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卫拉特蒙古历史概述
这一讲准备讲六个问题：
一、元明时期的卫拉特蒙古
二、统治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17-18世纪中叶）
三、统治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17-18世纪前期）
四、远迁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17-18世纪70年代）
五、卫拉特蒙古的经济和文化习俗
六、清中叶以后卫拉特蒙古的分布
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历史悠久，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亦称厄鲁特、额鲁特或漠西蒙古、西蒙古。国外则称之为卡尔梅克。
明末清初之际，卫拉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在清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清代前期一个多世纪中，准噶尔雄踞天山南北，和硕特进据青藏高原，而土尔扈特大部分则远徙伏尔加河流域。长期以来，卫拉特蒙古人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为推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其势力所及，也直接影响其邻近各部族历史的进程。
综观元代以来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的进程，大体上可以作如下划分：（1）元明时期的斡亦剌惕和瓦剌是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的先世时期；（2）明末清初至清前期，亦即是公元17至18世纪，是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由兴盛到危机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各部，特别是统治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统治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远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是活跃于西北和北方的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各自沿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写下了历史上值得一书的篇章；（3）清中叶以降及至民国时期，是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的稳定时期；（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卫拉特蒙古和各族人民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正在谱写着历史的新篇章。
下面我们将重点讲一讲17至18世纪卫拉特蒙古由兴盛到危机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线索和情况。[1]
一、元明时期的卫拉特蒙古
（一）元代斡亦剌惕
元朝建立以前，在我国广阔的北方蒙古草原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居住着众多大大小小以从事游牧业为主的蒙古和突厥语系诸部落，如蒙古部、克烈部、乃蛮部、塔塔尔部等，被统称为“草原游牧民”。另外，分布着一些“森林狩猎民”部落，他们大都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色楞格河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原始森林中，被统称为“林木中百姓”。斡亦剌惕即是“林木中百姓”内比较著名的部落，他们人数众多，分成许多分支。
斡亦剌惕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最早见于我国史籍《元朝秘史》。金泰和元年（1201），为争夺森林地区和狩猎场所，斡亦剌惕人向西北迁到了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今木伦河）至克木河上游锡什锡德河一带。六年，蒙古部著名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的忽里勒台盟会上，被推为全蒙古的汗（称“成吉思汗”）后，决定西征“林木中百姓”诸部落。次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朮赤率右翼军出征，在征途中与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合别乞相遇。忽都合别乞率部降附，并为蒙古军带路。在他的影响下，不里牙惕、巴尔浑、失必儿、客思的迷等十余部纷纷降附，各部诺颜朝见成吉思汗，以白海青、黑貂鼠等作为贡礼。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在斡亦剌惕地区建立千百户制，编为四个千户，因忽都合别乞首先诚服，并在西征“林木中百姓”诸部中立下功绩，旋将斡亦剌惕归忽都合别乞管辖。成吉思汗遂与斡亦剌惕部建立了世袭姻亲关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忽都合别乞的儿子脱劣勒赤，又把朮赤的女儿豁雷嫁给忽都合别乞的另一子亦纳勒赤，忽都合别乞则把自己的女儿斡兀立海迷失嫁给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定宗元年（1246）贵由继帝位，斡兀立海迷失作了皇后，地位显赫。两年后定宗去世，她临朝称制，暂摄国事。这种在成吉思汗时开始的姻亲关系，不仅在斡亦剌惕与元皇室子孙间世代相传，也存在于斡亦剌惕与各宗王朮赤系、察合台系、拖雷系之间。有元一代，斡亦剌惕贵族的子弟，差不多都是元朝历代驸马，享有“亲视诸王”的崇高政治地位，多次受元廷派遣，征战四方，成为元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是元朝政治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元世祖时，在谦河设置万户府，派遣蒙古万户长率军驻守。至元七年（1270）元世祖又派保定路刘好礼到叶尼塞河上游为吉利吉思等五部断事官。五部包括吉利吉思、乌斯和斡亦剌惕所分布的谦州、益兰州、撼合纳地区。大德十一年（1307）设立岭北行省后，这里成为岭北行省管辖的一部分。
13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发生了阿里不哥和海都的叛乱，一部分斡亦剌惕人支持阿里不哥和海都，随军西迁，另一部分则从森林中转徙到阿尔泰山西麓的草原地带，从事游牧业。元朝政府鉴于斡亦剌惕所在地区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元朝将中原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大量迁到叶尼塞河上游的欠欠州（即欠州、谦州）进行屯垦和手工业生产，以解决该地区对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同时开辟由斡亦剌惕至吉利吉思的驿道，使之成为当时沟通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交通要道。
元朝在叶尼塞河上游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该地区获得较长时间的稳定，斡亦剌惕在安定中得到发展，为明代瓦剌雄踞塞北，准备了物质条件。
（二）明代瓦剌
盛极一时的元朝，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涛中覆灭。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元顺帝妥懽帖木儿逃离北京，继续统治塞北蒙古高原。随着蒙古封建贵族集团内讧加剧，瓦剌乘机崛起，约在建文元年（1399）摆脱蒙古可汗的统治，成为我国北方的一支强大力量。
明初，瓦剌在猛哥帖木儿统率下，部众繁衍，势力渐强，人数增至四万户以上，领地也得到扩充，除了仍占有原来叶尼塞河上游广大地区外，逐步向南方草原地区移动，有的进入扎布汗河、科布多河流域，有的迁徙到准噶尔盆地北缘一带。[2]
15世纪初，猛哥帖木儿死后，瓦剌分属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位封建主管辖，时与明廷交往甚密。永乐六年（1408）十月，马哈木等遣使到明廷贡马，并请印信封爵。翌年，明廷册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此后瓦剌每岁遣使向明廷朝贡，明廷还准其在甘州、凉州等地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明廷还支持瓦剌打击东蒙古封建主阿鲁台。七年马哈木击败了蒙古可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占领和林。十年袭杀本雅失里。翌年，阿鲁台在瓦剌压迫下内附明廷。明廷恐马哈木等势力膨胀于己不利，遂接纳阿鲁台，并封其为和宁王，以此作为对瓦剌的牵制力量。但就总的倾向而言，明朝政府因东蒙古地临明边，对自己直接威胁更大，因而还是偏向于扶持瓦剌。
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懽承顺宁王爵，经过近三十年的征战，于宣德九年（1434）袭杀阿鲁台，尽收其部众。脱懽扶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控制政治、经济实权，并先后征服开平以北的哈喇嗔（哈喇沁）等部和阿鲁台所立之阿台可汗，进而占领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
正统四年（1439）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为太师。为了确保东西商道畅通，垄断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市场，也先施政的两个重点：一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实行“联西击东”的战略方针，也即在西边采取联姻、封官的办法，控制哈密，联结沙州、罕东、赤斤蒙古等卫，在东边屡攻兀良哈三卫，兵胁女真，以确保宣府、大同贡道的畅通。另一是着力加强与明朝的政治、经济联系。据《明实录》记载，也先时期受明廷封爵的有358人次之多；当时瓦剌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主要是以“通贡”、“互市”两种形式进行的。“通贡”是瓦剌与明廷政治隶属关系的一种表现，又是保持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瓦剌封建主派遣大批使臣，带着马驼、皮货等物，朝贡明廷，明朝统治者则以钞币、丝绢，以及各种手工业品作为赏赐。“互市”又称“马市”，是指在明朝官方控制下，汉族与蒙古等族在指定地点所进行的贸易。中原地区以棉布、丝织品、谷类、茶叶换取蒙古的牲畜和皮毛。正统三年（1438）大同马市的设立，使瓦剌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瓦剌在也先统治时期，势力达到全盛。当时北服乞儿吉思，西征中亚诸族，南摧哈密，联结沙州、罕东、赤斤等卫，东攻兀良哈，威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各地。
随着也先势力的膨胀，不仅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萌发更大的贪欲，力图掠取更多的财物，在政治上重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思潮也日益抬头。正是在大同马市开设的正统三年，也先遣使臣率2500人到北京贡马，却号称3500人，企图冒领赏品。也先又以明朝使臣曾许嫁公主与其子，而明廷无意许婚，又减岁赐为借口，于正统十四年七月发兵分四路进攻中原，明朝仓促应战。
七月十六日，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军从北京出发，号称50万大军。师至大同，得悉各地明军败北军报，又决定退兵东归，八月中旬行至土木堡，为也先亲率之两万瓦剌军击溃，明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或称“己巳之变”。同年十月，也先乘胜兵围北京，但为于谦领导下的明军所击退，损失惨重。也先同意议和并送回明英宗。瓦剌与明廷又恢复了正常往来。
也先围攻北京之役虽遭失败，但是他在对明战争中仍夺得了大量人畜财物，因此实力仍在增长。景泰四年（1453）也先在击败脱脱不花汗后，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可汗，建年号添元，封次子为太师。但也先统一蒙古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次年，阿剌知院起兵袭杀也先。但不久阿剌知院又为东蒙古领主孛来所杀，瓦剌陷于混乱。
也先妻者密失哈屯及长子火儿忽答、孙楚王率众一万，居于干赶河（扎布汗河）一带。也先弟伯都王等率众投奔哈密忠顺王之母弩温答失里（脱懽之女），而大部分瓦剌部众仍居住在漠北。到15世纪80年代，瓦剌首领克舍死后，汗族争权，达延汗乘机攻袭，瓦剌被迫将主力移向漠西。其主要活动地区以坤奎河、扎布汗河流域为中心，东面到杭爱山，西面到额尔齐斯河，北越唐努山。
也先之后，瓦剌与明朝之间虽有东蒙古封建主阻隔，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保持联系。天顺、成化年间（1457-1487），瓦剌首领常和哈密卫的首领一同向明廷朝贡。弘治初年（15世纪80至90年代），瓦剌太师火儿忽力等还不断派使臣贡方物马匹，并求封宫职。从弘治四年到十八年（1491-1505）寄居苦峪城的瓦剌别部哈剌灰头目拜迭力迷失也随哈密卫都督奄克孛剌一起遣使入贡，受明廷封职，直到正德十三年（1518）屯驻在北山把思阔（今巴里坤附近）地区的瓦剌首领卜六王还以驼马入贡。与此同时，瓦剌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也通过各种途径继续进行着。隆庆五年（1571）“隆庆封贡”后，瓦剌曾以东蒙古为中介，利用为俺答汗等开辟的互市场所，进行贸易。
随着瓦剌主要活动中心的西移，瓦剌与哈密、吐鲁番、哈萨克、乌孜别克等的联系日益频繁，并在西域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而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瓦剌的势力不断向西北方向的额尔齐斯河中游、鄂毕河以及哈萨克草原移动，同时也向西南方向的伊犁河流域推进。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诸部相继走上政治舞台，从此开始了卫拉特蒙古历史新的一页。
二、统治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17至18世纪中叶）
（一）准噶尔部的崛起
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叶，卫拉特蒙古主要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组成，因此又称为“杜尔本·卫拉特”，即四卫拉特。四大部分布情况大体如下：准噶尔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一带；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两岸；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一带；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即今之塔城）地区。此时卫拉特蒙古四部是“各统所部，不相属”，但各部之间有一个松散的部落首领联盟组织，称之为“丘尔干”，即定期的领主代表会议，作为调整各部首领之间矛盾、加强对本部人民统治，以及抵御外侮的临时协调组织。“丘尔干”内还有大家公认的盟主，称之为“达尔加”。从16世纪中期开始至17世纪初，一直是和硕特部的首领担任“丘尔干”的“达尔加”，为四部联盟领袖。到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部势力崛起，取代了和硕特部成为四部联盟的盟主。
准噶尔部兴起，成为统治天山南北的政治势力，雄踞于我国西北地区。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亦即历哈剌忽剌、巴图尔珲台吉、僧格、噶尔丹三世四位首领。
1﹒哈喇忽剌时期的准噶尔部
哈喇忽剌（？-1634）是17世纪20年代以前准噶尔部的著名首领。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诸部被喀尔喀赉瑚尔汗战败，被迫臣服并向其纳贡。当时哈喇忽剌的住牧地大体西抵额尔齐斯河东岸、北达亚梅什湖，南面和东面与和托辉特部的领地相接。哈喇忽剌要使准噶尔部摆脱喀尔喀汗的羁绊，一方面与赉瑚尔汗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与赉瑚尔汗之堂兄弟、和托辉特部首领硕垒乌巴什及其子俄木布额尔德尼兵戎相见。明泰昌元年（1620）以后，哈喇忽剌联合卫拉特蒙古各部与和托辉特部进行了多年战争，互有胜负，到崇祯元年（1628），这场斗争以哈喇忽剌胜利而告终，表明准噶尔部势力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哈喇忽剌时期，卫拉特蒙古各部封建主为了共同对付外来威胁，通过联姻、会盟保持密切联系，协调各部关系；但是各封建主之间为了争夺财产继承、牧地、人口又不断发生冲突，乃至诉诸于武力。在抵御外侮和调解内部纠纷过程中，哈喇忽剌的威望和实力与日俱增。当卫拉特蒙古一些封建主企图反对哈喇忽剌时，杜尔伯特部首领达赖台吉就劝阻他们说：“一岁的骆驼崽不可能驮起成熟的大骆驼的重荷。”可见，准噶尔部势力已日趋强大，足以与“丘尔干”首领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相抗衡。
哈喇忽剌的一生，是在同喀尔喀蒙古封建主斗争并取得初步胜利中度过的，从而为其子巴图尔珲台吉最终确立在卫拉特蒙古诸部中的统辖地位奠定了基础。
2﹒巴图尔珲台吉父子时期的准噶尔部
巴图尔珲台吉（？-1653）名和多和沁，为哈喇忽剌长子。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其父分牧，活动在额尔齐斯河两岸、亚梅什湖周围。崇祯七年（1634）哈喇忽剌去世，翌年，五世达赖喇嘛授予和多和沁以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称号。
巴图尔珲台吉登上卫拉特蒙古历史舞台之时，正逢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际。
从国内形势而言，17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个封建王朝交替的大变动时期，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新建立的大顺政权，很快被崛起于东北的后金满族统治者所取代。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南下，攻占北京，建立起以满族统治集团为核心的联合蒙、汉封建主的清王朝。
从国外形势而言，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已开始向我国黑龙江流域、喀尔喀蒙古，以及卫拉特蒙古地区渗透。沙皇俄国以利诱和威胁的手段，妄图拉拢卫拉特蒙古首领臣服于俄国，同时还采用武装蚕食领土、掠夺居民、挑动内战等手段企图达到控制和吞并准噶尔部的目的。
从卫拉特蒙古内部而言，各部封建主由于争夺牧场和财产，兵戎不息。由于巴图尔珲台吉势力强大，其他卫拉特蒙古诸部为摆脱在冲突中的不利地位和寻求新的游牧地，到17世纪30年代初，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的土尔扈特部联合和硕特部一部分，越过哈萨克草原，远徙到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其塔尔巴哈台游牧地为杜尔伯特的一支辉特部所占。和硕特部在图鲁拜琥（即顾实汗）率领下也离开了乌鲁木齐游牧地向东南迁徙到青海一带，并兴兵入藏，占据了青藏高原。这样，游牧在天山北路的广大地区的卫拉特蒙古部落主要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及辉特部。而杜尔伯特部原与准噶尔部同宗，早就附牧于准噶尔部，而辉特部是杜尔伯特部的一支，也附牧于准噶尔部。因此，实际上这些地区完全由准噶尔部统辖了。
准噶尔部的势力虽日益强盛，但外部来自俄国的威胁始终存在，且有加剧之势。更有切肤之痛的是卫拉特诸部的纷争，以及与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的长期角逐，使卫拉特和喀尔喀各部首领深感加强内部团结之必要。因此，30年代以降，卫拉特蒙古一方面陆续向兴起于东北的后金政权遣使通好；另一方面，在巴图尔珲台吉和札萨克图汗的努力下，在1640年秋于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卫拉特、喀尔喀十四部王公会议，远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其子书库尔岱青也赶来参加。会上制定了“察津·必扯克”（法规），即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通过此次会议，卫拉特、喀尔喀各部组成了新的更广泛的联盟，巴图尔珲台吉成了这一松散联盟的首领之一。
清顺治十年（1653）巴图尔珲台吉病逝，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康熙三年（1664）巴图尔珲台吉第五子僧格成为准噶尔部的实际统治者。但统治集团的斗争并未结束，至康熙九年，僧格为异母兄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所杀。
3﹒噶尔丹的兴亡
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为巴图尔珲台吉之第六子。早年他曾赴西藏削发为僧，达赖五世授予他呼图克图尊号，同时噶尔丹还与当时西藏政界的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关系甚密。僧格死后，噶尔丹在西藏僧俗上层的支持下，打着达赖喇嘛的旗号，以替僧格复仇为名，返回准噶尔部，并很快击败对手，成为准噶尔部首领。
在康熙十年（1671）至康熙三十六年的近三十年间，噶尔丹领导准噶尔部东征西伐，战绩赫赫，一时成为我国北方草原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噶尔丹也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一时期准噶尔部在噶尔丹领导下，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兼并卫拉特诸部，统治天山南北；二是与清政府发生军事冲突直至失败。
（1）兼并卫拉特诸部，统治天山南北（1671-1687）
噶尔丹在掌握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即着手对卫拉特诸部和邻近部族发动了一系列的掠夺兼并战争。他将矛头首先指向曾经支持过他取得政权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岳祖父（一说是岳父）鄂齐尔图车臣汗。康熙十五年（1676）噶尔丹擒获楚琥尔乌巴什，杀其子巴噶班第。次年又挥戈袭杀鄂齐尔图车臣汗，十八年领兵三万，占领哈密、吐鲁番。同年自称博硕克图汗，雄长卫拉特诸部。
十九年，噶尔丹乘天山南路白山派和黑山派纷争不息之机，在白山派首领和卓伊达雅图勒拉（即阿帕克和卓）的引导下，遣兵进军喀什噶尔、叶尔羌。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后，他扶持和卓伊达雅图勒拉为王，称阿帕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自此以后，准噶尔部统治南疆地区长达近80年时间。
二十年以后，噶尔丹又连年向西扩张，征伐哈萨克、诺盖等部族。二十三年击溃哈萨克的头克汗，攻占赛里木，兵抵黑海沿岸称之为“美人国”的诺盖部族聚居区。在此期间，他还征讨了吉尔吉斯人和费尔干人。
此时，噶尔丹已将准噶尔部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伊犁河谷。当时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北达阿尔泰山，西抵巴尔喀什湖以南哈萨克人的广阔游牧区，东至叶尼塞河上游。还统治了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势力所及达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齐地区。噶尔丹还派人到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活动，与当地土著居民头人订约媾和。
（2）与清政府发生军事冲突直至失败（1688-1697）
噶尔丹自任准噶尔部首领以来，一直与清朝政府保持着臣属的关系，政治、经济的往来也很频繁。但随着噶尔丹实力的膨胀，兼并喀尔喀蒙古从而实现蒙古大一统的政治愿望日益强烈，并一步一步付诸行动，这就必然与正处兴盛时期的清王朝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沙俄侵略势力的插手，更使这种国内矛盾带上了强烈的国际色彩，增加了事态发展的复杂性。
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经过长期准备，在沙俄怂恿下，率精骑三万越过杭爱山，向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大举进犯。时土谢图汗正率领军民将沙俄侵略者围困在楚库柏兴，噶尔丹的军事介入，使喀尔喀蒙古陷入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土谢图汗不支兵溃。噶尔丹率军乘势击溃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两部，喀尔喀蒙古诸部蒙受空前浩劫，举部内迁。
噶尔丹自恃有俄国的军事支持，对喀尔喀蒙古初战大胜，便有恃无恐地加剧军事攻势。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准噶尔骑兵已侵入内蒙古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六月二十一日乌尔会河一战，清军大溃，噶尔丹军队乘胜深入乌珠穆沁，清廷震动，急忙调兵布阵，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势在必发。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清、准双方大战于内蒙古乌兰布通，即历史上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双方数万兵卒激战整日，噶尔丹布下的“驼阵”被清军火炮摧毁，旋渡西拉木伦河，逃回科布多地区。乌兰布通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遭到沉重打击。但噶尔丹并不甘心此次失败，经过几年恢复，于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又率骑兵两万，进抵巴颜乌兰一带，一度沉寂的战火再起。清军十万于次年二月兵分三路出击，同年五月十三日清军的西路费扬古军在昭莫多与噶尔丹军相遇，这是一次主力决战。昭莫多一战全歼噶尔丹军主力，噶尔丹率残部退回塔米尔河流域，从此一蹶不振。在清军的追剿中，噶尔丹四处流窜，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穆塔台暴病而死。
噶尔丹穷兵黩武，兵败身亡，给准噶尔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准噶尔部却并未因此而中衰；相反，他们在策妄阿拉布坦的领导下，迅速克服战祸的灾难，使准噶尔部走上了兴盛发展的新时期。
（二）准噶尔部的兴盛
1﹒策妄阿拉布坦父子时期准噶尔社会经济的发展
噶尔丹兵败身亡后，部众溃散，准噶尔部力量受到极大打击，元气大伤。但在策妄阿拉布坦（1688-1727）及其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统治时期，不仅很快恢复元气，并且走上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道路。
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之子，生于康熙四年（1665）。初附牧于噶尔丹。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杀死了策妄阿拉布坦之弟索诺木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率部众5000人逃往额琳哈必尔噶，打退了噶尔丹的追击，定牧于博尔塔拉、伊犁一带，后又将势力扩展到阿尔泰地区。及至噶尔丹败亡，策妄阿拉布坦因在对噶尔丹战争中支持清政府，获得了大批噶尔丹的部众与牧地。康熙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相继出兵进攻哈萨克，夺取了额尔齐斯河西岸及哈萨克草原的大片地方，势力伸展至锡尔河下游（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康熙四十三年又并吞土尔扈特散扎布属下15000余人，统治了天山南路的回疆地区，使准噶尔进入了全盛时期。
在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部虽然也经常与周围诸民族发生冲突，但总的来说，较之噶尔丹统治准噶尔时具有相对的稳定与和平，加上他们比较重视生产发展，因此这一时期准噶尔部的社会经济比前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
首先是畜牧业生产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伊犁、乌鲁木齐、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尔扎尔）、珠勒都斯（今新疆和静县西北）、玛纳斯、巴彦岱等地出现了马、驼、牛、羊遍山谷的繁荣景象。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准噶尔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有了很大增进。乾隆五年（1740）春，清朝政府允准每四年在北京和肃州两地分别同准噶尔进行互市，准噶尔前来贸易的商队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甚至三次。乾隆九年准噶尔商队赶运到肃州贸易的羊只达23000余只。这样大规模而频繁的贸易活动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在农业和手工业上。农业生产早在巴图尔珲台吉统治时就已受到重视。不过，当时的农业生产规模尚有限，一般只分布在台吉们的牙帐周围，在准噶尔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由于实行奖励农业的政策，不仅出现了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及乌鲁木齐等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农业区域，在乌苏、奇台、焉耆等地也有不少耕地，其农作物品种除小麦、大麦、高粱、青稞等粮食作物外，还有棉、麻等经济作物和蔬菜、瓜果等。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反映了农业发展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准噶尔贵族还从天山南路把大批维吾尔人强行迁移到伊犁地区从事农业，这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和准噶尔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时期准噶尔地区还出现了呢绒、布匹、皮革、造纸、印刷、兵器制造及矿冶等手工业作坊，同时还有造大车、马具，织毡毯、坐褥等手工业。准噶尔的手工业虽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有所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许多方面还远没有形成独立的和稳定的生产行业，而其经济作用也远未达到自给的程度。因此，除兵器外，许多生活必需品都要由邻近各族人民供给，或从与中原地区人民进行互市中取得。
2﹒策妄阿拉布坦父子时期准噶尔的内政与外交
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为加强对控制地域的统治，不断健全统治体制、强化统治权力。
准噶尔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隶属于汗王统治。策妄阿拉布坦时，把原来的十二个鄂托克逐步增设至二十四个鄂托克。到了噶尔丹策零时，又在二十四鄂托克外，设立了二十一昂吉，在二十一昂吉内又设立六游牧台吉。供养喇嘛的鄂托克也由原来的五集赛逐渐扩展为九集赛。
为了加强对维吾尔等族人民的统治，准噶尔贵族还施行“人质制”。“人质制”在噶尔丹征服回疆时就已推行，噶尔丹败亡后这一政策仍被继承。准噶尔贵族通过“人质制”干涉被征服民族的内部事务，向被征服民族征收赋税，防止被征服民族的反抗。作为“人质”必须受到准噶尔贵族的严密监视，但一般并不任意杀害，并允许提供“人质”的民族或地区定期由亲族中的人来替换。
策妄阿拉布坦父子领导下的准噶尔成为雄踞西北的政治势力，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准噶尔与中原地区贸易交往的空前发展是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在近半个世纪中准、清之间也发生过冲突，乃至兵戎相见。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策妄阿拉布坦借口贸易商人在哈密受到“阻截”，率兵两千袭击哈密北境。次年六月，他又派大策零敦多布率兵六千进军西藏，并于五十六年十月攻占拉萨，杀拉藏汗。准噶尔贵族扰藏，清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康熙五十九年，清廷遣兵两路进藏平乱。同年八月清军进入拉萨，大策零敦多布逃回准噶尔。雍正元年（1723）策妄阿拉布坦遣使到北京，修复旧好，双方矛盾冰释。
雍正五年，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部首领，派遣使臣到北京纳贡；但因清政府要求噶尔丹策零交回罗卜藏丹津，引起双方误解，战祸重启。
雍正九年六月，清、准在和通淖尔进行交战，清军傅尔丹部几乎全军覆没。次年，双方再次激战于额尔德尼招，准噶尔部遭受惨重损失。噶尔丹策零于雍正十一年冬被迫请和。清政府为此两次遣使赴准噶尔进行划定准噶尔与喀尔喀游牧界谈判。乾隆四年（1739）冬牧界谈判正式达成协议：循布延图河（今蒙古国境内），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乌克克岭（今新疆友谊峰）、噶克察等处为界，北以孙多尔库奎、多尔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等处为界。准噶尔部仍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台岭；喀尔喀部，只在扎卜堪等处游牧。自此之后，准噶尔和内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比以前更加紧密，准噶尔到内地贸易的商队和贡使，络绎不绝。
（三）准噶尔部的危机
1﹒准噶尔统治集团内讧加剧
乾隆十年（1745）十月，噶尔丹策零病逝。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斗争。噶尔丹策零有三儿一女：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幼子策妄达什，女儿乌兰巴雅尔。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因“母贵”，根据噶尔丹策零遗嘱，于乾隆十一年初继承汗位。喇嘛达尔札不肯罢休，一直谋求篡位。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不谙政事、昏庸暴戾，上台不久便激起部属众人不满。喇嘛达尔札趁机于乾隆十五年发动兵变，擒获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自己登上准噶尔汗宝座。
喇嘛达尔札系噶尔丹策零“外妇”所生，出身卑贱，为准噶尔部诸台吉所不服。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的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不听喇嘛达尔札调遣，相互矛盾不断发展、扩大。素有政治野心的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遂怂恿支持达瓦齐反对喇嘛达尔札，两人结成反对喇嘛达尔札的联盟。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他们袭杀喇嘛达尔札，达瓦齐登上准噶尔汗位。
达瓦齐上台后，招抚部众，收回眷属，将原来所领塔尔巴哈台牧地全部送给阿睦尔撒纳，以酬其拥立之功。达瓦齐对清政府采取了和好归附的态度。乾隆十九年五月，遣使至北京上表请享受与噶尔丹策零同等之礼遇，并请允派人赴藏礼佛。
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联盟是不牢固的，一旦达瓦齐登上汗位，往昔的盟友便成了今日争斗的敌手。阿睦尔撒纳觊觎谋求卫拉特四部总台吉之位由来已久，由于他非准噶尔直系，未能赢得准噶尔贵族支持。故拥达瓦齐以自重，伺机取而代之。他原居于雅尔，娶杜尔伯特部台吉达什之女为妻，后袭杀达什，迁帐额尔齐斯河而据其地，得行令于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
阿睦尔撒纳羽翼渐丰，不仅不愿再受命于达瓦齐，且欲同达瓦齐争夺汗位。乾隆十八年十月，阿睦尔撒纳向达瓦齐提出分辖准噶尔诸部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战乱又起。次年六月，达瓦齐率军三万大败阿睦尔撒纳。八月，阿睦尔撒纳取道科布多归附清政府。一同归附的还有纳默库、班珠尔，共领兵5000余名，部众20000余口。
至此，清政府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已持续了近十年的准噶尔部贵族的内讧，使准噶尔部的危机更趋复杂、激烈。
2﹒阿睦尔撒纳的覆亡
阿睦尔撒纳的附清，促使清政府作出出兵准噶尔的决定。乾隆十九年底，清政府决定分兵两路远征伊犁。次年一月，远征准备就绪，乾隆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从北路进军；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从西路进军。两路军各拥兵25000人、马70000匹。北路军出乌里雅苏台，西路军出巴里坤，约期会师于博罗塔拉河。
内附的卫拉特各部首领积极参加此次远征行动，除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先锋队由北路进军外，额附色布腾巴尔珠尔、郡王青滚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均随行。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率先锋由西路进军，郡王班珠尔、扎拉丰阿等随行。杜尔伯特三车凌及讷黔库也率所部兵丁随征。准噶尔部人民早已厌恶内讧带来的混乱，盼望出现和平安定的局面。因此，两路大军所过之处，各地宰桑、台吉皆率属归附，进军神速，五月初，两路大军会师博罗塔拉，继续向伊犁挺进。
达瓦齐众叛亲离，尽力组织有效抵抗，率护卫亲兵万人退守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固守。五月十四日夜，清军夜袭格登山，达瓦齐大败，仅率亲信70余人越库鲁克岭（在伊犁之南、阿克苏之北）逃往天山以南，为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获，押交清军，献俘于北京午门。乾隆特赦了达瓦齐，并封他为亲王，还配以宗室之女，留住京城，后病死京都。
乾隆在击溃达瓦齐后，即按众人建议以分其势的既定方针，将卫拉特四部各封为汗，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但是，此策未及实施，阿睦尔撒纳已发动了战乱。
阿睦尔撒纳归附清朝，原意是欲借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消灭达瓦齐势力，以实现谋取卫拉特四部大汗的目的。因此，对乾隆分封四汗之举心怀不满，处处以总汗自居，并四处遣人，招兵买马，竭力扩展自己的势力。
清政府察知阿睦尔撒纳的野心，召其入觐承德。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年八月十日从伊犁起程，八月十九日行至乌隆古河时便率众叛逃。次年一月，阿睦尔撒纳聚众于博罗塔拉。二月，清军分西路、北路两路夹攻，很快便攻克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清军经过近一年半的征战，彻底击溃阿睦尔撒纳。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阿睦尔撒纳由哈萨克逃入俄国的谢米巴垃丁斯克要塞。八月二十日，他被送到托波尔斯克，受到西伯利亚总督格拉勃洛夫的接见。俄国总督将其安置于托波尔斯克郊区，给予优待和保护。九月十五日，阿睦尔撒纳身患天花，九月二十一日病死于异乡。
准噶尔部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内讧与战乱，或投归清廷，或死于战祸，元气大伤，无法重振昔日之雄威，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
三、统治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17至18世纪前期）
16世纪中期，和硕特部成为卫拉特诸部中最强大的部落。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卫拉特蒙古大迁徙时期，大部分和硕特部众在顾实汗率领下南迁青海，征服了原统治青海地区的喀尔喀部却图汗，随即在西藏黄教僧侣上层支持下进军康、藏地区，在拉萨建立了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辖区包括今天的青海、西藏和甘肃、四川的藏族地区。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为准噶尔部所摧毁，雍正三年（1725）青海和硕特部最后被划为清王朝的二十一个札萨克旗。综观和硕特部统治青藏高原的近百年时间，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一）和硕特部进据青藏高原确立统治时期（1636-1642）；（二）和硕特部统治青海、西藏时期（1642-1703）；（三）和硕特部在西藏统治的告终（1703-1717）；（四）和硕特部对青海统治的终结（1722-1725）。
（一）和硕特部进据青藏高原确立统治时期（1636-1642）
明崇祯九年（1636）秋，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率领卫拉特诸部联军，远征青海，揭开了和硕特部统治青藏高原的序幕。
根据回鹘蒙文和托忒文文献记载，参加这次远征的还有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土尔扈特的墨尔根特木纳等卫拉特著名首领，联军的主力是和硕特为中路，准噶尔为左翼，土尔扈特为右翼，杜尔伯特与辉特为殿后部队。
顾实汗率领的卫拉特联军遇到的第一个敌人是统治青海的喀尔喀部却图汗（绰克图台吉）。崇祯十年初，却图汗率兵四万，迎战于青海湖之北，卫拉特联军以少胜多，此役即是青海史上有名的血山之战。顾实汗之子达赖台吉率兵穷追，在哈尔盖冰川，却图汗被执杀，全军覆没。
顾实汗消灭了却图汗后，陆续将自己的部众移牧青海。为了酬谢这次进军青海的同盟者，顾实汗赠予巴图尔珲台吉大量礼物，并将自己的女儿阿敏达兰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一说是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之子），然后将巴图尔珲台吉及其部众送归准噶尔。
崇祯十一年顾实汗以香客身份到拉萨，达赖喇嘛在大昭寺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会，并授予他“丹津却吉杰波”（佛教护法王）的称号。顾实汗在与达赖五世为首的西藏僧俗上层的会晤中商定，为扩大政治实力，派出代表与清政权建立联系。顾实汗此时进据西藏的战略步骤是：先以武力消灭康区白利土司，然后进军西藏，歼灭第悉藏巴的势力。
此时白利土司对却图汗的败亡大为震惊，崇祯十二年白利土司致信第悉藏巴，约其于次年共同举兵夹击黄教势力，但这封信落到了顾实汗手中。同年五月，顾实汗率军来到康区，很快征服了白利土司所属的一些小部落。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于次年十一月擒获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同年冬将其处死。顾实汗释放了被白利土司囚禁的萨迦派、格鲁派、噶玛噶举派喇嘛僧人，从而使和硕特人得到了西藏各教派僧人的尊敬。消灭白利土司之后，和硕特人已统治了青海、川、康一带的安多地区，此时顾实汗已经征服了西藏本部之外的藏族居住地区。
顾实汗统一青藏地区的最后一个敌手是后藏的藏巴汗噶玛·丹迥旺波。崇祯十四年顾实汗佯装从康区返回青海，乘藏巴汗放松戒备，亲率大军经当雄到后藏，先后在札噶尔、梅托塘击败藏巴汗。次年和硕特军攻占后藏首府日喀则，生擒藏巴汗，顾实汗命令将藏巴汗用牛皮缝裹投入日喀则附近的雅鲁藏布江中。
藏巴汗被消灭，标志着以顾实汗为首领的和硕特部统一青藏高原过程的最后完成。《西藏王臣记》记述：“在壬午年（藏历水马年，1642）二月二十五日，所有西藏木门人家王臣全体都降低了骄横的气焰，俯首礼拜，而恭敬归顺。于是依《时轮》初年计时于三月望日，完成统一西藏事业，成为全藏三区之王。”这一天顾实汗宣布自己是全藏和蒙古的最高统治者，并践位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狮子宝座之上。顾实汗直辖青海和西藏，从此青藏地区在政治、行政方面被连在一起了。西藏地区自吐蕃王朝崩溃后，经过了长时期的动乱，终于在和硕特蒙古人征服下完成了统一。这个统一，是明末清初卫拉特社会和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蒙藏僧俗贵族的结盟是实现统一的保证。
（二）和硕特部统治青海、西藏时期（1642-1703）
1642年顾实汗实现了对青海、西藏的统治后，大体上经历了顾实汗父子统治时期（1642-1671）、达赖汗统治时期（1671-1703），下面依次作一概述。
1﹒顾实汗父子统治时期（1642-1671）
1642年顾实汗登上拉萨布达拉宫狮子宝座，成为统治青海、西藏地区的最高汗王，统治两地军政事务，由达赖、班禅掌握西藏宗教和寺院经济权力。顾实汗直接任命第巴，第一任第巴是索南绕丹，他是顾实汗南下青海的重要引线人之一，是其信赖的藏族官员。顾实汗在保留西藏地方政府原有的十三种官职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些新的官职，其中“噶伦”、“代本”后为清朝所袭用，成为清朝统治西藏的一种体制。
顾实汗深知掌握军权对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他直接控制全部军队，令长子达延（号鄂齐尔汗）以汗位继承者的身份，统率留驻西藏的八个旗蒙古军，驻牧达木。很明显，顾实汗建立的是以和硕特汗为首的蒙藏僧俗贵族联合统治的封建政权，青海、西康直接由和硕特蒙古人统治，而对西藏地区则实行政教合一、蒙藏联合的统治体制。
顾实汗在政治上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少数民族领袖，他从明清之际国内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中认识到明王朝行将没落与新兴满洲贵族的势力锐不可挡，早在进据青海之初，就同后金政权建立了联系。1637年顾实汗进据青海后，即与达赖、班禅等西藏僧俗头面人物共同派出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代表团去盛京，这个代表团于后金崇德七年（1642）十月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皇太极在致顾实汗的谕旨中对其经略青藏地区的事业表示了实际上的支持。自此之后，顾实汗和达赖五世几乎每年都遣使北京。顾实汗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还极力促使达赖五世与清政府加强联系，促成了达赖五世于顺治九年（1652）亲率班禅和顾实汗的代表来到北京，受到顺治帝的隆重接待。清政府在册封达赖五世同时，专派使臣去西藏，给顾实汗赉送金册、金印，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实际上是清政府对顾实汗在西藏、青海建立的政权的正式册封。从此，顾实汗作为受清政府册封的政治首领统治着整个青藏高原。
青海是和硕特部统治青藏地区的根据地。自明崇祯十年（1637）占领了青海后，统治和经营青海达86年，和硕特贵族的游牧封地大多数分布在青海湖四周的牧场上。顾实汗在拉萨执掌政教大权后，即命其第六子达赖巴图尔以副王的身份统领青海诸蒙古，形成了称之为青海八台吉的游牧封建统治核心。和硕特封建主通过定期会盟来约束诸台吉，因此，“会盟”制度成为和硕特蒙古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青海会盟的固定场所是在西宁西南130里的察罕托罗海（意为白头山），会盟的领袖是青海八台吉（又称和硕特八台吉）。八台吉以洪台吉（后称“总管王”）为首，达赖巴图尔即是首任洪台吉，他上戴顾实汗，下辖青海和硕特诸部。大致到康熙四年（1665）左右，青海八台吉下辖诸台吉的游牧封地，在行政上以西宁-东科尔庙-日月山-青海湖东北岸-布降吉尔河一线为界分为左、右两翼。以北为左翼，以南为右翼，各设翼长。右翼长一直由顾实汗第六子达赖巴图尔一系担任，左翼长开始由达延汗的子孙担任，到康熙五十五年清朝便重新任命顾实汗第四子达兰泰之孙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鼎分领青海左翼。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1655年1月20日）顾实汗在拉萨哲蚌寺去世，长子达延汗即汗位。达延汗生于1596年，曾参加顾实汗统一青海高原的战争，最后打败并生擒了却图汗。之后，顾实汗又命他留居西藏，统领驻藏蒙古兵，驻牧达木。达延汗执政期间为继续巩固和硕特蒙古在青海高原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迅速镇压了后藏诺尔布领导的反对和硕特贵族和黄教僧侣集团联合统治的起事，另一方面则加强与清朝政府的和好关系。据载，顺治十七年（1660）和康熙二年（1663）、四年，达延汗均遣使进贡，康熙也曾颁给“土伯忒国之主卫拉特鄂齐尔汗（即达延汗）”以敕诰、印玺，并派16人到拉萨学经。
康熙七年，达延汗去世，顾实汗第六子达赖巴图尔在拉萨行使汗权，但未正式称汗。
和硕特蒙古经顾实汗和达延汗的经营，完全建立了对青海、西藏的统治体制，结束了青藏地区长期战乱割据的状态，使蒙藏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加强了蒙藏地区与清政府及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达赖汗统治时期（1671-1703）
达赖汗是达延汗长子，康熙十年（1671）在拉萨即汗位，称丹津达赖扎勒布。他在位的三十年，是和硕特贵族与西藏黄教僧侣集团的联盟瓦解，并为争夺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权互相争斗的时期。
达赖汗即位之前，由于第一任第巴索南绕丹于康熙七年去世，达赖五世即在次年任命了新的第巴。达赖汗即位后承认了这一任命。自此和硕特汗王实际上失去了对第巴的任命权。
随着和硕特贵族摧垮了后藏反黄教势力。加之，1681年至1683年和硕特军队对拉达克战争的胜利，在反对红教势力斗争中结成的和硕特贵族与黄教僧侣上层间的联盟也出现了裂痕，一些西藏上层贵族不满和硕特贵族大权独揽的局面，希望恢复以往藏王的统治。
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圆寂后，西藏贵族的活动更加积极，他们的代表人物即是第巴桑结嘉措（1653-1705），他于康熙十八年出任第巴。达赖五世去世后，第巴桑结嘉措采取了“匿丧”的手段，宣布达赖五世“入定”，除第巴外不见任何人。此举实际上等于第巴桑结嘉措自己做了达赖喇嘛。当时，在西藏同外界的关系中，第巴左右和硕特汗王，和硕特汗权完全旁落。康熙三十三年清政府赐第巴以“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布忒达阿白迪”系梵文，藏文作桑结嘉措，意为觉海）。这一称号和印玺意味着第巴是一个掌教的法王。但此时的第巴已不仅是掌教的法王，实际上也是掌政的藏王。
第巴桑结嘉措还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和硕特汗的根基地青海。据《清实录》载，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达赖五世死讯公开后，第巴曾下令青海诸首领“在察罕托罗海地方会盟缮修器械”。以往青海诸台吉会盟第巴是无权过问的，这件事本身表明第巴权力的触角已深入青海。
达赖汗在位三十年，死于康熙四十年。达赖汗时期，第巴桑结嘉措大权独揽，和硕特汗权受到严重挑战，蒙藏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达赖汗死后，由长子旺札勒即位，为时不长，康熙四十二年其弟拉藏汗发动政变，夺取了汗位。蒙藏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从此走向公开化，这场斗争以第巴桑结嘉措被处死，拉藏汗恢复顾实汗时期蒙古汗的一切权势而告结束。
（三）和硕特部在西藏统治的告终（1703-1717）
1﹒拉藏汗重振和硕特汗权
拉藏汗执政后，首要目标是恢复顾实汗时期蒙古汗的一切权势。拥有实力的第巴桑结嘉措为保持既得权力，寸步不让，最后终于导致双方兵戈相向。康熙四十四年（1705）夏天，拉藏汗召集驻牧于达木的蒙古军，分三路围攻拉萨。第巴桑结嘉措立刻向西藏中部、康区和阿里地区调集军队，双方决战，藏军大败。第巴投降后被拉藏汗下令处死。
军事上全胜，使拉藏汗重新主宰全藏。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拉藏汗首先废黜第巴官职。当时任第巴之职的是桑结嘉措之子阿旺林钦，康熙四十五年拉藏汗将其罢官后押送北京，从此西藏政务均由和硕特汗直接掌握。
拉藏汗在集权的同时，积极同清政府修好。康熙四十五年拉藏汗的使者抵北京，报告执杀桑结嘉措的情由。清政府派席柱等赴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正式承认和硕特汗的地位。
拉藏汗为了进一步控制西藏的黄教僧侣集团，决定废除第巴桑结嘉措认立的六世达赖仓洋嘉措，但此举遭到了以甘丹寺住持为首的大喇嘛的反对，他们坚持说达赖六世仓洋嘉措是合法的。拉藏汗决定使用暴力，悍然下令废除仓洋嘉措的圣职，押送北京。仓洋嘉措在途中病逝于青海贡噶诺尔湖（一说逃亡于阿拉善地区）。
拉藏汗自立了一个新的达赖六世，康熙四十六年在布达拉宫坐床，法号阿旺益西嘉措。但是拉藏汗错误估计了形势，擅立新的达赖六世和仓洋嘉措病死于青海，不仅激怒了西藏黄教僧侣集团，而且伤害了笃信喇嘛教的青海蒙古台吉的宗教感情。西藏黄教僧侣集团在青海和硕特台吉们的支持下，议立达赖七世，以对抗拉藏汗所立之第二个达赖六世。
在围绕废立达赖的斗争中，拉藏汗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康熙四十八年，清政府派拉都浑赴藏调查，当得知拉藏汗所立之达赖六世是得到班禅的承认后，便宣称拉藏汗此举合法，并于次年正式册封阿旺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清政府的支持，缓和了拉藏汗的困难处境，但并未改变其在青藏地区的孤立地位。拉藏汗为转移人们的视线，于康熙五十三年突然发动对不丹的战争，结果大败而归。拉藏汗在对外战争中的失利，使西藏的政局更加动荡。
拉藏汗的统治走到了尽头。
2﹒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统治的告终
正当拉藏汗为维护和硕特汗权进行着拼死斗争之时，和硕特汗王的盟友、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却在策划着实施控制西藏的计谋。
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兵败身亡，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汗。他的势力日益增长，征服回部，多次出征哈萨克等族，并进一步想控制西藏，挟达赖喇嘛以令众蒙古，拉藏汗与西藏黄教僧侣集团围绕六世达赖的斗争，为策妄阿拉布坦进军西藏提供了有利时机。
康熙五十五年底，策妄阿拉布坦派出两支军队：一支由其堂弟大策零敦多卜率领进军西藏；另一支约300人队伍出征青海，目标是从塔尔寺抢出达赖转世灵童噶桑嘉措，但因人数太少，未能奏效。大策零敦多卜率领的准噶尔军，由阿里边区进入西藏。拉藏汗仓促应战，两军在达木对峙。五十六年十月拉藏汗退守拉萨。大策零敦多卜分兵四路向拉萨进军，十一月一日攻取了布达拉宫。拉藏汗和他的次子以及部分随从出城逃窜，拉藏汗死于乱军之中。
准噶尔军占领拉萨后，组织了以西藏东北地区第巴达孜巴为首的政府，他完全是准噶尔军事统治的傀儡。
和硕特汗对西藏75年的统治，在准噶尔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土崩瓦解。清政府在“驱准保藏”的旗号下于康熙五十九年出兵西藏，并取得了彻底胜利。从而，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四）和硕特部对青海统治的终结（1722-1725）
清朝政府“驱准保藏”战争胜利后，西藏地区归于清朝政府直接统治，但是，和硕特汗不甘心轻易丢掉在藏的特权，罗卜藏丹津领导的反清事件，正是和硕特汗为恢复在西藏汗权的失败尝试。战争的结局却是和硕特贵族对青海统治的终结。
罗卜藏丹津是顾实汗之孙，其父达什巴图尔是顾实汗第十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清政府封为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袭父爵，成为青海和硕特贵族中唯一的亲王，一直怀有恢复顾实汗霸业、总长诸部、君临西藏的政治抱负。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时，罗卜藏丹津怀着极大的希望参加了延信率领的北路军，扈从达赖喇嘛入藏。
清军占领西藏后，组织了一个地方政府，由喀尔喀王公策旺诺尔布·敦多卜多尔济，和硕特贵族罗卜藏丹津、阿宝，西藏贵族阿尔布巴、隆布鼐组成。这些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策旺诺尔布，阿宝是阿拉善郡王、康熙的额驸。真正作为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代表的唯有罗卜藏丹津，而他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更使罗卜藏丹津失望的是康熙六十年清朝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改组，除了继续留策旺诺尔布率官兵镇守西藏外，又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固山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理前藏事务；颇罗鼐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事。此举说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再设藏王之职，罗卜藏丹津再建和硕特汗权的美梦化为泡影。
更让罗卜藏丹津无法容忍的是，雍正初年清廷封赏参加西藏战争的青海蒙古王公台吉时，他仅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而对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则分别封为亲王和郡王。清朝政府对和硕特贵族中势力最强的罗卜藏丹津的恩赏微乎其微，而对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则明显优厚，显然是为了削弱罗卜藏丹津的权力。此时，罗卜藏丹津不但藏王没有当成，连统领青海都做不到，清政府命他同察罕丹津同领青海右翼蒙古诸部。
雍正元年（1723）七月，罗卜藏丹津与青海各台吉会盟察罕托罗海，自称达赖珲台吉，同年十月，罗卜藏丹津率军进攻西宁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北川上新城等地。清政府立即派遣年羹尧、岳钟琪率军讨伐，至次年三月，和硕特反清军队大败，罗卜藏丹津化装后逃窜准噶尔。
清朝政府为了巩固战争成果，采纳了陕甘总督年羹尧提出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建立了清朝在青海统治的新体制。这一统治新体制的基本点是：
一是建立盟旗制度。对青海蒙古诸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划清各游牧地的界限，施行盟旗制度。
二是废除青海及其周围藏族对和硕特贵族的隶属关系，授其头人以土司千户、百户、土司巡检等职，直接接受附近道、厅、卫所管辖。
三是在经济上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对西宁周边可耕之地，实行开垦屯种，规定免征赋税三年。
四是整顿喇嘛寺庙，将其置于清朝控制之下。对于作为罗卜藏丹津反清重要据点的塔尔寺，除已处死的几个大喇嘛外，选留300名，余均遣散。喇嘛寺庙每年由政府稽查两次，同时规定寺庙不能直接向属民征收租粮、衣服、银两。
清政府在推行上述善后措施的同时，还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进行调整。雍正三年（1725）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即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任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一切政务，从此使青海地区完全置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
四、远迁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17至18世纪70年代）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国，直至1771年渥巴锡率部东返故土。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流域所建立的封建汗国大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一）1632年至1669年，即和鄂尔勒克率部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其子书库尔岱青、孙朋楚克开拓局面，建立政权，是土尔扈特汗国的初创时期。（二）1670年至1724年，即著名汗王阿玉奇执政的年代，由于他卓有成效的统治，致使其势力不断发展与壮大，是土尔扈特汗国的鼎盛时期。（三）1724年至1761年，即阿玉奇汗逝世后，由于王公贵族内部为争夺汗位继承而造成汗国内乱频仍与汗位不断更迭，是汗国由兴盛转向衰落的动荡时期。（四）1761年至1771年，亦即渥巴锡执政时期，由于沙皇俄国控制空前加剧而造成汗国严重政治危机，终于导致了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土尔扈特汗国走向瓦解。
（一）土尔扈特汗国的初创时期（1632-1670）
大约在17世纪30年代初，和鄂尔勒克率领土尔扈特部众和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约5万帐牧民离开其原来的牧地——塔尔巴哈台地区，远徙到了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放牧。伏尔加河下游这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本来是诺盖人迁徙后遗留的弃地，当时俄国势力远未能控制这一地区。和鄂尔勒克率部众来到后，即“放牧牲畜，逐水草围猎之利”，并置鄂拓克、设宰桑，开始了艰辛的创业。
和鄂尔勒克及其子书库尔岱青、孙朋楚克的执政时期，其政治活动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加强与卫拉特蒙古诸部以及清政府的联系；二是处理与俄国政府的关系。而这二者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同步发展的。
为了增强自己在与俄国政府交往中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和鄂尔勒克不得不加强与卫拉特诸部的联系。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参加喀尔喀蒙古与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的联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东、西蒙古各部首领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书库尔岱青继汗位后，曾到西藏礼佛，并留居西藏多年，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支持。与此同时，书库尔岱青执政初期，便着手与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朝建立了关系。顺治三年（1646）书库尔岱青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顾实汗，向清朝政府奉表贡之后，使臣进京不断。
书库尔岱青为强化对汗国的统治，设置并初步健全了政权机构。当时在书库尔岱青之下已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这个机构由书库尔岱青的近亲和当地兀鲁思长官组成。当时还有一支约有8万名士兵的军队。可以看出，随着书库尔岱青权力的集中，在伏尔加河下游已建立起一个以土尔扈特部为中心的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廷。
初创的土尔扈特汗国面临的严峻课题，是如何处理好与俄国的关系。
和鄂尔勒克来到伏尔加河下游后，从未有臣属于俄国的想法，而这正是与俄国的扩张政策相对立的。俄国政府为巩固已征服的喀山与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的既得利益，处心积虑地想控制这些新来的游牧民族。双方多次发生武装冲突。1644年和鄂尔勒克战死在阿斯特拉罕城下。在这次武装冲突中，土尔扈特部队遭到惨重伤亡。
书库尔岱青和朋楚克执政期间，在对俄关系上作了灵活的调整。自1655年至1661年，土尔扈特首领与俄国政府共举行了五次谈判，双方交涉的焦点主要是土尔扈特游牧区域的确定和沙皇要求汗国“臣服”的问题。通过外交上多次斗争，虽然表面上土尔扈特向俄国政府“宣誓臣服”，但事实上履行宣誓仪式对汗国台吉来说，不过是应付俄国的一种策略手段，是为了争得游牧与生活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每次“宣誓”之后，汗国首领们依旧我行我素，并不受誓约的束缚，正如当时一个俄国使臣所说：“（书库尔）岱青和他的使臣们多次向陛下宣誓，但一点也不守信义。”
建立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汗国，是经过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孙两代的努力建成的。如果说和鄂尔勒克为了摆脱卫拉特诸部纷争而给土尔扈特人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开辟新的游牧场地，那么他的继承人书库尔岱青和朋楚克便是在这块新的牧地上建立起土尔扈特汗国的第一代统治者。
（二）土尔扈特汗国的鼎盛时期（1670-1724）
1670年朋楚克病逝，其子阿玉奇执政。阿玉奇生于1642年，自幼生活在准噶尔，深受外祖父巴图尔珲台吉的熏陶与教育。1654年随其祖父书库尔岱青回伏尔加河畔。阿玉奇统治土尔扈特汗国50余年，将汗国推向了鼎盛的发展时期。
阿玉奇执政之初即集中全力击败了汗国内部力量强大的异己势力和硕特王公阿巴赖台吉，并进而对邻族发动攻势，先后击败克里木人、希瓦人、库班一带的山民。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使阿玉奇不仅统一了汗国内部，巩固了汗国政权，还使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
阿玉奇继承和发展了其先辈的对俄政策，虽然在表面上臣服于沙皇，但在内政与外交上均保持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阿玉奇曾多次向俄国政府表示：他是俄国政府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声名显赫的沙皇彼得一世也承认阿玉奇是他的同盟者。1722年，彼得一世远征波斯时，在阿斯特拉罕停留时，以元首之礼在自己的游艇里隆重会见了阿玉奇。
阿玉奇执政期间，还积极同祖国进行联系，把其先辈与祖国建立起的多渠道联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加强与卫拉特蒙古诸部的联系。阿玉奇继续奉行与卫拉特及其他蒙古各部联姻的方针。其妹多尔济喇布坦嫁给和硕特部著名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他还将两个女儿分别嫁于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和喀尔喀墨尔根汗额列克。贵族间的联姻，增强了土尔扈特蒙古与其他蒙古各部的政治联系。
二是与西藏地方建立联系。阿玉奇执政后，深知取得西藏喇嘛教神权对土尔扈特汗国支持的重要性。为此，他经常和达赖喇嘛进行交往。康熙二十九年（1690），达赖喇嘛赐给他汗的封号。阿玉奇自此称汗，从而大大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三是与清朝政府建立各种联系。阿玉奇汗支持清政府对噶尔丹的战争，并远道遣军至阿尔泰山一带与之配合。18世纪初由于策妄阿拉布坦阻挠，通道梗塞。阿玉奇汗于1709年派出以萨穆坦为首的使团，取道北路经西伯利亚及库伦、张家口等地，抵达北京，由此引发出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图理琛使团远访土尔扈特。
图理琛一行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自北京启程，于五十三年六月才抵达阿玉奇汗驻地、伏尔加河畔的马奴托海附近。当使团于六月初到达阿玉奇牙帐时，阿玉奇汗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在会见使团时谈到与祖国联系的困难处境，指出：“遣使往来人数极多，恐彼（指俄国）惮烦，断绝道途，我遂无路请安进贡矣。”阿玉奇汗还向使团详细询问了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他明确向使团表示：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图理琛：《异域录》卷下），表露出与故土亲人息息相关的真实情感。六月十四日，图理琛一行离开阿玉奇汗牙帐，翌年五月返回北京。
1724年2月19日，阿玉奇汗病逝，终年84岁。这位著名的游牧民族汗王，在他50余年执政期间，为了土尔扈特蒙古民族繁荣与强盛，作了不懈努力，使汗国在强大的沙皇俄国面前保持了独立与自主，博得了人们的崇敬与怀念。如托忒文史籍《卡尔梅克诸汗简史》中写道：阿玉奇汗一生“帮助了许多国家和部落，没有让卡尔梅克人衰弱与受欺。比他强大者尊重他，与他相衡者怕他，名义上是俄罗斯的臣民，可是一切事情均由自己做主，所以，他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王中最有威望的一位”。
（三）土尔扈特汗国的动乱时期（1724-1761）
争夺汗权的斗争不迭，俄国对汗国的控制加剧，构成了土尔扈特汗国动乱时期政治上的两大特点。
阿玉奇汗晚年曾指定其长子沙克都尔扎布为汗位继承人，但1722年沙克都尔扎布先于阿玉奇汗而去世，阿玉奇汗转而指定次子车凌端多布为汗位继承人。但车凌端多布实力微弱，不孚众望，阿玉奇汗一死，争夺汗位的斗争日趋公开，造成汗国长期动乱与不安。
当时参与汗权争夺的权力集团主要有四个，他们的代表人物：一是车凌端多布，二是沙克都尔扎布之子达桑格，三是阿玉奇汗之孙敦罗卜旺布，四是阿玉奇汗的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而此时沙皇俄国利用阿玉奇汗去世与贵族内部斗争的时机插手汗国的汗位继承，从而使汗国继承问题更加复杂化。最后由于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1724年9月车凌端多布成为汗国的执政者。俄国政府由此取得了任命土尔扈特汗王的特权。
车凌端多布执政10年，汗国贵族间兵戈相向持续不断，来自俄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又与日俱增，这促使汗国执政者及其人民不能不在感情上更加思念祖国亲人及曾亲切关怀过他们的清朝中央政府。他们企望通过加强与祖国联系，以改变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势单力孤的不利处境。
雍正八年（1730），车凌端多布派遣使臣赴京，并到西藏谒见达赖喇嘛。次年四月，雍正派出满泰使团携带雍正敕书到达汗国回访，受到车凌端多布的隆重接待。在会见时，车凌端多布向满泰表示，愿为清政府统一西北边疆效力。满泰使团对汗国的访问，确实在政治上给予车凌端多布以极大的支持，当俄国政府得知清朝皇帝承认车凌端多布为汗王时，也赶忙赠其封号，正式承认其汗王地位。
但是，车凌端多布很快在内战中为敦罗卜旺布所败，实际上失去了控制汗国的权力，敦罗卜旺布于1735年11月正式成为土尔扈特汗国的新汗王。敦罗卜旺布执政不到7年，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极力强化对汗国的统治，镇压一切异己政治势力，但结果是适得其反，造成汗国内部更大的动荡。1741年3月，敦罗卜旺布在汗国内乱的阴霾中死去。他临终时，指定自己爱妃贾恩之子兰杜勒为汗位继承人，给汗国埋藏下再一次内乱的祸根。
敦罗卜旺布指定的继承人兰杜勒时年刚满十岁，实际上为其生母贾恩左右。贾恩出身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卡尔巴金人，又不是敦罗卜旺布的可敦，这一切显然为笃信喇嘛教而又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土尔扈特王公贵族所不容。而俄国政府也因卡尔巴金人与俄国为敌，不能容忍贾恩独揽汗国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沙克都尔扎布之子敦罗布喇什，以其出身显贵和实力雄厚，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
1741年7月，敦罗布喇什在俄国的确认下，就任汗国督办，1758年7月正式成为土尔扈特汗国的汗王。敦罗布喇什执政约20年，汗国内乱基本平息，可是来自俄国的政治压力却与日俱增，强迫土尔扈特汗王接受屈辱性的人质制，敦罗布喇什将自己的次子萨赖送到了阿斯特拉罕，由于禁锢生活的折磨，1744年萨赖死于阿斯特拉罕。萨赖之死，给敦罗布喇什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从此他在对俄态度上由忍让转向对抗。
敦罗布喇什为了抵制俄国对土尔扈特汗国司法的干涉，公布了新的法规，即历史上有名的《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该补充法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除了对宗教教规、社会治安、司法制度等方面的规定外，还在文化教育以及抵御外敌侵略方面作了规定，明显表露出维护民族独立与抵制俄国控制的倾向。如规定汗国贵族和一般牧民子弟必须受教育和学习本民族文字，否则受罚。实际上这是对俄国文化侵略与思想奴役的抵制。至于有关对汗国贵族和牧民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的规定，更清楚地说明，土尔扈特人不仅有保卫汗国不受外敌侵犯的义务，而且汗国有独立对外作战的权力。所有这些，都是汗国为抵制俄国控制所作的努力。
敦罗布喇什还继续奉行其先辈加强与祖国联系的政策。他派遣的吹扎布使团，假道俄国，历时三年，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抵达北京，受到乾隆的接见。吹扎布代表敦罗布喇什向乾隆进献了贡品（其中的箭袋，今天仍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向乾隆诉说了土尔扈特人民在俄国压迫下的困难处境，申明：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关系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吹扎布使团的出访，使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应该看到，经过近40年的动乱，强大的土尔扈特汗国已不复存在，加上俄国压迫势力不断加剧，使汗国更趋衰落。1761年，敦罗布喇什病故，又给俄国政府加强对汗国的控制提供了良机，从而使汗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四）土尔扈特汗国政治危机加剧（1761-1771）
1761年，渥巴锡继其父敦罗布喇什之汗位，成为土尔扈特汗王。此时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国时期，俄国女沙皇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的支持下，对全国农民加强剥削与压迫的同时，对土尔扈特汗国也实行高压政策，力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之目的。
俄国政府首先通过改组扎尔固限制汗王的权力。扎尔固原是汗王实施自己统治意志的工具，但1762年俄国政府颁布的“扎尔固条例”，却规定汗王无权任命扎尔固成员，而应由俄国政府批准，而且汗王只有得到俄国政府允许，才能改变扎尔固的决定。
俄国政府还极力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扶植已东正教化了的敦杜克夫家族，以取代渥巴锡的统治，企图把整个土尔扈特汗国东正教化，使之成为俄国的顺民。
俄国政府向伏尔加河流域大量移民及其对土尔扈特汗国无休止的征兵，更是直接影响到土尔扈特人民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18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政府鼓励顿河两岸哥萨克成批地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定居，哥萨克移民来到伏尔加河下游后，使土尔扈特牧地逐渐缩小。与此同时，1763年后，俄国政府屡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争战，在俄国对外扩张中，土尔扈特人民死伤达七八万之众。牧地的缩小和人民死于战争，造成整个汗国的民族危机。
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汗国首领们，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摆脱俄国的奴役，经过充分酝酿，于1770年秋冬之交在维特梁卡（阿斯特拉罕省叶诺塔耶夫斯克以北）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外，还有舍楞、巴木巴尔、达什敦杜克和大喇嘛罗卜藏札尔桑（又译作洛桑丹增）等四人。会上经过庄严宣誓，决定在次年——虎年举族起义，东归故土。
1771年1月17日，土尔扈特抗俄武装起义爆发。起义军民袭击俄国驻军杜丁大尉兵营，并歼灭了基申斯科夫派遣的增援部队。渥巴锡将33000多户近17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三路大军，浩浩荡荡踏上东归故土的征程。经过十余天的急行军，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的先头部队摧毁了乌拉尔河上的俄军要塞，穿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迅速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
但是，东返征程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坦途。俄国政府在得到土尔扈特军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急命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率军截击，未获战果。接着又派出特鲁本堡将军率领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与此同时，在俄国政府唆使下，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联合巴什基尔人也不断发动袭击，给艰苦行军中的土尔扈特人造成巨大损失。而长途行军中无法避免的严寒、缺少补给，还有泥泞难行的黄水草滩和滴水不见的戈壁荒漠，致使疫病流行、人员锐减、牲畜大量死亡。土尔扈特队伍行进到姆英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与中帐阿布赉汗的5万联军重围。在此危机时刻，渥巴锡等冷静分析了形势，迅速派出使臣与哈萨克人谈判，并同意送回在押的一千名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喘息时间。渥巴锡利用这一宝贵时机，调整兵力，在第三天深夜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突出重围，继续东进。为了避开哈萨克封建主的袭击，东返队伍绕道巴尔喀什湖西南戈壁，经楚河、塔拉斯河，沿沙喇伯勒前进。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先遣部队，在伊犁河支流察林河畔与清军巡察部队相遇。六月初五（7月16日），清军总督伊昌阿、硕通率领之巡察部队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东返队伍的主力和家属。至此，悲壮的东返征程以土尔扈特军民的胜利而告完成。
乾隆特派伊犁将军舒赫德主持接纳收抚事宜。舒赫德在伊犁会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时向其宣谕：“尔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为了安定舍楞的疑惧情绪，特宣谕：不究前罪，论功行赏。清政府经过精心安排，渥巴锡一行于九月初八在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并随乾隆行围三天，至九月十三日离开木兰围场，于九月十七日抵承德避暑山庄。次日，即九月十八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与之长谈。渥巴锡等在避暑山庄期间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各种盛会，于九月三十日始分四批离开承德。
在承德期间，土尔扈特贵族接受了清政府的封赏：渥巴锡被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曾参加1770年维特梁卡会议的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分别被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毕锡哷勒图郡王，均为封爵之首。经渥巴锡推荐，另一个参加维特梁卡会议并在东返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达什敦多克，被封为一等台吉。
回归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众得到了清政府及时的赈济。清政府命张家口都统常青调赴牧畜赶赴新疆接济，又命陕甘总督吴进善拨款办运茶叶、羊只和皮张等接济，再命西安巡抚文授专程前往嘉峪关外料理。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救济物资，如衣服、口粮、帐篷、牲畜等由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蒙古等地及时运到，乾隆在《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中曾记载，当时赈济来归土尔扈特人众，计有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叶两万余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生活必需品。这些物资对饥困交加的土尔扈特人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使他们度过了回归故土后的第一个冬天。
清政府又按土尔扈特原部落系统，指定牧地、编设盟旗。清政府把塔尔巴哈台东、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额敏）、斋尔等地划为牧场，委任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默们图、恭格等人分任盟长。乾隆三十八年和四十年，又对土尔扈特部牧场进行调整。
渥巴锡所领之众，称旧土尔扈特部，划分南、北、东、西四路，分设四盟，各立盟长，颁发官印。南路在哈喇沙尔（今焉耆）裕勒都斯草原，置四旗，渥巴锡为盟长；北路在和布克赛尔，置二旗，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西路在精河县，置一旗，默们图为盟长；东路在库尔喀拉乌苏（今乌苏县），置二旗，巴木巴尔为盟长。
舍楞所领之众称新土尔扈特，驻牧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置二旗，舍楞任盟长。
和硕特恭格部，游牧于博斯腾湖畔（今和硕县），置四旗，恭格为盟长。
至此，远徙伏尔加河流域达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部人民，终于在祖邦故土生息游牧，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卫拉特蒙古的经济和文化习俗
17世纪上半叶以来，卫拉特蒙古诸部在政治上各自经历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但在经济、文化、习俗上却是息息相通，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本题以具有代表性的准噶尔部的情况为主，略作概述，时间界限基本上以18世纪中叶为下限，至于近代以来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化，尚待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们去探索。
（一）社会经济
卫拉特蒙古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畜牧业，牲畜主要为马、牛、羊、骆驼、驴、骡等。其中马、牛、羊的数量较多，骆驼次之，驴和骡的数量较少。所谓“逐水草、事畜牧”；“各有分地，问富强者，数牧畜多寡以对。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无一不取给予牲畜”，就是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卫拉特人养的羊，主要有山羊和绵羊两种，专供食用。马，大多数为“蒙古马”，马既是交通工具，又是重要的生活资料。牛，绝大部分是山牛，供挤奶、肉食及拉车。骆驼主要供运输。牧民们一年四季都徙牧，其运输任务通常都是依靠骆驼完成的。在卫拉特四部中，准噶尔人以善养马著称，阿克敦《德荫堂集》卷8云：“西塞四种厄鲁特人，驼马牛羊分牧之。种类之中，准噶尔善于牧马。”其牧养牲畜，除供自己食用外，也用以供应周围民族，特别是与中原地区各族进行贸易。明代卫拉特人与中原地区的互市中心是大同宣府。清代先是归化城，后是肃州、西宁、东科尔。
卫拉特蒙古人放牧牲畜，在夏季和秋季通常保持着以“和屯”方式的集体游牧，冬春两季则各自游牧。普通游牧民，大多数自己放牧牲畜。富裕牧民及有地位的诺颜，令属民或被掠夺来的奴隶放牧。
狩猎在卫拉特人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狩猎方式有两种：个人狩猎和集体狩猎。个人狩猎一般都在离居住地不远的地方进行，采用兽夹或火铳等工具。集体狩猎又称围猎。围猎主要在秋冬两季。此时“弓劲马强，兽肥隼击”，而家居多暇，或竟无事可做，便带着干粮、猎鹰、猎犬和弓箭，向野兽出没的山地出发。取得猎获物后，大体上都是平均分配，只将毛皮奖励首先射中者。
集体围猎的规模因时因地而异，少则数人、十数人，多则数百、数千，甚至上万人。围猎常常是远征、战争和袭击的同伴。军队出征时就经常以此获得食物并进行演习。猎获物大多是野羊、野驴、狐狸、狼、鹿、猞猁、野兔、貂、虎、豹等。
除畜牧和狩猎外，卫拉特蒙古人也兼营少量的农业。卫拉特人兼营农业早在元代就已产生。后经长期的发展，以及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等的倡导，至18世纪时有了较广泛的推广。准噶尔部封建主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不仅奖励广大游牧民从事开垦种植，还利用俘虏来的维吾尔族人为之耕种。1643年到过巴图尔珲台吉牙帐的俄国人伊林说：霍博克萨里是由三五个小镇构成的，但这里的小镇实际上是指一二幢砖房，通常只是一座喇嘛庙。巴图尔珲台吉不但请来了西藏喇嘛，引入了佛教的一切规矩，还将“布哈拉”的农业人口迁到这里。1654年经由额尔齐斯河到达北京的沙俄使臣巴伊科夫在其出使报告中指出，从恩库勒河溯额尔齐斯河而上，经过三天旅程，到达额尔齐斯河左岸，这里有两座大的佛寺，均用砖砌。当地种有小麦和糜、黍等许多谷物，种地的都是“布哈拉人”（见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1126、1145-1146页）。
这里所说的“布哈拉人”，就是维吾尔人的异称。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被迫到准噶尔地区为之耕种的人，几乎南疆各城都有。尤其是乌什、阿克苏、库车、叶尔羌、喀什噶尔的人最多。他们大多分布于伊犁和乌鲁木齐等地，被称为“塔里雅沁”或“塔兰奇”。除维吾尔人外，还有内地蒙古族、满族、汉族等各族人民，不过为数不多。
在卫拉特蒙古各部中，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首推杜尔伯特部，他们“俗兼耕牧”。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辉特部、和硕特部稍逊。
卫拉特蒙古人的耕作，大体上都是牛力犁耕，春种秋敛，不粪不薅，广种薄收，耕牧分处。其生产作物有大麦、小麦、黍、糜、青稞、南瓜、西瓜、葡萄、杏和苹果，以及蔬菜等。
手工业生产在卫拉特人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7世纪初年以前，卫拉特人的手工业主要是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男子从事木器、马鞍、弓箭、刀、矛、铠甲等的制造，妇女从事皮革加工、擀毡子、制皮靴等，都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但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畜牧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准噶尔地区开始出现了呢绒、布匹、皮革、造纸、兵器制造以及矿冶等手工业作坊。
呢绒的生产，相传与瑞典军官列纳特的传授有关。他曾经为准噶尔人培养了不少织呢匠人。
布匹的生产，详细情况目前还不清楚，可能是在与维吾尔人的长期共处中，逐渐取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
纸，用一种名叫“察逊”的草捣烂加工制成，以供书写。
冶炼和兵器制造业也有所发展。1716年被俘的俄国人索洛金证实，在他被拘期间，一直在特克斯湖畔为准噶尔人冶炼铁。铁矿是由卫拉特人自己开采的。他们用老法熔炼，用炼出的铁，制造刀、矛、盔甲。他们还制造三种不同型号的炮，计四磅炮十五门、小口径炮五门、十磅炮二十门。此外，还造枪支、火药和子弹，提炼硝磺和铜。
新的生产部门和手工业作坊的出现，标志着卫拉特人的手工业生产已从副业生产的位置逐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途径。从家庭手工业的狭隘范围内解脱出来，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对于当时卫拉特蒙古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文化习俗
卫拉特蒙古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方言和文字。其语言称托忒语。“托忒”意思是清楚、明了。它与东部蒙古语相比，有相同之处但又有所区别。如蒙古语称“小刀子”为“吉土嘎”，托忒语则称为“木达嘎”。卫拉特人的文字是“托忒”字，托忒字是1648年咱雅班第达在回鹘蒙文的基础上创造的，共15个字头，每个字头有7个音，总共105个音。字以木笔书写，直下，右行。它至今还为新疆等地蒙古人所使用。
卫拉特人有丰富的民间文学著作，最出名的有《江格尔》、《天女之惠》、《乌巴什珲台吉的故事》。《江格尔》是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它从流传到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些片断产生于12世纪森林狩猎民时代，而大部分情节则反映其先民移居于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后的故事。目前我国已出版了十三章和十五章两种版本，国内外学者对此书极为重视。因为它不仅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于探索卫拉特人的历史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天女之惠》是关于杜尔伯特部和准噶尔祖先来源的传说故事，语言优美、生动。《乌巴什珲台吉的故事》是描写喀尔喀和托辉特部首领硕垒乌巴什引兵进攻卫拉特蒙古，在卫拉特蒙古人反击下惨遭失败的故事。其篇幅虽然不长，但很生动，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卫拉特蒙古人在法学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在巴图尔珲台吉强有力的影响下，1640年于塔尔巴哈台会盟时产生的《蒙古卫拉特法典》，是继成吉思汗大扎撒之后产生的一部重要的蒙古法典。它与尔后出现的《喀尔喀法典》、清朝《理藩院则例》同被誉为蒙古法的三大文献。18世纪中叶土尔扈特首领敦罗布喇什为了强化封建统治，抵御沙俄侵略，颁布了《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这也是蒙古习惯法的重要文献。它对于我们研究居住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重要意义。
据林纳特证实，在他保留下来的两幅准噶尔地图中，有一幅是噶尔丹策零“亲自绘制的准噶尔境域图”。这两张图，因对中国西北以及中亚地区的山川、湖沼、民族等作了详尽的记录，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它是中国地理学的一份宝贵遗产。
卫拉特人在音乐、体育、医药等方面也有很多建树。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17世纪初年以前，卫拉特蒙古人大多数都崇信萨满教。但自察罕诺们汗应卫拉特丘尔干首领拜巴噶斯的邀请前往布教后，各部封建主遂先后皈依西藏黄帽派喇嘛教。卫拉特蒙古喇嘛教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呼毕勒罕制度产生晚，而且时间很短；二是寺院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喇嘛在人口中的比例比大漠南北的各部蒙古低。寺院除了少数为砖瓦结构建筑外，大多数属于毡帐式寺院。这说明喇嘛教在各部中的传播并没有像东部蒙古那样广泛。
卫拉特蒙古人因在17世纪30至40年代就控制了青海和西藏，故自喇嘛教传入后，各部封建主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往来一直十分密切。他们经常亲自率领部众，或派人到西藏向达赖、班禅及其所属寺院布施。布施规模一般都很大，人数往往数百人，银数万甚至二十万余两。居住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也不例外。他们或为故去首领超度亡魂，或延请高僧到自己所辖兀鲁思传教，或购买藏医、藏药，或护送子弟进藏学经。史称其“岁以熬茶西藏为要务”。
男女结亲，以羊马为聘礼。成婚之日，女婿须先至女家迎亲。女家延喇嘛诵经，然后令新郎与新娘共持一羊胛骨，拜天地日月，交结其发。次日新郎先归，另择日娶新娘。新娘至家，也延喇嘛诵经。
人病先请喇嘛诵经。诵经无效，则延额摩奇（喇嘛医生）配药。
人死，不立“丧制”。子孙亲属延喇嘛诵经，据《珠露海》所载，视其适应何种葬法，倘有应“五行”（金、木、水、火、土）葬法者，则以其法埋葬。如应金葬，即将尸体置于山；应木葬，便将尸体悬于树；应火葬，则以火焚之；应水葬，则令沉于河；应土葬，则埋于地。若不应“五行”葬法，则将尸体弃于路旁，撤蒙古包搬家至别地居住。自亡日起，要诵经四十九日，不杀生。尔后每适忌日，需设果食湩乳祭祀。
六、清中叶以后卫拉特蒙古的分布
清中叶以后，作为与清政府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卫拉特蒙古已不复存在，但在盟旗制统治下，卫拉特蒙古仍在发展。他们生息繁衍，发展生产，并与各族人民一起在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实践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题的目的主要是向读者介绍18世纪中叶以后卫拉特蒙古的分布情况。因为，第一，当时卫拉特蒙古的分布格局，基本上延续至今，弄清过去，便于掌握当今卫拉特蒙古的活动领域；第二，由于18世纪以来卫拉特蒙古的政治实践、生产活动，已与居住地区的各族人民紧密相关，甚至已浑为一体，因此近现代史上的卫拉特蒙古研究，很大程度上已属于地方史的研究范围。下面我们依分布地域作一概述。
（一）居住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
1﹒土尔扈特与和硕特部
居住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属土尔扈特部的人数最多，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随渥巴锡回归祖国的部众。渥巴锡所属称旧土尔扈特，当时划分四盟，各立盟长。
南路在裕勒都斯草原，其政治中心先在焉耆，后迁到和静，今天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卫拉特蒙古大多为其所部后裔。
北路在和布克赛尔，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今天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的卫拉特蒙古大多为其所部后裔。
西路在精河县，默门图为盟长，今天精河县的卫拉特蒙古大多为其所部后裔。
东路在库尔喀拉乌苏，巴木巴尔为盟长，今天乌苏县的卫拉特蒙古大多为其所部后裔。清末民国初年，驻京蒙古王公中颇有名望的帕勒塔即是巴木巴尔之第六世孙。
居住于新疆的和硕特部，主要是随渥巴锡东返的恭格部，他们一直游牧于博斯腾湖畔，今天和硕县的卫拉特蒙古大多为其所部后裔。
2﹒准噶尔部
18世纪中叶以后，居住在新疆的准噶尔部众均属厄鲁特营管辖。
新疆厄鲁特营的准噶尔人其来源有四：
一是阿睦尔撒纳叛乱时授附内地的准噶尔人，其中以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一的达什达瓦部属人数最众，其迁驻伊犁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除达什达瓦部外，也有少数原系居住于北京的准噶尔官兵；二是乾隆二十五年后陆续撤出哈萨克、布鲁特地区的准噶尔人；三是乾隆三十六年随土尔扈特渥巴锡东返的卫拉特沙毕纳尔人；四是在对阿睦尔撒纳战争中免遭于兵灾与瘟疫的准噶尔人。
今天居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昭苏、特克斯、尼勒克，以及居住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温泉的卫拉特蒙古，即是上述准噶尔人的后裔。
（二）居住于青海的卫拉特蒙古
清政府在结束了罗卜藏丹津反清起事后，对青海卫拉特蒙古诸部，根据“宜分别游牧居住”原则，仿内蒙古盟旗制，分编为二十九旗，其中和硕特部二十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绰罗斯（准噶尔）二旗、辉特一旗、喀尔喀一旗。每旗旗长由其部落首领担任，各旗划定地界，不得私占牧地，不能私自往来。有清一代一直沿袭这一统治格局与游牧地区。及至1929年青海建省时，蒙古居住地区仍袭用以往的盟旗组织形式，分为左右二翼，左翼盟包括和硕特及土尔扈特两部十四旗；右翼盟包括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喀尔喀等五部十四旗；另有察罕诺门罕旗，由喇嘛承袭，旗民已全为藏族。
这些居住于青海的卫拉特蒙古后裔，今天主要聚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乌兰、格尔木等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海晏、刚察、门源等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湟源县、西宁市的大通县等地。
（三）居住于甘肃、内蒙等地的卫拉特蒙古
居住于甘肃的卫拉特蒙古大多集中在今天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所辖马场、乌呼图尔、盐池湾等南山地区，以及马宗山等北山地区，绝大部分是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后裔。肃北蒙古族各部落主要是以色尔腾部落为中心发展而成。该部落组建于嘉庆十五年（1810），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雍正九年（1731）土尔扈特阿喇布珠尔后裔迁走时留下的部分人员；二是18世纪下半叶青海蒙古旗民因民族争斗、沉重赋税等原因流落于此；三是邻近地方迁来的约70余户各族人民，与蒙族杂居通婚。至于马宗山地区，清朝中叶前多为青海之和硕特牧民，从清末开始，喀尔喀蒙古和新疆之卫拉特蒙古也常放牧于此。1926年初，新疆焉耆和硕特部蒙民包布拉率25户牧民迁此，1931年新疆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蒙民杜洛尔率36户牧民迁此。
居住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卫拉特蒙古主要集中在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
阿拉善旗之卫拉特蒙古主要是和硕特部，康熙三十六年（1697）顾实汗之孙和啰哩受封为第一代札萨克王，其部命名为阿拉善和硕特旗，其第九代札萨克王达理札雅在位18年（1931-1949），新中国成立后任旗长、宁夏省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兼巴盟盟长等职。
额济纳旗之卫拉特蒙古主要是土尔扈特阿喇布珠尔之后裔。康熙三十七年阿喇布珠尔陪同母亲、妹妹由伏尔加河赴西藏熬茶礼佛，后因归途为策妄阿拉布坦所阻，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划嘉峪关外的党河、色尔腾、马海一带（今甘肃省肃北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作为牧地，阿喇布珠尔被封为固山贝子，雍正九年（1731）迁到额济纳河一带，乾隆十八年（1753）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正式成立，至民国年间已传八代，共有十二任札萨克王。
在黑龙江省富裕县还居住着一部分准噶尔部人，他们是乾隆二十二年迁此的准噶尔台吉阿卜达什、巴桑所部的后裔。是年10月，这部分准噶尔人约90户到达乌裕尔河畔，编为一旗，定名为依克明安旗，受黑龙江将军节制。直至1948年原嫩江省人民政府鉴于该旗的规模太小，取消了依克明安旗的建制，划归富裕县。至此，从乾隆二十二年到1948年，依克明安旗作为旗一级政权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191年的历史。
（四）居住于世界各地的卫拉特蒙古人
1﹒生活在俄罗斯的卫拉特蒙古人
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人民东返故土时，还有一部分土尔扈特人或因部落首领与渥巴锡政见相左，或因来不及参加东返队伍，仍留居于里海北岸和伏尔加河下游。他们的后裔即构成了今天生活在俄罗斯的卫拉特蒙古，当地人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十月革命后，卡尔梅克人曾参加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屡建功勋。1920年，卡尔梅克人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自治共和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得到较大发展。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卡尔梅克人民活跃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游击战场，与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斗争。不幸的是，1943年底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以通敌罪撤销，全体卡尔梅克人被迫迁往中亚、西伯利亚等地，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直到50年代下半期，此项冤案才得到平反，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名誉得以恢复，大多数人返回原籍，1958年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于苏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自治共和国境外，卡尔梅克人还散居在附近的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格勒、罗斯托夫和斯塔夫罗波尔等边疆区，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约有17．4万人。
2﹒居住于蒙古国的卫拉特蒙古人
有清一代卫拉特蒙古诸盟旗中，游牧于科布多和漠北蒙古的有：杜尔伯特部十四旗，辉特部三旗，准噶尔部二旗，土尔扈特部三旗，和硕特部一旗。在科布多地区定牧的有十九旗，其中包括了随渥巴锡东返的舍楞所辖的新土尔扈特左旗和右旗。
民国初年曾有部分土尔扈特部众迁至新疆吉木萨尔县，其余诸旗由清至民国大多定牧于原封地。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上述地区属蒙古国这部分的卫拉特蒙古人也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居民。
3﹒居住于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卫拉特蒙古人
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卫拉特人，一部分是十月革命后移民，称之为“旧移民”，另一部分“新移民”则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后移居的。
卫国战争末期，一部分苏联的卡尔梅克人流浪至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同流亡的俄国人、乌克兰人等，聚集在德国慕尼黑难民营，经长期交涉，1951至1952年约有700余名卡尔梅克人获准移民美国，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创业生涯。在美国的卫拉特人中也有少数自大陆经台湾的移民，其中包括著名的土尔扈特首领巴木巴尔的后裔。
移居英国的卫拉特蒙古人，开始由于语言不通，又无专门技能，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已成了英国公民中的一员，他们能讲流利的英语，相反本民族语言却淡忘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学士、硕士、博士，还有医生、律师、工程师。但这些卫拉特蒙古人还信仰喇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
此外，在保加利亚、法国等国，也居住着少数卫拉特蒙古人。
从当今卫拉特蒙古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状况来看，他们确实无愧于世界性民族之称，由此也增加了我们对加强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紧迫感和现实感。
【注释】
[1]读者需要了解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的详情，可参阅《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明代史籍称这一部分蒙古人为瓦剌；而称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游以西、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一带的东蒙古部众为鞑靼；称住在今西辽河、老哈河一带的则为兀良哈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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