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斯文·赫定，研究斯文·赫定

第十讲　认识斯文·赫定，研究斯文·赫定

这一讲准备讲四个问题：

一、斯文·赫定墓前的遐思

二、楼兰古城的发现

三、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

四、认识斯文·赫定，研究斯文·赫定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865-1952）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凡稍有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也许听说过这个名字。早年当我还在大学时即属此类，只是对斯文·赫定的事迹知之甚少。“文革”中一度逍遥时，偶尔得到一册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始是随意翻阅，很快被斯文·赫定的探险经历所吸引，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己也忝入新疆历史研究者之列，获得了到新疆考察的实际经历，对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也由稍知到有所知，了解斯文·赫定、认识斯文·赫定的愿望日益强烈，甚至遐想有朝一日到远在天边的瑞典去寻访斯文·赫定生活的足迹。90年代初，我有幸参与组织一项与瑞典学者联合进行的名为“西域考察与研究”的科研项目。为此，1992年5月，我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到了斯文·赫定的故乡——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商谈并落实合作中各项事宜当然是此行主要任务，但同时也圆了我寻访斯文·赫定生活足迹的多年的梦。

一、斯文·赫定墓前的遐思

斯德哥尔摩是斯文·赫定生之地、死之地。斯文·赫定自中亚探险回国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的斯德哥尔摩大街依然整洁宽敞，斯文·赫定发表演说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礼堂仍然金碧辉煌，只是在壁端挂上了偌大的斯文·赫定油画像，与众多瑞典科学家画像并列。斯文·赫定终身未婚，1952年逝世后，他的遗物按其遗嘱全部存放于瑞典民族学博物馆，属于皇家科学院。我们的合作伙伴沃尔特斯特先生既是瑞典民族学博物馆研究人员，又是斯文·赫定基金会负责人之一，在他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收藏于瑞典民族学博物馆的斯文·赫定藏书和遗物。在博物馆库房里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排放着斯文·赫定生前的藏书，即便浏览一遍，也非易事。他还有一个癖好，即保留自己探险生涯中一切可保留的物件，既有当时中国政府所发的公文、执照、政府官员的函件，也有探险时使用的仪器、用品和各种各样的购物单据、雇员手写的收条等。我们在一个文件夹中发现了30年代初北京东单邮局寄发挂号信的收据。我想在我们的邮政博物馆里也不可能有此物件了。

在一间办公室的角落，沃尔特斯特先生指着一张绿绒面大办公桌说，这是斯文·赫定使用过的，桌子旁依墙放着一张斯文·赫定的油画像，说是正准备布置一间斯文·赫定的书房用作陈列。我们饶有兴致地坐在书桌前，翻阅斯文·赫定曾使用过的书照相留念。

1992年5月23日，我们造访了斯德哥尔摩市区阿道夫富鲁德珂舒尔卡大教堂。斯文·赫定家族的墓地即在该教堂的庭园里。

在主人陪同下，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乌布萨拉参观了好几座教堂。豪华富丽、肃穆庄严是瑞典教堂的共同特点，舒尔卡大教堂亦不例外。当我们步入穹形顶大礼拜堂，因不是礼拜日，偌大的礼拜堂里只有稀疏几个信仰者在祈祷，正与他们心中的上帝在虔诚对话，周围鸣响着管风琴低沉的音乐声。即使是无神论者的我，也为这种特殊气氛所感染，好似置身于一个神圣又神秘的世界，一时竟不知是在凡间还是在神境。只是当陪同人员指着高悬在教堂洁白墙体上的一件饰物时，才使我从冥想中回到了现实。这件饰物原是瑞典国王授予斯文·赫定的贵族头衔证书，那是一张绘有精美图案和国王亲笔签名的大证书。

斯文·赫定家族的墓地占地很大，四周围有雕花精致的古铜色铁栅栏，斯文·赫定家族成员的墓碑耸立在草坪与树荫之间。斯文·赫定的墓碑最高大，浅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端饰有金色的族徽标记，据说这是斯文·赫定贵族身份的体现。墓碑后方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树影的斑驳增添了整个墓地的幽静。

身置其中，在这历史与现实之间，不禁使人遐思万千。

斯文·赫定一生忙碌，奔波于中国新疆、西藏的沙漠、荒原；埋首写作，著作等身，其著作目录所列即有782篇部之巨，给世界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

可是，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又是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长期被中国人归入丝绸之路上外国魔鬼中的一员；加之，从“一战”到“二战”，他都是德国执政者的忠实支持者，他的这种“德国情结”使得“亲纳粹的恶名”一直伴他走到生命的尽头。

人们常说，盖棺定论，可是斯文·赫定却是盖棺难以论定。

不管世人如何评说，我以为斯文·赫定一生的探险生涯，有两件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就是：楼兰古城的发现和与中国进行的科技合作。

二、楼兰古城的发现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幽州胡马客歌》一诗中高吟：“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诗中提到的楼兰即是西域三十六城邦之国中的楼兰国。它是早期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之地，在我国边疆历史的发展上曾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个曾有数千人口、商业经济相当繁荣的城邦小国，在活跃了几个世纪之后，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不见了，沉睡于沙海长达千年之久，直到1900年春天才被发现。

楼兰遗址的发现过程，经过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日显清晰，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进程。

一是，楼兰遗址的意外发现。

1899年6月23日，斯文·赫定开始他第二次新疆探险，这次探险一直持续到1901年年底。1900年3月27日，斯文·赫定和他的随从哥萨克人切尔诺夫、维吾尔人艾尔迪克和罗布人法苏拉等离开罗布荒原的阿提米西布拉克南行。次日，也即是3月28日，走在前面探路的艾尔迪克和切尔诺夫突然发现几间不知什么人留下的残破木板房兀立在2．5米高的台地上，他们在木板房遗址上拾到许多中国古钱、两把铁斧、几块木板。当时斯文·赫定似乎尚未意识到他们已走进了发现楼兰遗址的大门。

二是，楼兰古城的发现。

斯文·赫定一行因存水有限，并未在遗址停留，而是继续穿越沙漠，南行了20余公里，到达一处洼地，看到洼地生长几株柽柳，断定洼地下有泉水，正准备挖井取水时，发现铁锨不见了。艾尔迪克说是他将铁锨遗忘在刚才木板房遗址上了，他请求回去寻找。艾尔迪克拿着斯文·赫定的罗盘针走后两小时，突然刮起沙暴，直至次日（3月29日）早晨仍未回来，斯文·赫定一行只好继续向西南前进。晚上正在扎营时，艾尔迪克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不仅找回了铁锨，还带来了两块木雕板。艾尔迪克说，他在沙暴中迷路而走进一座土台，只见有许多房屋遗址和废墟，沙土中埋着许多雕刻精美的木板，他拾了几枚古钱和两块木雕板，冒着大风朝西南方向赶来。斯文·赫定察看艾尔迪克带回的木雕板，不禁为雕刻精美的涡卷纹和树叶纹的装饰所震惊，凭着多年探险经验，斯文·赫定断定这是一次难得的发现，应该马上返回古城遗址。然而，只剩下够一两天饮用水的现实，迫其又放弃了返回的计划。

三是，楼兰古城探宝。

1901年3月3日，斯文·赫定备足了装备带领艾尔迪克一行，再次到达一年前艾尔迪克拾到木雕板的地方，把营地扎在一座近十米高的佛塔遗址下，这是那片有精美木雕板的巨大遗址的最壮观的建筑，日后它成为楼兰古城的象征。斯文·赫定确定了古城坐标是东经80°55′22″，北纬40°29′55″。他们在古城遗址待了7天，画出了遗址上19间房屋的地基。斯文·赫定还宣布谁发现有文字的木板和纸片，就给谁重奖。在几天时间里共拾到西汉五铢钱、王莽时大泉五十等钱币，36张汉文文书和121枚佉卢文木简，以及一尊高约1米雕刻精美的木刻立佛像等大批珍贵文物。后经过对佉卢文木简研究，发现佉卢文木简中多处出现“Kroralna”这个地名，通过解读，据此判定这座古城就是淹没千年的楼兰城——楼兰王国的首府。

对于楼兰遗址发现的经过，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秘》一书第44章“楼兰遗址的建筑”中如此叙述：“我们首次发现人类居住的遗迹是在1900年3月28日，当时我正在作第一次跨越罗布泊沙漠的旅行。就在今天下午，路中出现了大量陶器碎片，直径约10至20厘米。此后不久，我们又遇到了两间木房子的遗址，房子位于平台样的黏土台地上。我们在那里拾到了一些木刻、黏土祭祀钵，还有大量陶罐、陶盘的碎片，中国铜币和一种铜针等物品。由此向南58°东步行大约一小时，另有一座圆顶泥塔，已经损坏得相当严重。它的南71°东、北59°东和北88°东还有一座类似的泥塔。”^[1]关于楼兰古城的发现和次年重返古城探宝，斯文·赫定在自传《我的探险生涯》第24章“沙漠中的古城”、第36章“罗布泊古城”中也有详尽记述。^[2]

从学者的研究和斯文·赫定自述中可以看到，在偶然的情况下斯文·赫定一行发现了楼兰遗址中的一处，之后艾尔迪克同样在偶然的情况下走进了楼兰遗址中的楼兰古城遗址，一年后斯文·赫定率领艾尔迪克等人重返楼兰古城遗址，进行了为期7天的探宝。从所获的佉卢文木简中，断定此处为楼兰，并向全世界宣布。此举不仅为斯文·赫定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自此之后，外国探险家纷至沓来。在楼兰遗址遭到破坏的同时，楼兰考古、楼兰研究成为西域研究，乃至世界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在楼兰遗址或楼兰古城的发现史上，斯文·赫定当然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称他为楼兰的发现者也不为过。同时，在发现楼兰的过程中艾尔迪克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

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活动，于是年12月2日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了“纪念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60周年座谈会”，并出版了纪念集。时过五年，1992年10月，正当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65周年之际，瑞典驻华大使馆在北京又举办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回顾展”，这一活动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鼎力支持。回顾展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西域艺术研究会和瑞典民族学博物馆、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后与部分中外学者又进行了沿和田河河床由北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学术考察活动。

活动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一个中外联合学术考察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时光的冲刷，当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仍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所缅怀，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唯一的。那么她的永恒的价值是什么？正如1987年纪念活动所突出的主题——这次活动是“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而在开创了这一先驱的先驱者中就有斯文·赫定。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1926年冬，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率领一支由瑞典、德国、丹麦学者组成的探险队到中国，为开辟欧亚航线（上海到柏林）作一次横跨中国内陆的考察。这次活动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过近半年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如下协议：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著名学者徐炳昶（旭生）和斯文·赫定分任中瑞双方团长；考察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物。中国的斯文·赫定研究专家杨镰教授认为：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社会力量之一的标志。

1927年5月20日清晨，斯文·赫定和他的中国同事徐炳昶率领一支队伍庞大、装备精良的驼队从包头出发。这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西北地区考察队伍，包括28名团员（其中中国团员10人，瑞典团员6人，丹麦团员1人，德国团员11人）、3名采集员、30多名蒙汉各族工人，开始了一次艰巨而空前的科学考察活动。直到1935年4月中旬，斯文·赫定返回斯德哥尔摩，考察工作才告结束。历时八年的考察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1928），其目的是获得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了解，以便开通欧洲和中国之间经过这一地区的航空联系；第二阶段（1928-1933），主要是进行多学科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科考工作；第三阶段（1933-1935），重点之一是设法开通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公路交通。全部考察活动涉及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的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青海北部柴达木盆地周缘以及西藏北部、昆仑山南麓。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考察实践中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远非本书篇幅所能容纳。为便于读者了解，介绍一些相关资料也许是必要的。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共11大类55卷，自1937年出版第1卷，至1992年才出齐。斯文·赫定还有一个将自己探险生涯写成通俗性考察记的好传统，对1927至1935年的探险经历，斯文·赫定先是写出《大马的逃亡》、《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三部曲，之后又写了《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深入浅出又全景式的记述。这四种书中，《大马的逃亡》由凌颂纯、王嘉玲据日文本译成汉文，以《马仲英逃亡记》为书名，1987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三种中译本均收入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之中，分别于1992年、1996年和2000年出版。随着对外国探险家研究的深入，斯文·赫定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也日见增多，我所见到的有：《我的探险生涯》（有孙仲宽译本、杨镰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宛蓉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戈壁沙漠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戈壁沙漠之谜》（许建英译，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5年版）；《帝王之都》（于广达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从紫禁城到楼兰——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王鸣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有关斯文·赫定的评传，则可参阅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第一本有关斯文·赫定的评传。还有一本评传《斯文·赫定》（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是由李军、邓森合著的，为“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选题之一。另外，杨镰教授有关斯文·赫定的研究成果也是值得重视的，他所著的《新疆探险史图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荒漠独行——寻找失落的文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最后的罗布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发现西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发现新疆——寻找失落的绿洲文明》（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等作品中，都有值得一看的有关斯文·赫定活动与评议的精彩之笔。

四、认识斯文·赫定，研究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一生经历大起大落，毁誉参半。在他早期探险生涯中，楼兰的发现使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可探险过程中劫掠文物、肆意发掘古代遗址，都是损害中国利益、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但是斯文·赫定确实为今天的西域研究留下了一份不可替代的、珍贵的历史遗产，此为一。二是，在1927年至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全部活动中，斯文·赫定能顺应时代潮流，与中国学者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建立了平等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斯文·赫定通过他在中国的经历能认识到：“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的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因此遇到困难的事，在我中决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国内是在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如果那些客人对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适当的机变和智慧，用宽宏合理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由他们不好的态度，自身必食其报。就我所关涉的说，我将永不忘记这六年的快乐时光，我能有这种特例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特出的学者在野外和北平工作。我抱着同情及感谢终身愿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3]因此，他在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团长的科学实践中能信守双方协议，尊重中国学者，真诚合作，博得中国同行的尊敬。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称赞斯文·赫定“老而益壮，实足使全团得一种兴奋剂。全团工作良好，他实在应属首功”^[4]。由谈判的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双方成功合作的关键是平等基础上的彼此尊重、理解和支持。

斯文·赫定向往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热爱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的“中国情结”终其一生从未消退。正如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终身未婚时，他回答道：“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

我想，认识斯文·赫定，不要忘记他所处的时代；研究斯文·赫定，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

不知大家是否认同我的见解。

【注释】

[1]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3页。该书英文版于1905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

[2]孙中宽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还有李述礼译本，书名《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版。

[3]1933年斯文·赫定为孙仲宽译《我的探险生涯》中译本所写之自序。

[4]《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一册，第13页，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