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
这一讲准备讲三个问题：
一、20世纪前半叶的新疆考察
二、20世纪后半叶的新疆考察
三、简短的小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陆地边界线最长的省区。自古以来，众多民族聚居于这片广袤的土地，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地区以其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吸引了大批中外学者、探险家、旅行家，留下了丰富的考察见闻录。近代以降，到新疆考察的中外人士有增无减，尽管他们的目的不同、方式各异，其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被谴责，但其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
新疆考察史是中国边疆考察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重要内容。对这样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课题，中外研究者虽多有涉及，但研究力作尚不多见。本文拟以中国学者的新疆考察为中心，对20世纪新疆考察作一概述。
新疆考察，按考察性质而言，大体可分为政治考察、学术考察、旅游考察等。本文所要概述的以学术考察为主，兼及政治考察，其实两者之间确也难以截然分开。对学术考察，则以民族调查和文物考古调查为主要概述内容。由于这一题目资料浩繁，又涉及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因而概述与评议不可能是全面的。只要本文能引起更多学术界同仁对新疆考察史进而对中国边疆考察史的兴趣，并致力于斯，也就达到了抛砖引玉的写作本意。
一、20世纪前半叶的新疆考察
20世纪前半叶新疆政局动荡。清王朝崩溃后，新疆经历了地方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的统治，民国政府主政新疆后，又因其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人民反抗，爆发了三区革命，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疆才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也就是20世纪头20年，对新疆地区的考察活动基本上沿袭了19世纪下半叶已展开的考察活动格局，以探险与考古为主要内容，外国探险家、旅行家扮演了新疆考察行动的主要角色。20世纪头20年在新疆进行考察的外国人主要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德国探险家克伦威德尔、勒柯克，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等。虽说这些探险活动情况各异，他们的考察成果却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个人也获得了声誉，但他们中有些人在考察活动中无视中国主权，滥挖遗址、偷盗文物的行径，使每一个中国人想及此事总有一种民族感情受到莫大伤害的耻辱感。这一点应该为世界上每位正直的学者所同情和理解。
在20世纪头20年间，中国人对新疆的考察也并非无所作为。作为清末新政政绩之一而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全国乡土志的编写便是其中的一项。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编书局，通令各地编写乡土志。这项工作在新疆得到较为积极的响应。当时新疆省建置有六府、八直隶厅、二直隶州、二分防厅、一州、二十一县、二分县，合计38个地方政权机构及4个派出机构。现存新疆乡土志44种，其中哈密、昌吉、若羌、沙雅、和阗各有两种稿本，实存乡土志39种，只有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乡土志尚付阙如。编写工作如何进行，未见史载，但从39种乡土志内容来看，编写过程是由当地政府主持，组织一批本地文人对当地现状进行实地调查与考察。如《新平县乡土志》对该县前后7任知县、9任典史姓名、籍贯、任职时间的详尽记述，均为其他史书所未见，显然是编写者调查综合所得；再如《库车直隶州乡土志》、《温宿县乡土志》载有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间当地对俄、英的皮毛、布匹、毡子贸易的数额，显然也是对当地官、商档案调查整理的结果。因此，可以视这次编写工作是对当地历史和现状的一次普查。
个人游历性考察，有清一代不乏其人，他们或奉命赴任、或被谪戍边疆，结合所见所闻，抒发治新政见，留下了大量著述。20世纪头十年间有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西征续录》（郑树荣抄本）、1905年赴疆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4卷（河海昆仑客署本）、1911年赴疆的袁大化《抚新记程》（新疆官报印书局，宣统三年刊本）、1911年赴疆的温世霖《昆仑旅行记》（1941年铅印本）等。辛亥革命后有两次游历性考察值得一提：一是1915年冬林競历时9个月的新疆考察，另一是1916年谢彬历时14个月的新疆考察。两次考察均是经星星峡进入新疆，考察路线大体相同，先后考察了哈密、吐鲁番、迪化、绥来、乌苏、伊犁、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莎车、和阗、于阗、且末、若羌、焉耆、承化寺、塔尔巴哈台等地，经俄国斜米巴与金斯克，沿西伯利亚铁路归国。他们两人均为北洋政府所派，考察目的是探求治新之策。林競在其考察报告《新疆纪略》中提出，治理新疆二策在于“欲图新疆者，必自銕道路”，“交通一便，莫重于移民”，并断言“执此二端，能举则存，不举则亡，其著效固不待五年也”[1]。而谢彬提出的治新意见，在其题为《开发新疆计划书》[2]中作了阐述。他以屯田实边的传统治边政策为出发点，提出设县、分省两大动议，将整个新疆分为山北、山南二省，以“西二省”与“东三省”并称，进而提出只有开发新疆、发展经济，才能抵御英、俄、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以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4月13日日记）。
20至30年代，新疆考察以中国和瑞典联合主办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最为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十余次协商，于1927年4月26日签订协议19条，正式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计划考察期限2年，考察项目有：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项。全团由27人组成，其中中国10人，团长是徐旭生（炳昶）；欧洲17人，其国籍分别为瑞典、丹麦、德国，团长是斯文·赫定。考察团于同年6月8日由北平出发，于1928年2月14日抵哈密，3月18日到迪化。考察团在迪化、若羌、库车分别设立了测候所，这一年冬，又在吐鲁番进行几个月气象观察。那林到罗布泊考察地质，贝格满、哈士纶在罗布泊进行考古，黄文弼、丁道衡分别由吐鲁番至天山西部进行考古和地质考察，袁复礼在阜康县三台附近发现了恐龙化石。1929年1月27日，徐旭生与斯文·赫定离开迪化，取道苏联于2月19日到北平[3]。这次综合性科学考察，收获颇丰。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取得的成功与中法学术考察团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中法学术考察团组成于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代表褚民谊和李煜瀛等，与法国学术团体代表卜安（又译作普安）协商，订立了合作办法及组织细则。全团人数40余人，中方团长褚民谊，法方团长哈德尔。预拟考察项目有：测绘、地理、气象、考古、人类、政治、民族、经济等，计划在新疆考察喀什、阿克苏、库车、迪化、哈密等地。由于法方团员“在宣化摄照妇女小脚及乞丐”，辱骂中方团员为“黄色远征队”[4]，并对中方团员的抗议置若罔闻，因而中方六位团员到酒泉后便退出考察团，以示抗议，褚民谊调解无效[5]，以致考察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该团由哈密至迪化后，除卜安与车队去喀什与哈德尔会合外[6]，其余团员则在迪化待命，并于1932年2月返回北平。此次考察实际并未开展而草草收场。
20年代以后，到新疆考察的外国人据《新疆探察史》记载主要有：1922年至1923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斯克林（C．P．S Krine）考察叶尔羌地区；1925年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volt Jr）和他的兄弟克米特（Kermit）考察天山；1926年德国人波波夫（Popov．G．M）考察天山西部；1927年德国人特林克勒（Trinklor）、特拉（De Tera）、博斯哈德（Boshard）考察塔克拉玛干西部地区；1927年舍恩伯格（Schomberg R．C．F）和格雷格森（Gregson G．K）考察天山和叶尔羌地区[7]。1930年斯坦因再次着手筹组考古队，准备第四次进入新疆，但因为斯坦因在清朝光绪年间盗窃中国经卷、竹简、佛像的劣迹为国人所痛恨，所以当时中国学术界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再三“恳词痛陈利害，请令新省即将斯（坦因）氏驱逐出境，以维主权”[8]。南京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下令新疆当局将已进入新省的斯坦因一行驱逐出境。斯坦因考古队在于阗、喀什停留几个星期后，于1932年5月30日出境，斯坦因在和阗掘得的印度古文书和古代竹简，皆被中国有关部门扣留。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察是当时最值得记述的学术考察活动。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黄文弼曾三次赴新疆。第一次是1928年至1930年，他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重点考察了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诸古代遗址。在吐鲁番重点发掘故河古城，得到大量陶器和高昌麴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并于1930年到举世闻名的罗布泊地区，发现了著名土垠遗址及一批西汉简牍。黄文弼是进入这一地区考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于1929年春，从沙雅附近的塔里木河畔出发，以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成功地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当年法显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用了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黄文弼在新疆考察历时三年余，获采集品80余箱，于1930年秋途经西伯利亚返回北京[9]。当时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齐教授称誉：“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10]之后，1933年黄文弼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身份进行第二次新疆考察，重点考察罗布泊地区。第三次到新疆考察是1943年。此行是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重点考察新疆的教育、文化及古迹文物。《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即是各次考察成果的汇集。
个人游历性考察并留下见闻录的在三四十年代也不乏其人，诸如吴蔼宸《新疆纪游》（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纪滢《新疆鸟瞰》（建中出版社，1943年），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新华出版社，1985年）等。其中黄慕松《新疆概述》和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中的政治色彩更显浓厚。30年代，民国政府力图控制新疆政局，与地方军阀盛世才明争暗斗。1933年6月、9月黄慕松和罗文干先后代表民国政府入新，均肩负加强对新疆控制的政治使命。他们政治使命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虽非本书论述范围，但黄慕松的新疆考察报告《新疆概述》和随罗文干入新的冯有真所撰《新疆视察记》为人们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政治考察实录。对于新疆的治理，黄慕松认为：“整理新疆，须先由调整外交入手，如外交有办法，则内部之建设，始可逐步推行，如整顿财政、改善吏治、训练军队、促进文化等等，均非由中央指导辅助不可”，而“要有效加强中央指导，首要发展新疆交通”，“省内外交通如能便利，其他建设新疆各种要政，始可以期次第推行也”[11]。而罗文干也提出“以开辟交通为先务”的治新之策。[12]
进入40年代，由于新疆政局动荡加剧，因而有影响的学术考察和政治考察已不多见。
二、20世纪后半叶的新疆考察
1949年10月1日，新疆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新疆考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为新疆考察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新疆考察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50年代至60年代，新疆地区曾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全区性考察活动——少数民族现状和社会历史调查。
第一次在1950年至1955年之间。新疆解放后，新疆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牧区社会和农村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从1950年3月开始，多次派出工作组，深入到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塔城地区乌苏、托里、额敏三县，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吉木乃与富蕴五县，以及哈密地区巴里坤与哈密两县的哈萨克与蒙古族游牧区，进行了为期数个月不等的社会调查。1951年9月至1952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组织工作组，调查了南疆地区和阗（今和田）、莎车、喀什与阿克苏四个专区。调查组在四个专区所属的和阗、洛浦、墨玉、皮山、叶城、莎车、英吉沙、疏附、伽师、阿克苏、温宿与库车等13个县作了14个典型村乡调查，并结合典型调查作了多项专题调查，包括如下问题：南疆的瓦哈甫问题、维吾尔族的遗产制度，南疆农村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情况，南疆的水利情况，南疆农村的农业生产与生产力，南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疆农村养蚕业、农村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南疆的集市，以及解放前后南疆农村的文化教育等[13]。1953年秋和1954年秋，新疆人民政府分别派出访问团赴阿勒泰地区和南疆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牧区广泛调查。1954年，新疆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又组织力量，对新疆农村经济进行点面结合的调查[14]。这一阶段开始侧重调查牧区和农区的阶级情况、牲畜占有、土地占有、剥削关系、社会状况和民族历史。1952年8月后，为了适应土地改革运动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调查重点转向牧区的阶级状况和互助合作、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执行情况。各次调查重点虽各有侧重，但民族社会调查主要是了解解放前新疆农区和牧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与解放后的变化，当然还附带对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村和牧区进行比较分析，从这些农村和牧区的关系上，探索封建社会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发展的痕迹。这一阶段调查的有关资料，大部分已编入1988年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新疆牧区社会》和《新疆农村社会》[15]，成为从事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的宝贵文献。正如著名学者谷苞在《新疆农村社会》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它们的内容，既反映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新疆农村的基本情况，也反映了这个期间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它们既反映了新疆农村是如何由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又反映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第二次时间大体上是1956年至1964年。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包括新疆调查组在内的十几个调查组，对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单位，为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又进行了大量的补充调查。这次延续多年、动员了大量人力的新疆调查，其调查报告已收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选编，于70年代末开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笔者写作本书时已看到除前已提到的《南疆农村社会》外，还有《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1984年）、《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1987年）、《巴里坤哈萨克族风俗习惯》（1986年）、《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1987年）、《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1986年）、《塔吉克族社会历史调查》（1984年）等。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查培养了整整一代边疆研究、民族研究的学者。
在民族社会调查蓬勃开展的同时，新疆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也有计划地开展起来。1953年和1957年新疆地区进行了两次全区性文物普查，为了解新疆境内历史文物古迹的分布打下了基础[16]。整个50年代，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各绿洲、吐鲁番盆地、伊犁河谷，以及天山以北广大草原，进行重点考古调查和发掘。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实践，一批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脱颖而出，成为70年代以后新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中坚力量。此时，老一辈文物考古学家向达、史树青、阎文儒、武伯纶等也到新疆考察，有力地推动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的发展[17]。30年代被誉为“国人新疆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以近古稀之年于1957年9月率小型考察队第四次考察新疆。此次考察历时一年，行程1．4万公里，考察了古城、寺庙等各类遗址127处（内有古城58座），同时还在哈密、焉耆、库车等地进行试掘和发掘工作。[18]
十年动乱期间，新疆的考古工作虽有进展，但从整体上看，学术考察基本中断。直至70年代末，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复苏，为修订《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五套丛书办公室组织了大批人员，对自治区内各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在60年代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1985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1985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198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1985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概况》（1985年）、《昌吉回族自治州概况》（1985年）、《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概况》（1984年）、《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1986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1984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1986年）等。这项工作的完成，不仅为进一步编写地方志准备了资料，也为地方志的编撰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
进入80年代以后，新疆的考察工作才以崭新的姿态蓬勃展开，考古发掘、文物普查、民族调查、宗教调查、地名普查、国情调查，以及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有如百花争艳。全面评述，实非本书篇幅所能容纳，现举有代表性的几例概述。
人类活动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新疆沙漠化问题十分突出，尤其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和田河流域。塔里木盆地南缘许多著名古代城镇衰落，并深陷沙漠之中；盆地北缘，不少知名的古代绿洲、屯垦基地，今天成了盐碱荒漠，少有人烟。因此，为了认识绿洲、扩大绿洲，对典型的沙漠化地区进行综合考察势在必行。在考察中，遗址、古迹成了重点对象，因为遗址形成本身就是沙漠化的结果。
80年代以来，对和田与和田河流域进行了两次综合考察。1984年5月至7月，新疆社会科学院组织该院经济所、考古所、历史所的11名科研人员进行考察，宗旨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和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从宏观方面寻求综合防治土地沙漠化及盐渍化的办法”[19]。同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规划、利用和根治南疆人民的生命线——塔里木河，组织了由30人组成的和田河流域综合科学考察队，其中科技人员18人，分属15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土地规划、工程水文地理、水利工程、天文、地貌、地质、气候、土壤地理、环境保护、林业、农学、生物、考古。考察历时54天。考察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阿拉尔至墨玉县，主要对和田河下游地区进行考察；第二阶段以和田为中心，对和田、墨玉、洛浦三县绿洲农区进行考察[20]。在考察中，考古学家在大沙漠腹地和田河两岸调查了麻札塔格古戍堡。[21]
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也是一次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因只看到考察队考古组的资料，故只对考古组的工作略作介绍。1989年秋，考古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主要在若羌、且末、民丰及墨玉等县进行考古调查。调查路线是自乌鲁木齐经库尔勒铁干里克绿色走廊到若羌，再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西行，着重在若羌、且末、民丰三县进行工作，除在墨玉县札瓦调查一处佛教遗址外，其他地区多系一般考察。整个考古考察多有收获，在现存米兰遗址东南新发现了一处汉代聚落遗址，有助于对汉代伊循屯田的研究；在米兰吐蕃古堡西稍偏南，在一座佛寺内护壁上发现有翼天使壁画；在安迪尔牧场东北沙漠中，踏勘了安迪尔故城，采集到具有汉代以前特征的手制陶器、木雕佛像等[22]。考古组在墨玉县重点调查的札瓦遗址，是一处新发现的遗址，“经过查阅斯坦因、黄文弼等人的早期考古报告，以及解放后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均未见报道。遗址属古代和田河绿洲体系、近畿地带，因而它实际上是于阗国文化中心地区之一”。[23]
除了综合性考察外，专题性考察要数丝绸之路考察最为引人注目。丝绸之路是一条以中国西安为起点，经过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进而连结中亚、南亚和欧洲的陆路交通通道。根据地理上和政治上的状况，可以把整个丝绸之路从东向西划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从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为东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为中段；由此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为西段。丝绸之路中段，主要在今新疆境内，故亦可称之为新疆段。这段丝绸之路，在汉代主要有南北两道，以后在北部又开辟一道，称新北道。隋、唐时期把这三条路线依次称南道、中道（汉代称“北道”）、北道（新北道）。对丝绸之路新疆段的考察与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新疆历史、民族、考古等领域的考察与研究。在研究方面，几代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工作，至少在以下九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丝路开拓与经营、西域各国历史、丝路交通与丝路重镇、丝路贸易与文化交流、丝路诸民族与宗教、丝路文化、丝路考古、丝路人物、丝路研究史。[24]
对丝绸之路作游历性考察并留下考察记的大多数是新闻记者，其中如成一等《丝绸之路漫记》（新华出版社，1981年），车慕奇《丝路之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林战青《新疆漫游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8年），吴映堂《中国西部垦区纪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哲中《一个神秘世界的见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屠国璧等《探索楼兰之谜》（工人出版社，1985年），肖廉《塔克拉玛干环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1年）等。他们踏勘丝路，体察民风民情，以丝路为经，纵古论今，虽然并非都是传世之作，但从认识丝路、宣传丝路这一角度来看，显然是有价值的。
以丝绸之路考古为主要内容的考察有点、有线、有面，内容覆盖了整个丝绸之路新疆段，除前文在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中对塔里木盆地与和田河流域考古考察已有简述外，这里再以楼兰考察为例略作述评。
楼兰，曾经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但千年以来，却消失在茫茫戈壁之中，敲开这神秘古城的大门，是中外众多学者心醉神驰的愿望。1900年3月28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维吾尔族向导艾尔迪克偶然发现楼兰，经斯文·赫定向全世界介绍，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的轰动。20世纪前半叶到楼兰和罗布泊地区考察的中外学者有：1905年至1906年，美国学者亨廷顿；1906年至1907年、1914年，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1909年、1910年至1911年日本学者橘瑞超；1928年，瑞典学者贝格曼；1930年，中国学者黄文弼；1931年，中国学者陈宗器和英国学者郝勒；1934年，斯文·赫定、贝格曼、黄文弼、陈宗器[25]。50年代进行过两次罗布泊考察：1954年苏联学者西尼村的考察和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的考察。通过这两次考察，“初步否定了罗布泊是‘游移’或‘交替’湖的论断”。[26]
70年代末以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对楼兰和罗布泊的考察活动。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79年6月和11月、1980年3月至4月，三次组队到楼兰古城和孔雀河沿岸调查、发掘。前两次是为了寻找楼兰的位置和探查进入楼兰的道路，后一次展开正式调查和发掘。整个考察分两步由两路进行。第一步利用直升机探查楼兰所在位置，第二步分东西两路探寻进入楼兰的道路，东路由女考古学家穆舜英负责[27]，西路由考古学家侯灿负责[28]。通过考察校正了楼兰古城的经纬度，发现了古城外的干河道和与之相通的城内水渠，发掘了城外及孔雀河沿岸墓葬，纠正了外国探险家的一些谬误。
1980年5月至7月、11月至12月，1981年5月至6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三次深入罗布泊湖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水文、地质、地貌、土壤、植物、动物、化学和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综合考察。“这次考察是罗布泊考察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成绩最大的一次。通过这些考察，他们对楼兰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其他学科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较系统的意见，并基本否定了罗布泊‘游移’湖说”。[29]
1988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组成古楼兰遗址地区文物普查队，于4月11日由米兰深入罗布泊地区，5月2日返回米兰。此次考察以寻找海头古城及其周围遗址，弄清从米兰到楼兰的通道为重点。普查队于1988年4月27日下午6时发现了海头古城（即LK城），随后在海头古城西北又找到斯坦因编号为LL的LL城[30]。对古城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初步调查，取得了有关这一地区文物遗存的测绘、摄影、录像和文物标本等第一手资料，从而打破了自20世纪初以来由外国人垄断海头古城文物考古资料的局面。同时，通过普查，开拓了一条由米兰经过海头古城进入楼兰古城的西南通道。由和硕方向通过马兰、前进桥进入楼兰的西北通道，由敦煌通过“白龙堆”进入楼兰的东方通道，连同西南通道，均已进行了踏勘，为今后更大规模的对楼兰和罗布泊地区考察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际上丝绸之路热久盛不衰，中外学者合作对丝绸之路考察也多有进行，其中以1990年7月至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疆组织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沙漠路线中国地段的考察活动影响最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蒙古、泰国、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土耳其、伊拉克、英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苏联、埃及、美国、墨西哥等19个国家的40余位著名学者组成沙漠路线考察队，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玻利维亚、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国有关人员参加。考察队活动以西安为起点，途经天水、兰州、敦煌，在新疆考察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城市和地区，行程近万里[31]。此次考察时间短，又只局限在学者们对丝绸之路人文、地理的体验和观察上，但诱发了研究者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对话和交流，为研究的深入和中外学者合作进行新疆考察积累了经验。
80年代以后，以民族调查为中心的考察活动也异常活跃，几乎涉及当今新疆所有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特别对一些以往少有调查和研究的民族也进行了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考察活动，其中以对生活在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卫拉特蒙古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较为突出。
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亦称厄鲁特、额鲁特或漠西蒙古、西蒙古。明末清初之际，卫拉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落。在清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清代前期一个多世纪中，准噶尔雄踞天山南北，和硕特进据青藏高原，而土尔扈特大部分远徙伏尔加河流域。长期以来，卫拉特蒙古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艰苦斗争，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开发了祖国西北边疆，为推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势力所及，也直接影响其邻近各部族历史的进程。随着对卫拉特蒙古研究的深入，社会历史调查、民风民俗的考察也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这类考察，已见到调查报告的有五次：第一次，1978年7月至8月，新疆大学周轩在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调查报告题为《土尔扈特蒙古调查记》[32]。第二次，1982年6月至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历史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宗教所、经济所，新疆大学历史系等单位10人组成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行程5000余公里，考察了3个自治州、15个市县、18个公社、牧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对卫拉特蒙古的社会、历史、宗教进行的比较全面的学术考察，考察的全部资料刊载于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编印的《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9辑（1984年）[33]。第三次，1983年10月，新疆大学历史系苏北海在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进行社会调查，调查报告题为《新疆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34]。第四次，1985年8月至9月，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佛学研究室对和静县巩乃斯乡进行卫拉特蒙古宗教、社会状况的定点调查，调查报告题为《巩乃斯乡调查资料集》，刊于该所主编的《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4辑（1986年）。第五次，1988年10月，新疆蒙古族历史文物考察队调查了尼勒克县发现的托忒蒙古文石刻佛经，调查报告题为《新疆尼勒克县新发现的托忒蒙古文石刻佛经》。[35]
上述五次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显著，至少有下述三点：“一是记录了大量口述史料和民间传说；二是收集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宗教史料，特别是托忒文文献；三是加强了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地方史工作者的联系，推动了地方史研究中卫拉特蒙古史的开展。”
进入90年代，新疆考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学者、作家、记者深入新疆各地，既有老问题的新观察，也有新问题的创新探索，相关的作品（包括学术专著、考察纪实等）大量问世。
有识之士更强烈地意识到组织新中国的边疆学者撰写有特色的边疆考察实录是开创，也是积累，尤应重视。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的边疆研究者，沿着先辈的足迹，进行了更深入、范围更广的边疆考察，大批从事边疆研究、民族研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无私奉献于崇高的科学事业，惟无暇顾及自身学术、文化探踪活动的披露。且不说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可能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一部曲折而不平凡的小说，单是那多彩的考察生活，那深深陶醉于大自然的情趣，那孜孜求索文明源头的匠心，那归途远眺中的联翩思考，就足以引常人入胜境，然而他们却视为平常。或许正是这种以平常心看待自身非凡经历的雍容气度，更能激荡起常人的先睹渴望和心驰神往。
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让世人了解自己探险生活的努力值得人们称赞。每当斯文·赫定结束一次探险后，除了撰写洋洋数十万言的考察报告外，都及时写出一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考察记，他的一册《亚洲腹地旅行记》与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并称为“中亚二记”，问世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风靡世界，倾倒了几代中外读者。我国史学大家翦伯赞先生手笔的一篇《内蒙访古》，才华横溢，格调高昂，别有韵致，常年列入中学语文教学范文，感染、激动了一代代少年稚心。当代中国学者的边疆考察实践远远超越了前辈，众多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但他们的考察生涯尚鲜为人知。筹划、出版一套由边疆文化考察实践者撰写自己考察生涯的边疆考察实录丛书，是我心中积聚多年的愿望。其最早萌发是在“文革”时期，翻阅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和俄国地理学家奥尔洛莫夫的《在中亚细亚荒漠》之后。
进入80年代，自己也获得了边疆考察的实际经历，尤其是在近20余年研究实践以及与国内外同行的交往中，我愈益认为，中国学者的边疆考察实践以及取得的成绩，应该通过一种较通俗的形式让更多的读者了解。1993年，我应邀东渡扶桑，到福冈参加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我在大会上以及会后到京都龙谷大学以自己的新疆考察经历做的学术报告，在日本同行中引起的反响，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下，我先后主编了《中国边疆探察丛书》和《边地文化探踪丛书》，获得了同行的首肯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反响，实现了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预期目标。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也推出了《中国西部探险丛书》。近年来单本的学者边疆考察实录更如百花争艳，目不暇接。
试以楼兰、罗布泊考察这一主题为例，今年我所读到的属于考察实录类的作品，除前已提及外，择其要者列目如下：
出于专家之笔的如：王炳华《新疆访古散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和《沧桑楼兰——罗布淖尔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穆舜英《寻找楼兰——一个世纪的发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他俩同为著名的新疆考古学家。
出于作家、媒体人之笔的如：高建群《穿越绝地——罗布泊腹地神秘探险之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庞天舒《与楼兰同在：寻找消失的罗布泊》（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此书曾以《探险神秘之地——一位军中女作家穿越罗布泊的手记》为名，1998年由长虹出版公司出版），杜培华《去楼兰：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与上古传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寻谜彭加木》（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在讲到有关新疆考察和考察实录时，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应予以重视。
在国力昌盛、社会稳定、旅游兴起的今天，对边疆的关注和考察日渐成为一种时尚，在众多边疆考察的实践者中，除属于专业学术考察者外，还有一类可誉称为“漂泊者”的仁人志士群体。他们在徒步走遍祖国山山水水的征程中，表现出一种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勇于向严酷自然和生命极限挑战的大无畏精神，选择的是肉体的苦难，获取的则是心灵的自由。他们中有壮士中华行、最后长卧于罗布荒漠的余纯顺，有万里海疆第一走的刘华，有自称是一群“疯子”、坚持孤身步行四方的曾哲、范春歌、曹华波、尚昌平、孙心圣等……只要世界上有路，就有上路的；有天职在，就有听从召唤的；有死神在，就有敢去赴约的。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走上了奇特的边疆考察之路。我们姑且将这一类边疆考察，称之为漂泊探险。
漂泊探险者的作品近年出版极多，长春出版社出版的“漂泊者之旅丛书”、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在路上、漂泊笔记丛书”是集中收集这一类探险者探察心路的结集。上述作品与众多记者、作家撰写的边疆游记的散文、随笔均从另一个视角为边疆考察积累了资料，所以也应予以重视。
张彬彬《穿越罗布泊——魔鬼不敢走的路》（新蕾出版社2000年版）、《徒步大漠——塔里木河古河道探险记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和《罗布泊印象》（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陆小妞《横渡死亡之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也属漂泊探险者的作品。
出于其他文化人之笔的如：柴火《魂系罗布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刘沙《有限背叛——一群都市人的罗布荒漠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希光、包丽敏主编《跟我去楼兰：清华女孩罗布泊探险记》（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周凤彩《罗布泊探险旅游日记》（南方出版社2004年版）等。
三、简短的小结
综观百年来的新疆考察历程，有三点可以说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外学者考察新疆虽然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其动机各有不同。中国爱国人士和学者热衷于考察新疆，或源于消弭边患、拯救民族危机，或源于开发、建设边疆。他们的考察活动与“边政”、“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相呼应，代表了民众的利益，顺应了民众的呼声。外国考察家、旅行家纷纷进入新疆，或意在搜集各种情报，或为了科学考察，或为新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所吸引。许多个人的考察都程度不同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有的甚至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的印记。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比说明，新疆考察的成败得失始终与中国的国运、国势密切相关。
第二，新疆考察的兴盛，有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是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二是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组织。缺少上述两条，新疆考察的真正繁荣是不可能的。新疆考察在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70年代末以后得到空前的发展，就是最好的明证。
第三，20世纪中国学者在新疆的考察经历了一个继承、开创和发展的过程。从指导思想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传统，始终是中国学者进行新疆考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50年代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考察的指导思想，并为研究者用于考察实践，使爱国主义和求实传统更有生命力，考察本身也更贴近现实生活；从考察形式和方法言，也经历了从封建时期个人游历性考察，到20年代后现代考古学、民族学方法的引进，进一步发展到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的新阶段。这两点也可以说是影响新疆考察发展进程的客观和主观两大因素，我们在总结过去、面向未来时要予以充分重视。
如果从19世纪算起，新疆考察即将跨入第三个百年——21世纪，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开拓前进，值得我们学者投入毕生精力上下求索。下述工作我以为是急需下力气做的。
首先，对近百年来中外学者众多考察报告和研究成果进行翻译、整理和评估，第一步是整理出翔实的中外学者有关新疆考察的资料目录，第二步是分别轻重缓急对中外学者的考察报告进行翻译和整理，并以丛书形式出版，唯此才能在今后研究中更有针对性地开拓前进。
其次，加强实地科学考察成果的整理出版，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的考察见闻和研究成果的结集出版。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曾吸引了几代读者，中国学者的经历并不比他们逊色，只是目前尚未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
再次，中外学者合作应是今后新疆考察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不能因为旧中国时，一些外国冒险家在新疆考察中侵犯了中国主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就对中外合作戒心过重。其实，即便在现代，中外合作进行科学考察也有成功者，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实践即是一例。双方成功合作的关键是彼此尊重、理解和支持。应该说，尊重、理解和支持，今天仍应是中外科学合作的准则。
最后，进一步开展宏观与微观的、多学科相结合的专题研究，特别是应从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高度提出问题，对新疆考察史进行深入研究。当然，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角度进行总结，力求开拓与创新，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林競：《新疆纪略》（天山学会铅印本，1918年4月），第47页。
[2]谢彬著，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331页。
[3]参阅《徐旭生西游日记》（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铅印本，第1、2、3册）。
[4]吴绍璘：《新疆概观》（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24-325页。
[5]参阅褚民谊：《视察新疆报告》，第14-32页。
[6]《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1辑，第30-33页。
[7]参阅达布斯：《新疆探察史》第7章（Jack A Dabbss，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on）。
[8]《新疆概观》，第314-315页。
[9]参阅《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0]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11]黄慕松：《新疆概述》，刊《奉使新疆西藏自述》，第49、50页。
[12]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88-117页。
[13]此次调查材料，大部分已编入《南疆农村社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一）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参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委员会编：《新疆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6年，铅印本）。
[15]《新疆牧区社会》收文章96篇，约70万字；《新疆农村社会》收文章188篇，约93万字。
[16]《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17]向达：《西域见闻琐记》，《文物》1962年7-8月；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6月；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7-8月；阎文儒：《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主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考察西北石窟工作散记之二》，《现代佛学》1962年第4期；武伯纶：《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
[18]参阅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19]陈华主编：《和田绿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按：此书为此次考察的研究成果结集。
[20]侯灿：《和田沙漠综合考察简介》，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5年11期；侯灿：《死海中的古戍堡——和田河考古记》，载《文物天地》1987年3月。
[21]侯灿：《麻札塔格古戍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载《文物》1987年3月。
[22]见《塔克拉玛干南缘调查》，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23]《墨玉县札瓦遗址》，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24]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甘肃省图书馆合编：《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5]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和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4-7页。
[26]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和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4-7页。
[27]穆舜英：《楼兰考古》，载《新疆日报》1982年1月2、16、30日；2月13、27日；3月13日；4月3、10、24日；5月8、22日；6月5、19日；7月3、17日；8月21日；10月9、23日；11月6、20日；1983年1月2日；2月22日；3月19日；4月16日。
[28]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355页。
[29]《楼兰新史》，第7页。
[30]楼兰文物普查队：《罗布泊地区文物普查简报》，载《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
[31]李健超：《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沙漠路线的考察》，载《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32]《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33]有关这次考察的学术报道，可参阅马大正、蔡家艺：《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纪略》，《光明日报》1983年1月12日；冯锡时：《建国后第一次对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的考察》，《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三次，1983年10月，新疆大学历史系苏北海在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进行社会调查，调查报告题为《新疆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34]《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35]《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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