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
这一讲准备讲四个问题：
一、马达汉其人与他的新疆考察
二、马达汉与他同时期外国探险家的新疆考察
三、马达汉新疆考察遗产的历史价值
四、中国学术界对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的缘起、进展与前景
一、马达汉其人与他的新疆考察
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是中国边疆探察史研究中的热点内容，多为学者关注，也日益成为普通读者关心的热点。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少有记述。在2001年出版的《没有航标的沙海之旅》、2003年出版的《新疆探险图说》、2006年出版的《探险家眼中的新疆》等著作中，均未有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记述。
马达汉1867年出生在沙皇俄国的藩属芬兰大公国，是瑞典贵族后裔。毕业于著名的沙俄皇家骑兵学校，曾在圣彼得堡当过沙皇的宫廷近卫和御马官。1905年，马达汉作为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志愿前往中国辽东半岛参加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马达汉回到芬兰，不久就接到俄军总参谋部指令，要他到中国西部执行一项为时两年的军事考察任务，“就是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从俄属突厥斯坦到中国的新疆，然后继续穿过中国西部以及甘肃、陕西和山西等省，直到终点北京。这项指令的宗旨在于调查中国北部内陆地区的情况，收集统计资料以及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同时还要求了解“中央政府中的精英们在推行既定新政时遇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阻碍”，以及“中央政府的新政对全国边远省份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对待正在进行的革新进程”[1]，并从军事角度考察新疆和西北边境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以便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战略计划。为了掩盖其侦察活动，马达汉以俄属芬兰国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作为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科考队成员从中亚进入新疆单独行动。出发前，马达汉在芬兰接受了“芬兰乌戈尔学会”和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委员会”的委托，“收集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以及收藏手抄本残片”，“关注居住在中国北方的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和部落”。[2]
1906年至1908年，芬兰探险家马达汉骑马从中亚进入新疆。他的足迹踏遍了南疆和北疆，又从新疆走过河西走廊，到西北重镇兰州，然后经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到达北京，行程1．4万余公里。马达汉原名Corl Gustav Monnevheim，马达汉是他的汉文名字，是喀什噶尔的中国官员袁道台为其签发护照时取的名。按其姓氏Monnerheim的第一个音节ma，第三个音节heim的近似音han，取“天马行空，直达霄汉”之意，抑或顾名思义为：马姓者来到大汉的国家。考察新疆是马达汉中国之行的重点，马达汉新疆考察正是从喀什开始，在南疆考察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翻越木札尔特冰川，进入特克斯河谷，考察伊犁地区，再次翻越天山进入巴音布鲁克草原访土尔扈特部落，由喀喇沙尔到迪化（乌鲁木齐），继续考察奇台、吐鲁番、巴里坤、哈密，进入河西走廊。马达汉所选择的路线往往偏离传统的“丝绸之路”，时而翻山越岭，时而溯源逐流，穿越人迹罕至的地方。马达汉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记录气象水文数据，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等。每到一处，马达汉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参观游览，了解军事、经济、民政等情况。马达汉还特别注重考察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专程拜访了一些民族首领和部落头人，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和现状。马达汉对南疆和北疆的险关要隘和军事重镇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并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马达汉也不忘科考任务，在和阗古城废墟和吐鲁番等地进行了发掘，还在各地广泛收集古代经文手稿、木牍、碑铭等文物。在赴北京途中，马达汉专程到山西五台山拜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达赖喇嘛因英国武装入侵西藏而避难于此）。马达汉代表沙皇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处境表示关注和同情，达剌喇嘛则交给马达汉一条白色哈达，请他转献给沙皇。在北京，马达汉完成了呈交俄军总参谋部的《奉陛下谕旨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报告书》），并整理了日记，誊清了草图。《调查报告书》长达173页，并附有数十幅自己绘制或收集的从新疆到内地的重要道路、河川和城市方位图，以及有关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历史和民族的统计资料。1908年10月，马达汉从哈尔滨乘火车沿西伯利亚大铁道到圣彼得堡。不久，即获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召见。马达汉“引人入胜”的报告，使原定20分钟的晋谒延长了一个小时。这种“殊荣”为马达汉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达汉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土地上领兵与德国军队作战，并从一个皇家骑兵团上校团长跃升为一名俄国集团军中将司令。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达汉作为沙俄军官亡命回到芬兰，组织白卫军在芬兰内战中击败赤卫军，建立芬兰共和国，担任国家摄政官。芬兰作为北欧小国，地处东西方交界处，历来是俄国与瑞典、德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对象，数百年来一直处于附属地位，先是瑞典王国的东方桥头堡，后是俄国的藩属大公国。芬兰独立之路命运多舛，历经内战、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作为战败国忍受割地赔款的屈辱，但保持了独立地位。马达汉在俄国从一名骑兵到沙皇近卫，从骑兵上校团长到集团军中将司令，历练了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马达汉政治上反苏反共，但又具有高度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每当芬兰处于转折关头，他都能够受命于危难，并从芬兰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引导芬兰走上和平独立之路，从而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最高军衔——芬兰元帅。1944年8月4日，马达汉在77岁高龄时受芬兰议会任命，担任共和国总统。1946年3月4日，马达汉因病辞去总统职务。1951年1月28日，马达汉在瑞士逝世，享年84岁。1960年，芬兰人民为纪念马达汉，在首都赫尔辛基议会大厦前的马达汉大街广场上，竖立了一尊马达汉元帅铜像。2001年9月3日，俄国总统普京访芬，并到位于赫尔辛基市区的赫塔涅米墓地向马达汉献了花圈，这是历史上俄国元首第一次向马达汉墓献花圈。
二、马达汉与他同时期外国探险家的新疆考察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世界探险史上伟大发现的时代，但唯独深处亚洲内陆心脏地带的广袤高原荒漠，包括今天中亚各国、中国西北和蒙古高原，特别是辽阔的新疆大地，对欧洲地理学界来说还属于探险考察的盲点，正如曾亲历新疆探险的著名瑞典学者贡纳尔·雅林所言：“对探险家来讲，新疆一直是一块宝地，探险家们互相竞争，企图填补这个非常难于进入的地区的空白”，“在新疆地区大部分探险活动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前三十年”。他还指出：“对新疆的探险活动来自这个国家之外的地区。探险家们中重要的人物有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克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还有瑞典的斯文·赫定。如果把所有的探险家都包括进来，这个名单会非常长。有些探险家并没有科学研究的背景，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到新疆旅行与强权政治、战略利益相联系，或仅仅是出于好奇。”[3]
如果我们将时段定位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这十年间外国探险家到新疆考察的重要者计有：
1900-1901年，斯文·赫定对罗布荒原进行了唯一的一次踏勘测量，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
1900-1901年，斯坦因先后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和尼雅遗址；
1904-1905年，勒柯克在吐鲁番、哈密进行盗掘，柏孜克里克等千佛洞壁画被揭取殆尽；
1905-1906年，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到新疆考察；
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到塔里木，再次发掘了尼雅遗址，并抵达楼兰古城；
1906-1907年，伯希和在新疆巴楚的图穆舒克、库车的苏巴什和楼兰遗址进行盗掘，此后通过白龙堆沙漠前往敦煌，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
1906-1907年，日本军人日野强到新疆进行军事考察；
1906-1908年，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到新疆进行考察；
1908-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到新疆，收集佛教东渐文物。他沿塔里木东南考察，进入和阗、尼雅、米兰等遗址，他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李柏文书》的发现。
为了更好地认识马达汉的新疆考察，我们选择与他同时期的两次考察做一简要回述、考辨和比较，即一是马达汉一度试图成为伯希和考察团成员的伯希和新疆考察活动，另一是与马达汉新疆考察同时期的日野强的新疆考察。
马达汉新疆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军事侦察，为掩盖此目的，俄军总参谋部建议马达汉参加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的探险队，并使用法国护照。马达汉参加伯希和探险队的安排是由俄法两国政府商议后，在圣彼得堡与伯希和一起拟定的，双方确定，马达汉作为探险队队员，完全有独立工作和支配设备、雇用人员的权力，实际上马达汉是作为一名单独行动的探险队员去中国西部进行军事考察活动的。1906年7月，马达汉到塔什干与伯希和会合，但合作并不和谐，马达汉与伯希和探险队从奥什出发到新疆喀什噶尔，一路同行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分手了，马达汉开始自己独立的新疆考察活动[4]。有的著作中说，“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指伯希和——引者）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此人于中途告别伯希和而独自从事考察，他于1939年出任芬兰军队的元帅，于1944年又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当时他是奉沙俄的命令，赴中国西部刺探军情和掠夺文物的。后因十月革命而无法返俄，只好回芬兰”[5]。这段文字中史实失误至少有如下三处：其一，马达汉未担任过伯希和探险队哥萨克护卫队的卫队长；其二，芬兰政府授予马达汉芬兰元帅是1942年马达汉75岁寿辰之时，而不是1939年；其三，马达汉新疆考察结束于1908年，之后作为俄军高级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1917年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12月18日，马达汉回到赫尔辛基，投身于国家独立的事业，而不是“无法返俄，只好回芬兰”。
马达汉新疆考察的成果由于其军事机密的特殊性，其文字和图片资料尘封了近半个世纪才得以重见天日，可为中国学人所关注几乎又过了半个世纪；而伯希和的此次持续了近3年的考察却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是他在新疆图穆舒克、库车的盗掘，特别是后来成为敦煌千佛洞劫经的始作俑者，将永远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6]
日野强的新疆考察与马达汉新疆考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一都是受本国军方派遣，军事侦察是考察的主要任务；其二，考察者本身都是军人，马达汉是俄军上校，日野强则是日军少佐，两人都到中国参加过日俄战争；其三，一个戏剧性的巧合是马达汉与日野强进入新疆几乎是同年同一时期，只是马达汉是自西向东，日野强是自东向西而已；其四，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为今人留下了包括日记、回忆录、照片资料在内的丰富的历史资料，而日野强也为今人留下了一本附有照片和地图的《伊犁纪行》。两人考察之不同点：其一，服务对象不同，考察目的针锋相对，即为各自服务的国家提供扩张侵略中国所需要的情报，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当时不但英俄角逐，日俄在中亚也处于互不相让的对立态势，马达汉甚至接到指令，要他警惕并监视当时正在南疆的日本人（当指日野强）的活动；其二，马达汉在俄国总参谋部指示下进行了身份伪装，作为法国伯希和探险队一名成员而出现，而日野强虽然一直单独行动，却从未掩饰自己的日本军官身份。[7]
三、马达汉新疆考察遗产的历史价值
马达汉在为时两年的考察中，横跨了中国8个省份。尽管马达汉的考察具有军事间谍和科学考察的双重性，但他留下的大量科考资料、照片、实物，包括他给沙俄总参谋部的《调查报告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晚清时期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初新疆的历史、社会、人文、地理和中外关系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达汉新疆考察的历史遗产大体可分如下三类。
一类是，马达汉撰写的有关此次考察的文字性记述，包括考察日记、考察回忆录、考察调查报告，以及绘制的地图。
马达汉考察日记题名为《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芬兰文版，1941年出版）。马达汉的旅行日记内容极为丰富，他把路途所见、所闻、所感做了详细的记述，内容包括沿途地形地貌特征、河流水系分布、动植物资源、城镇和居民点位置、历史沿革及交通、商业、文教、军事、经济情况等，特别是对地方官吏、军队、少数民族、寺院古迹、风土人情和各种见闻均做了生动的描述。马达汉日记发表后，引起了世界地理学界的重视，瑞典地理学会授予作者以斯文·赫定金质奖章，表彰他对“交通不便和与世隔绝地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考察。
马达汉回忆录于1951年出版，其中游记部分是作者根据日记改写的。
考察报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马达汉军事考察报告。该报告全名是《上校马达汉男爵奉旨于1906年至1908年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方诸省至北京之旅的初步考察报告》，用俄文撰写，长达173页，并附有数十幅自己绘制的或收集的从新疆到中国内地的重要道路、河川和城市方位图，以及有关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历史和民族的统计资料。该报告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军总参谋部的赏识，刊载于1909年俄军总参谋部内部军事刊物第81期上，并于1988年作为附件，在阿拉木图出版的《俄国旅行家眼中的新疆》一书中摘要发表。另一种是《访问撒里和西拉裕固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是一篇关于民族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考察报告，报告中概述了撒里裕固族和西拉裕固族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和语言、族称和族源、社会经济面貌和宗教头人制度等，同时在报告中还发表了经过整理的人体体型测量登记表格，以及撒里裕固族和西拉裕固族语汇表和有关撒里裕固族的民族服饰、艺术用品的图片。该调查报告部分内容曾在赫尔辛基1911年出版的《芬兰乌戈尔学会期刊》第27期上发表。
二类是，马达汉在考察期间所拍摄的1370余幅照片，这些照片目前均完好保存在芬兰国家文物局。1990年芬兰乌戈尔学会出版了由彼得·赛德伯物选编的《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该书从1370余幅照片中精选了87幅，而在芬兰文版的日记中也发表了328幅照片。将历史定格于瞬间的老照片的独特魅力，令人痴迷，并为之震撼。
三类是，马达汉考察中收集的民族民俗物品、钱币和其他文献资料，共计1000余件，目前均保存在芬兰国家博物馆、马达汉故居纪念馆等机构。
上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的历史遗产，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特别是新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亲历见闻。大言之，当时俄、英、日在新疆的角逐，清末新政在新疆实施的实效；小言之，当时新疆地方官员、民族头领的政治态度与施政情况，我们在马达汉的日记、回忆录和两种调查报告中都可找到有趣的答案。
其二，收录于马达汉考察日记中的马达汉绘制的城市布局图，计有11幅，包括和阗、乌什、阿克苏、满努克、喀拉沙尔、托克逊、迪化（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巴里坤、哈密，依我管见，其他史籍中还未见有同类布局图的记载，这是一批让我们了解20世纪初这些城市现状的十分难得的历史资料。
其三，马达汉考察时留下的1370余幅照片，包括自然景色、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各色人物、人文景观等等。马达汉拍摄于100年前的照片，把人们带回到20世纪初中国新疆和其他西北地区的晚清社会。正如芬兰学者尤卡·库科宁所说：“他（马达汉）拍摄的大部分山地图片确实蕴涵着一种神秘的、令人迷恋的甚至神话般的意境……最值得夸奖的是马达汉拍摄的有关民族学研究的图片。这些图片加上他收集的物品使人们领略到异国他乡的独特文化……图片从侧面丰富地反映了探险生活本身及其进展和与当地居民的关系。”[8]中国学者殷德俭对马达汉所拍摄照片的评论是：“马达汉新疆考察的1370余幅照片，总体来讲可归入到‘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中。他的摄影活动更多、更主要体现出的是‘纪录’的功能，同时深刻地展现出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例如那幅‘叶尔羌福利院里瓣单状腺瘤患者’照片[9]中那位老汉低垂的眼皮所透视出的漠然的表情，令人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无助，一下子就唤起了人们的同情之心，这就是图片的魅力，是影像的力量，是摄影师用视觉的语言在‘复原’着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一个个不该被淡忘的‘瞬间’。”[10]
四、中国学术界对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的缘起、进展与前景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即着力倡导开展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而中国边疆探察史是中国边疆研究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推动中国边疆探察史，特别是新疆探察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参与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的学术组织工作。1990年，我读到了刘爱兰、房建昌《芬兰总统麦耐黑姆光绪末年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载《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可说是我对马达汉这个历史人物的初识。自此之后，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开始关注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情况的收集，遗憾的是此后的几年中，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在近代新疆考察研究中，马达汉的新疆考察确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2000年春天，我有幸结识了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在芬兰留学并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王家骥先生。他对芬兰的热爱，以及对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的执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愉快、融洽地商议了进行20世纪初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资料整理和研究事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0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正式立项，可以说这是中国学界系统研究马达汉新疆考察之始。
这项研究工作包括收集、翻译、整理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资料、研究成果以及撰写马达汉评传等多项内容。主要工作由王家骥先生担任，我从组织、协调，以及研究历史背景的提供等方面予以协助。研究工作总体上计划在3年至5年内完成四项工作。
一是翻译出版《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
二是翻译马达汉新疆考察回忆录和日记；
三是收集、整理和翻译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调查报告，以及国外有关马达汉研究的主要成果；
四是撰写马达汉评传。
整个研究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
其一，2000年10月由彼得·赛德伯特先生选编，于1990年作为芬兰乌戈尔学会人文科学丛书出版的《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完成翻译并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选的87幅照片是从马达汉中国之行时所拍摄的1370余幅照片中精选而来的。
其二，2001年8月，《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课题组应芬兰国防部战争史委员会的邀请，以收集马达汉研究资料为主题，赴芬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此次访问的目的是：（1）收集马达汉新疆考察的著作；（2）参观、考察马达汉的出生地、故居、墓地，以及与他一生重大活动相关的地方；（3）与芬兰人文历史地理学术机构和马达汉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4）考察有特色的芬兰民族、民俗、历史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边远地区（北极圈内）的开发和建设。访问达到了预期目的，收集到有关马达汉研究著作6部、论文4篇，从马达汉中国之行留下的1 370余幅照片中选印了282幅珍贵历史照片，还意外发现芬兰学者兰司铁（C．J．Ramstedt）1905年所摄迪化（乌鲁木齐）照片，也一并选印复制。在访问和与芬兰学者交流中，还就开展马达汉研究达成了多项共识。马达汉是芬兰唯一的元帅，曾任芬兰共和国总统，今天大多数芬兰人视之为芬兰民族英雄。当然，由于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对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一度与法西斯德国“并肩作战”，也多受责难，但不管怎么说在芬兰历史上他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历史人物。他的1906年至1908年中国之行，尤其是跨越天山南北的经历，以及留下的大量文集、图片、实物资料，实是今天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前景广阔，这就是我们访问后得出的结论。
其三，2002年1月，王家骥著的马达汉研究评传——《马达汉》，作为由我主编的“走进中国西部探险家”丛书之一，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运用广大读者容易接受的体裁和文字写成的马达汉评传，仅从该书所列的23种参考书目中，芬兰文的作品就有7种，英文的有3种，俄文和瑞典文的各1种，即可知该书的学术含量。
其四，2004年上半年，芬兰文版的马达汉中国之行日记——《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汉译本，也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马达汉日记虽属旅行随笔性质，但文笔流畅、生动活泼，读起来有如行云流水、兴味盎然，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在此期间，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也为更多中国研究者所关注。2003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恕教授翻译的《曼涅海姆1906-1908年亚洲之旅摄影集》；2001年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档案馆和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共同编选的《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一书，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该书刊布了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有关马达汉（该书译名为曼纳林）1906年6月至1907年11月间新疆考察的档案文献43件。
“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课题组2000年设立的目标完成后，课题组的工作仍在继续。从2005年开始，我们着手进行两项研究工作：
一是，进行马达汉新疆考察的专题研究；
二是，收集和翻译马达汉作品和芬兰学者研究马达汉新疆考察的代表作品。
关于马达汉的调研报告，包括马达汉回忆录、军事调查报告书、访西拉与撒里裕固族，还有1907年至1908年马达汉在新疆考察期间致唐纳参议员的信。
关于芬兰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A．M．Tallgren所写的马达汉从东突厥斯坦收集的考古文物研究，G．Raquette所写的马达汉收集的墓碑古籍残本，Kaarlo Hilden所写的对亚洲腹地几个部族的人种学体型测量，J．N．Reuter所写的马达汉收集的佛经残片，G．J．Ranstedt所写的四份维吾尔文商业文件和蒙古方块字文书残片，Runar Meinander所写的马达汉考察时的气象记录，A．K．Merisuo所写的马达汉的地图测绘。
同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于2006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赫尔辛基和乌鲁木齐成功举办了“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芬学者20余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近30篇。2006年9月3日至11日，中芬学者16人在新疆进行了学术考察，考察了吐鲁番、库车、喀什、阿克苏、库尔勒、和静等地。这是中芬学者首次就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学术的合作盛举。
“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课题负责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在研讨会上就进一步开展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提出三项建议。
一是，加大马达汉新疆考察资料收集的力度，尤其是收藏于芬兰和俄罗斯相关档案馆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翻译。
二是，研究选题的开拓与深化，对此中芬研究者应有不同的重点选择。对中国研究者而言，应将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放到清史、新疆地方史、新疆探察史、中亚地区史，以及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等大背景下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对芬兰研究者而言，整理、研究、出版马达汉新疆考察藏品，对马达汉日记、回忆录进行校注应成为研究的首选内容。
三是，成果出版和研究普及方面，中芬学者应通过努力，争取得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与支持。对中国研究者而言，应在今后两三年时间里争取完成以下四项成果并力争出版：《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主要收录2006年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芬学者的论文），《马达汉新疆研究译丛》（主要收录芬兰和西方学者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成果），《马达汉新疆考察调研报告合集》，《马达汉新疆考察回忆录》。而希望芬兰学者能为出版主要收录中国学者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成果的英文版论集而努力。
讫止2009年，中国学者确定的四项工作，已完成了三项，即：
一是，《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由马大正、厉声、许建英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共收录2006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赫尔辛基和乌鲁木齐召开的“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14篇、芬兰学者提交的论文11篇。
二是，《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由阿拉腾奥其尔、王家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收集了马达汉撰写的两篇调研报告：《马达汉穿越新疆至北京的军事考察报告（1906-1908）》，《访撒里与西拉裕固族》。
三是，《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由马大正、王家骥、许建英译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此书翻译了马达汉《回忆录》中有关新疆考察的部分，并选配了马达汉1906年至1908年考察期间所拍摄的照片115幅。
上述几项工作的完成，其学术价值至少有：
其一，马达汉新疆考察的重要原始资料将悉数有了汉文译本，为深化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准备了一份扎实的资料；
其二，提供了一批中国学者有关马达汉新疆考察的研究成果。
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19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的新疆考察研究何尝不是如此。开展19至20世纪外国探险家在新疆考察活动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这一领域曾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每当想到这一时期外国探险家在新疆考察中损害中国主权、私携文物出境的行径，总有一种民族感情受到莫大伤害的耻辱感。对这种行径，我们不能忘却，也不应忘却！因此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诸如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波塔宁、瓦里汉诺夫、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华尔纳、橘瑞超、日野强、马达汉等人的考察活动，揭露和批判这些人的活动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而展开的；但是，作为研究者应认识到，外国探险家们尽管每个人的目的不同、方式各异，其所作所为或为称道，或被谴责，但应该承认，他们的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我们对他们的研究还很不够，其中也包括对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研究。马达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王家骥在《马达汉》一书后记中所言：“二十世纪初为了俄国的利益，马达汉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作为俄国的间谍，在新疆考察中充当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但作为一个小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受到列强欺压的中国又寄予同情和希望，马达汉在《旅行日记》中又把中国看作与俄罗斯一样的大国。他在《回忆录》中则准确地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需要一个坚定的中央政府、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和技术队伍以及新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但首先需要的是和平。”[11]如果从19世纪算起，新疆考察已经跨入第三个百年——21世纪，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作为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察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是不应被忽视的。
【注释】
[1]马达汉：《致读者》，载《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马达汉：《致读者》，载《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3]［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
[4]关于马达汉与伯希和合作中的不和谐，参见王家骥的《马达汉》，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6页。
[5]耿昇：《译者的话》，载《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6]对伯希和新疆考察的评议，可参阅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一书的《译者的话》，第1-41页。
[7]关于日野强新疆考察以及他的《伊犁纪行》，可参阅拙著《日野强和他的〈伊犁纪行〉评述》，刊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之代前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2004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8页。
[8]尤卡·库科宁：《骑马与摄影》，载《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9]见《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第39页。
[10]摘自殷德俭《“定格于瞬间”——马达汉新疆考察图片的魅力》，这是作者向2006年8月赫尔辛基召开的“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11]王家骥：《马达汉》，第326-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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