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的意义

第四章　太后听政

文明太后是在天安元年(466年)平息文成帝去世不久发生的乙浑之乱后第一次临朝听政的。但是这次临朝听政为时不久,迫于以献文帝为代表的势力的政治压力,她不得不罢令了。文明太后罢令后,她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他们之间的斗争最后以献文帝被文明太后害死而告结束,但决定二者高下的转折点却是献文帝的禅位事件,其要害当然就是北魏最高统治权力的归属问题。这时候,通过抚养的方式而被文明太后牢牢地控制在手的孝文帝,成了文明太后手中夺取胜利的一张王牌,正是这张王牌帮助她于承明元年(476年)实现了再次临朝听政的愿望。以太后之尊去抚养并非自己亲生骨肉的孝文帝,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而这种手段的产生得自于文明太后在宫中所见到的保母窦氏与乳母常氏干预政治的历史经验,它使文明太后认识到,只要控制了储君,就会有攫取最高统治权力的机会。

文明太后的胜利无疑是母后权力的一次伸张。它的产生具有复杂的背景,而尤其与母权制遗风相关,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因为,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初建平城政权起,至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时,拓跋氏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经历时七十八年了,所以,当文明太后将自己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而绝非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期间,北魏王朝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改革,其改革一直是沿着全面地封建化即汉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是北魏平城时代最繁荣昌盛的阶段。

然而,文明太后也就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权力膨胀到同于帝王的地步,但是却无法将这种母后至高的权力延续下去。文明太后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而将政权交付给在她卵翼之下的孝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