已经十分有趣，在这一个分册（《第二分册》）中我们感到了前进的努力，由于直接来自于原文，所以这些信息是如此的丰富和准确。”(74)这完全体现了戴密微在《弥兰王问经》研究时期所形成的中印资料并重，但更偏向中国资料的倾向。
1930年在得到金石美文协会的提名后，戴密微便结束了旅居日本的生活，返回法国准备在1931年接替沙畹出任东方语言大学汉语教席。此时，《法宝义林》的前两个分册以及别册的编纂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等待出版。他返回法国后，虽然教学任务繁重，但并未忽视《法宝义林》其他分册的编辑工作，1933至1934年间，他与到访巴黎的日法会馆的编纂人员莲泽成淳（Hasuzawa Jōjun），反复阅读、补充及修正了第三分册的初稿，并使它在1937年得以面世。(7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日本和法国分属不同阵营，所以设在日本的日法会馆也受到了冲击，房屋和图书馆部分损毁，《法宝义林》的编纂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时任馆长的弗雷德里克·尤恩·德隆海（Frédéric Jouon des longrais）也与当时许多旅居日本的法国公民一样被迫滞留。战争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都没有再向日法会馆派遣正式的馆长，但法国外交部仍然向它提供财政支持，直到1957年路易斯·雷诺才被重新提名为日法会馆馆长，并被派往日本重续列维建立起来的学统。(76)
1954年，戴密微在巴黎组织了一批青年学者，这当中包括了许多年轻的法国东方学专家，重组了一个新的编纂小组试图重启《法宝义林》的编纂工作。但结果令人失望，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小组的一些成员没有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另一些人则转向了其他的工作。所以，戴密微感叹当时在欧洲要找到既有佛学的专业知识，又通晓东方文字，能够承担法文的编写工作，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的研究者非常困难。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佛典的编纂工作此时已经不能再吸引年轻一代的法国学者。(77)战后《法宝义林》的第一次重启就这样失败了。此后，由于雅克·梅（Jacques May）和戴路德等人的加入，《法宝义林》的编纂工作才重新有了起色。1966年，戴密微再次回到日本亲自主持工作，在新一代法国汉学家的协助下，这个沉寂已久的项目得到重新启动，(78)并于1978至 1979年连续出版了第四分册和以《佛典报告》为名的第五分册。(79)《法宝义林》是戴密微倾注一生心血的工作，直至他去世时都仍在关心着它的进展。
3.《吐蕃僧诤记》
1930年返回法国后，戴密微不仅接替老师沙畹出任国立东方语言大学汉文讲席，继续关注《法宝义林》的编纂工作，而且开始尝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entre le bouddhisme de la Chine et celui de l'Inde）即是这种尝试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他返回欧洲后的学术研究新动向。《吐蕃僧诤记》原名《拉萨僧诤记》，是一部耗时很久的作品，自1938年开始撰写，直至1952年才得以出版，它的创作过程横跨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戴密微所以选择研究这样一个课题主要源自两方面原因：首先，返回法国以后，他的研究志趣逐渐由印度佛教转向中国本土佛教，尤其是转向禅宗研究；其次，他开始整理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从中国带回的敦煌文书。(80)
在远东生活的十年中，戴密微完成了两份关于印度佛教的研究。这个漫长的研究过程，不仅使他深入地了解了印度佛教，而且也使他大量阅读了汉文和日文佛学典籍，获得了更多的印度地区以外的佛学思想。随着不断接触汉文典籍，他发现尽管中国人大量翻译了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献，以至于这些文献在印度消失以后，仍完整地保存在中文佛典中，但对于印度佛教所表现出的抽象的经院式哲学，中国人并没有多少兴趣。所以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尊贵的地位，而只能屈居于一种多宗教并列的结构中，进行传播和发展。并且它的教义，常常被中国人为我所用地进行解释。面对这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戴密微的学术兴趣点，如同他在研究方法和资料基础方面逐渐摆脱老师列维的影响一样，开始发生转移，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佛教的中国化，关注兴起于中国的，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佛教派别——禅宗。(81)
戴密微最初对禅宗产生兴趣还是在日法会馆主持《法宝义林》编纂工作期间。最初大概是受胡适所撰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关于清代哲学思想的内容所吸引。但他所阅读的汉日文佛典中收录的大量关于禅宗的内容，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我们从他的性格特点和生活志趣来看，也会发现他走向禅宗研究其实并不意外。首先，正如前文所言，由于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的关系，在戴密微的业余生活当中，艺术和诗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对文化和艺术的敏感，音乐在戴密微的生活当中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很多他所从事或者主持的研究都与音乐有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研究工作十分繁忙，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生活中的艺术追求。正如他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工作时，虽然《弥兰王问经》的研究常常遭遇困难，但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夜晚独自演奏巴赫的名曲。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尽管承担了很重的教学任务，但他却在那个时候“患上了对中国诗歌的相思病”。艺术、诗歌和音乐都是戴密微十分醉心的领域，又是禅宗思想体现得较为充分的地方，所以当他接触到禅宗的时候，就很快被这种全新的思想所吸引。另外敦煌文书中所保存的大量关于禅宗的内容，以及他对庄子的喜爱，也都是使他转向禅宗研究的重要因素。(82)
1931年返回法国以后，戴密微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工作——整理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从中国带回的敦煌文书。1934年至1939年间，中国学者王重民来到法国，帮助整理法藏敦煌文献，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戴密微开始系统地研究敦煌文书。(83)通过长期的合作，他们发现在这座历史宝库中，不仅保存了大量唐代中国内地与西藏和中亚地区交往的资料，而且有很多涉及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的内容，以及本土化以后的汉地佛教的输出问题的内容。戴密微发现，敦煌文书中记录了唐代的中国人试图用自己的佛学思想去影响生活在中亚地区的“西方的野蛮人”，这种企图正如近代西方人试图用自己的文明来影响中国人一样。(84)王重民原打算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根据敦煌文书所记载的资料，撰写一本关于唐代汉藏关系的专著，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他的计划一直没有得以实现。(85)因此，一方面出于对禅宗研究的爱好，另一方面出于对敦煌文书的责任，戴密微决定先于王重民开始一份关于唐代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这便是《吐蕃僧诤记》的起源。
《吐蕃僧诤记》是一部关于禅宗在西藏地区的传布，以及唐代汉藏关系史的内容十分丰富的专著。由于它所研究的时段和地点都十分特殊，所以涉及面非常广阔，涵盖了宗教、政治以及民族关系等内容。戴密微原计划出版两卷，但自1952年第一卷面世以后，直至1979年逝世，关于佛教义理方面内容的第二卷都没有出版。(86)由于这份研究的许多资料来源于王重民，而且考虑到他的出版计划，戴密微对《吐蕃僧诤记》所要涉及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他并不打算全文转抄或出版敦煌文书的原文，而只是在注释中引用当中的重要段落，对其他写本只做一般性的分析和总结。(87)《吐蕃僧诤记》第一卷主要涉及了三部分内容：一、汉僧与印度僧人之间关于禅的辩论；二、关于佛教教义、在中国形成的伪经，以及印度佛教文本的传播；三、关于汉藏联盟以及汉族公主下嫁吐蕃国王。(88)这三部分内容中，又以第一部分最为重要。“拉萨僧诤”的故事实际上来自于法藏敦煌文书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它记录了8世纪末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的主持下，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莲华戒在吐蕃王宫进行了一场关于禅宗的宗教辩论。这次辩论对于西藏地区的佛教发展，尤其是禅宗的传播具有决定性意义。它表明印度佛教在中国内地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不仅已经逐渐完成本土化，形成与印度佛教不同的思想体系，而且开始向外传播，并在西藏地区与印度佛教形成交锋。然而，这次意义重大的辩论在汉文历史典籍中并没有记录，只是在晚期出现的藏文文献中如《拔协》、《西藏王统世袭明鉴》以及《贤者喜宴》中才有所记载。关于此次辩论的结果，敦煌文书的记载与藏文资料上的记录存在分歧。藏文资料认为印度僧人获得了胜利，获得了墀松德赞的支持。但敦煌文书中的记载与之相反，汉僧获得了胜利，但他遭到了吐蕃某些王公大臣的迫害。由于敦煌文书的成书时间早于藏文文献，而且它的撰写者很可能亲自参加了这次辩论，所以可信度更高。随着20世纪后半期敦煌学的发展，关于这次辩论的讨论越来越多，也更加深入。意大利学者图齐对戴密微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摩诃衍与莲华戒之间的辩论并不是在拉萨的王宫进行，而是在桑耶寺举行，因而提出了“桑耶寺僧诤”的观点；日本的学者上山大峻则认为辩论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有两次，摩诃衍与莲华戒各胜一场。由于新资料与新观点的不断涌现，戴密微也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看法，1970年他在《通报》发表文章称拉萨僧诤会其实并不存在，那只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笔墨官司，因而将拉萨僧诤”改为了“吐蕃僧诤”。(89)
在《吐蕃僧诤记》的创作过程中，戴密微获得了许多学者在资料方面的帮助，当中贡献最大者无疑是王重民。正如他在《吐蕃僧诤记》的致谢部分中所写，“这份研究，至少在它的第一卷中所使用的敦煌文献，主要来自于王重民的推荐”。的确，王重民为戴密微提供了数量巨大，且相当宝贵的一手资料，这当中不仅包括了他在1934年至1939年参与整理巴黎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库”法藏敦煌文书时所拍摄的照片和抄录的手稿，还包括他从大英博物馆中带回的英藏敦煌文书资料，这些文献构成了《吐蕃僧诤记》的资料主体。戴密微后来回忆与王重民合作的情景时写到“我受益于王重民慷慨的帮助与渊博的图书馆学知识，在战前的每个星期三，他都会给我带来上一个星期的工作成果。这一整天我们都会在一起研读这些材料，并且查阅《大正藏》和西方藏学家的研究成果”。另一位使戴密微受益的中国学者是他的学生林藜光。由于认为以两唐书为代表的汉文唐代历史典籍中有关汉藏关系的记述不仅庞杂，且整理无序，关于这部分资料的批判性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所以在《吐蕃僧诤记》的撰写过程中，他没有系统使用汉文典籍中有关汉藏关系资料。但林藜光为自己的研究，对这部分资料所进行的汉藏关系的年代考证却给戴密微带来了很多便利。最后，需要提到的是戴密微在北京游历时结识的朋友戴何都，他慷慨地借给戴密微自己收藏的1938年东京出版的《册府元龟》的部分分册，进行参考。由于不能流畅地阅读藏文，戴密微在创作《吐蕃僧诤记》的时候，没有使用藏文原始资料，但是他幸运地获得了他的藏学同事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马赛尔·拉露（Marcelle Lalou）以及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的帮助。鲁瓦大学的藏学家拉莫特（E.Lamotte）为他翻译了一段用藏文写成的印度方面关于摩诃衍与莲华戒之间的辩论文献，并同意他在出版时使用。(90)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戴密微在二十六岁时便前往越南河内，以寄宿生的身份，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开始佛学研究。此后，他前往中国游历，并开始喜欢上这个东方国家。在结束了与远东法兰西学院的合约之后，他受聘于厦门大学，并在那里执教达两年之久。最后，他来到向往已久的日本，在日法会馆担任《法宝义林》的主编。直到收到金石美文协会的邀请后，才于1930年返回欧洲。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戴密微完全没有离开远东。利用这段宝贵的时光，他不仅大量阅读了中日文佛学典籍，吸收了当中的思想精髓；并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使他可以全无隔膜地理解东方人的思维逻辑和生活方式，而且使他逐渐摆脱老师列维的影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他能够相继完成《弥兰王问经中译本》的撰写和《法宝义林》前两个分册的编辑工作。即使在返回法国后，他也能够利用自己在远东形成的学术积累，撰写出《吐蕃僧诤记》这样的优秀作品。我们不能断言戴密微在远东的生活经历对他佛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经历对他的佛学研究的影响，在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尽管保罗·戴密微先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国际汉学巨匠，而且他本人也为很多师友、同事撰写过生平传记。但在他去世之后，留存下来的关于他自己的资料却不多见。他既没有撰写回忆录，也没有自传面世，因此后世学者只能通过他的学生和朋友撰写的一些篇幅较短的回忆文章，来了解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关于戴密微先生的传记资料西文主要计有如下篇目Jacques Gernet，Paul Demiéville（1894—1979），T'oung Pao（《通报》），Second Series，Vol. 65，Livr.1／3（1979），pp.1—9；Heurgon Jacques，Allocutionàl'occasion de la mort de M.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金石美文协会报告》），Année 1979，Volume 123，Numéro 1，pp.140—143；Donald Holzman，Paul Demiéville（1894—1979），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9，No.3（Jul.-Sep.，1979），pp.553—555；Hubert Durt，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Numen，Vol.27，Fasc.1（Jun.，1980），pp.1—8；Madeleine Paul-David，Paul Demiéville，Arts asiatiques，Année 1981，Volume 36，Numéro 1，pp.67—68；Yves Hervouet，Paul Demiéville et l'Ecole f rançaise d'Etrême-Orient，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Année1981，Volume 69，Numéro1，pp.1—29；Gernet Jacques，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Année 1986，Volume 130，Numéro 3，pp.595—607。中文资料多为西文资料的翻译作品，如（法）谢和耐著，耿升译：《戴密微传》，见《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6—549页；王尧：《戴密微先生评传》，见《国外藏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35页；（法）谢和耐著，钱莹之译：《马伯乐与戴密微——两位法国汉学大师》，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十一辑，第38—40页；（法）谢和耐著，耿异译：《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法）戴仁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第105—118页；许光华著：《法国汉学史》，第225—234页；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第482—488页；（法）侯思孟著，吴其昱译：《戴密微先生年谱》，见《敦煌学》第一辑，1974年；（法）戴路德；吴其昱译：《戴密微先生与法宝义林》，《敦煌学》第五辑，1982年。此外还有部分中国学者所著的文章，如李璜：《寿戴密微教授八十》；饶宗颐：《戴密微教授八十寿序》，见《敦煌学》第一辑，1974年；潘重规：《敬悼戴密微先生》，《敦煌学》第四辑，1979年；王振泽《饶宗颐先生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见《国际汉学》第六辑，第138—150页等等。在众多文章中，最重要的当属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与吴德明（Yves Hervouet）先生的文章。前者从整体上回顾了戴密微先生的一生，国内出版的关于戴密微先生的小传，多译自此文；后者则依靠丰富的档案和书信资料，详细回顾了戴密微先生早年在远东的学术生活和研究，学术价值十分巨大。因为戴密微先生在1930年返回法国后的学术生涯已广为人知，无需赘述。所以，本文着重于叙述他在远东地区的生活。
(2)见《戴密微先生年谱》，第1页。
(3)Donald Holzman，Paul Demiéville（1894—1979），pp.553—555.
(4)Jacques Gernet，Paul Demiéville（1894—1979），p.1；Madeleine Paul David，Paul Demiéville，p.67.
(5)Arnold Vissière，阿和诺·微席叶（1858—1930），法国汉学家。1879年中文专业毕业后，于1880年1月进入外交部工作，主要管理对巴西和中国的外交事务，并长期留驻于北京。1899年返回巴黎，进入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教授中文。见E.Gaspardone，Arnold Vissière，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Année 1930，Volume 30，Numéro 30，pp.649—653；Paul Pelliot，Arnold Vissière，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27，No.4／5，1930，pp.407—420。
(6)Madeleine Paul David，Paul Demiéville，p.68；《戴密微先生年谱》，第1页。
(7)Jacques Gernet，Paul Demiéville（1894—1979），p.2.
(8)pensionnaire，即寄宿生，是指被政府或者学术机构短期招募，并获得薪金的研究人员。（法）路易·嘉博德，许明龙译：《〈法国远东学院学报〉沿革简述》，见《法国汉学》第四辑，第356—370页。
(9)关于戴密微获得寄宿生提名的时间及经过，吴德明（Yves Hervouet）的论文已经做过深入的挖掘。实际上早在1919年中期，金石美文协会就已经提名戴密微为远东法兰西学院寄宿生，但政府的任命书直到年底才送到他的手中。瑞士驻法使馆也对此事十分关注，鼓励戴密微接受这份聘书，并许诺在完成远东的工作后，将给他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见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p.1—2。
(10)Louis Finot，路易斯·菲诺（1864—1935），法国考古学家、印度学家。1894年梵文专业毕业，并入高等研究实践院任讲师。1898年赴越南任印度支那考古委员会主任。1920至1926年，任远东法兰西学院主任。见http://www.efeo.fr/biographies/notices/finot.htm.
(11)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2.
(12)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1；Jacques Gernet，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p.3.
(13)Cordier，Henri Rapport sur les travaux de l'E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du mois d'avril 1918 au mois de juillet 1920；lu dans la séance du 8 octobre 1920，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Année 1920，Volume 64，Numéro 4，pp.350—355.
(14)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p.595—597.
(15)Paul Demiéville，Les chansons du Che King au Tokin，Mélanges Kano，Kyoto，1928，pp.5—11.
(16)BEFEO（1920）《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1920），第20卷，第20号，第182页。
(17)Léonard Aurousseau，鄂卢梭（1888—1929），法国汉学家，东方语言大学毕业。1909年前往印度支那，1911年来到中国，游历上海、北京等地。1915年被提名为远东法兰西学院历史与考古教授，1920年接替马伯乐成为中文教授，并出任学院代理负责人。1927年由于身体原因返回法国休假，1929年自杀。见http://www.efeo.fr/biographies/notices/aurousseau.htm.
(18)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4.
(19)Robert des Rotours，戴何都（1891—1980），法国汉学家。1920年巴黎东方语言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开始汉学研究，主要研究唐代历史。1922年起多次到中国内地游历，获得大量古籍善本，并以此为基础，在巴黎附近的维罗夫莱建立中文图书馆。1927年高等研究实践院博士毕业，1945年至1959年间，执教于巴黎大学中国高等研究院，并担任领导职务。见Jacques Gernet，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67，Livr.1／2，1981，pp.1—3。
(20)Paul Demiéville，Sur les traces de Paul Demiéville：un itinéraire de Chang-haiàT'ientsin，Etudes chinoises，vol.XXII（2003），pp.173—183.
(21)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p.5—6；Paul Demiéville，Choix d'études sinologues（1921—1970），Lei-den，E.J.Brill，1973，pp.1—7.
(22)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7.
(23)BEFEO（1922）《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XXII，pp.332—441。
(24)BEFEO（1922）《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p.5—7.
(25)见BEFEO（1922）《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1922）目录；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9。
(26)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p.9—10，15.
(27)孙贵定，字蔚深，生卒年月不详，江苏无锡人，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厦门大学建校之初先后任教于哲学系、教育系。见毛章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勘误补遗——厦门大学早期新闻教育考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2期。
(28)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16.
(29)关于戴密微在厦门的生活，见之于世的资料并不多见。他在为林藜光的遗作《诸法集要经》［Lin Li-Kouang；Introduction de P.Demiéville，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Saddharma-smrtyupasthāna-sūtra）：recherches sur un petit Sūtra développédu Petit Véhicule：Int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Dharma-samuccaya），Paris，Adrien-Maisonneuxe，1949］所作的前言中曾提到过在厦门的经历，但基本上是关于林藜光的生平和厦大当时内部的情况，关于自己的叙述很少。
(30)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p.19—20.
(31)张侃：《学缘所系：20世纪初厦门大学国学院的研究设想与学术传承》，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汪毅夫：《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
(32)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20.
(33)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598.
(34)Gustav Ecke，艾锷风（1896—1971），又译作艾克，1896年生于德国波恩，先后在波恩、柏林和埃尔朗根等地学习，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至1928年任厦门大学教授。1928至193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后离开中国，1971年逝世于夏威夷。见Pierre Jaquillard，In Memoriam：Gustav Ecke 1896—1971，Artibus Asiae，Vol.34，No.2／3，1972，pp.114—118。
(35)G.Ecke，P.Demiéville，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a study of the lat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pp.vii—viii；汪毅夫：《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泉州历史文化研究》，《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
(36)Charles Haguenauer，查尔斯·阿格努尔（1896—1976），法国日本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和人种志。日法会馆寄宿生，后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日本语言文化教授及创办法国日本高级研究院。见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员简介http://actualites.ehess.fr/nouvelle4055.html.
(37)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p.22—23.
(38)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22.
(39)日法会馆由日本金融家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和前法国驻日本大使保罗·克劳德（Paul CLAUDEL）发起，始建于1924年12月14日。列维于1926年被提名为第一任主任。见日法会馆网站http://www.mfj.gr.jp/institut/dhistoire/index.php.
(40)Paul Demiéville et l'école f 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pp.23—24.
(41)日法会馆寄宿生名单上清楚地记载了戴密微的工作期限从1926年7月至1930年6月止。见http://www.mfj.gr.jp/mfj/equipe/chercheurs/list/.
(42)《日法会馆简史》，见http://www.mfj.gr.jp/institut/dhistoire/index.php.
(43)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597.
(44)Alfred Foucher，阿尔弗雷德·伏舍（1865—1952），法国印度学家。1920年毕业于高等研究高师（l'école des hautesétudes），1901至1902年及1905至1907年担任远东法兰西学院主任。1921年在阿富汗创办“法国考古委员会”（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1925年在日本主持日法会馆建立工作。1926年经朝鲜、中国返回法国。1928年入金石美文协会，并在高等研究高师及索邦大学任教。见远东法兰西学院简介http://www.efeo.fr/biographies/notices/foucher.htm及戴密微纪念文章Al f red Foucher（1865—1952），T'oung Pao，Vol.42，Livr.5，1954，pp.406—411。
(45)Victor Goloubew，Sylvain Lévi et l'Indochine，见BEFEO（1935）《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1935），第35卷，第564页；《戴密微先生与法宝义林》，第22—23页。杨曾文：《〈法宝义林〉及法宝义林研究所》，见《世界宗教资料》，1982年第3期，第55页。
(46)见Paul Demiéville，Choix d'études sinologues（1921—1970），p.X.
(47)见《东方杂志》，1928年第6号
(48)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49)Madeleine Paul-David，Paul Demiéville，p.68；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597.
(50)Jacques Gernet，Paul Demiéville（1894—1979），p.2.
(51)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第225页。
(52)见远东法兰西学院简介http://www.efeo.fr/biographies/notices/demieville.htm.
(53)《法国汉学史》，第226页。
(54)饶宗颐：《戴密微教授八十寿序》。
(55)Hubert Durt，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1.
(56)Hubert Durt，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1.
(57)《弥兰陀王问经》现存有巴利语本和汉文本两种，分别收入南传巴利三藏藏外及汉文大藏经中。
(58)Ed.Specht et S.Lévi，deux traduct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n～ha，Proceedings of the nin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Londres，1893，pp.518—529.
(59)Paul Demiéville，Lesvers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 n～ha，BEFEO（1924）《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1924），第1页。
(60)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598.
(61)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1.
(62)Les vers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n～ha，p.4.
(63)BEFEO（1922）《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1922），第423页。
(64)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2.
(65)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2.
(66)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599.
(67)Paul Demiéville，Avertissement，Hōbō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1e Fascicule，1929，p.I.
(68)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2；E.Gaspardone，Hōbō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见BEFEO（1930）《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1930年，第30卷，第165—168页。
(69)Avertissement，Hōbō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1e Fascicule，1929，p.I.
(70)Avertissement，Hōbō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1e Fascicule，1929，p.II；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et Belles-Lettreset le projet Hôbôgirin，Dictionnaireencyclopédique du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p.623.
(71)《戴密微先生与法宝义林》，第22页。
(72)在《第一分册》中，一共收录词条近500条，但在《第二分册》中便急剧减少到85条。
(73)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2.
(74)Paul Pelliot，Hobogirin，Hōbōgirin：dictionnaire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Deuxième Fascicule，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28，No.1／2（1931），p.95.
(75)《戴密微先生与法宝义林》，第23页。
(76)《日法会馆简史》，http://www.mfj.gr.jp/institut/dhistoire/index.php.
(77)Paul Demiéville，Avertissement，Hōbō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4e Fascicule，1967，p.I.
(78)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1.
(79)戴路德的文章中有一个小小的错误，1935年《法宝义林》第三分册并没有出版，而是完成了校对等工作，并经过了列维的审核，等待出版。第三分册的出版实在1937年。见Avertissement，Hōbō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3e Fascicule，1937，p.I，《戴密微先生与法宝义林》，第24页。
(80)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5.
(81)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600.
(82)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4.
(83)Paul Demiéville，Avant-propos，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entre le bouddhisme de la Chine et celui de l'Inde，p.1；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601.
(84)In Memoriam Paul Demiéville（1895—1979），p.5.
(85)Avant-propos，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entre le bouddhisme de la Chine et celui de l'Inde，p.1.
(86)耿升：《戴密微和〈吐蕃僧诤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第41—42页。
(87)Avant-propos，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entre le bouddhisme de la Chine et celui de l'Inde，p.1.
(88)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601；《戴密微和〈吐蕃僧诤记〉》，第41—42页。
(89)Notice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Paul Demiéville，membre de l'Académie，p.601；《戴密微和〈吐蕃僧诤记〉》，第41—42页。
(90)Avant-propos，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entre le bouddhisme de la Chine et celui de l'Inde，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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