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

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_西出阳关觅知音：新疆研究十四讲

第一讲　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

这一讲准备讲八个问题：

一、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

二、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三、关于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

四、新疆是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

五、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

六、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

七、屯垦戍边的历史定位

八、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

一、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

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了了解现代，进而为解决现代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对新疆的历史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如果不了解新疆历史，就不可能认清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更无法制定正确的解决之策。要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新疆问题，要站得高，基点之一是先辈们对新疆进行了开拓和开发，基点之二是我们的前人在认识新疆、研究新疆方面有着丰富的积累。

新疆及其周围地区在我国古代称为西域。我们的先辈早在先秦时期就使这一地区和内地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我国先秦古籍中大量有关西域的记载、传说，与中原地区墓葬中出土的由西域玉石制作的陪葬品相互印证，为我们勾勒出了远古时期西域和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壮丽画卷。公元前1世纪，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驻军屯田、设官立府、施政管理，西域和内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先辈们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汉之后的我国历代王朝，不管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时期的各王朝，都没有废弃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唐、元、清以其强盛的国力，不仅持续地对现在的新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开发，而且也将其周围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之内，设官立府、驻军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和文化，不断地将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推向高潮。就是在中原地区战乱不止、割据政权鼎立或林立的状态下，我们的先辈也没有废弃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尼雅，位于今新疆民丰北的沙漠中，地处尼雅河下游。20世纪初，斯坦因在考察尼雅遗址时发现了有关魏晋王朝在此屯田的木简，这是魏晋王朝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见证。只是到了近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朝国力日衰，列强的蚕食鲸吞使大片领土被割裂出去，形成了我国新疆现在的疆域状况。回顾先辈们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和内地形成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公元前1世纪西域和内地融为一体之后，我国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与开发尽管有过挫折，乃至断裂，但经过了挫折时期之后，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开发往往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一个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开发高潮。这些持续不断的开发高潮使西域地区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是近代以降，尽管列强处心积虑企图将新疆分裂出中国却始终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先辈开拓和开发西域的过程中，他们对西域的探索和研究也同时展开了。流传至今的《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关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古代西域人文、地理、物产等方面的典籍文献，应当是先辈们探索和研究西域的最早成果。之后，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先，内容浩繁的二十四史大多为西域立传；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类史书、以《通典》为代表的政书类史书、以《高僧传》为代表的传体类史书、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代表的地图类史书等，也都或多或少地论及有关西域的各方面状况。这些都是先辈们关注、探索、研究西域的成果。至清代，专门探索和研究西域的官方典籍、私人著述更是不胜枚举。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对我国边疆的蚕食鲸吞，先辈们的探索和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形成了以祁韵士、张穆、何秋涛、徐松、魏源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在前辈们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对西域地理、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自然人文情况的描述，也有对历代王朝治理和开发西域政策的得失以及各民族或政权之间关系等众多方面的探讨和总结。

先辈们对新疆的探索和研究在为后人提供浩如烟海的资料、奠定研究基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其锲而不舍的精神也给予后人以极大鼓励。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众多的研究机构、团体、学者纷纷加入到探索和研究新疆历史的行列，从不同的方面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使其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

二、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了解、认识和研究历史需要具有科学的态度、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在长期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有正确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第一，新疆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新疆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疆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对于远古新疆居民的族属，我国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唯以“西戎”称之。但古人类头骨的测定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的居民分为东西两大人种，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蒙古人种逐渐占据了优势。秦汉之际，来自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羌人等纷纷迁入新疆，而塞种人则迁至帕米尔高原地区。及至匈奴兴起，匈奴人不断涌入新疆并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公元前1世纪，伴随着西汉在西域统治秩序的建立，汉人日渐成为新疆众多的古老民族之一。汉代以后，我国更多的古代民族纷纷进入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尤其以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为最多。随着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蒙古人先后涌入，这些民族和当地民族在辽阔的西域生息繁衍，在共同开发西域的同时或和或战、不断融合。新疆地区的一些现代民族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诞生的。至清代，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再次迁入，最终形成了新疆现在的民族分布格局。新疆的历史，既是一部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对西域实施有效治理。这种管辖在唐、元、清三朝时期不断得到加强。长期有效的统治不仅为上述各民族相互交流、共同开发西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不断地加速着这一地区和古代中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这一进程受到严重阻挠。但尽管如此，在清末国力衰微、民国初期军阀割据、中央王朝对新疆控制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列强处心积虑地想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仍然没有得逞。这表明，新疆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了中国不可分割、也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要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疆历史，首先应该对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有一个准确把握。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我以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关于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

二是，新疆是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

三是，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

四是，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

五是，屯垦戍边的历史定位。

三、关于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

我国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受国内局势、国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从纵的方面看，尽管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方略、政策不同，总的趋势却是这种治理在不断得到加强。

西汉王朝是第一个在今新疆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王朝。其治理是通过设置管理机构、驻军屯守、册授边疆民族首领等措施实施的。其管理机构以西域都护府为主，立府于今轮台县附近，是西汉王朝管理这一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戊己校尉、伊循都尉则是西汉王朝设置的率军屯田的官员。西汉虽然设置了管理机构，但对西域边疆民族的管理则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册授民族首领官爵，由他们来具体管理其自身的事务。这种治理方式被称为羁縻统治。西汉之后的东汉王朝沿用了西汉的这种治理方式。

三国鼎立迄至隋王朝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时期。但在争夺中原统治权的同时，各个政权，无论是一统中国北方的曹魏政权，还是十六国时期的西部各政权，仍然给予天山南北以极大关注，此时的治理范围虽有所缩小，但治理方式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魏政权在今罗布淖尔设置西域长史作为主要管理机构，下设西域校尉、伊吾都尉，对众多民族的管理则沿用了西汉时期的羁縻统治。在继承前代治理方式的基础上，作为中国内地传统治理方式的郡县制也在这一时期被引入新疆地区。前凉政权设置了高昌郡，采取与内地相同的郡、县、乡、里的治理方式。这一治理方式为之后的各政权沿用。北魏则设置鄯善镇、焉耆镇，以加强对新疆的治理。各王朝采取的这些治理方式是西汉实施有效统治以来治理方式的一大发展，也是新疆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和深化的结果。

隋唐王朝对今新疆地区的治理在前代基础上更加积极有效。设置郡县、驻军戍守屯田、实施羁縻统治是隋朝治理新疆的主要措施。鄯善、且末、伊吾等郡的设置将郡县制这一治理方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唐朝取代短命的隋朝之后，不仅恢复了西汉时期的管辖区域，而且在其基础上又有较大的拓展。唐朝对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的治理是在总结了以往治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其在西域设置的军政管理机构之完善也远远超过前代。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最高管理机构，“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1]是其主要的职责。其下设置都督府、州，除伊、西、庭三州由唐官员担任外，其他都督府都督、州刺史则委任边疆民族首领担任，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在驻军屯守方面则设有著名的安西四镇。这四个军镇最初设在龟兹（今库车）、焉耆、于阗（今于田）和疏勒（今喀什），其最高长官是镇守使，并建立起了由军、守捉、城、镇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防御体系。在具体的治理措施方面，唐朝在西域大力推行与内地类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文书资料证实，当时在西域地区，官员委任制度、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赋税制度等中原推行的治理措施已经实施，完备的管理和防御机构以及有效的治理措施使唐朝西域治理呈现出稳定性、连续性和社会经济状况显著发展的特点。西域的向心力也得到明显加强。8世纪末西域和内地的联系为吐蕃隔断，但安西、北庭二府仍然“坚保封疆”30多年之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五代宋辽金，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割据时期。各王朝虽然沿用了前代的一些管理制度和具体的治理措施，但相对松散。五代各政权因争夺中原统治权而无暇兼顾西域，西域则以高昌回鹘、于阗喀喇汗政权分立，但都和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并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喀喇汗朝统治者自称为“桃花石汗”（中国汗）即是明证。至辽朝将西域纳入统治范围后，设官置守实行羁縻统治又成为治理的主要方式。后统一西域的西辽也仍然是如此。

元明两朝对西域的治理在辽金的基础上又有了加强。元朝在统一西域后陆续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军政机构，并在平定西北藩王之乱后逐步得到完善。如提刑按察司是主管天山南路地区农桑事务的机构，交钞提举司则专理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宣慰司则分理天山南北各地事务等。尤其是宣慰司的设置，不仅反映了元朝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得到了加强，而且也使治理机构的设置和内地趋同。明朝国力远不如元朝，其有效治理的范围仅仅达于哈密，但也设置了哈密卫，并任命哈密当地的世族首领为各级官吏以实现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清朝统一新疆后，自西汉时期开始的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趋于完备，各项政策措施也更加适合新疆的政治、民族特点。当时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的是以伊犁将军为主的军府制度，逐步实现了新疆和内地行政制度的统一。此外，清朝还根据新疆地区的特点，在制度方面依据“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分别采取了郡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等不同的治理方式；官员的任用则采取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以调动各族官员的积极性；军队驻守方面采取了以八旗军队为主、其他军队为辅的共同防御，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的政策；经济方面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业并举的政策，使天山北部的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采取了减轻赋税、确定财政定额补贴制度；采取政教分离、支持多种宗教并存的政策；建设台站等交通网络及卡伦边境防御网络等。清朝采取的这些治理措施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使新疆社会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经济、文化也由此获得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光绪初年，左宗棠在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后，新疆原有的统治制度荡然无存。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此后，清朝对新疆的治理实施了一次大的变革。新疆地方行政交由各道、府、厅、州、县办理；伊犁将军等军府制度得到保留，但权力大大缩小；南疆的伯克制度被废除；减轻赋税和商业税，实行更为优惠的移民实边政策及为恢复农业、发展副业生产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兴办文教等。这一变革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开发西北边疆、增进各民族间的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纵观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有一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即在每次积极有效的治理之后往往有一个削弱时期，但在渡过削弱时期之后中央王朝的治理范围和深度又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方式也在这种发展中逐渐和内地趋同，进而完成了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进程。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西域都护府到新疆建省的意义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表明，西域在很早之前就和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秦汉之际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开始将西域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设置僮仆都尉进行管理。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辽阔的西域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到清朝设省而治，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经过了督统治理（西汉到隋）、羁縻治理（唐到明）、军府治理（清统一新疆至1884年）、建省治理（1884年以后）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反映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治理逐步强化的发展轨迹。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西域地区由此开始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历程。融为一体的历程是曲折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受到了国力强弱及其他因素的严重制约而时有中断。和西汉相比，东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受到国力和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出现了“三绝三通”的状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陷入割据状态，对西域的治理主要还是限于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各王朝或政权，而且统治的程度也不及西汉时期那么深入具体。进入隋唐时期之后，强大的隋唐王朝，尤其是唐王朝的出现，不仅重新将西域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及四镇等机构的设置使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在两汉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五代辽金两宋时期，中原地区复又陷入割据状态，西域虽然此时也先后出现了喀喇汗王朝、于阗李氏王朝、高昌回鹘王朝、西辽王朝等割据政权，但这些政权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为元朝对西域的又一次统一和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王朝受国力的影响，对西域的治理相对较弱，但其后的清王朝却集历朝各代长期治理西域之大成，不仅在西域确立了以伊犁将军为首，众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为辅的管理体制，而且积极推行具有中原地区特点的郡县管理方式，并最终在1884年将新疆纳入其行省管理体制之下，新疆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

纵观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过程虽然充满着曲折，但总是在曲折中发展；二是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中不断深化。

2．各族人民及政治家的作用

新疆成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是新疆和内地联系不断密切的必然结果，但各民族人民以及历代的政治家在其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各民族人民在历代王朝治理新疆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主动的，这也是新疆能够成为中国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之一。自西汉将西域纳入有效管辖范围之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极大地增强了西域各民族的向心力，由此也促成了即使在中原地区陷入内乱或国力衰弱难以继续维持对西域治理的情况下，西域各民族仍往往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来保持和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如东汉王朝刚刚建立，西域各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希望重新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而在东汉王朝的国力难以维持对西域的治理准备撤出时，疏勒都尉黎弇自刎以死挽留班超。尽管后类事例略显特殊，但类似前者主动和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谋求建立所属关系的事例则很多，这无疑是各民族人民向心力的表现。这种向心力不仅为历朝各代治理西域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也是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过程中，政治家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西汉王朝的武帝、宣帝，唐王朝的太宗、高宗，清王朝的康熙帝、乾隆帝等，他们作为统一的中央王朝的统治者无疑对于中央王朝统一和治理新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边疆大吏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汉代具有“凿空”之功的张骞、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置立下大功的郑吉、和亲西汉的乌孙王、率领数十人完成统一西域大业的班超；清代平息动乱并收复伊犁的左宗棠、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锦棠等，这些人或为中央王朝地方官吏，或为西域地方民族政权首领的政治家，顺应历史潮流，在立足民意的基础上，或开创性地密切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或妥善地执行有利于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或在中国处于割据状态下依然谋求保持和中原各王朝的关系，或为平息动乱、抵御外侮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政治家对于历代王朝治理新疆及促进新疆发展等诸多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割据与分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过程中，与统一相对立的是割据和分裂现象的存在，成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制约因素。割据和分裂虽然都是历代王朝统一新疆的阻碍，但二者并不具有相同的含义，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割”者，分割；“据”者，占据。“割据”，一般用来指称一个政权内部拥有武力的人武装占据部分地区，和整个政权形成对抗的状态。割据者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整个政权的统治权。“分”与“裂”含义大致相同，合在一起的政治含义是指使一个政权变成两部分或几部分，分裂者虽然也是和割据者一样，依靠武力占据部分地区，但其最终目的是从政权中分离出去。也就是说，割据政权和分裂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但二者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同，前者的最终发展目标依然是统一，而后者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永久独立的政权。

在新疆的历史上，既存在着割据政权，也有分裂政权，但总体而言前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在19世纪之后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由于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特点以及中央王朝采取的以羁縻统治为主的治理方式，在新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政权。这些政权形成割据往往是在两种情况下发生的：一是由于不满于中央王朝的某些政策而起兵反抗，进而形成割据政权，如唐代西突厥的阿史那社尔政权等；二是由于中原地区内乱，中央王朝缺失，通过内部兼并也会出现一些割据政权，诸如唐代初期的高昌，两宋时期的于阗李氏王朝、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西辽王朝，元代的窝阔台、察哈台汗国等。但是，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以分裂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是或希望通过割据来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或积极主动地和中原王朝保持政治联系，尽管有时这种政治联系仅限于名义上的附属关系，也尽量保持。无论是喀喇汗王朝以“中国汗”自居，还是于阗李氏王朝以唐王朝统治者后裔的身份出现，都是这种向心力的表现。进入19世纪下半叶之后，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分裂分子和国外势力相勾结，开始试图在新疆建立分裂政权，阴谋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新疆也出现了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代表的分裂政权。应该说，分裂是不得民心的，也是违背新疆历史发展潮流的，它为当今新疆稳定和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4．20世纪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浊流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虽然在19世纪末已经出现在新疆，但新疆分裂政权的出现却是在20世纪上半叶，1933年11月出现在新疆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这一思潮直接导致的结果。应该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是在新疆军阀混战、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行动的产物，虽然其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其危害却是深远的。首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标志着分裂主义完成了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其次是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先例；再次是在“泛突厥主义”的思潮下，将一个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个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最后是产生了分裂主义的“领袖”人物。也正是有了这一恶劣先例，分裂活动成了20世纪新疆稳定和发展进程中的一股浊流。40年代，分裂分子窃取“三区革命”的胜利果实，宣称要成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50年代之后，各种分裂组织陆续出现。这些分裂组织不仅通过篡改历史来混淆视听，利用宗教蛊惑人心，而且自50年代开始在新疆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动、骚乱、爆炸等恐怖活动，并且和境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已经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这种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即是这一政策具体实施的结果。为了加快新疆的发展，在世纪之交，我国政府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会彻底改变新疆落后的社会状况，新型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将不断完善，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疆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坚定不移地与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斗争是新疆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四、新疆是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宣扬新疆是某一个民族的家园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早在汉代以前新疆就是一个多人种混居的地区。人类学的人类头骨鉴定资料不仅已经表明在这一时期新疆的居民分属于白种、黄种及二者的混合型，而且也表明黄种人逐步取得了优势。至汉代，活动在今新疆地区的民族则以塞种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匈奴人和汉人为主。塞种、月氏、乌孙早期主要活动在我国西部的河西地区；羌则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建立“城邦诸国”的民族即分属于这些民族；匈奴则是兴起于我国蒙古草原地带的民族，后融合于汉等民族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民族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吐谷浑等新成员。鲜卑是兴起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民族，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其首领檀石槐建立了横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军事大联盟，其势力范围向西达到了汉代乌孙居地伊犁河流域，鲜卑人也由此进入了新疆地区。柔然是我国北方草原古老民族东胡人的后裔，他们在鲜卑人内迁之后崛起于漠北，公元402年建立了柔然汗国，势力范围向西延伸到了焉耆，柔然人也因此成为新疆古代民族之一。高车原活动在今贝加尔湖以南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役属于柔然，公元487年西迁今吐鲁番一带建立了高车国，高车自然也成了新疆古代民族中的一个新成员。吐谷浑是鲜卑人的一支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一带于公元313年建立的政权，存世至唐朝时期。其强盛时期的区域囊括了今新疆的若羌、且末等地。

隋唐时期加入新疆民族之列的主要有突厥人、吐蕃人、回纥人等。突厥人最初活动在今叶尼塞河流域，是铁勒中的一支，后迁至今博格达山附近地区，初役属于柔然，6世纪中叶起逐步强大起来，建立了东起辽海、西至今里海的突厥汗国，是隋唐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重要民族。公元582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西突厥辖有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吐蕃是今藏族的祖先，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其是在两千年前我国西北的羌族南迁进入青藏高原地区和当地的民族融合而成的。吐蕃6世纪末兴起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大致在隋朝时期完成了内部的统一。吐蕃虽然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但自公元662年后不断兴兵西域，和唐朝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并一度占领了唐安西、北庭都护府辖境。回纥人最早进入西域的时间可以上推至安史之乱后。回纥曾经数次出兵协助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虽然屡遭败绩但为后来回纥人的迁入打下了基础。回纥（后改称“回鹘”）原为铁勒的一支，南北朝时期游牧于今土拉河北，曾经役属于突厥、薛延陀汗国，后在唐朝统一薛延陀的过程中崛起，并于公元744年建立了回纥汗国。回纥汗国雄踞漠北但和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曾助唐朝平安史之乱。公元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公元840年因内乱汗国崩溃，部众分裂为数支，其中一部分在庞特勤的率领下西迁今新疆地区。西迁新疆的回鹘人和当地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葛逻禄不断融合，为今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内部大融合的时期，先后出现的安西回鹘政权、西州回鹘政权、高昌回鹘政权以及喀剌汗王朝为各民族逐渐融合提供了外部条件，以致塔里木盆地周围居民出现了回鹘化的倾向。但在新疆各民族内部融合的过程中，新成员的迁入并没有因此停止。公元1124年，曾经统一中国北方的辽朝灭亡，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部众西迁，建立了西辽政权，其辖境包括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这些契丹人被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为哈喇契丹。

元明时期是新成员迁入新疆的又一个高潮时期。蒙古是13世纪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民族，其后建立了统一中国的政权——元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就开始向新疆发展势力，1218年灭亡西辽政权，统一了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分授朮赤、察哈台、窝阔台三子管辖。由此大量蒙古人迁入新疆地区。伴随着蒙古人的进入，新疆的民族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和移民浪潮。一方面蒙古人为统一新疆，征发大量的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西夏人前往新疆，统一后其中有不少人留驻于新疆，成为新疆的居民；另一方面，为统一和统治中国的需要，大量的新疆和中亚其他地区的色目人等被征发到内地。明朝时期，察哈台后裔建立的东察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仍然统治着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元朝及东察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统治导致了新疆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首先是蒙古人，尤其是察哈台汗国的蒙古人基本和维吾尔人融为一体，为维吾尔族补充了新鲜血液；其次作为蒙古一支的瓦剌在17世纪初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

清代是新疆民族的定型时期，并最终形成了以维吾尔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以西迁回鹘和葛逻禄为主融合而成的维吾尔人在清代得到了发展。清朝初期，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南疆及吐鲁番、哈密等地。后由于清朝招募维吾尔人赴伊犁地区屯田，其分布区域逐步扩大，人口发展迅速（清末人口达到了157万）。哈萨克族是清朝的“外藩”，其活动区域本不在今新疆境内，后由于受到沙俄侵扰，不少哈萨克人迁居到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大量哈萨克人进一步向内迁徙。至清末，塔城、伊犁、阿勒泰、昌吉、玛纳斯、乌鲁木齐、奇台、木垒、巴里坤以及甘肃、青海、西藏等地都有了哈萨克人。在这些民族分布地区不断扩大的同时，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回族等也因各种原因迁入新疆。满族，从清朝经营新疆开始就不断进入新疆，包括官员、驻防的军队、屯垦人员以及家属等。达斡尔族、锡伯族原为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1764年被清朝抽调到新疆戍边，后成了新疆的民族。回族是进入中国境内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以及元代被东迁的色目人和我国的其他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其形成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清代称新疆的回族为“汉回”，主要是从陕西、甘肃等地发遣到新疆屯垦的回族。至清末，回族在新疆各地都有分布。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也是在清代由新疆境外迁入的。

值得说明的还有汉人的迁入。汉人迁入新疆始于汉代的屯田戍守，之后汉人的迁入就没有中断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兰、高昌，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及四镇都聚居着众多的汉人，清代又有大量的汉人迁入。这些持续不断迁入的汉人，有些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有些则成了今天新疆汉族的先民。

纵观新疆的民族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这里是上述众多民族的共同家园，不仅包括现代的居住在新疆的民族，也包括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消失的民族，而不是哪一个民族专有的家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疆现有的13个世居民族是众多民族在长期的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而融合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东部，尤其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民族的迁入是形成这些民族的主要力量。一定时期迁入的民族和原有民族在相互融合之后，又不断地和下一个时期新迁入的民族血肉交融，就这样，诞生了今天我国新疆的13个世居民族。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1．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多民族聚居是新疆历史上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今新疆境内活动的古人类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蒙古人种，同时还存在着两类人种的混合型，一方面反映着这一时期新疆已经不是单一人种的聚居地，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人种之间的融合早已开始。史前时期，新疆在人种分布上的这一特点，既是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为其后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汉代新疆的民族分布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多样性，北疆众多游牧民族、塔里木周缘和天山谷地的城邦之国构成了新疆民族分布的主要特征；二是融合性，伴随着屯田的展开，大量的汉人进入新疆地区，为新疆的民族构成增加了新的成分。在汉代多民族分布的基础上，经过民族之间的融合和迁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不仅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哒、悦般、吐谷浑等新的民族成分，而且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也频繁发生，兴起于新疆东部的高昌政权即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政权。隋唐时期，迁入与融合依然是新疆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汉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等不断迁入新疆，一方面使新疆的民族分布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为其后中亚地区居民的突厥化、新疆南部地区居民的回鹘化等新型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宋辽金元时期，新疆的民族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先是西迁的回鹘在新疆建立了数个政权，吐蕃势力退出新疆，契丹人进入新疆建立了西辽政权，促成了新疆民族分布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蒙古族兴起之后实现了对新疆及中亚地区的统治，新疆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族迁徙浪潮。明清两代是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确立时期，一方面满、锡伯等民族迁入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众多现代民族开始形成。15至16世纪，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统一，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众多民族逐步融合为维吾尔族，与此同时，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也最终完成了形成过程，其后由于屯田的发展以及治理的需要，大量的汉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等民族也纷纷迁入新疆，由此奠定了新疆13个世居民族聚居的格局。

多民族聚居的历史发展轨迹，一方面说明了新疆民族迁徙频繁，今天的多民族聚居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迁徙、融合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今天13个世居民族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迁徙、融合的结果。

2．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

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史前时期是新疆多种族形成和奠基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但不同人种的分布已经为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汉唐是新疆民族迁徙和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已经形成，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存在，而是在相互之间不断融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宋辽金元为新疆各民族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现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确立的奠基，众多新民族的迁入，尤其是回鹘的迁入，促进了新疆现代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明清为新疆多民族共存格局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新疆的13个世居民族不仅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形成，而且相互之间结成了密切的关系，共同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值得指出的是，各民族之间的互补和融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一个客观规律。

新疆各民族之间的互补和融合可以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南疆绿洲、河谷地带以农业为主的绿洲经济和北疆草原地区以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地处欧亚大陆通道又使各民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站点，频繁通过这些站点的人员和物资一方面连接起了欧亚大陆，另一方面则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其次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促成了各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诸如隋唐时期的高昌，宋辽金元时期的于阗李氏王朝、喀剌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西辽王朝，元代的窝阔台、察哈台汗国等，无一不是在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流和融合中出现的多民族联合政权，而许多现在的民族，诸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族，也多是在历史上众多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是新民族的不断迁入，一方面推动了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发展，促成了新民族的诞生，诸如回鹘的西迁为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对稳定新疆的局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为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诸如汉唐时期汉族的屯田戍边，清代满族、锡伯族、蒙古族的西迁等，都是当时新疆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四是新疆的众多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都为新疆的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的兴盛作出突出贡献，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明。正因为有了这些互补和融合，才使得新疆各民族之间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并在近代抵御外强入侵的情况下结成牢固的整体。

3．民族关系中存在和好交往，也有冲突战争。

从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和演变来看，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交往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是存在的，这是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受阶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各民族统治阶级把持和利用本民族的名义，同其他民族发生相互关系，表现为民族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歧视，甚至社会排斥；另一方面则是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族人民出于阶级利益的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以反抗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追求平等和有利于生产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经济文化交流和共同的斗争。民族之间压迫、剥削和歧视的存在是导致民族之间冲突战争的主要原因，新疆也不例外。在新疆民族关系史上，既有新疆各民族反抗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的压迫而引起的冲突，也存在着历代王朝、割据政权统治者利用其他民族的力量镇压反抗或扩张势力的战争。应该说，这些冲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危害，但同时这些冲突战争也是各民族形成关系的重要途径。一些民族在冲突战争中消亡了或迁出了新疆，但消失的民族或迁出民族的遗留部分却成为其他民族的成员，或与其他民族融合而形成新的民族；有些民族则随着冲突战争所带来的全疆或局部地区的统一，逐渐融合了辖境内其他民族成员，进而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如伴随着回鹘的西迁及喀剌汗王朝、高昌回鹘王朝的创建，回鹘人逐渐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众多民族，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维吾尔族。也就是说，尽管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存在冲突战争，但总的趋势却是在这些交往和冲突中各民族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的血肉联系。

4．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升华。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并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新疆由于地处边疆，长期处于自然状态的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历程不仅被中断了，而且各民族人民更是备受列强的欺压和凌辱。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血肉关系已经将新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因而面对外敌入侵，共同的命运将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奋起反抗。塔城各族人民在徐天尧等人率领下进行的火烧沙俄贸易圈的行动，伊犁各族人民为保卫伊犁而进行的各种抗争，南疆各族人民对中亚浩罕汗国支持下的阿古柏入侵的英勇抵抗，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人民为抵御英俄入侵帕米尔高原而进行的抗争等，这些壮举充分说明在外敌入侵面前，为保卫共同的家园，新疆各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得到了空前加强。不仅如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地处西陲的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抗战热情更是空前高涨，不仅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动员全疆人民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而且新疆地区成了抗战的大后方，众多援华物资通过新疆运入内地，中苏两国在迪化（乌鲁木齐）建立的航空教导队和飞机制造厂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航空人员，也提供了大量飞机，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更说明了在国家危难面前，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得到进一步升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抗日战争期间，维吾尔族年轻诗人黎·穆塔里甫所写的如下诗句即是这种国家观念升华的最好表现：

今后，让我们中国，

要雪恨，

要复仇，

要英勇地战斗！

要保卫，

要解放，

比我们生命还要宝贵的祖国！^[2]

五、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

与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一样，新疆的古代和现代都不是一个单一宗教分布的地区。尽管某一时期以某一宗教为主，但多种宗教并存、在碰撞中发展的格局一直是新疆宗教发展的特点。

新疆的宗教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原始宗教向多种宗教并存的过渡阶段、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

原始宗教是指处于初期状态的宗教，一般存在于尚不具备成文历史的原始社会中。虽然以原始宗教统称之，但信仰却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现有的资料看，新疆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太阳、月亮、图腾、植物、祖先等众多崇拜类型。原始宗教发展到萨满教阶段之后也应该是如此。因为农业、畜牧业等不同经济类型的存在自然会导致其信仰的差异，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大夏（今阿富汗巴尔赫）创立琐罗亚斯德教，我国史书称之为“祆教”、“火教”、“火祆教”、“拜火教”等，很快传入新疆地区。公元前1世纪，佛教也由印度经克什米尔传入和阗地区。新疆的宗教发展由此进入多种宗教并存的时期。

在新疆宗教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各地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下很快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史书记载，当时各绿洲城邦之国，上至国王下至黎民百姓都虔诚地信奉佛教。佛教寺院不仅遍布各地，而且数量众多，香火旺盛。龟兹“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3]；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尚信”；疏勒也崇信佛教，连其向北魏的贡品都是释迦牟尼佛袈裟；朱居（今莎车）“咸佛事”；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渴槃陀国（今塔什库尔干）“亦事佛道”；鄯善“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僧，皆小乘学”等^[4]。当时新疆佛教的兴盛在一些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的行纪中也有体现。法显的《佛国记》、宋云的《宋云行纪》等对新疆佛教盛行的状况都有较详细的记述。新疆现存的众多佛寺、千佛洞、佛画等遗址、遗物也都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物证。

在佛教兴盛的同时，其他的宗教信仰也是存在的。原始宗教、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也都在新疆地区有一定影响。

《魏书》卷101《高昌传》载：高昌“国俗事祆神，兼信佛法”；卷102《西域传》载：焉耆“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所谓“天神”、“佛法”反映的就是当时在高昌、焉耆祆教和佛教并存的状况。至五代时期，祆教仍然是新疆一些地方的宗教信仰。在北疆的一些游牧民族中，以萨满教为主的原始宗教信仰也很流行。柔然、突厥、回鹘等都是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伴随着汉人的迁入，道教也成了这一时期新疆的宗教之一。道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属于公元4至5世纪的随葬衣物疏中已经有了“如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用语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道教四方神的名字。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摩尼在祆教等宗教信仰基础上创立于波斯的又一种宗教，它崇尚光明，中亚粟特人就信仰这种宗教。其传入新疆的时间当不会晚于7世纪上半叶。回鹘在西迁之前，摩尼教曾经是其国教，西迁之后的高昌回鹘政权也以摩尼教为国教。这不仅见于史书记载，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寺院文书也是明证。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据史书记载，在唐太宗时期，景教教徒即经由新疆来到了长安，其传入新疆的时间应该在此时或稍早。景教在新疆传播的情况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近代以来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属于唐宋时期的景教遗物，诸如景教经典残片。这些经典残片多是用回鹘文写成的，而且内容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这说明景教已经渗透到回鹘人的社会生活中。

唐末五代初，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发展由此进入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7世纪，其传入新疆的时间一般以在喀剌汗王朝出现第一座清真寺为标志，大约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晚于内地两个世纪。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圣战”传播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在唐朝和突厥人的抵抗中屡遭败绩。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首先是在喀剌汗王朝统治区域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喀剌汗王朝也由此成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教政权。不断发生的宗教战争也成为这一时期新疆宗教发展史的显著特点。宗教战争首先爆发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剌汗王朝和信仰佛教的于阗之间。1006年喀剌汗王朝灭亡了于阗，占据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与此同时，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政权的“圣战”也展开了。但由于内讧和喀剌汗王朝的解体，无果而终。

至西辽统治新疆时期，新疆的宗教已经形成了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萨满教等宗教并存的格局。佛教主要在高昌回鹘境内和天山以北地区流行，其主要信徒为汉、契丹、吐蕃等民族；伊斯兰教则主要流行于新疆西部和南部地区；其他宗教则在佛教和伊斯兰教流行地区都有流传。延至元代，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1347年，由蒙古人建立的察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统治天山南北的东察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尔汗皈依伊斯兰教，开始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导致新疆地区大量蒙古人成为穆斯林。新疆的宗教也由此逐渐过渡到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

除强制大批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外，秃黑鲁帖木尔汗还使伊斯兰教在库车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其子黑的儿火者执政时期又将伊斯兰教推广到了吐鲁番地区，1399年起又将“圣战”的目标对准了佛教在新疆的最后一个中心——哈密。至16世纪初，佛教势力退出哈密。经过6个多世纪的“圣战”，伊斯兰教终于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虽然取得了主导宗教的地位，但是在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人中仍是信奉藏传佛教，加之清朝统一新疆后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所以伊斯兰教并没有能够成为新疆的唯一宗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仍然为新疆众多的民族信仰。这种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今天。

和多民族分布的格局一样，新疆的宗教自有史以来也是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回顾新疆的宗教发展史，不仅有助于人们确立一个正确的宗教观，也有利于制定科学的宗教政策，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1．宗教文化作为大文化概念，宗教文化的存在、演变与多种宗教文化的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反之，则会造成文化的衰败。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又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并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现实。说宗教是文化现象，主要在于一方面宗教本身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宗教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而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多种宗教文化的存在、演变及相互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之，则会造成文化的衰败，这在新疆的历史上表现甚为明显。

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具有不同信仰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先后在新疆广泛传播。新疆历史上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联结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和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和交汇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往往在这里交汇，之后再传播到内地或其他地区。民族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但由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的分布和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分布存在密切关系，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由此也导致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也正是因为有了多宗教并存的状况，历史上的新疆文化呈现出绚丽夺目的色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个别时期由于割据政权奉行单一宗教的政策为新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诸如在喀剌汗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积极推行伊斯兰教，和信奉佛教并是当时西域佛教中心的于阗展开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冲突和战争，战争不仅造成了于阗文化的急剧衰败，而且也对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当然，由于统治者推行单一宗教政策而给新疆文化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并不是新疆文化发展史的主流，主流依然是多种宗教的并存和交融，这也是新疆文化得以灿烂的主要原因之一。

2．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和发展的阶段。

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大致经过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从原始宗教到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

原始宗教是宗教最初的形态，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新疆的原始居民也信仰原始宗教，新疆的远古居民不仅崇拜太阳，而且也崇拜动植物，正是这些崇拜构成了新疆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并最终导致了萨满教的形成。但是值得说明的是，原始宗教自产生起就已经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诸如游牧民族对狼的崇拜，农业民族则崇拜老鼠；各个部落对图腾的崇拜更是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其后，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纷纷传入新疆地区，新疆进入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魏晋南北朝初期，由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日益兴盛，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但道教、祆教、景教等也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新疆由此进入了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但仅是在喀剌汗王朝境内传播，并和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于阗李氏王朝、高昌回鹘汗国形成鼎立之势，新疆的宗教开始进入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公元16世纪初，在伊斯兰“圣战”的打击下，新疆佛教势力从哈密退出，标志着伊斯兰教自公元10世纪传入，经过6个世纪的扩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但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很长时间。16世纪末，游牧于蒙古草原西部的卫拉特（准噶尔）蒙古人西迁进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在民族分布上形成“南回北准”的格局。卫拉特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很快遍布天山以北，与占据天山以南的伊斯兰教平分秋色，形成“南伊北佛（藏）”的格局。这一时期与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并存的还有道教，另有新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

自古以来，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并存的状况，决定了新疆历史上和今天多宗教并存的格局。在多宗教并存的历史中既有政教分离、和平共处的一面；也有长期对峙角逐，甚至有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后者的背景是世俗政权出于借助宗教维护其统治和扩展其政治势力的目的，实行政教合一，采取宗教“圣战”，在扩张政治势力的同时，相应的宗教的信仰也随之推向更为广泛的地域。

3．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而且伊斯兰教最初在向新疆传播的过程中屡屡受挫，最终得以传入是当时新疆特定的政治环境导致的结果。

7世纪后期，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中亚地区相继出现了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政权，但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在向喀剌汗王朝发动的“圣战”屡屡遭到惨败，一方面说明当时伊斯兰教向新疆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新疆政治势力并不欢迎伊斯兰教的传入，由此导致了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比内地晚了两个多世纪。9世纪后期，萨曼王朝发生内讧，在内讧中失败的王子纳斯尔·本·曼苏尔逃入喀剌汗王朝，而一向仇视萨曼王朝的喀剌汗王朝统治者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为利用曼苏尔报复萨曼王朝，对其采取了支持政策，并同意曼苏尔在阿图什修建清真寺，伊斯兰教由此才得以传入新疆。伊斯兰教传入喀剌汗王朝境内之后，萨图克·布格拉汗试图利用伊斯兰教的势力推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的统治，因而不仅自己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在最终夺取喀剌汗王朝的统治权之后开始奉行单一伊斯兰教的政策，由此导致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广泛传播。在其后传播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充分利用了割据政权的政治需要，如秃黑鲁帖木儿汗为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加强内部统治的需要，与额什丁和卓家族实现了联合，而这一联合不仅导致察合台汗国境内以蒙古人为主的居民纷纷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在新疆开始出现以和卓家族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因此，可以说，当时喀剌汗王朝对外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导致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主要原因，而喀剌汗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又为伊斯兰教更广泛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时机，其后和割据势力的结合成为伊斯兰教在新疆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4．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是新疆稳定的基础。

由于宗教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历代王朝，包括新疆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都想利用宗教势力来加强自己的统治，这是新疆宗教并存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宗教势力和历代王朝，包括新疆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的结合对于新疆的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宗教势力的过度发展往往给新疆的稳定带来严重危害，诸如佛教势力的过度发展不仅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产，而且频繁且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也是佛教在隋唐时期之后呈现衰败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宗教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使一些宗教势力出现了干预政治乃至控制世俗权力的情况，成为危害新疆稳定的一大乱源，和卓势力的兴起即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额什丁和卓家族和察哈台汗国统治者的结合促进伊斯兰教的传播，但同时也促成额什丁和卓家族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卓家族不仅得到天山南路伊斯兰教教长的地位，世袭罔替，而且也获得可以收取宗教课税等经济特权。势力不断壮大的和卓家族逐渐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开始干预汗国的朝政，不仅插手大臣的任免，而且一度逼迫歪思汗退位，由此导致了汗国的内乱。额什丁和卓家族衰落之后，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继而兴起，其后不同的和卓家族势力在新疆依附不同的势力展开了长期的权势争夺，不仅导致政治局势的不断恶化，而且经常引起战争，严重影响着新疆的稳定。迄至清王朝统一新疆之后，为稳定新疆局势，清王朝采取了政教分离的政策，使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干预处于非法地位，宗教势力对新疆稳定的影响才逐渐减弱，新疆也由此有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和发展。这一史实说明，只有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才能带来新疆的稳定，新疆的发展才会有宽松的政治环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王朝的政教分离政策虽然杜绝了宗教势力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但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后，由于宗教所具有的特殊影响以及新疆的宗教分布格局，一些分裂势力开始利用伊斯兰教不断地进行分裂活动，又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让人们正确认识新疆宗教的演变历史，肃清“泛伊斯兰主义”和分裂思想在新疆的流毒和影响，是当前新疆宗教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六、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自古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加之众多的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长期维持，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碰撞并存，多元文化共存、交融与互补一直是新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显著特点。

考古资料显现，新疆远古文化即已具备了多元文化的特征。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还难以详细地认识远古时期新疆的文化构成，但出土有陶器的新石器遗址表明，新疆东部地区的远古文化具有农业文明的特征，而在北疆地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则明显属于牧业文明的类型。这些已经表明，新疆的文化在形成阶段不是单一的。进入有史书记载的年代以后，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便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对此，可以从众多不同的方面来认识新疆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

从民族的角度看，如上所述，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早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定时期内的众多民族之间虽然也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血肉的交融，但具体到某个民族，其文化则是具有独特特点的。诸如乌孙、大月氏、匈奴同属于游牧民族，但其文化则具有各自的特点。不仅如此，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还表现在不断地有新的民族成分加入，使得新疆文化从民族角度看更加斑斓多彩。

从社会制度看，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在同一时期其社会制度也因民族的不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即根据新疆不同地区的特点，在制度方面分别采取了郡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等不同的治理方式。之所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生产方式不同。而这些不同则构成了清代前期新疆文化的多元特色。

从经济类型看，新疆地域辽阔、环境各异，不同的地区适合不同经济形态的发展，这也促成了新疆文化的多元。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其他盆地的绿洲、河谷地带，适宜农业生产，因而形成了具有农业特色的文化，汉代的“城邦诸国”即是。在北疆草原地区适宜牧业发展，因而形成了具有游牧特征的文化，汉代的乌孙、大宛即是。有些地方则适宜多种经济类型发展，因而形成了既有农业特色、也有牧业特点的文化，如汉代的鄯善“少田”，“民随畜牧逐水草”^[5]。这些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经济特点的文化，随着历代王朝对新疆的开发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因屯垦活动的加剧，农业区的分布不断扩大。至清代，农业在以牧业为主的北疆地区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北疆文化也因此具有了农业文化的特色。

从宗教的角度看，如前所述，由于新疆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种宗教汇集、碰撞、并存的地区，原始宗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众多的宗教都曾经为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所信奉。这些宗教使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了不同的宗教色彩。即便是某一民族、某一地区已经改奉新的宗教，放弃了原有宗教，但原有的宗教在其文化中也会留下深深的烙印，不可能为新的宗教完全取代。如回纥在漠北时期最先信仰萨满教，之后又改信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但萨满教的影响在今天的维吾尔族中仍然可以找到。在维吾尔族古文献《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记载了信仰萨满教的情况：乌古斯可汗在召集部落大会时，要按照萨满教的仪式在大帐的两侧各立一根木杆，木杆顶上挂上金鸡、银鸡，杆下分别拴上黑羊、白羊。后演变为在木杆上挂羊头、牛尾、布条等。今天的维吾尔族在朝拜麻扎时仍然在麻扎周围树起木杆，并在其上挂羊头、牛尾、布条，同时跳集体舞。这就是萨满教残留的影响。也就是说，多种宗教并存使新疆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不同的宗教色彩，而某一地区、某一民族在历史上信仰过的各种宗教影响已经成为其现在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由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语言文字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仅仅就文字来讲，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摩尼文、梵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察哈台文、满文、托忒文等众多文字都是历史上聚居在新疆境内的民族所使用过的文字。至于历史上众多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虽然不会和历史上活动在今新疆地区的民族数量相同，但也不会相差很多。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先后在新疆地区活动过的民族，如羌人、塞人、月氏人、匈奴人、汉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粟特人、契丹人、蒙古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满族人、乌孜别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使得新疆不管是在同一时期还是在不同时期，其语言文字都呈现多元的特点。以汉代为例，史书中所列“三十六国”有24国明确记载设有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译长”，显示出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三十六国”之间以及这些政权和中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些为不同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有些随着民族的迁徙和融合而消失，有些则仍然为现代新疆的民族所使用。而伴随着一些原有语言文字的消失，又有一些新的语言文字随着新民族的迁入而进入。就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目前新疆多语言文字并存的局面。就目前新疆主要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来讲，除汉族、回族、满族通用汉语言文字之外，其他民族都有本民族通用的语言。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等民族还有自己通用的传统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这些不同的民族语言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印欧三大语系，其下又可以分为不同的语族、语支和语组。也就是说，现在新疆的文化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也是多元的。

综观新疆文化的发展史，多种文化的并存、交融与互补是其显著的特色。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新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新疆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多元文化的汇聚、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多元文化的融合、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四个阶段。

距今4000年前，新疆地区即有人类活动，而南疆的绿洲和北疆的草原使新疆文化在形成时期即呈现出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为主的多元特色。现有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已经证明这些文化是最早活动在新疆地区的塞人、羌人创造的。这种多元文化的汇集，为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奠定了基础。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阶段，以高昌、鄯善、于阗等文化为代表的绿洲文明凝聚了当地、中原和南亚及中亚乃至欧洲众多的文化因素，使新疆文化在多元中得到发展；在北疆地区，乌孙、匈奴、哒、柔然、突厥等游牧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影响，使北疆文化在游牧文化状态下也呈现出多元的特色；而随着汉人和吐蕃人的进入，中原文化和吐蕃文化也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构成因素，使新疆文化在众多文化因素的交融中更加绚丽夺目、不断发展。宋至明时期，新疆文化依然呈现多元的特点，一方面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先后进入新疆，为新疆文化带来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开始在这里汇集、融合；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对新疆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最终随着维吾尔等民族的形成使新疆文化具有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清代是新疆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阶段，以绿洲维吾尔文化、草原卫拉特文化、满汉文化为主体，包括众多其他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最终确立。

2．多民族的共存是产生多元文化的前提。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得益于新疆历史上多民族共存格局的不断演变和相互影响，这种多民族的共存格局是新疆多元文化产生的前提。

新疆的早期文化是由塞人、羌人创造的，而依据学者对古人类遗骨的研究，史前新疆古人类具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及两类人种的混合型三个不同的类型，也反映着新疆的古老居民已经有了多元的特征，由此也决定了史前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进入汉代以后，众多绿洲城邦民族的分布使南疆地区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绿洲文化，而随着中原汉族的迁入和印度犍陀罗文化的传入，南疆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高昌文化圈，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圈，以及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圈。北疆则由于乌孙、匈奴、哒、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存在和迁入，文化尽管具有一般游牧文化的特征，但由于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一时期，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所导致的多元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因为汉唐时期大量汉人和吐蕃人的迁入而更加丰富多彩。唐代以后，回鹘人的西迁和伊斯兰教的传入虽然导致了南疆地区文化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使多元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但由于多民族的并存，尤其是契丹、蒙古等民族的迁入，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并没有消失。进入清代，新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确立，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的并存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新疆文化依然具有多元的特征。因此，多民族的共存是新疆文化呈现多元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3．交流与互补中，汉文化、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以及集游牧文化之大成的卫拉特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

多民族的存在和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接合部不仅决定了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而且也决定了多种文化的交流与互补是新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在这种交流和互补中汉文化、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以及集游牧文化之大成的卫拉特文化是新疆多元文化的主流。

汉文化是较早进入新疆的文化因素之一。《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时期的古籍记载了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即有交往，西汉统一西域之后，伴随着大量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不仅传入西域，而且对西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凿井技术、礼仪制度、汉语言文字和书籍等在西域的传播，使汉文化一方面成为西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对其他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昌文化的兴起即是明显的例证。进入唐代，汉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不仅更加明显，而且也成为西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大量的汉文文书的发现以及史书的记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宋代之后，虽然突厥化、伊斯兰化成为新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但汉文化的因素也并没有消失，表明汉文化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清王朝统一新疆之后，随着汉人的又一次大量迁入，汉文化在新疆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得以确立，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和维吾尔民族的出现而形成的。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为喀剌汗王朝、高昌回鹘王朝所辖有，由于操突厥语的居民占多数，这一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成为一种趋势，而伊斯兰教的传入并取得主导宗教的地位，到15至16世纪，伴随着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文化也最终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蒙古文化进入新疆是随着蒙古汗国对新疆的征服开始的，但由于元朝灭亡之后察合台、叶尔羌等汗国的蒙古人都融入到维吾尔族之中，所以具有蒙古文化特点并成为新疆文化主体之一的是卫拉特文化。卫拉特是明末清初准噶尔、杜尔伯克、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的合称，卫拉特蒙古和在清代迁入的察哈尔蒙古构成新疆蒙古族的主体。卫拉特蒙古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文字——初为回鹘式蒙古文，后为托忒蒙古文，经济则以游牧为特点，因而形成了集游牧文化之大成的文化，不仅为新疆文化增加了新的内涵，也是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4．文化交融才能促使文化繁荣，文化排斥只能造成文化衰败。

回顾新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一个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新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果，这是新疆文化之所以灿烂夺目的重要原因。

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是导致文化出现差异的主要因素。应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无先进与落后、优与劣之分。诸如北疆地区的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是众多游牧民族创造的，这种文化和北疆适宜牧业生产的地理环境形成完美的结合；而南疆地区的众多绿洲则适宜农业生产，因而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则创造了绿洲文化。文化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文化的发展却需要借鉴乃至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增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进而促进文化的发展。诸如闻名于世的坎儿井是新疆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它不是新疆文化中固有的成分，而是中原地区的凿井技术西传新疆的结果，因而坎儿井文化现象的出现是新疆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的产物，新疆文化的不断发展、繁荣就是在这种不同文化不断的交融中实现的。高昌文化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吸纳了游牧文化因素而形成并繁荣起来的；维吾尔文化则不仅集中了回鹘、葛逻禄及塔里木盆地原有的一些文化因素，而且吸收了众多伊斯兰文化的成分，是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新疆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因文化排斥所导致的文化衰败乃至消失的现象，诸如于阗文化就是在喀剌汗王朝积极奉行单一文化政策，对佛教文化进行排斥，进而发动对于阗的宗教战争中毁灭的。

总之，新疆文化是由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化构成的，这些民族文化本身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承认这些差异，并积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一方面是新疆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与前提。

七、屯垦戍边的历史定位

与历代王朝对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进行有效统治的历史相比，历代王朝在这一地区屯垦戍边的历史则要略长一些。因为在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之前，屯垦戍守就已经开始了。

历代王朝在今新疆地区的屯垦戍边始于西汉时期。据史书记载，西汉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之后不久，西汉王朝在渠犁、伊循等地也开始屯田，但真正大规模的屯田则是在公元前68年以后。西汉王朝屯田的目的，最初是为了解决来往使者的粮食供应问题，后由于屯田军队在统一西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西域都护府设置后，西汉王朝在西域的屯田规模和地点也逐渐扩大，屯田遂成为西汉王朝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人的粮草供应的重要途径，而屯田士卒则成为西汉王朝统一、统治西域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的供应问题，同时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的历朝各代所效仿。但是，因不同朝代所面临的西域形势、国力强弱、经营方略不同，所以在屯田方面的作为和屯田的效果也有较大差异。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著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大的发展。

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630年开始计算，至8世纪末西域为吐蕃占领，前后长达160多年。其屯田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分布地点之广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唐王朝统一西域后在西域的基层军事建置是军、镇、城、守捉、戍、堡，分别驻有不同数量的兵马。这些驻军在戍守的同时，为了解决军队和来往使者、商旅的供应也大规模地从事屯田开发、放牧等。《资治通鉴》卷223载：“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对于唐王朝在西域屯田的具体规模，《唐六典·屯田郎中》记载的更为详细：“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一屯为50顷，反映了当时唐王朝在包括今新疆地区在内的广阔的边疆地区进行戍守的同时，也从事大规模屯田的情况。

清王朝在新疆的屯田，根据其功能或称之为屯田目的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715年至175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清王朝和准噶尔的关系时战时和，清王朝的势力仅仅到达了新疆的东部，屯田也仅限于哈密、吐鲁番、巴里坤等地。屯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而且受双方关系的影响也时屯时撤。1759年至1860年前后为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清王朝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屯田是因戍守的需要而兴起，并逐渐发展到军屯、民屯、犯屯等众多形式，清王朝在新疆的屯田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1860年以后为屯田的第三阶段——复兴阶段。这一时期，新疆面临着新的情况，来自外部的沙俄、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及浩罕对新疆的侵略，和新疆内部各民族反对外来压迫、内部剥削的起义交织在一起，一度摧毁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体系。但左宗棠对新疆的收复及新疆的建省，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新疆各民族自汉代就建立起来的血肉联系，而且也使屯田再度复兴。

屯垦戍边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历代王朝屯垦戍边活动的回顾与总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屯垦戍边是中国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极富中国特色，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屯垦戍边早在秦代即是秦王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在岭南和河套地区移民屯垦戍边，其规模前者是50万人，后者则是设置44县进行安置，为维护边疆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书载：“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6]即是对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记载。正是看到了秦王朝移民戍边所取得的效果，进入汉代之后，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治边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只是屯垦的人员由犯人改为了军队和一般百姓。汉代的屯垦广布于西北、北疆、东北等地区，一方面为汉王朝解决了军队的补给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维护边疆保持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赵充国利用屯垦顺利平息西羌反叛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7]。有了秦、汉两朝的成功经验，汉代之后的各王朝，包括分裂时期的众多割据政权都将屯垦戍边作为其治理边疆的重要政策。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更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尤其是清朝，不仅将屯垦戍边作为治边的主要政策，而且将屯垦的形式由军屯为主发展为民屯、遣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不仅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政策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对于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新疆屯田三个阶段的划分，反映出一个普遍的规律。

通观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兴衰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举凡在西域实施稳固统治者，其在西域的屯田也都卓有成效；反之，举凡西域屯田成效显著者，其在西域的统治也都牢固，二者相辅相成，联系密切，互成因果。从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西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三朝时期是西域屯田的大发展时期，而且代表着西域屯田事业三个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其在西域的统治也相对稳固，其他王朝则是在三个王朝的基础上效果逐减，甚至无一建树，其在西域的统治则多充满着挫折，甚至是被迫放弃了对西域的统治。从史书的记载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各王朝国力的强弱、西域政策的进取与否，以及西域屯田事业的发展程度。西汉、唐、清三个王朝在立国之初都普遍面临着来自于北疆或西北疆的重大威胁，而强大的国力又为这些王朝解决这些威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这些王朝都将对西域的统一和统治作为解决威胁的当务之急，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政策。在积极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这些王朝又都将屯田作为统一和统治西域的重要措施而加以实施，不仅克服了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的弊端，使西域地区一直保持着一支足以巩固其统治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些驻军因为屯田的开展也不会给当地各民族增加负担，同时大量民屯人员的进疆也改变了西域地区的民族构成，更加有利于实施对西域的治理。与三王朝相比，其他王朝则没能有效地发挥屯田在西域统治中的作用，而多是以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作为其缺乏进取性西域政策的理由。关于这一点，从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东汉王朝建立之初，西域诸国皆遣使者请求派遣西域都护，这本来是一个有利于东汉王朝统一西域的极好时机，但光武帝刘秀却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而加以拒绝。孝明帝时期，出于对匈奴用兵的需要，东汉王朝虽然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但又陷入了“三绝三通”的怪圈，其中主张放弃西域的理由之一即是“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不愿意“弃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8]。从西域屯田发展的情况看，这种理由根本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只要积极地发展屯田事业，这些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班超对西域的第二次统一，以及唐王朝后期吐蕃隔断西域和中原的联系，而坚守西域的将士依靠屯田仍然能够抵抗吐蕃数十年之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我国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边疆屯田是实施统一、治理的积极有效的措施，而边疆屯田及其所带来的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更加巩固了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

3．新疆屯垦戍边的特点。

历代王朝在西域屯垦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六点：

一是时间长。西汉在西域屯垦113年，东汉在西域屯垦128年，魏晋两朝在西域屯垦96年，十六国和北朝各代在西域屯垦时间较短，隋朝在西域屯垦时间只有10年，唐朝在西域屯垦有160多年，五代和宋、明两朝在西域没有屯垦，元朝在西域屯垦只有20年，而清朝在西域屯垦，从1716年开始，到1911年清朝崩溃，共经历了195年，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域屯垦时间最长的朝代。

二是范围广。清朝在西域的屯垦，东起哈密的塔勒纳沁，西到喀什噶尔，南抵和田的昆仑山麓，北到额尔齐斯河以北的阿尔泰，共24个屯区，分布面广。其中天山以北有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等14大垦区；天山以南有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巴尔楚克、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田10大垦区。它们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

三是人数多。西汉在西域屯军有2万余人，东汉的屯军有5000人，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时的屯军2000余人，元朝在西域的屯垦军民达5．7万余人，五代和宋明两朝因没有屯垦故无屯军，清朝前期在西域的屯丁共有12．67万人。

四是种类全。清朝以前，各朝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军屯。两汉时期，以军屯为主，只有少量的民屯和犯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屯为主，其次是民屯；隋朝时，主要是军屯，其次有犯屯；唐朝时，以军屯为主，其次有民屯和犯屯；元初时，主要是军屯，其次是民屯。清朝在西域的屯田，不仅兴办了军屯、民屯和犯屯，而且增加了历史上所未有的旗屯、商屯和回屯。各种屯垦的规模，也都超过以往各代在西域的屯垦。

五是民屯为主。清朝以前，各朝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军屯，屯垦的主力都是从内地调往西域的边防军。清朝在西域屯垦的骨干和核心，也是在西域戍边的军队，但清朝在西域屯垦的主力，不是军队，而是各族民众。清朝军屯只为民屯扫清道路、创造条件，后来部分军屯转成民屯，民屯成了西域最主要的屯田形式。

六是各朝的战略重点决定屯垦的区域。西汉以来，历代在西域的屯垦，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各绿洲，天山以北地区屯垦很少，即使如唐朝，11个大垦区中，天山以南也占了6个。当时三大屯垦中心中，龟兹、西州都分布在天山以南。由于历代政府长期集中在天山以南地区屯垦，更强化了新疆南农北牧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清朝开始重在天山以北屯垦，这是由清朝政府统一西域的战略大局决定的。清朝政府在天山以北长期布防军队，这批驻防大军需要大量军粮，因此清朝政府把屯垦重点放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选择了。

纵观2000余年新疆屯垦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屯垦兴，则边境宁、西域兴；屯垦衰，则西域乱，外患内忧，民不聊生。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是千古之策。这是古人对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历史思考，是治国安邦之千古名言。

八、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

在以往对新疆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新疆的历史，对新疆的现实少有关注。他们走的是一条从学术到学术的道路，即使有了解新疆现实的愿望也是抱着为更好地研究历史而进行的，而且都希望通过对新疆现实的考察来增加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感性认识，或在考察中寻找、发现研究新疆历史的新资料，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如自20世纪兴起的对新疆的考察，尽管国人的考察活动在组织上既有官方、学术团体组织的，也有个人进行的，但考察的内容很少有将新疆的现实问题作为考察的重要目的，因而这些考察活动流传下来的成果也多以考古类的著作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新疆现实问题研究中“禁区”林立，更加影响到了学者们对新疆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种状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得到改变。

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和未来，首先是当代新疆的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汇集的地区，维护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本来就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且还要在这基础上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所面临的困难自然更多。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积极发展新疆经济的其他政策，新疆的经济社会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疆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新疆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从目前新疆分裂势力的情况看，其分裂思想、活动方式以及目的都和历史上新疆的分裂活动有着先后相继的关系。而且为达到其分裂新疆的目的，分裂势力对新疆的历史进行大肆歪曲和篡改，以蒙蔽广大群众。如何维护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如何打击分裂势力的活动，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新疆的快速发展等，这都是当代新疆的现实为新疆历史的研究者提出的重大课题，都是需要新疆历史的研究者来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对新疆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成败得失的研究，可以为现代新疆的发展提供借鉴，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现代的新疆，将现代新疆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使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未来；另一方面，正确地阐述新疆的历史，以驳斥分裂势力对新疆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也需要新疆历史的研究者关注新疆的现实。

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和未来，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往了解现状是为了研究历史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使历史研究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现在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边疆研究包括新疆历史研究的兴起应该说是和当时我们所面临的边疆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关注现状也是新疆历史研究的传统。只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对现状的关注程度被削弱了，研究的重点也因此转到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都迎来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包括新疆历史的研究要想发展就需要面对现实和未来，因为只有关注现状、面对未来，我们的研究领域才能不断扩大，研究的成果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其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注释】

[1]《旧唐书》卷48《百官三》。

[2]《黎·穆塔里甫诗选》。

[3]《晋书》卷97《四夷传·西戎》。

[4]均见《魏书》卷102《西域传》。

[5]《汉书》卷94上《西域传》。

[6]《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7]参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

[8]《后汉书》卷48《杨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