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贵母死故事

子贵母死故事_北魏平城时代

第二节　子贵母死故事

一、后宫常制

道武帝为防母后及外家为乱,遂称仿效西汉武帝,立子贵母死制度。因其以杀明元帝母刘夫人为先例,故史书中称之为故事。那么,后世执行此制的情况如何?这是本节要考察的内容。

明元帝母刘夫人死后,清河王拓跋绍的生母贺夫人几乎成为第二个同样原因的牺牲者。据《魏书》卷三《太宗纪》载,刘夫人被杀之后不久,明元帝即“游行逃于外”。又据《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列传》载,在余下的道武帝诸子之中,清河王绍年龄最大,倘若明元帝不归,他便具有了立为储贰资格。于是,赐死的命运势必也会落到清河王绍母贺夫人的身上。

贺夫人在《魏书》中无传。《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称:

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

又称:

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杀其夫而纳之。生绍。

一度颇受道武帝宠爱的贺夫人因何事而失宠的呢?史未有载。在刘夫人被赐死时,道武帝曾上引汉武帝杀昭帝母钩弋夫人事。据《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武帝后元元年条载,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过程是,先谴责之,然后引持去,送于掖庭狱,最后赐死。观贺夫人遭遇的过程为,“有谴”,“幽之于宫”,“将杀之”,这个过程与钩弋夫人遭遇的过程完全相同,只差最后一死没有执行。所以笔者在第一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中推测,贺夫人受谴与刘夫人被杀的原因是一样的。明元帝出走之后,道武帝便有了立清河王绍为储君的意思。出于同样原因的考虑,道武帝又要杀清河王绍之母,故而按汉武帝杀钩弋夫人旧事的程序,先谴贺夫人,再“幽之于宫”。不过,幸而清河王绍抢先发动政变,将道武帝杀死,贺夫人才幸免于难,当夜被清河王绍营救。

刘夫人被杀,接着贺夫人被谴,说明道武帝在杀储君之母的问题上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道武帝态度的坚决,使得子贵母死这一残忍的手段成了后宫常制。

太武帝拓跋焘生母杜贵嫔是继道武帝刘夫人之后的第二位牺牲者,她死于太武帝被立为皇太子的前两年泰常五年(420年)。⁽³⁹⁾不过,《魏书》卷一三《皇后·明元密皇后杜氏传》中并未载明杜氏死因。《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则称:

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识,言则悲恸,哀感傍人。太宗(明元帝)闻而嘉叹。

按,太武帝生于天赐五年(408年),泰常五年杜贵嫔死时他已十三岁,早就达到了“有所识”的年龄,其“生不逮密太后”是因为在他幼年未“有所识”时已将他与杜贵嫔分开之故。《明元密皇后杜氏附世祖保母窦氏传》载:

先是,世祖(太武帝)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太宗命为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

据此可以推断,太武帝在婴幼时期已被送交保母抚养,而且一直未能与生母在一起。这类事情虽无前例,却有后证,《魏书》卷一三《皇后·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载:

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

太武帝之所以会“生不逮密太后”,恐怕也是由于密太后“莫得而抚视”的缘故,这段史料可以佐证杜贵嫔确因子贵母死制度而死。

然而,我们知道明元帝本身也是子贵母死制度的受害者,《魏书》卷三《太宗纪》载:

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

后来,明元帝还因此被迫出逃。太武帝因“生不逮密太后”而“言则悲恸”,明元帝“闻而嘉叹”,“嘉叹”的原因乃是有感于自身的遭遇与之相同。既然如此,明元帝何以还要执行此不人道之策呢?

笔者猜测,此事或许与道武帝有关。据《魏书》卷二《太祖纪》载,道武帝死于天赐六年(409年)十月,太武帝出生时道武帝尚未去世。太武帝为道武帝长孙,在道武帝的心目中,他应该是未来的储君。《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称:

(太武帝)天赐五年生于东宫,体貌瑰异,太祖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道武帝对这位长孙前途的重视从另外一条史料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卫王仪传》载:

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仪入。太祖曰:“卿闻夜唤,乃不怪惧乎?”仪曰:“臣推诚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辄自安。忽奉夜诏,怪有之,惧实无也。”太祖告以世祖生,仪起拜而歌舞,遂对饮申旦。召群臣入。赐仪御马、御带、缣锦。

这段史料颇具有戏剧性,实际上是道武帝对卫王仪是否“忠诚”的一次试探。不过,我们从这条史料所反映出来的太武帝“初育”之时道武帝的欢喜之状和君臣同庆的热闹情景仍可以看出,道武帝在北魏的皇位继承问题上考虑得十分长远。按照他的逻辑,既然有杀明元帝母刘夫人、幽清河王绍母贺夫人之举,自然也会在生前考虑到处置长孙之母杜贵嫔的问题。事实上,既然子贵母死被定为后宫常制,那么从太武帝出生之日起杜贵嫔的命运便已摆得很清楚了,所以才会将太武帝交由保母抚养,让他尽早地与生母分开。因而杀杜贵嫔很可能是明元帝执行道武帝生前的训示。由于史料缺载,我们已无从详其细节,只能作一些推想。但杜贵嫔因子贵母死制度而死是不必怀疑的。

同时,要指出的是,既然储君降临之时其母的命运便已确定,那么由保母抚养未来太子的制度便随之派生出来了。而太武帝保母窦氏便是北魏历史上第一位抚养储君的保母。

拓跋晃的长子即太武帝长孙文成帝拓跋濬。文成帝生母郁久闾氏在《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中有传。⁽⁴⁰⁾《魏书》卷五《高宗纪》载:

帝少聪达,世祖(太武帝)爱之,常置左右,号世嫡皇孙。

又载:

年五岁,世祖北巡,帝(指文成帝)从在后,逢虏帅桎一奴,欲加其罚。帝谓之曰:“奴今遭我,汝宜释之。”帅奉命解缚。世祖闻之,曰:“此儿虽小,欲以天子自处。”意奇之。既长,风格异常,每有大政,常参决可否。

看来,与当年的太武帝一样,文成帝也是早就被他祖父目为未来的储君了。又,《魏书》卷一三《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附高宗乳母常氏传》载:

高宗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慈和履顺,有劬劳保护之功。

如前所述,由保母抚养未来太子的制度是由子贵母死制度派生出来的。因此,太武帝将高宗交给常氏乳养,便意味着他有了成为储君的可能,也就意味着赐死的前途在等待着郁久闾氏。

关于郁久闾氏去世的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记载。《魏书》卷一三《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传》称:

真君元年(440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号谥,葬云中金陵,配飨太庙。

同书卷五《高宗纪》兴安元年(452年)条则载:

(十一月)甲申,皇妣(郁久闾氏)甍。……(壬寅,追尊)皇妣为恭皇后。……十二月戊申,附葬恭皇后于金陵。

兴安元年即正平二年,这一年的十月戊申文成帝即皇帝位,遂以兴安为年号。若据《高宗纪》的这条记载,郁久闾氏应死于文成帝即位之初的十一月甲申,这与同书的郁久闾氏本传显然不相一致,但时间上还是比较接近的。而《北史》卷一三《后妃上·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传》却谓:

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帝即位,追尊号谥,葬云中金陵,配飨太庙。

按,文成帝生于太平真君元年六月,依据《北史》本传,郁久闾氏似死于文成帝出生后不久,这一时间不属于太武帝之末年。《北史》所记与上引《魏书》的两段记载都不相同。

文成帝的父亲拓跋晃死于太武帝末年的正平元年六月,在此之前赐郁久闾氏死事似乎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拓跋晃死后不久文成帝才被看成为未来的储君,《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正平元年十二月条载:

丁丑,车驾还宫。封皇孙濬为高阳王。寻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藩,乃止。

从先封皇孙濬为高阳王,寻又以其世嫡而止来看,太武帝在以文成帝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是曾经犹豫过的,但最后还是将此事确定下来了。此事确定之后,郁久闾氏赐死的命运也才被决定。这样看来,《魏书》中的两条记载似较《北史》的记载在时间上接近真实。

然而,《魏书》并未明确交代郁久闾氏死因,是其不足之处。《北史》所载时间虽然不确,但是仅“生文成帝而薨”一语已将郁久闾氏的命运与文成帝联系到一起,从而向我们暗示了郁久闾氏死于子贵母死制度的隐情。李延寿修《北史》的北魏部分主要依据《魏书》,但《魏书》郁久闾氏本传据称补自《北史》和《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等,⁽⁴¹⁾不过《高宗纪》却是《魏书》原文。《高宗纪》中关于郁久闾氏去世时间的记载李延寿不可能不见,何以他修《北史》时不取《高宗纪》的记载呢?李延寿或许另有所据,或许是有意地将郁久闾氏的死与文成帝的生联系起来。若依李延寿语所示,郁久闾氏应该是因子贵母死制度而死的。

上引《魏书》的两段记载中,《高宗纪》为魏收原书,且记载郁久闾氏的去世、追尊及附葬的时间均很明确,似应以《高宗纪》所载为准。但是,按照《高宗纪》所载,郁久闾氏死于文成帝即位之后,似又与子贵母死制度无关。据《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一八《太武五王·南安王余传》、卷九四《阉官·宗爱传》等的记载,在文成帝被封为高阳王的三个月后,发生了宗爱之乱。宗爱政变一时得逞,太武帝没有来得及赐郁久闾氏死,自己却先已被杀了。经此政变之后,南安王拓跋余被推上皇位,文成帝则失去按正常途径成为储君的希望,郁久闾氏也无按照子贵母死故事赐死的必要了。然而,正平二年十月,形势复又一转,南安王余和宗爱先后被杀,文成帝被拥上皇位。文成帝即位的途径并非通过继承,而是政变。文成帝既已当上皇帝,看来其母郁久闾氏不仅可以侥幸不死,甚至还能受到尊宠了。谁知她恰恰在文成帝即位后的第三十六天去世了。

文成帝即位时年仅十三岁,据以推测,郁久闾氏当时也不过三十岁上下,⁽⁴²⁾正是年富时期,何以在其子当上皇帝后便突然死去,似乎很难以自然病故去解释其原因。笔者颇疑此事与文成帝即位以后他的乳母常氏在宫中擅权有关。常氏既然想要揽有宫中大权,自然会视文成帝生母为肉中之刺,因而必然设法置其于死地,而在当时能置郁久闾氏于死地的最佳借口当然莫过于道武帝立下的子贵母死制度。对于常氏擅权之事,本章第三节将要论述。

文成帝长子为显祖献文帝拓跋弘,拓跋弘的生母是李贵人。《魏书》卷一三《文成元皇后李氏传》载:

及生显祖,拜贵人。太安二年(456年),太后(文成帝乳母常氏)令依故事。令后具条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悉以托付。临诀,每一称兄弟,辄拊胸恸泣,遂薨。

献文帝母李贵人死于子贵母死制度,史载甚明,无须赘言。

献文帝长子为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的生母李夫人。《魏书》卷一三《献文思皇后李氏传》载:

显祖即位,为夫人,生高祖。皇兴三年(469年)薨,上下莫不悼惜。承明元年(476年),追崇号谥,配飨太庙。

据《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记载,孝文帝生于皇兴元年(468年)八月戊申,皇兴三年六月辛未立为皇太子,其时不足两周岁,刚过哺乳时期。而《魏书》卷一三《献文思皇后李氏传》载,李夫人恰恰死于孝文帝立为太子的同一年皇兴三年。由时间上的衔接来看,倘非病死,便是因子贵母死制度而被赐死。

李夫人的死因史载虽然不明,但是种种迹象都表明与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即后来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有关。皇兴三年是文明太后与献文帝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而李夫人的父亲李惠正是属于献文帝势力并且受到献文帝特别尊宠的。因此李惠肯定会受到文明太后的忌恨,这在《魏书》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有记载:

(文明太后)自以过失,俱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迄后之崩,高祖(孝文帝)不知所生。至如李新、李惠之徒,猜嫌履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

李惠在《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有传,称:

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

文明太后对李夫人的父亲李惠如此,对李夫人也必然不能相容。《献文思皇后李氏传》称李夫人死后“上下莫不悼惜”,这种受到“悼惜”的情景与其父死后“天下冤之”的情况是呼应的。李惠因受诬而诛,李夫人之死也确有受害之疑。

又,文明太后本传称“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文明太后死于太和十四年(490年),⁽⁴³⁾当时孝文帝已二十四岁。⁽⁴⁴⁾以孝文帝之聪颖,至二十四岁时竟不知其所生,岂不怪哉!而史家在此又特别地点出其“不知所生”的时限为“迄后之崩”,这分明是要告诉我们,其中必有原委,而且其中原委系文明太后所隐。那么,人们不禁会想,文明太后为什么要对孝文帝隐瞒其生母实情呢?看来,李氏决非病死,她的死与文明太后有关。倘如是,文明太后置李氏于死地的最好理由便莫过于子贵母死制度。

孝文帝长子为废太子元恂,元恂的嫡母是林氏。《魏书》卷一三《孝文贞皇后林氏传》载:

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483年)后依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

此处所谓“旧制”、“前事”均指子贵母死制度。

上面举述的明元帝母刘夫人以下各储君之母死亡事实表明,道武帝杀刘夫人事确如《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史臣”所言后来成了“常制”,被严格地执行,而未有违者发现。然而,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子贵母死成为北魏后宫常制,但自文成帝生母郁久闾氏起,它已成为后宫权力之争的工具,仅是置人于死地的理由,其背后的动机早已脱离了道武帝的初衷。

二、终革其失

《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史臣”云:

子贵母死,矫枉之义不亦过哉!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

似乎子贵母死制度行至孝文帝时为止。然而,这不合史实。

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及卷八《世宗纪》载,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二月丙寅太子元恂被废为庶人,孝文帝第二子元恪于次年正月丙申被立为太子,是为世宗宣武帝。宣武帝生母高氏,《魏书》卷一三《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载:

……遂生世宗。……及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

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载,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的时间是太和十九年九月,高氏自代如洛阳当即此时。其时元恂尚为太子,元恪尚是皇子,高氏的生死与子贵母死制度无关。

不过,在《魏书》卷一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的记载中,妃嫔们却在谈虎色变地议论子贵母死故事:

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指宣武灵皇后胡氏)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

由这段史料可知,子贵母死制度并未如“史臣”所言被孝文帝革除。

实际上,旧制是在宣武帝时被革除的。据记载,宣武帝长皇子元昌早夭;第二子元诩于延昌元年(512年)十月乙亥被立为太子,延昌四年(515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孝明帝。⁽⁴⁵⁾然而,孝明帝生母胡氏却未被赐死,上引《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载:

既诞肃宗,选为充华嫔。……及肃宗践阼,尊后为皇太妃,后尊为皇太后。

则破道武帝所立子贵母死故事者为宣武帝。

胡氏何以能成为逃脱子贵母死制度的第一位幸免者,由于宣武帝之仁慈乎?抑或胡氏特受其宠乎?史无明载。细味上引《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的内容,笔者以为嫔妃们“不愿生太子”的消极反抗行为才是促使宣武帝革除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据《魏书》记载:道武帝有十男,七人为王;明元帝有七男,六人为王;太武帝有十一男,五人为王;太子拓跋晃有十四男,十三人为王;文成帝有七男,五人为王;献文帝有七男,六人为王;孝文帝有七男,五人为王。他们均有众多男儿,而且大多长成。⁽⁴⁶⁾然而,自孝文帝以下,宣武帝和孝明帝两代在《魏书》中却无诸王传。这是因为,宣武帝“频丧皇子”,只留下了孝明帝一人;⁽⁴⁷⁾孝明帝则无子。后来,胡太后不得不以潘嫔之女诈以为男;孝明帝死后,又不得不以之冒充太子“即位”。⁽⁴⁸⁾正如《魏书》卷一三《宣武皇后高氏传》所载:

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

在《宣武皇后高氏传》中将此现象的原因归结为:

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

实则并不尽然,因为同传载,高后自己就生过皇子,但这位皇子早夭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高后可能就是一位消极反抗子贵母死制度者。由于众嫔妃的消极反抗,迫使宣武帝不得不一方面对皇子“深加慎护”,⁽⁴⁹⁾另一方面也就不再施行子贵母死制度了。

在客观上,宣武帝时期的宫廷政治状况早已不同于道武帝时期,实在没有必要再去顽固地坚持这一灭绝人性的残忍制度。至于孝明帝以后,北魏政局十分动乱,而皇位的继承者也均非前皇帝的长子,所以就根本谈不上遵循什么故事了。

三、前后意义不同

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早已引起史家的注意,在北齐时就受到了批判,《魏书》卷一三史臣曰:

子贵母死,矫枉之义不亦过哉!

然就此而已,仅仅简单地将其斥为“矫枉”之举,并未深究其来龙去脉。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一六《元魏子贵母死之制》中有数百字的评述。⁽⁵⁰⁾但是,最后他却归结出了如下的结论:

子贵母死,本属矫枉过正。……而偶一破例,前此数代之冤祸即中于此一人(指灵太后胡氏)以报之,驯至破家亡国。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者未有不转召祸也。

赵翼是著名的乾嘉大师,但是囿于历史的局限,竟以迷信的因果报应之说来解释子贵母死制度所导致的历史结果,使人觉得遗憾。

本节述及北魏王朝的十位储君之母,除了最后的两位宣武帝母高氏和孝明帝母胡氏以外,前八位之死的理由,大多数直接或间接地与子贵母死制度有关。但是,进一步分析,她们的死因却又并不完全一致。太武帝之前的几位太子之母被杀的原因,确系出于道武帝之初衷,为了维护皇权,不“使外家为乱”;而自太武帝去世之后,执行子贵母死制度的目的,却背离道武帝的原意,走到了反面。这是因为,以太武帝的去世为界限,更确切地说是以正平事变为界限,其前与其后的北魏政治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前,北魏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始终由拓跋氏皇室执掌。其后,大权不断地旁落于宦官、权臣和太后之手。尤其是太后势力,在后宫中逐渐地形成为绝对性的权威,并发展成为乳母干预政治和太后临朝听政。在正平事变后的较长时期内,四位太子之母文成帝母郁久闾氏、献文帝母李氏、孝文帝母李氏和太子恂母林氏之死,如前所述,均非出于皇帝的意志。她们的死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后宫之中的斗争密切关联。具体地说,子贵母死制度成了文成帝乳母常氏与文明太后冯氏等排除政治障碍的借口。

要之,执行子贵母死制度,在正平事变之前,是出于“不令妇人后与国政”的目的;在正平事变之后,其用意恰恰与道武帝的初衷违背,是由于“妇人后与国政”的缘故。因此说,虽同为执行制度,其意义前后迥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