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降温之后》

西方人的眼光和中国人的难处——评威尔·贺顿新著《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

杨起予

作者简介：

杨起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季刊》编辑

《恶兆：中国经济降温之后》一书是英国著名记者威尔·贺顿的新著。该书的题目用英文表达是《The writing on the wall》，其含义来源于《圣经》中的一个典故：古巴比伦国王伯沙撒为大臣设宴，突然看到有手指在墙上写字。国王脸色大变，召人来解字，方知墙上写的是“神已算准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当夜，国王被杀。“The writing on the wall”便成为“不祥之兆”或“恶兆”。作者以如此触目惊心的词语为中国经济作预测不能不令人印象深刻，这也许是他长期处于报界的职业精神惯于先声夺人所造成的，这一点与学院派的学者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也正因为出自记者之手，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可读，作者喜好用大量的事实作为铺垫，并在叙述中显示其观点和结论。我们宁可相信他笔下的恶兆”是源于对中国问题的关切所产生的忧虑。所以，该书所展示的种种困境和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同他讨论的题目。

纵观全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威尔·贺顿对中国的经济毫不乐观，尤其不看好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简而言之，他认为“中国亮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欧美市场的需求之上的，而当欧美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之后，中国的经济成长也就失去了支撑”。此外，中国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厂，对外出口产品以赚取外汇，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出口受到极大的冲击，其外销对象陷入衰退之中。此时的中国必须调整其经济结构，转而开发国内需求。但是，中国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非常低，而储蓄的习惯根深蒂固，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医疗保险、退休年金和社会保健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失。长久以来贫乏和福利制度不完备，使得老百姓必须未雨绸缪存钱供医疗保健、养老和教育之用，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来说，这些都是必须面对和不容易解决的矛盾，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种困境。

就外国人议论中国的时事而言，这些都已不是新问题了。但是，老问题能够不断地被议论，恰恰说明了它们所包含的真实性。因此，这些老问题又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均增速14%，远远超过世界同期水平。国民经济中投资与消费的增速比例也的确长期失调。另外，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也限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中，财政收入增长最快，企业收入次之，而居民收入增长最为缓慢。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和上百年的近代历史造成我国城乡差距很大，严重束缚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消费不是通过市场买卖，而是通过自给自足。从收入的支出结构来看，农民的收入并不完全用于消费支出，还有许多是用于生产支出。从生活方式来看，农民的社会保障并未真正纳入公共财政，因此得由农户家庭自身承担。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内需过程中真实存在的困难，需要从投资与消费比例的调整上，从收入分配的格局上，以及从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着手改进。这些事实不仅贺顿先生看到了，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也看到了。但是，对这些事实的分析和解释，以及由此而判定中国经济的走势，则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甚至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又会因为彼此的观点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说明了我们在面对中国问题的真实性的同时也面对着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大体而言，贺顿先生所阐述的中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内在的危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中尤其受关注且尤其受非议的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他认为中国企业政治化程度太高，因此，生产力和管理都很差。国企掌握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工业资产，但是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却几乎没有进步。“三分之一的国企，员工被评价为结构性的怠惰，平均而言，国企员工的生产力只有美国劳工的百分之四；国企处于财务上的悬崖边缘，勉强有些盈余。”他引用的一份有影响力的评估说，只要利率往上略升，或是营业额往下略降，四到六成的国企恐怕就无力偿付所欠的银行债务，由此很容易导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的破产；同时，它们过于多角化投资，毫无焦点，花在研发的经费只占营业额的极小比例。因此，就总体上看，中国国企的效率还比不上三四十年前的欧美企业。但另一方面，“在中国许多地区，国企仍然是唯一可靠的福利来源，仍然是自足型的工业农民公社，提供了铁饭碗，从育婴、上学、宿舍、医疗到退休年金，作为一个企业，它们承担了太多与经济活动无关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使他不能认同的。与贺顿先生相比，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对国企经历18年的改革而绩效仍然低下的事实和行政权力过多干预企业活动的越位同样不满意。但是，作为一个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相伴了三十年的过来人，他担忧的是没有国有企业，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缺乏健全、合理的微观基础，因此，他强调产权改革，以使政府的两种职能分开：作为所有者、投资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凭借产权而从企业内部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作为管理者，政府有关部门将依据法律而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企业作为法人财产权拥有者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他的逻辑是以政资分开为途径来实现政企分开，这样，企业就能按照经济规律运行，从而实现效率和效益。显然，他对国企的批评和不满最终都归结到了为完善国企而努力寻路。中国人批评中国经济同外国人批评中国经济所不一样的地方也在于此。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改革便是这样一面批评，一面寻路走过来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少学者与厉以宁的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是国家，不存在产权模糊、产权缺位的现象。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从来就是如此。而效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形成的客观因素，使得国有企业不能不负担安置就业，稳定社会的重任，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责任又明显增加了企业工资成本，导致企业竞争力受到削弱。这些观点的着眼点在于社会和历史，使我们看到了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计划经济遗留给它的义务、制约和纠结。与西方国家相比，这是中国特有的一段经历，也是中国特有的难处。

作为国企的对比，贺顿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危机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私有企业里。他认为中国拥有与众不同的私人经济部门。“政府不仅直接为中型、大型国企做决策，而且往往会越俎代庖地替大型私有企业做决策。”并且，无论经营得多好，几乎没有一家私有企业不在不透明、非正式的个人关系网络之中，因为在这种网络中可以掩盖营业收入、现金和利润，也能躲掉政治指导。因此，中国只有百分之一的私有企业接受独立的会计师查核财务报表，而这些企业肯这么做是因为希望股票挂牌上市。“绝大多数企业选择躲开查核，短报营收，以及对国外超额开发票，以便把钱套汇留在海外。”此外，他还估计中国的名牌精品中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是次品，并以美国海关没收的进口次品有三分之二出自中国制造为例证，来说明私人企业的一塌糊涂。由于私人企业摆脱不了私人化，因此它们绞尽脑汁巴结党政要员和关键官员，其结果便是官员的腐败。贺顿先生归纳这些现象，认为在中国，是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管制，造成了市场运行规则的扭曲和运行效率的损失。他提倡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降到最低限度，使大量的经济活动由私营企业在完全的竞争性市场上进行。贺顿先生列举了许多事实和道理为中国经济纠错，他的前提是一种绝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在中国，这一前提恰恰是不存在的。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私营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能够从无到有，正是政府用政策和权力扶持与帮助的结果。而这恰恰是一种介入。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开始便不是由绝对的自由主义引导出来的。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今天的私营企业已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它们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已经今非昔比，但每年政协和人大的诸多提案都说明：它们依旧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在中国，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正在努力建设之中，而这个过程完成之前，贺顿先生所讲的那些道理只能是缺乏可行性的纸上谈兵。因此，比贺顿更了解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认为“政府应给予私营企业特别的关注，并给予私营企业以政治支持，如规定证券市场对私营企业需一视同仁”。政府应更多地为市场服务，打破国有企业垄断，为私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将它们视作增长的基础。在今天的中国，影响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困难是双重的：在政府介入的过程中会出现官商勾结，牟取利益的现象，而在政府监管不力的地方又会出现企业躲避稽查，产品质量不过关的现象。可见，无论是政府的权力还是企业的行为都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也都会对市场造成扭曲。所以解决的办法不是政府与市场隔离，而是要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制定规则，使政府的权力和企业的行为都在规范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说：“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威尔·贺顿发现中国没有太多注重研发、具创新能力的公司。今天中国花在技术“本土化”的投资，还不到进口高科技设备的经费的百分之十。中国在专利权应用方面投资不够，政府和企业的研发经费也不足，却把创新的力气放在如何降低成本上。“中国一千五百家高科技公司只有百分之七自称提供客户研发成果，只有百分之十五替海外客户设计零件。”其余公司普遍依据外国人订下的规格、设计和授权制造产品，而且绝大多数把产品出售给同一个城市的客户。它们的平均规模是略高于六百名员工。这些数字凸显出中国绝大多数私有企业的特色：地方色彩浓重、技术依赖外人、强调低价竞争。并且，中国的技术研究是“人治”，不重实际研发成果。科技部决定从上到下的研究，太浪费，不能抓住研究人员的热情与心智，不能培养伟大科学的创意与突破。贺顿先生的这些叙述，非常尖锐地指出了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与生产的投入相比，研发的投入见效慢，收益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企，以及资本规模不大的私人企业对研发都表现出一种淡漠。但是，市场本身会教育人。在年复一年的生产经营中，企业家会先后意识到没有技术就没有新产品，没有新产品就没有自己的市场。同时，高端产品向别人购买核心技术，其结果便是从利润中隔离很大一块。技术研发的程度最终会从整体上决定投入产出的效率。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有远见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越来越注重技术的研发。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又正在改变贺顿先生所批判的那种普遍有过的淡漠。作为例证，是“十一五”期间，中国投入的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从1.3%增加至1.8%，2015年，中国计划将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2%，目前美国的占比是2.67%，日本的占比为3.44%。可见，中国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弱点，而且已经在改变自己的弱点。而如果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则阻碍科技创新的投入还有科技体制。科技部门管得越来越精细和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过多的评审、申报和验收都已变成了研发的阻力。而这方面的改变则不能不借助政府的力量。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政府与市场无法完全隔离。

最后一方面是中国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贺顿先生指出“中国的土地面积已有四分之一属于沙漠地带，而过去二十年，沙漠化的速度更是倍增”。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四万人死亡，另一面是能源遭到习惯性的浪费。但是最糟的问题是水，中国城市中百分之九十有水污染的问题。2005年秋天，因为工厂发生严重的化学污染，威胁到河川取水的安全，哈尔滨和广州这两大城市都出现停止供水数天的状况。而公民社会则无法对企业产生压力，逼它们善尽环保责任。与其他几个方面相比，贺顿先生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忧虑或许最能得到中国人的认同。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除了他所提到的沙漠化和水污染之外，由于我国的资源消耗主要以煤炭为主，于是随着煤炭消耗量的增加，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急剧上升，由二氧化硫排放引起的酸雨污染范围也不断扩大，直接造成我国粮食、蔬菜和水果减产，林木死亡，土壤和水体酸化。这些变化是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增长而来的，但是它们的出现却使中国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这种严峻的矛盾使中国人不能不反思发展与增长的区别，以及片面增长与全面发展的区别。这种反思引出了“可持续发展”意识、“环境友好”意识、“以人为本”意识，以及对于国民幸福感的关注和考量，这些都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使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和民众达成了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共识。在贺顿先生批评中国经济增长以恶化环境为代价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理念上和实践上开始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从停滞到发展相比，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困难期。相比于三十年来一边改革一边争议，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义无反顾。

在一一列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弊端后，贺顿先生从经济转向政治，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多元而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他认为，民主体制往往因涉及更大利益而介入政府决策、更加开放和更能负责。民主体制可能刚起步，也不完全，但是经过数十年之后，民主政体往往能更有效地管理其资源，更能调适本身以符合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变迁。民主化国家比较不会发生外部和内部冲突。他说：“决策就像牡蛎需要有沙子，也就是说需要有高唱反调的人，在体制保障下能放言反对正在冒出头的共识，迫使群体再重新评估目前的作为。”简单地讲，它需要真正的多元主义。群众的智慧来自于他们出身的多元多样去理解可能的结果，然后得出平均值。从整个经济和社会角度看，多元决策的价值是，虽然某个决策几乎确定已经错了，在许许多多决策中的某个决策又很可能出现正确的答案。

从贺顿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人很少会与他产生歧义。但随后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民主如何成为一个好东西？对于正在推进民主进程的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更具体，也更难以解决。而我们与贺顿先生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也在于此。中国并非没有民主实践，农村的基层选举，有村民委员会选举、村民小组选举、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有的地方还对农村的民主理财小组、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进行选举。与这种基层民主相比，上层的民主更多的是用协商的方式来实现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产生于建国初年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这个机构里，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各个民族、各个宗教的政协委员，都能够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常常对协商民主进行探究。对他们而言，这是对民主的一种新视野，但如果对照中国人已行之多年的政治协商，则中国人已经在做的事与他们正在议的事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这样最初产生于上层的民主形式，在今天的中国又在向下推广，例如浙江温岭、河北邯郸的民主恳谈会就是一种与之大致相似的协商。这一过程所要实现的，其实正是贺顿先生多次提到的多元决策。此外，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而形成了网络舆情，由此导致的相互交流和上下交流使更大范围的协商民主成为可能。而许多地方政府正在尝试与民众进行网络沟通，了解民意，也表现了一种协商民主的自觉。我想，所谓民主的本质，就是政府能够知道民众想要什么，而民众也能知道政府正在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不是贺顿先生所认为的那种民主缺失的国家。当然，中国在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中国上下在一边关注中国转型的同时，又在关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就民主如何成为一个好东西而言，我们与贺顿先生的分歧在于，他把西方民主的模式当成了唯一的模式，以此为标准，来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但他并没有看到存在于西方模式和中国实际之间的那么多不吻合之处。在这一方面，以善于预测趋势著称的奈斯比特先生比他懂得更多。他说，西方人所认定的民主是一种横向的民主，即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都采用这一模式。然而，如果中国采用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则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并且，拥有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民主选举的经验。因此在中国搬用西方的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社会和政治的混乱。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调整是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奈斯比特认为，中国人相信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的权利和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合作关系来得重要。在这种环境和传统里，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更合情合理。因此，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整体纲要，既是能够得到公众认可的，也是能够体现效率的。这些做法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他认为，这种纵向模式即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进行长期的战略计划。

奈斯比特先生与贺顿先生都是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但两者之间在对中国社会认知上的差异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中国问题的引人注目与复杂难解。由于空间的距离与文化的差异，西方人看中国很容易像是隔雾看花，很容易因为朦胧而无法看清真相。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增进交流来不断拉近彼此的距离，让世界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从而理解这个更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