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政权发展轨迹

序章　平城政权发展轨迹

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天兴元年(398年)至太和十八年(49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以平城为其统治中心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北魏平城政权,并将与之相应的时代称为北魏平城时代。制约北魏平城政权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异常错综复杂。虽然如此,在其中仍然能够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北魏皇权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由于拓跋部落遗制的不断干扰,北魏皇权的发展呈现为时起时伏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牵动着整个平城政权,使它的发展历程呈现为迂回曲折的运动轨迹。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不过,代国与十六国时期各游牧部落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并不相同,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¹⁾自魏晋以来,这个以拓跋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一直活动在以黄河河套为中心的阴山山脉以南大草原上。当其势力强盛时,便屡次沿黄河东进到大同盆地,甚至南下到晋中一带。

在末代代王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年)之际,前秦皇帝苻坚派遣大司马苻洛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大败代国部众。然后,前秦将什翼犍所辖各部割裂开来,一部分归属于曾经被拓跋部战败的铁弗部首领刘卫辰,另一部分归属于原先败归拓跋部的独孤部首领刘库仁,从而灭亡了代国。此后十年之间,拓跋部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²⁾

登国元年(386年)正月,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纠集拓跋各部在牛川⁽³⁾重建代国,自己即代王位。⁽⁴⁾新的政权建立以后,拓跋部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要么,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继续以部落联盟的形式驰骋在北方大草原上;要么,像在它之前进入中原的其他游牧部落那样,仿效中原地区的典章制度,建立起封建化的国家。曾经长期流落中原而深受汉文化熏陶的拓跋珪以及追随他的一批代国王室成员和贵族选择了后者,并因此与力图保持草原游牧部落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的部落贵族势力发生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登国年间持续十几年的部落战争。

伴随着对于草原各部落征服战争的推进,拓跋珪实行了有利于部落联盟解体和封建政权创建的离散诸部措施。离散诸部措施并非孤立的法令,而是属于包括“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在内的一套综合性法令中的一项具体的措施;并且,它还是与拓跋珪推行的一系列农垦政策相配合地实施的。拓跋珪施行离散诸部措施的目的,是要剥夺那些陆续地归附和被征服的部落酋帅们对其部落的统领权力,进而将这些部落的部民连同其酋帅在内统统转变为拓跋政权统治下的“编民”,并促使他们去从事农耕。但是,这样做不仅直接损害了部落酋帅们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违背了草原游牧部落的旧俗,因而招致他们的反复抗拒。由于诸多部落的激烈抗拒,加上西燕、后燕等外部势力的入侵,迫使离散诸部措施两度中断。因此,与部落战争相伴随,离散诸部措施也断断续续推行十来年的时间才大体完成。

首次离散诸部的时间是登国元年,地点在盛乐。⁽⁵⁾它是与“息众课农”政策相配合实施的。但是,当年八月,由于乙弗等部的反抗和西燕支持下的窟咄势力的进犯,拓跋珪不得不率拓跋部逃往阴山以北,这次离散诸部措施便流产了。第二次离散诸部是与登国九年(394年)由卫王拓跋仪主持进行的屯田相配合实施的。这次离散诸部虽然只是在五原⁽⁶⁾地区的部落中施行,但其意义并不亚于第一次,它是拓跋部落联盟大规模地分化成为从事农业与继续游牧的两大部分的标志。与此相应,拓跋部的军队也增加了一项新的监督农业生产者的职能。不过,第二次离散诸部又因第二年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军进犯而中止。直到天兴元年,拓跋珪抓住其统领下的各部落集中于大同盆地内的大好时机,凭借刚刚取得的败亡后燕的胜利之威,才达到全面实施离散诸部措施的目的。这第三次离散诸部实际上就是该年二月拓跋珪对各部落及从后燕旧地迁到大同盆地的新民进行农、牧分工和将军队划分为从事征战与监督农业生产的两部分的所谓“更选屯卫”。

离散诸部以及与它相伴随的“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是拓跋珪推行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它促使北魏统治下的大部分游牧部落的组织分解,加速这些部落的产业由游牧向农耕、半农耕转化,并推动各部落内部阶级分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离散诸部等措施在推动拓跋部落联盟解体而向封建集权国家的转化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随着部落战争和对外战争的节节胜利,随着离散诸部等措施的逐步推行,拓跋珪的统治权力也日益发展。天兴元年六月,拓跋珪诏有司议定国号为魏。七月,拓跋部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拓跋珪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拓跋珪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由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从而,仿效中原传统制度,初步建立起国家机器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特别是以皇权和初创的官僚系统取代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同年十二月,拓跋珪称皇帝,改元天兴,是为北魏道武皇帝。⁽⁷⁾

新型的平城政权建立以后,北魏对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继续实行大规模的征伐,迫使那些部落内徙或依附。与此同时,道武帝还对新占领的中原地区的反抗势力进行镇压或迁徙。在对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和中原反抗势力的征伐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道武帝于天兴三年(400年)十二月乙未和丙申连续颁布了两道诏书。在这两道诏书中,道武帝反复地强调北魏皇权乃“天人俱协”,“大运所钟”,是“不可以非望求”的;而臣下的职权是皇帝赐予的,因而“用之则重,舍之则轻”。⁽⁸⁾其中心思想无疑是要建立专制的统治。结合上述道武帝任用崔玄伯、邓渊、董谧、晁崇等汉族士人制定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典章的统治制度来看,乙未、丙申两诏书的颁布可以看作是将平城政权纳入封建轨道的标志,它表明拓跋部的统治机器在北魏建国之初就从部落联盟转化成了封建集权性质的国家。虽然这部封建集权机器还远不完善,但是在后来平城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它却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这一转化实际上也表明拓跋部社会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

乙未、丙申两道诏书既是实行封建集权统治的宣言,又是开始镇压拓跋部内反抗皇权的势力的信号。《魏书》卷二《太祖纪》在载录丙申诏书之前称,该诏书是由于“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而发布的。此言虽不全面,但道出了北魏朝廷内部的激烈矛盾。《太祖纪》还在天赐六年(409年)条下称,道武帝末年因滥杀、滥黜臣僚致使“朝野人情各怀危惧”。其实,道武帝的残暴统治并非仅限于其末年,而是从乙未、丙申两诏书颁布之时就开始了。被杀戮或降黜者虽有许多是因道武帝的“喜怒乖常”所致,但也有不少确有反对新的集权统治之心者。从部落联盟转化为封建集权政权,从游牧转向农耕,对于一向驰骋于大草原的拓跋所统各部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动摇了拓跋社会旧的传统习俗的根基,又触犯了部落贵族现实的经济利益。天兴三年以后,虽然大部分部落已经臣服于北魏王朝,但是部落贵族并不甘心失去既往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反叛。因此,长期的部落战争虽然暂时停顿,却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反抗与镇压。而朝廷内外的许多贵族又确与那些反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应该看到,道武帝残忍地杀戮和降黜臣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他的集权统治。但是其结果却适得其反,诚如《太祖纪》中所言,搞得“朝野人情各怀危惧”,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道武帝未能采取积极有效的安定局面的措施,却又急于要解决皇位继承问题。而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道武帝的原则又与拓跋社会旧的传统习俗相违背。在平城政权建立之前,草原上旧的部落联盟大酋长在形式上是由各主要部落推举产生的;在尚处于脱离母权制不久的父家长制社会阶段的拓跋部内,部落首领的继承则实行兄终弟及制。但是,道武帝却想按照中原汉族社会的制度,实行父子相承的皇位继承制。同时,道武帝还制定了子贵母死制度,企图彻底杜绝拓跋部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母权干预政治的现象。道武帝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终于酿成一场父子、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的政变。

天赐六年,道武帝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于是赐拓跋嗣之母刘贵人死,并告诉拓跋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拓跋嗣对道武帝的做法难以理解,被迫出走。⁽⁹⁾道武帝不得已,就打算改立次子清河王拓跋绍为皇储,因此又欲重演杀妃故伎,决定杀死清河王绍母贺夫人。贺夫人遂与清河王绍密谋,发动政变,反将道武帝杀死。⁽¹⁰⁾清河王政变的导火索虽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但其实质是平城政权危机的爆发。不过,道武帝虽然死于政变之中,但他创建的封建集权统治的根基却未动摇。道武帝长子拓跋嗣在平息清河王政变之后接替皇位,是为明元帝。道武帝建立的北魏皇权在明元帝身上得到延续。

明元帝时期建立了一项值得注意的政治制度,那就是太子监国。以太子监国并非北魏特有的现象,中原王朝中早就有过先例,不过大多属于权宜之计。但是,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却将太子监国作为皇权的辅助方式,使之成为固定的制度,这是北魏平城时代政治的特色之一。明元帝建太子监国制的原因在他的两次谈话中说得很明白:在建立此制前,他对汉族大臣崔浩说,因为自己疾病弥年,疗治无效,所以想在生前就将政权交付给太子;在建立此制后,他对左右侍臣说,让太子代为行使行政权力,可以使自己腾出身来去镇压国内的反抗和征伐异国。⁽¹¹⁾但是,实际上,明元帝心中还隐藏着一个不便道明的目的,那就是像他的父亲道武帝一样,想将皇位顺利地传给长子拓跋焘,而不愿意遵循拓跋部落的旧俗兄终弟及制。

兄终弟及制在拓跋部政治生活中影响时间很长,道武帝有意废除之,未果而亡。明元帝虽然以长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但他的皇位是从他弟弟清河王绍手中夺得的。而清河王绍则是发动政变杀死道武帝后获得皇位的。像这样,通过政变而获得皇位的方式,并不能表明兄终弟及制被彻底废除,更不能表明父子相承已经成为制度。

清河王政变事在《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和《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纪》义熙五年(409年)条中均有记载,但文字略有差异。前者说,清河王绍杀道武帝后曾问群臣道,“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后者也载有类似的问话,只是“父”字之上多了一个“叔”字。但从清河王绍说话时道武帝已经被杀的情况来看,似依《资治通鉴》作“叔父”较为合理。而且道武帝虽无同母同父弟,却有同母异父弟。参证《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的记载可知,他们是卫王仪、秦王觚和阴平公烈。当清河王绍政变之时,阴平公烈尚在世,他实际上就是清河王绍语中所说的“叔父”。这样,《资治通鉴》的记载得到证实。它表明,当时兄终弟及遗制不仅没有明确废止,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否则清河王绍便无须向大臣们发出“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的问话。

明元帝末年,在世的皇弟尚有广平王拓跋连和京兆王拓跋黎,他们虽然年龄尚幼,但均较太子拓跋焘年长,因而皇位之争的隐患仍然潜在。为了防止身后发生骨肉之争,明元帝采纳崔浩的建议,建立起太子制度,并且以太子为监国,在其生前就将最高统治权授予太子焘。使太子焘的皇位继承权成为既定事实,这正是明元帝藏于心目中的以太子为监国的真正目的。

以太子监国的办法除却兄终弟及遗制的影响,实在是一大发明。自此之后,中原王朝例行的父子相承的继承制成了北魏皇位传递的传统。

明元帝去世后,太子拓跋焘顺利地继承皇位,是为太武帝。太武帝仿效明元帝,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监国。不过,在太子拓跋晃监国之际,太武帝正是年富力强之时,所以拓跋晃监国时间持续了十三年之久。时间一久,太子监国的弊端便逐渐暴露出来。皇帝与太子在军事和行政上的分工实质上是皇权职能的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因而必然导致皇权运行的危机。事实上,当太子晃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东宫集团便形成了;当东宫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与皇权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当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政治危机就爆发了。于是,正平元年(451年)事变发生,结果太子与皇帝相继被杀。

皇帝与东宫集团的同归于尽,标志太子监国制的终结。接着,阉官宗爱篡权,北魏政局处于动荡之中。在这种状况下,皇权难以伸张,后权却在政治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了。

北魏后宫有赐储君生母死的制度,史家称之为子贵母死故事,首例是道武帝杀明元帝母刘氏。据《魏书》卷三《太宗纪》载,道武帝出此残忍之策的目的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道武帝为何如此深忌“妇人后与国政”呢?这与他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

道武帝在代国灭亡以后的经历,《太祖纪》记载极略。同书卷二四《燕凤传》中,在燕凤与前秦皇帝苻坚讨论代北事务的处置问题时提到了道武帝,但这段史料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存在纰漏,因而相关的内容与《太祖纪》矛盾。其原因,正如周一良先生在《关于崔浩国史之狱》一文⁽¹²⁾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崔浩国史之狱的缘故,史臣不敢直书北魏史事,致使北魏早期的历史疑窦丛生。周先生还指出,对于代国灭亡前后的历史,《晋书》和南朝史籍所载反较《魏书》正确。如将《燕凤传》与《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和《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等记载相对照,不仅其时间与地点上的纰漏可以化解,而且还可以互相印证地勾勒出道武帝早年的经历。这段经历是:道武帝先与其祖父代王什翼犍等一起被俘虏到长安,然后从长安流徙到蜀地;什翼犍死后,道武帝又被迁回长安;淝水之战后,道武帝随从慕容垂来到中山;最后,道武帝被慕容垂送回代北。

从代国灭亡到北魏建国的这段时间里,道武帝的年龄在六岁至十五岁间。由于年龄幼小,他始终处于母亲贺氏的监护之下。从上段所引史料出发,参证《魏书》卷一三《皇后·献明皇后贺氏传》和同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等记载,可以了解到道武帝受监护的这段生活中值得记述的五件事情:其一,贺氏以道武帝的名义绑缚昭成帝投降前秦,致令道武帝与她一起被流徙蜀地;其二,道武帝在贺氏的卵翼下客居蜀、长安、中山等地;其三,回到代北后,道武帝在贺氏的保护下摆脱了分治大草原的独孤部和贺兰部的控制与逼迫;其四,道武帝在贺氏及其兄贺讷的扶持下登上代王位;其五,在建设北魏政权中贺氏发挥了影响。这五件事说明贺氏不仅在生活上监护过道武帝,而且对道武帝的政治前途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因而,道武帝登上王位以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制于贺氏的。这种状况延续至皇始元年(396年)贺氏去世为止。由于这些经历,使道武帝对于母后干预政治的现象具有十分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为了使其身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道武帝决计杀死明元帝的生母刘贵人,从而立下了残忍的子贵母死制度。

北魏以及代国的历史上,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妇女不乏其人,这与拓跋部离开母系氏族社会为时不久因而社会尊崇母权密切相关。母权制遗俗既然在北魏社会影响深刻,那就绝非是以简单的杀戮办法所能根除的,它还会通过特别的方式和途径继续顽强地表现出来。

由于丧母的储君往往幼小,需要有人抚养,因而由子贵母死制度便自然地派生出了以保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而保母抚养储君的惯例在母权制遗俗极浓厚的拓跋社会中又发展成为保母干预政治的怪诞现象。第一位干预政治的就是明元帝的太子拓跋焘即太武帝的保母窦氏。接着,又有太武帝之孙、太子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濬的乳母常氏。常氏在正平元年事变中保护过文成帝,所以文成帝即位后她的地位和权力便上升至等同于嫡亲的太后。常氏甚至在后宫之中掌有生杀大权,她为了压制文成帝而引用子贵母死制度杀死文成帝的宠妃李氏,然后将自己选中的冯氏扶上了皇后的宝座。这位冯氏就是后来的文明太后。不但如此,常氏还将其政治触角伸向外朝,原先地位并不高的乙浑、林金间等人能够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就与常氏的培植密切相关。

就是这样,尊崇母权的遗俗通过保母干预政治的方式又顽固而曲折地表现出来。乳母常氏的干预政治最终发展成为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恰恰是由子贵母死制度经保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而引发出来的,这与道武帝建立此种制度的初衷截然相反,是道武帝始料未及的。

文明太后是在天安元年(466年)平息乙浑之乱后第一次临朝听政的。但是,为时不久她就罢令了。从《魏书》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的记载来看,文明太后的罢令似乎与抚养孝文帝一事有关。其实文明太后是迫于献文帝的压力而不得不罢令的。文明太后罢令后,她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他们之间的斗争以献文帝被文明太后害死而告终。决定二者高下的转折点是献文帝的禅位事件,而决定文明太后最终胜利的因素则是年幼的孝文帝。通过抚养的方式被文明太后牢牢控制在手的孝文帝成了文明太后夺取胜利的一张王牌,正是这张王牌使得文明太后在承明元年(476年)实现再次临朝听政的愿望。文明太后在被迫罢令后竟以太后之尊去抚养并非自己亲生骨肉的孝文帝,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而这一手段的产生其实得自于文明太后在宫中所见到的乳母常氏干预政治的历史经验。它使文明太后认识到,只要控制住储君,就会有攫取最高统治权力的机会。

文明太后的胜利是母后权力的特大伸张。它的产生虽然与母权制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因为,从道武帝天兴元年初建平城政权起,至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之时,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经历时七十八年了,所以,当文明太后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而绝非母系氏族时代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然而,文明太后也因此陷入自身无法解决的困惑之中。因为,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权力膨胀到超越帝王的地步,但是却无法将这种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文明太后最终不得不承认现实,仍然保留了在自己卵翼之下的孝文帝的皇位。

天兴元年进入平城的拓跋部虽然一开始就建立起集权统治,踏上了封建化的道路,但是部落遗制和遗俗仍然不断地影响和制约其发展。消化部落遗制的作用和排除部落遗俗的影响并非短期的暴力举动或者矫枉过正的措施所能奏效,而且集权机制也需要逐步地完善,因此北魏王朝的改革与发展必然是一个艰巨、曲折的过程。这样,就使得拓跋政权在平城停留了将近一个世纪,形成为历史上的北魏平城时代。对于脱离原始社会和游牧状况不久就立即面对早已进入封建时代的汉族社会与汉族文化的拓跋部来说,这个漫长的过程是必要的。

拓跋社会的部落遗制和遗俗表现在诸多方面,本书只是重点考察其中制约北魏皇权的主要的因素,那就是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和尊崇母权的遗俗。由于这些遗制和遗俗的制约与随而引起的反制约之间的相互作用,致使北魏皇权经历了艰难的创立时期和特殊的太子监国、太后临朝听政形态。因为皇权高踞于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的至高点,其运行过程正是国家机器乃至社会发展的主线,所以,通过对北魏皇权的考察,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拓跋部平城政权的发展轨迹。本书前四章的内容正是按照这条轨迹展开的。

本书第五章以北魏平城时代京畿的发展状况为论述的对象。平城时代的京畿包括自然地理上的大同盆地以及盆地周围的山区。处在京畿中心的平城,经过大约十五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成为如今的大同城区。而平城以外的畿内,则演变成为如今山西省的大同和朔州二市所辖区域,此前曾一度合称为雁北地区。这片区域,历史上最荣光辉煌的阶段,正是北魏平城时代。

平城原来只是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边陲军镇,立为北魏京师之后一变而成为新兴的移民都市。北魏将众多新占领地区的人民陆续地强行迁徙到京畿。仅开国皇帝道武帝统治时期,迁入京畿的人口就有约一百五十万,其中成为平城都市的新居民者估计为一百万左右。在这一股接一股的迁徙人流之中,既有来自当时经济发展较先进的河北平原上的汉族人民,也有社会发展阶段比拓跋部还要后进的高车等游牧部族;既有自耕农、农奴、奴隶与氏族成员,也有地主、豪强、官吏、士大夫、奴隶主贵族和部落酋帅,还有百工伎巧和商人。

对于移民,北魏政权采取因人而异的办法,使他们在基本上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人口的骤增与妥善的安排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口迅速地繁衍。通过移民与原住民的共同辛勤劳作,京畿的农业、牧业很快兴旺起来,进而推动了都市建设和交通贸易的发展。

定都平城之后,北魏随即着手进行都市的建设。规划都市的蓝本,是中原的传统都市邺城、洛阳和长安;建筑都市的物资,是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仅木材就有数百万根;参与建设的工匠,大多是来自中原的百工伎巧及其后代。平城市区的面积宽阔,布局规整;郊区更是广袤无垠,遍布苑圃与石窟。平城大规模的都市建设,又带动了围绕其周边的众多畿内城邑的发展。

畿内城邑的规划与建设,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原城邑形制的影响。这些城邑的分布状态是颇具特点的。它们毫无例外地建立于联系平城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干线侧近。从地图上看,其布局恰似一把面向东南方向展开的巨大的折扇。平城位于扇柄,畿内城邑分布于各条扇骨。这样的布局十分有利于京师与各地重镇尤其是中原都会的政治与经济的联系。反过来,与中原地区政治与经济联系的加强,又推动着平城与畿内城邑的发展。

在长安和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屡遭战马铁蹄践踏而成废墟之后,平城迅速崛起,凝聚百万人口,形成为繁荣的都市和全国交通的枢纽。以平城为中心的交通线路,能够畅达地东出幽燕,西抵关陇,南下洛阳,北上大漠,可谓四通八达。在这些交通线路中,最著名的是并州大道和定州大道,它们不仅是输送商贸物资的通衢,而且是北魏贯彻政令的命脉。

平城时代的北魏王朝,虽然是封建集权的政权,但是它的集权范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京畿。对于陆续占领的广大中原地区,平城政权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起推行宗主督护制,通过地方势力的代表宗主豪强去间接地统治那里的人民。虽然由于太武帝的东征西战使得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向北魏王朝俯首称臣,但是平城政权真正将统治的触角伸达中原的基层则是太和十年(486年)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以后。换而言之,是在推行三长制之后,北魏王朝才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真正意义上的集权统治政权。不过,这也意味着地处偏僻的平城政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本书第六章便论述了从宗主督护制到三长制的变化。

依据平城政权的发展轨迹,归纳其间的种种迹象,可以将平城时代划分为前、中、后、末四个时期。

前期始于天兴元年七月道武帝建都平城,终于泰常七年(422年)四月明元帝以太子焘监国之前,计二十四年。这是北魏皇权的创建与巩固时期,除了确立封建集权统治外,集中人力去开发与建设大同盆地,造就以京畿为根据地的拓跋政权,是这个时期北魏王朝的主要成就。不过,北魏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也因此被局限于平城及其附近地区。在平城时代前期,北魏实质上是与十六国后期诸王朝并列的割据政权;中期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

中期始于泰常七年五月明元帝以太子焘监国,终于正平二年(452年)三月太武帝被阉官宗爱杀死,计三十年。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明元、太武两朝的太子监国。当然,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太子监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但是皇权并未降到次要地位。培植太子势力,防范宗亲利用兄终弟及遗制夺权,以确保皇权按照父子相承地传递,正是这个时期皇权运行的重要内容。

后期始于正平二年三月阉官宗爱擅权拥立南安王拓跋余为主,终于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文明太后去世,计三十八年。这个时期虽然经历了文成、献文、孝文三代皇帝,但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却是文明太后。需要指出的是,文明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的天安元年(466年)二月上距正平二年三月有十四年之久,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由乳母常氏在弄权,不过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来正是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的准备阶段。所以,我们还不妨以天安元年二月作为界限,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乳母干政,或者也可以称作保母干政。第二阶段为时二十四年,在文明太后的主持下平城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沿着全面封建化即汉化的方向发展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改革,从而将平城时代推向繁荣昌盛的高潮。

文明太后去世之后,北魏王朝仍在平城驻足四年,这是平城时代的末期。此时皇权虽然重新伸张,但文明太后的阴魂未散,她遗下的势力尚能制约政局。为了尽快改变局面,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十月将都城迁到洛阳。北魏平城时代宣告结束。

北魏在平城经营的时间将近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却是鲜卑拓跋部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关于北魏平城时代的历史意义,将在本书的末章略作评价。

【注释】

(1)详见唐长孺先生《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收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北京,1955年第1版。李亚农先生也在《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后编第九章《转型期的婚姻制度》中指出,拓跋部此际处于“由母系而父系的转型期”,收于《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62年第1版。下同。

(2)本段内容详见《魏书》卷一《序纪》、卷二《太祖纪》、卷二三《刘库仁传》、卷二四《燕凤传》、卷九五《铁弗刘虎附刘卫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1974年第一版。本书中引用的《魏书》、《北史》、《晋书》以及《资治通鉴》等传统文献均以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标点本为依据。其中:文字,全同于中华本;标点符号,大多同于中华本,个别之处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处理。对于与中华本标点不同之处,其影响论证者,已经伴随相应的内容加以说明;不影响论证者,则迳予改动而不加赘注。

(3)牛川,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武川御夷诸镇图中标作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锡拉木林河,中华地图学社,上海, 1975年第1版。下同。王仲荦先生在《北周地理志》附录一《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抚冥镇条下注为“今内蒙四王子旗(按:应是四子王旗)西北之锡拉木伦河”,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第1版。下同。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先生则认为,牛川应是《水经注》中所载的芒干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大黑河)的上游,或为其上游的一条支流,见于《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第二小节,该书中译本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4年12月出版。笔者同意前田正名先生的看法。

(4)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条。当年四月改称魏王。

(5)盛乐,县治,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

(6)五原,郡治,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境。

(7)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条。

(8)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三年十二月条下的乙未、丙申两诏书。

(9)详见《魏书》卷三《太宗纪》。

(10)详见《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在《清河王绍传》中,作者对于拓跋绍竭力贬斥,但也不免流露出诸多破绽,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之六中将要论及。《魏书》贬斥拓跋绍的原因,简言之乃魏收袒护后来成为明元帝的拓跋嗣所致。又,该传称“绍母贺夫人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似乎道武帝将杀贺夫人与立皇储事无关。其实不然,按照笔者的理解,道武帝要杀贺夫人仍然是执行“子贵母死”制度,目的是为了立清河王绍为皇储。

(11)详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12)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收于《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第1版。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