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地方志中的经济史料

一、早期地方志中的经济史料

宋代以前的地记，是详略不同地记载一地古今多种情况的早期地方志书，属于方志的一类。但是，同定型方志比较起来，由于地记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而尚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艺文等，加以内容又较为简略，神话和传说成分较多，所以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尚不完备，未臻方志之体，一般都还处在方志发端阶段。即便如此，其中仍有一些经济史料可资利用。如晋《太康地记》就有“云间青岭县出碧”、“梓潼县出伞子盐”等记载⁽²⁾。盛弘之《荆州记》录有“永安宫西有巴乡，村村善酿酒”，“荆州有美鲋，逾于洞庭温湖”，“房陵县建平出矾”及“秭归县，室多幽闭，其女尽织布，至数十升。今永州俗犹呼贡布为女子布也”等内容⁽³⁾。

地志与地记性质相近，亦属于早期地方志书。其最初也出现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渐有发展。比之地记，地志经济方面的记载较多。

以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为例，其重点虽在记述华阳一地古今人物，但于巴蜀、汉中、南中之地理、风俗、物产等亦有不少记载。如记巴：“其地东至鱼腹，西至棘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上植五谷，牧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珍者，有桃支、灵寿。”又如：“巴西郡，属县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东接巴郡，南接梓潼，北接凉。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马、桑蚕。”

如记汉中：“武都郡，本广汉西部都尉治也。元鼎六年，列为郡，属县九，户万，去洛一千八百七十八里，东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阴平，土地崄岨，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又如“晋寿县，本葭明城，刘氏更曰汉寿。水通于巴西，又入汉川。有金银矿，民今岁岁取洗之，蜀亦大将军镇之，漆、蜜所出也。”⁽⁴⁾如记蜀：“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再如：“广都县，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及渔田之饶。江有渔漕，梁山有铁矿，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过水二十里。”又再如“南安、阳武皆出名茶，多陂池”⁽⁵⁾。

如记南中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黄金、光珠、虎魄（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兰干’獠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又有罽旄、帛迭、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锡。”又如：“云南郡，蜀建兴三年置，属县七，户万，去洛阳六千三百四十里……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桑蚕。”⁽⁶⁾

从上述正文，可知《华阳国志》所载内容已经遍及巴、蜀、汉中、南中之地理、物产、民情、风俗等，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史料。

图经亦属地方志书一类，载一地古今各类情况，较之地记和地志，体例更完备，内容更宏富。如郎蔚之《隋州郡图经》分门别类、翔实地记载了各地地理、物产、商旅、民情、旧事、古迹、神话、传说等。如记物产：“雁门县有枣户城，初筑此城，以地多枣树为名。土人云，此枣多输北京。”⁽⁷⁾又如“高邑县房子城出白土，细华膏润，可以涂饰，兼用濯饰，可致鲜洁”⁽⁸⁾。再如“新乐县黄山有细耎白石，可为器物，土人工之”⁽⁹⁾。记商旅：“竹山县郭堵水，水出汉口，舟船往来，商贾所凑。”⁽¹⁰⁾叙民情：“雁门邑地，井泉咸苦，民皆远汲，魏牵招为郡，凿原为渠，注水城内，迄今民赖其益。”⁽¹¹⁾

图经发展到北宋，进入全盛时期。著名者有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等，经济方面的资料仍是其记载的重要内容。如《吴郡图经续记》载：“吴中地沃而物夥……其稼则刈麦秧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品名甚繁……其果则甘柑香硕，郡以充贡，桔分丹绿……其鳞介则鲦、鲿、鰋、鲤……秋风起则鲈鱼肥。”又载：“其民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捐财无益之地、蹷产不急之务者为多。”⁽¹²⁾

发展到南宋和元代，地方志书进入一个兴盛以至定型的重要时期。其基本状况是：南宋方志基本定型，元代方志稳定发展。南宋偏安长江以南，定都临安之后，一百五十余年间，由于北方金、元内部经常发生纷扰，未能大规模南侵，从而得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加以南方诸省自然条件较好，又经大力开发，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有很大发展。这样，南方各地地方志书的纂修工作就迅速发展起来。据查考，现见存名目又确知修于南宋的地方志书约有二百三十种，较之北宋的一百四十余种，增加近一倍，而且这些志书又绝大多数是在南宋朝廷管辖下的南方各路、府、州、县中纂修的。其中还出现了一批公认的名志，如《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赤城志》、《建康志》、《吴郡志》、《云间志》、《毗陵志》、《新安志》等。在这些地方志书中都有相当多的篇幅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如《吴郡志》用第二卷整卷载述自春秋末吴王阖闾迄于南宋之吴地风俗及其演变，包括风土、民情、习俗、游宴、灯节、歌舞、奢耗、农器、牛栏、渔具、吴语、衣冠聚会等，涉及门类远较《吴郡图经续记》为广，内容也更为详尽⁽¹³⁾。

再如《新安志》所载已遍及新安一地古今人、事、物诸大端，几近无所不载，体例周备，亦是南宋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称：此志“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于先达皆书其官，别于史传，较为有体。其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征引尤为该备。其所志贡物，如干蓣、药、腊、芽茶、细布之类，皆史志所未载”⁽¹⁴⁾。稽核原书，上述称誉并不为过。如其述进贡：

唐《六典》，州贡白苎布。太府卿以布之方土、精、粗为九等，而歙之苎在第七。《通典》，贡苎十五端、竹簟一合。《新唐书》，又有纸及黄连。国朝贡表纸、麦光、白滑纸、翼纸、干蓣、药、牙茶、细布。景德四年闰五月，诏特减放诸郡六十六处贡物，而歙所贡七物在其数中，且饬官吏后不得以土贡为名，妄有配率。熙宁中，贡白滑纸千张，大龙凤墨十斤。元丰中，贡白苎十匹，纸如熙宁，而无墨。今贡白苎十匹，其天申节进奉有银绢五百匹两。⁽¹⁵⁾

又如其载物产：

庶草之繁庑，其施于药饵者，芝兰、芍药、兔丝、昌羊。昌羊石生而细者为昌蒲。大观中，绘《本草》，术所出之州七，歙与一焉。陈藏器以为麦门冬出江宁者小而润，出新安者大而白。陶隐居以黄连出西间者色浅而虚，不及东阳、新安诸县。掌禹锡又以为香葇、寿春及新安有之，石上生者茎叶细而尤辛香，用之益佳。彼人谓之石香薷，此见于前载者也。火杴，狶莶也；香附子者，莎根是也；秆珠者，薏苡，马援所载者也。萹竹，射干也，虾蟆衣者，车前，芣苡也；苍耳，卷耳也；陵霄，缘高林绝壁而为华，所谓苕之华也；羊蹄，秃菜也，言采其葍者也。樟柳者，当陆所谓苋陆夬夬者也。三白之草，土人为之，五叶白，始生而青，入夏则叶转而为白，田家候之，每三叶白时，农事亟矣，五叶皆白，则农者益闲，至秋皆复青。金罂结实如缾，罂味甘涩，霜后取之以熬糖，又取甜藤以代饴。菝葜之根，赤用藏凫子，亦曰金刚藤旁，其先岁七日采其枝叶，挿门户以御厉土人，谓之旁皮，其根为乌药，卮蓝与茈，所以染也。今西安之染者，用歙之茈。菊种类尤多，顷歙人有王子发者，为图凡八十一种。牡丹出于黟，本自洛移植，其后岁盛，中兴无洛花，好事者于此取之，然无益于俗，不足广载。黄精者，生山之阴，视其华之白，以别钩吻，土人号为甜蕨，亦曰胡孙姜。仙灵脾者，淫羊藿是也。天仙之藤，其子为马兜。五倍子，大者如桃，其中皆虫，一名敷槛桃，桔梗之大而无心者，为荠苨，或用作假参，卖之于他郡。厚朴之薄者，或刮其皮以物煮之，为假桂。又有地黄、茯苓、五味、柴胡、白芨、黄蘖、旋覆、菴、木贼、谷精、五加、细辛、鹤蝨、百部、通草、木通、玄参、狼毒、栝楼、地松、萍艾、苦参、谨火、忍冬、萱草、卷柏、萞麻、草犀、杜仲、蒴藋、茜草、蜀葵、金星、地锦、葎草、夏枯、怀香、薄荷、覆盆草、乌瞿麦、芫花、白敛、前胡及天门冬、霹雳矢、何首乌之属。⁽¹⁶⁾

上述记载说明，《新安志》叙事、名物均颇为详尽，甚备方志之体。南宋方志发展和定型，于此可见一斑。

至元代，地方志书继续有所发展。其中，方志独盛，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时期，而地记和图经则大为减少，从而全面完成了图经向方志的过渡，为尔后明清方志大盛奠定了基础。现见存的一百四十余种元代方志中，有一批是公认的名志，如袁桷的《延祐四明志》、王厚孙的《四明续志》、郭荐的《大德昌国州图志》、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卢镇的《重修琴川志》、杨　的《至正昆山志》、徐硕的《至元嘉禾志》、陈大震的《南海志》、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李好文的《长安图志》、于钦的《齐乘》、朱思本的《九域志》等。这些元代方志，或以内容宏富、或以记载翔实、或以体例周备、或以叙述明晰，历来受到修志家、评志家及史学家的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