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五十五年前的一次文化抢救

17.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论冯骥才的文化遗产学术思想

冯骥才的文化遗产学术思想论集《灵魂不能下跪》出版发行了。这是读者早已企盼的一部文集。近十几年来，冯骥才的写作是大众关注的热点，这位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化小说的主将，放弃或者说疏远了小说样式，却以一种文化学术与思想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以其振聋发聩的言说令人警醒之余又长久地发问：他是为了什么？这部文集的出版或可为大家解疑释惑。

本文集收入了冯骥才近期和近些年来各种体裁的对文化遗产、文化问题的讲演、论文、随笔、考察报告、杂文、言论等等，分为五编：论抢救与保护、论文化困境、论城市文明、论民间审美、论田野经验；洋洋数十万言。从分编目录上就可以看出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非常广博，系统地、全面地展示了作者对当代文化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全面的阐释，许多篇什是新作、近作、力作，并在社会上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政府决策、政策制定、文化自觉、文化工程、文化行动、全民文化生活、学术发展等方面引发了系列的变革、变化和转型，在当代文化界、学术界、思想界独具影响，独有魅力，独树一帜。事实上这部文集也回答了关心冯骥才文学创作的读者，关于他的写作重心转向的原因、意义和目的。读者在冯骥才文字的深处能看到一以贯之的文化良知、问题意识和哲学沉思。

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步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势不可挡的速度，推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也全面转型。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政治向多极化方面作出努力与选择，文化则在激烈的碰撞中，渐次发出多样化的声音。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坚持文化的多样化，就要真正地解决本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就是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创新是不可回避的文化现实。这是一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和困扰。就文化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丝毫也不比发展中国家少。当然他们各自的问题可能在性质上完全两样。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从工业文明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时代悖论：一方面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发展，人类全面征服自然，并前所未有地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失衡了的自然生态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报复人类，科学技术发明也带来了核武器这样毁灭人类的战争机器，技术失控为“超人”，同时社会与文化全面异化，人被自己所创造的一切控制与摆布，人与自然和传统失去了天然的联系，人类正在失去自由，失去历史。而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最为严峻的现实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转型与变革，在这种转型与变革中，既无可避免地要经历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阵痛，又要有效地规避与应对后现代主义时代的社会问题。当西方有识之士正在自己的困境中向非西方社会的古老文明寻求“天人合一”这样的伟大智慧时，有古老文化与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举一反三，瞻前顾后，必须审慎抉择。在文化方面，前瞻性的思维应该指向三个困惑与矛盾的焦点：一是前工业时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后工业文明转型中文化何在文化何为?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古老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出路？三是全球化浪潮中怎样摆脱唯西方现代化马首是瞻并紧紧维系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化？

作为本土的思想家和文化学者，冯骥才从80年代我国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就以其独到的文学作品参与了“文化热”的文学实践。他是文学界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的重要干将，他的《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阴阳八卦》、《俗世奇人》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他在现代化背景下对民族根性的思考。这些作品中隐藏着深深的民族忧思，又莫以名状地透露出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与神奇。80年代的“文化热”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古老文化与文明前途的思考。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神速，我们是如此迫切地需要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所以，90年代以来，文学不热、文化淡化、社会多元。文学界、文化界的思考仿佛戛然而止，从大众话语中销声匿迹。冯骥才却在固执己见地延伸自己的思考。但是，他选择了思想言说与学术阐发的方式，用非小说的直接呐喊，发出了文化自觉的声音。这种文学的转向与思想的轨迹，很有些像鲁迅先生。转向文化写作的冯骥才，围绕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中西文化遗产观比较、民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文化现实中的困境与应对、当下的文化危机与文化濒危等展开了卓尔不群的思想，锋芒所向，锐不可当。

首先是抢救老街、保护城市的古老文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加速度发展，城市改造的力度前所未有。高楼大厦、玻璃幕墙、西式洋楼、罗马花园、城市广场迅速取代古建筑、古民居、古街道、古城镇。除了若干古建与文物专家发出微弱的抗争之声外，人们普通沉浸于发展的喜悦之中，并不在意其中深含的文化隐忧。一个文明古国的现代化抉择的时代大课题其实已经横亘在我们面前。从《手下留情》等一系列文章发轫，冯骥才开始在大众传媒呐喊疾呼。与一般学者发出的声音不同，冯骥才的思想并不局限对个别的经典建筑被毁的痛心和惋惜，他发现其实事关民族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也事关中国现代化的终极取向和世界形象。他强烈地抨击了神州遍地小洋楼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价值观，指出当前城市的十大雷同中的文化困境。为此，他全面思考了中国城市发展为什么要留住我们的文化。他指出，城市中的文化和文化遗存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千城一面与古城风貌的破坏不仅不能视为建设和发展的政绩，而且应予以黄牌和红牌警示。他建议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政府绩效观中确立“文化政绩”观，他还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解说老街的意义、遗址的价值、城市的记忆等等。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他比较过西方各种社会形态和文化现代化模式，从中抽绎出共同的细心呵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经验与教训，以资借鉴与参考。与此同时，他以独立的中国文化人的眼光审视与分析了全球化中的文化困境与抉择。他在我国最著名的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求是》等报刊上发表了《谁在全球化中迷失》、《警惕地球文化》、《发扬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弱势文化怎么办》、《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复兴的时代》、《为了文明的尊严》、《疾进的东方与返回的西方》、《一百年的教训》等数十篇文章，连篇累牍地轰炸人们麻木的文化知觉，骇世惊俗又精彩纷呈。其核心意旨是：中国伟大的城市、街区、民居、建筑是古老文明的载体也是城市的灵魂，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独特的文化传统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相反是我们受用不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崛起必然有赖于或者率先表现为中国文明的复兴，文化才是我们融入未来地球村的身份证，中国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的眼光。他是以全球的视野来思考回应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中国问题，因而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震撼力和说服力。此间，他痛斥国内文化方面的建设性破坏、文化粗鄙化、伪文化、无文化的城市再造、文化旅游化庸俗化浮浅化、文化破坏与流失、文化自卑自贱等等，从文化皮毛式的西化现象直指文化殖民心态和社会自卑心理，其批评掷地有声，振衰起颓，不容拒绝。他开启了人们的文化眼界，也凿开了我们文化自识的混沌蒙昧。

1992年，对天津市商业老街估衣街的抢救，使冯骥才的文化思想与文化行动结合起来，构成了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个案，他成为有史以来最特立独行的文化学者。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自己的思想，又以行动推广思想，最终以个人的文化自觉影响了全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观点是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著名理念，但是在思想上阐发和达到文化自觉境界的学人并不多，冯骥才是这不多中的一个。他还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文化自觉必须转化为文化行动和全民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文化理想。在抢救估衣街的过程中，初期他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带领一帮文化人抢救性摄影、摄像、录音、调查、考证、访谈，到后来，政府支持了，老百姓打出横幅欢迎了。他整理的估衣街和天津老城风貌、老房子等五大卷影像册，如今已成天津古城风韵的绝响。他甚至从他所居住的天津入手，发表了十余万字的文章，全面阐述了天津古城的文化意义。比如，《我们的母亲六百岁——为天津建城六百周年而作》、《指指点点说津门》、《阐释五大道》、《甲戌天津老城踏访记》、《历史的拾遗——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第三空间》、《老街的意义》、《遗址的价值》、《小洋楼的未来价值——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天后宫与天津人》、《天后宫剪纸》、《从圣彼得堡到杨柳青》、《妈祖，从信仰到文化》、《挽住我的老城》、《海河边的意大利》等等。这些学术研究、文化思考、美学阐发，在学术的深度与思想的高度上两相结合，字字珠玑，把天津文化的历史、现在、未来叙述得声情并茂又惊心动魄，对天津文化的定位、保护、弘扬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在天津人民的心目中，他几乎成了天津文化的代言人。无怪乎许多文化名城的有识之士都惋叹本地缺少冯骥才这样的文化思想者!辉煌的古都和灿烂的城市文明曾经是中华大地上不朽的奇迹，但是随着老北京城墙、胡同、四合院的消逝，随着一座座古城毫无顾忌地被推土机推倒，我们毁掉了历史，城市的个性与记忆荡然无存，整整一代人对此竟浑然不觉!这是怎样的历史的悲哀和文化的悲剧!读一读冯骥才的文章，真是令人醍醐灌顶!

其次是抢救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文化界和各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在全球范围展开了统一的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行动，施行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01年，冯骥才出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并在以上全球行动之前在全国启动与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冯骥才的文化思想与行为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天地。提出抢救与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他的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大国，农耕文明极其璀璨，但人类在从狩猎文化转向农耕文明时，对前一种文化未进行记录记载，致使远古文明和狩猎文化踪影难寻；当前农耕文明正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时代全面转型，必须把中国在世界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农耕文明活态地记录下来；农耕文明以农村文化为样式，必须及时记取我国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深刻而令人痛惜的教训，坚决防止千村一面的文化悲剧重演，新农村不能变成“洋农村”，要守护住农耕文明的伟大传统和文化多样性；民间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民间的、乡野的、田园的、活态的文化，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在这两方面以及就其繁复性、古老性、生动性、现实性等各个方面，它都堪与典籍、精英、圣贤、宫廷文化和物质文化遗存相媲美，是中国和人类文化的半壁江山，但却从未系统、全面整理与呈现，文化家底不清，甚至还未被视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严重濒危与迅疾消亡，亟待抢救与保护；民间文化源自悠久的远古时代，又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其间有大智慧、大情感、有无言的大美，是民族精神的命脉、民族情感的源泉，有超越时空的精神密码存焉。我们曾经太不了解、太过轻视这种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了。当一种全新的人类文化遗产观确立起来的时候，为了民族和人类的未来，民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来。

鉴于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物古建遗址维护、古籍整理等截然不同的方法和对象，冯骥才大力倡导拿来国际人类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前沿的理念与方法，同时揉进自己对中国民间文化与我国学术界现状的思考，提出了全面的学术理念和全新的学术方法。就理论与田野的关系，他提出了田野呼唤理论的观点，希望民间文化专业工作者，当前更紧迫是要走向文化正在消亡的田野，要在田野中获得研究的最鲜活的素材和问题；随即他又撰文向学界呼唤，理论要指导田野，强调抢救、保护、记录、研究应该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文化工程必须具备扎实的科学理论与理念，使田野作业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准。他还积极倡导当代田野记录必须有视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参与，立体的、动态的、全面的、视听的、文献化的、数据化的调查、记录与存录。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濒危形势，他基于自己田野考察所见，提出了当前最濒危、最迅疾消亡的对象，是远古文化遗存、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民间文化传承人、古村落。所以，抢救工程要遵从濒危优先原则。

在领导与组织实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过程中，为了让人们重新认识民间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自觉中实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冯骥才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美学意义、民间立场、民间审美、国际价值、国际标准等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研究与思考。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民族精神与情感，不仅是文化的另一半，而且最能体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现代的文化遗产观也是一种现代文明观，谁最早认识到遗产的价值，谁就留住了遗产，当代中国人面对先人的伟大文化创造，必须具有这种前瞻性眼光。他特别研究了民间审美的独特性、重要性，强调这些民间文化、艺术、口头文学有它独特的传统和价值。在千年手工中有宝贵的财富，年画是民间艺术的龙头，剪纸里蕴含着代代相传的技艺和精湛美学，民间文学能给作家以无尽的滋养，唐装和中国结的兴盛是文化对现代化的回应，年文化里深藏着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民间艺匠也曾创造了中国文化的辉煌，杰出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文化成就并不逊色于圣贤哲人、作家艺术家。发现民间、认识民间、守望民间，不仅仅是学人、文人、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民间审美的别样的文化风景更由于它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历史和文化创造，这里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国情民情、人心向背、民族精神、人民感情尽在其中。我们怎能轻言放弃!但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现状却令人忧虑重重。科学的文化价值观基本上还未形成，古董商们已经先于文化工作者将包括穷乡僻壤在内的中华大地上的民俗器物一扫而光，即使是遗址、古建还在，也只是一副“文化空巢”。文化被淘空后，人们就开始制造假文化、伪文化。目睹这种令人痛心的文化异化，冯骥才呼吁民间文化保护立法，呼吁建立乡村博物馆，呼吁活态保护，等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是举世未见的，这一笔珍贵的人类遗产，理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它延续与发展的文化责任。

再次是独到的田野作业的成就。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在研究与阐释民间文化时，一向以田野调查为先行。冯骥才的田野工作对他的思想形成和学术理论不仅具有先在的意义，并且成就了他一系列的学术发现与思想成果。以中国之大、地域之广、人文之丰、地理山川气候民族之缤纷多彩，的确是田野工作的天堂。冯骥才在田野的广度上，走过26个省、市、自治区的田间村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但他还是不时发出“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他之所以这样表述民间文化遗产的丰富与珍贵，一方面表达了他一直追求的当代文化学人应该在一个弘阔整体的高度全面知悉我们的文化家底；另一方面是他由衷地赞叹人民所创造的无尽的文化宝藏，他无可抑制地要极力号召全国的民间文化学人在田野工作中深入再深入。在田野工作的深度上，冯骥才对年画的调查可圈可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冯骥才开始对年画进行跟踪调查，他以杨柳青年画为出发点，在走家串户了解全貌的基础上，又以档案式调查对其进行实时描述记录。他的做法是，每年年节正当年画制作时节都去调查记录，然后一步步考究它的变异和消亡消失的过程、原因、细节。在十多年的杨柳青年画调查中，他还发现和记录了若干珍贵的年画文化形态，比如有关杨柳青年画的民间说唱艺术的发现和一种独特的缸鱼年画品类的发现。他用文字、录音、摄像活态地一年一年地记录杨柳青年画最后的踪影。为了挽救年画的衰亡并对其在全国作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终结式记录，他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首个重大专项确定为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直接主持了对全国二十余个重要的著名的年画产地用统一的科学方法、统一的调查规范、统一的记录手段、统一的编纂体例进行普查与整理。他认为，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奇葩，年画中的艺术、美学、文化、民俗、技艺、造型、构图、色彩、形象、传人、口头艺诀、唱买唱卖、店铺、印刷、刻版、作坊等等，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并且从来没有被系统地、系列地调查。为做好集成工作，他跑遍全国十几个年画产地，又发表系列论文与文章阐述年画的价值与普查的意义，总结出对年画这种独特民间艺术形式的调查、记录与整理的方法，用以指导各地的工作。2005年他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作为示范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后，立刻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的高度好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中国年画与民间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李福清看后，赞叹不绝，并欣然应邀加入到年画集成域外卷的编纂工作中来。在年画调查中，冯骥才还拓展了他的年画研究，他对各地年画不断加以比较研究以区分它们的界限、差异及其原因；他还总结了一套年画老版考据的方法，以鉴别年画的年代、真伪、风格、产地；他出版了《年画手记》、《民间灵气》、《武强屋顶秘藏年画古版发掘记》、《豫北古画乡发现记》等专著，并发表了一系列年画调查的田野报告；在河南省滑县他发现了一个从未见于记载的独特年画品种及产地，不惜数次深入村庄，与助手们开展地毯式调查；他还提出了建立中国年画学的学术设想，并着手组织队伍开展系列研究。有史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在这样一个学术路数上去把握中国年画。从中国年画这样一个个案中，其实人们可以充分领略与理解中国民间文化是怎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对象。中国民间文化任何一种类别都可以引发一系列的学科创建与变革。中国民间文化像年画这样的品类，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还没有得到学术关注和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所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逐步启动实施了年画抢救、唐卡艺术抢救、民间泥彩塑艺术抢救、民族民间服饰抢救、民俗文化抢救、民间故事抢救、民间美术普查、古村落保护、民间剪纸抢救、民间杰出文化传承人调查等等。规划和计划中的还有史诗、叙事长诗、歌谣、神话等的普查与整理。所以，冯骥才痛感人力不足、人才不足，而民间文化的消亡又时不我待。他慨叹，我们的人手再乘以一千倍、一万倍仍然不够用。

冯骥才的田野工作方法，具有自己的风格与范式。他通常是深扎深挖与跑远跑全相结合。这种方法有目前通行的人类学的传统和经典手段，也有早期人类学和现代作家式的技法。比如长期观察、融为一体、深入阐释、经典结论；比如记行记游、敏锐直觉、博晓广知等等。学术成果的呈现则表现为：1.文化思想的形成与掷地有声的表述（如《年画与民意》等）；2.系列论述的发表（如关于杨柳青年画）；3.有真知灼见且文采斐然、令人耳目一新的田野手记（如田野考察专集《民间灵气》）4.考据、研究的专题论文（如贾氏古版解读）；5.系统的全面的普查成果的整理与出版（如《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0卷、《中国民间美术普查图录·贵州卷》、《中国剪纸集成》等，并且它们均附影像记录的光盘）；6.学科与学术建设（如中国年画学的研究，提出并主持中国民间美术分类学研究及主编首批成果《鉴别草根——中国民间美术分类研究》）等等。显而易见，冯骥才的田野工作，既达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博厄斯等这样一些国际人类学大家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深度，又具有自己独到的文化成就。他影响了当代中国一批学人的学术实践，组织了全国性的浩大文化工程，推广了科学的手段、方法与理念，带动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民间文化遗产的关心、关注、支持、参与。我们只要横向地向世界看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把一种一向被人们遗忘或轻视的文化形式推向了人类、全球和世界的高度和广度，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冯骥才的文化行动与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理论与实践及其引发的社会震动是多么具有历史意义。相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为个人立言而言，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是为民族的安身立命而战，此中艰辛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冯骥才为募集抢救资金，画画募捐，手指都画得骨节突凸了；为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他也不得不向某些“有钱人”作为五斗米折腰，忍受着灵魂的屈辱。但是，为了一个民族在世界竞争中不去做灵魂的下跪，他承受了这一切，也顾不及自己所钟情并不能释怀的小说写作。他听命于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的驱使。他跑到田野的深处，去倾听、去感悟、去鉴赏、去膜拜；他从田野中获得思想，获得精神，获得尊严，获得尊重，获得灵感与灵气。他把田野的收获用最精美的文字和形式呈现出来，立刻就震惊了世人。他用他的行动证实了田野的博大和民间的伟大。

复次是在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中求诸己身。20世纪末以来，人类的文化遗产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全球化使人类观察文化有了一个全人类的高度和全世界的广度，这种新的文化观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伟大遗产都成为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打破了文化形态的隔阂，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记忆遗产、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等全都成为不可忽视的人类遗产的组成部分和不同的形态。在这样的时代，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观照自己的文化经典和民间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把握其精要，形成深刻的文化自觉；以他者的广阔视野比较和发现发达社会异域文化的精彩呈现，才能从中获得文化发展的趋向与规律的启迪。冯骥才的文化遗产观正来源于他纵横捭阖的文化视野和学术境界。

比如，他对法国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过深入调查与思考，法国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遗产大普查，法国对古老街区和老民居的呵护，法国文化遗产日的成功经验，法国文化对美国文化冲击的抗衡，法国对民俗器物、民俗文化的深刻情感，法国城市规划中新区与旧城的和谐，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梅里美等人的思想与行动对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的深远影响等等，都给他启迪与借鉴。

比如，他对奥地利文化遗产保护的个案研究，也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冯骥才曾对奥地利城市、乡村、人文、艺术等作过长达3个月的专项调查，此间他细访政要、僧侣、教师、画家、音乐家、匠人、农民、游方艺人、工人、外交官、司机、作家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认真观察了一些著名古村、古镇的文化遗存及其保护和利用，发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文化理念，不仅发而为专著若干（如《萨尔茨堡的性格》等），而且大有益于他对中国古老的多样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思想的形成。

比如他对意大利文化遗产的考察与研究，特别是对西斯廷教堂壁画的复原保护技术的考察，促使他归纳与总结出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模式，他将之表述为“整旧如初”，他由此比较分析了我国古建古文物保护通用的口号“整旧如旧”，并对此提出质疑。这两个口号，不仅是一种遗产保护的技术和目标及其差异，更是一种遗产理念的差异。整旧如初既有别于整旧如新，也有别于整旧如旧，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比如，他对希腊文化遗产保护、伦敦生活文化、日本民俗与民族精神、美国印第安人及其根文化等等的研究与观察，无不从中敏锐地发现了它们文化的坚守和品格。

比如，他对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以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解读了敦煌文化（《人类的敦煌》、《敦煌痛史》），他甚至还发表了《关于敦煌样式》这样极具专业深度的论文，从敦煌壁画独特风格出发，研究了它的起源、形成、特色、美学本质等，并将它命名为敦煌样式，他指出这个样式的全部文化价值在于：“敦煌艺术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个派生的和从属的部分，而是其中一个独立的艺术样式与文化样式。对于丝路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整体的中华文化是敦煌石窟的文化主体；对于中华文化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之间的多元交流，西北民族是敦煌石窟的主体。只有我们确认这个主体及其独具的样式，我们才是真正读懂了艺术的敦煌。”（《关于敦煌样式》）

比如，关于中国美术史，冯骥才有两项研究可见他的学术修养与艺术功力，一是他曾以专著的形式（《中国画百图解》），对中国美术史上的著名画家一一作过深究，美术史于他是了然于心；二是他对北宋张择端的著名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在“文革”初期进行过数年临摹，完整而高超的摹写就有过两次，这两次的摹本都深入到每一个细节，几可乱真。后来他还加入过对故宫藏本真伪的讨论，严肃批评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纰漏与狗尾续貂的失误。他把他所讨论的文化问题，民间美术的价值认定，民间艺术的年代、地域、风格考辨等都置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学术传统之中。

由上可见，是广阔的文化视界和深刻的传统自省成就了冯骥才的文化思想和大家气象。

最后，我们看一下冯骥才的文化思想与学术的精彩而有效的传达形式。冯骥才的文化遗产思想的表达在四个层面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个层面是他的政治身份与诉求。他是全国政协常委，这使他经常把自己的文化思想与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与文化命运结合起来，通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提供可行而有益的思想。他是我国文化界向全国政协会议提出议案，建议设立国家文化遗产日的第一人（1999年，此前多年他已在文章中论述过此一设想），这个倡议终于在2006年成为现实，国务院确定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国家文化遗产日”，国家与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从此进入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新境界。此外，他对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关注与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并建村镇博物馆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保护问题、春节假期前挪一天以尊重民俗传统等等都提交过政协议案，引发了一次次遗产保护的大讨论和新热潮。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和全国专家委员会主任，他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保护体系的建立，也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层面是舆论焦点与媒体诉求。冯骥才的名人效应帮助他推广了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思想。从电视到广播、报纸、网络、刊物甚至博客，冯骥才近些年都是以一个文化学者的身份在呼吁、呐喊、推介抢救与保护工作，并且深得人心，广受关注。他的文章、论文、言论不仅发表在专业刊物上，而且在最强势的媒体上频频出现，成为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关于年文化与春节民俗的意义，放鞭炮的民俗寓意文化深意、年文化所体现的民族凝聚力等，对近些年各地大力恢复优秀年俗，对中央着力通过促进传统节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发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个层面是讲演与游说。冯骥才有雄辩的口才，他像孔子周游列国一样，为了发动各级政府、社会各界都支持、重视、参与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四处奔走，每到一处都要以其精彩的讲演宣传其主张；他像武训一般执著地、不屈不挠地推行抢救工程。他的讲演常常震撼一方，引起听众强烈共鸣。在北京，他为省部级领导讲“文化遗产日的意义”；在山西，他向全国县长宣讲民间文化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在国土资源部门，他与各地的“土地爷”畅谈土地管理与文化保护的关系。相当一批党政领导被他的讲演与思想感染，把文化遗产保护置于重要议事日程。第四个层面是精美精湛的文字传达。冯骥才不仅有高蹈的思想，而且有高超的文字表达技巧。他的文字形象、生动、精辟，又包含着鲜活的、新颖的、深刻的思想，读来畅快淋漓、峰回路转。智慧、机趣、巧妙、别致、独到、神奇，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可读性强，任何文体都决不生涩，而且篇篇可作美文读，在高度的文学性中传达出深刻的文化性、思想性。这些就是冯骥才文化思想传达中的文字风格，这当然使他的思想独具魅力，大放光彩。

总之，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界，冯骥才及其文化思想已经成为一个关注度极高的文化现象。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或者说堪称文化思想的独行侠。他对我国伟大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将影响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

（本文刊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的冯骥才著《灵魂不能下跪》一书，为该书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