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听政的背景

太后听政的背景_北魏平城时代

第三节　太后听政的背景

一、冯、常身世

文明太后冯氏的身边之所以会麇集一批出身微贱的“小人”,与她自己出身于罪孥和栽培过她的昭太后常氏也出身于罪孥密切相关。为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二人的身世。

先看文明太后冯氏。

《魏书》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朗坐事诛,后遂入宫。

文明太后之父冯朗被诛的原因史无明载。《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冯熙传》载:

冯熙,字晋昌,长乐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语在《海夷传》。世祖(太武帝)平辽海,熙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辽西郡公。⁽⁴²⁾坐事诛……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

这段史料所载为文明太后之兄冯熙幼年时代的遭遇。对比以上两段记载可以推断,冯朗被诛的原因就是冯邈因战入蠕蠕即柔然之事。因为,冯朗被诛事既然株连了文明太后,也就必然株连冯熙,不会特别留下冯熙以待其后来因其叔父邈事再受牵连;反之,冯邈入即柔然事既然株连了冯熙,也必然株连冯朗及文明太后冯氏,不会特别留下他们以待再次“坐事”。所以,冯朗所坐之事与冯邈因战入柔然之事实为一事。

据其本传推算,文明太后冯氏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生于长安。在冯氏出生以后至正平二年(452年)太武帝去世之前,北魏曾四次大举北伐柔然,⁽⁴³⁾而且其间中、小规模的战争也还不少,只是难以具体统计。因此,我们无从判断冯邈入柔然的准确时间。不过,《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载:

(太平真君十年)九月,车驾北伐。……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

吐贺真为柔然之主。太平真君十年(448年)九月是太武帝时期的最后一次北伐。从这段史料来看,自此以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暂告结束,重新开战已是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之事了。由此推测,文明太后入宫时间应当在太平真君十年之前,也就是说她八岁以前。

幼年入宫的文明太后最初的身份只是一名罪孥,有幸的是受到了先她入宫并且身为太武帝左昭仪的姑妈的保护。关于这位冯左昭仪,在上引《冯熙传》中仅有十二个字的记载:

(冯)熙姑先入掖庭,为世祖左昭仪。

冯左昭仪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不过,在《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对冯左昭仪有八个字的评介,于我们了解文明太后的幼年经历倒是有帮助的,该传曰:

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

关于冯左昭仪对文明太后的“抚养教训”,在同传中有相应的记载:

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

这里所说的“粗学书计”,应是冯左昭仪对文明太后所施“教训”中的重要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有身为左昭仪的姑妈的照应,使文明太后冯氏在宫中的地位得到改善,这无疑对两年多以后被选为贵人之事是有利的。⁽⁴⁴⁾只是,在文明太后选为贵人和立为皇后的具体过程中,冯左昭仪起过作用没有以及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已无从知晓了。

不过,我们知道,冯左昭仪与昭太后常氏同是见诸太武帝末年的人物,又同处在北魏后宫,而由昭太后抚养与控制的文成帝即位以后,由冯左昭仪“抚养教训”的冯左昭仪侄女便很快就从女孥升到贵人,又从贵人爬上皇后宝座,这就很自然地会让我们将冯左昭仪与昭太后常氏二人联系到一起。然而,目前还找不到具体的史料可以证明她们之间或隐或现的关系,使我们只好深怀虽然接近真相却又无法揭示真相的遗憾了。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对文明太后的前途影响最大的人物昭太后常氏的身世。

《魏书》卷一三《高宗乳母常氏传》载:

(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

常氏是以罪家眷属的身份进入魏宫的,太延(435—440年)中被太武帝挑选出来乳养文成帝。常家的祖籍是辽西。常氏当上太后以后,追赐其祖父为辽西简公,其父亲为辽西献王,其兄常英之母许氏为博陵郡君,并改葬其父于辽西郡,⁽⁴⁵⁾为之树碑立庙。而据《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常英传》载,常氏的祖父常亥曾任前秦扶风太守,常氏的父亲常澄当过勃海太守。由此推断,常氏一家在前秦时曾居住在前秦国都长安附近的扶风郡,⁽⁴⁶⁾后来东迁到勃海郡。⁽⁴⁷⁾

常家虽然进入中原,但是仍然向往辽西祖居之地,所以当前秦灭亡后中原再次陷入长期战乱之际,常氏一家就往辽西方向迁徙了。⁽⁴⁸⁾常氏一家在辽西居留的时间与状况已难以获知,不过我们知道他们以后又迁到了和龙,⁽⁴⁹⁾这在《常英传》中有所透露,曰:

初,英事宋不能谨,而睹奉宋甚至。就食于和龙,无车牛,宋疲不进,睹负宋于笈。至是,宋于英等薄,不如睹之笃。谓(昭)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为长兄,门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顺,何足追计。睹虽尽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报耳。”

此处英是昭太后常氏异母兄常英;宋是昭太后常氏亲生母亲,太安五年(459年)受封为辽西王太妃;睹为昭太后常氏妹夫王睹。⁽⁵⁰⁾常氏一家是何时迁到和龙的呢?昭太后常氏又是怎样来到魏都平城的呢?史载不明。不过,从上段史料描述的情节可知,常家在迁到和龙以前的景况已经很艰难了。但下面只是说昭太后常氏此后的遭遇。

由上引《常英传》的记载可以知道,刚迁到和龙的常氏是一位过了少年阶段的女子。当时她的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妹夫名叫王睹。常氏后来能够被选为文成帝的乳母,应该具备乳汁充足、身体健康、长相不差、年龄适当等条件。所谓年龄适当,就是年纪不能太轻,也不能较大。年纪太轻,则生活经验不足,难免出现差错;年纪较大,则精力不足,乳汁质量不佳。就古人的寿命而言,年纪在二十岁上下当乳母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北魏宫廷来说,要为皇家挑选符合上述条件的乳母并不困难。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推测,常氏被选为文成帝乳母之时肯定还是一位青年女子。进而可以推测,从常家迁抵和龙到常氏选入魏宫为止,时间不会很久,仅仅数年而已。否则,常氏便不再是青年女子,而是中年妇人了。

《高宗乳母常氏传》载,常氏入宫的时间是“太延中”。北魏太延年号共有四年,则所谓“太延中”当指太延二年(436年)或太延三年。又,《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载,延和三年(434年)六月北魏大举进攻北燕国都和龙,到太延二年五月攻下该城,灭亡北燕。由此知道,常家迁往和龙的时间,应该在延和三年六月魏燕战争之前,当时的和龙正在北燕统治之下;而常氏入宫的时间,必在太延二年五月之后,此时的和龙已被北魏占领。

《高宗乳母常氏传》载,常氏是“以事”进入魏宫的。然而,所谓的“以事”,笔者怀疑属于强加的罪名。常氏能够被选为乳母,必是刚刚生育不久。而常氏的受孕、怀胎与生产,肯定是在北魏宫廷之外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北魏宫中。女子在怀胎十月期间,“以事”触犯刑律的几率是较少的。况且,在“太延中”之前,常氏乃是燕国臣民,她怎会去触犯魏国的刑律呢?其实,常氏很可能并没有犯过什么“事”。不过,从她入宫的时间正好与北魏占领和龙的时间相应来看,常氏应该属于被魏军强行迁徙到平城的亡国百姓;⁽⁵¹⁾而后又因为皇家的需要进入魏宫,而失去了自己的家庭。早期的常氏,身世是悲惨的,地位是微贱的。

了解昭太后常氏和文明太后冯氏两人的身世以后,对于常氏为何一定要选冯氏为贵人和立冯氏为皇后就可以理解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选择同类为人之常情,常氏与冯氏都是以罪人家属的身份被迫进入魏宫的,她们的家庭又都出自北燕,身世的接近是将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的基础。从这样的基础出发,我们对于冯氏接受常氏的影响,并能够像常氏那样由罪家眷属攀登到太后的经历也就不难理解了。

《常英传》和《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等有关史料表明,随着各自权势的发展,常、冯两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且,如果我们将常家与冯家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逐次对照,就会发现两家的兴盛与衰落是相辅相成的。天安年间,文明太后诛乙浑,临朝听政,而“诸常自兴安至是(指天安中),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时为隆盛”;不久,文明太后罢令,而任洛州刺史的常伯夫则“以赃污欺妄征斩于京师”;承明元年,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常英也被征复官。常氏与冯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家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⁵²⁾当然,由于冯氏的发展在常氏之后,两家之间的关系后来更多地表现为冯氏对于常家的照应。这恰好反过来印证了冯氏的发迹实系常氏的提携之故。

总之,考察冯、常身世以及两家的关系,是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昭太后对文明太后的影响的。

二、活动于政坛的“小人”

不过,考察常氏与冯氏的身世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两位出身罪家之人居然能够爬到北魏政治的顶端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在当时特别注重门第的中原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北魏平城时代地位微贱的所谓“小人”参政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而且,愈是在政治动荡之际,他们的表现就愈加活跃。

早在明元帝发动推翻清河王绍的政变中,地位微贱者就已显示了他们的力量。《魏书》卷三〇《安同传》载:

清河王绍之乱,太宗(明元帝)在外,使夜告(安)同,令收合百工伎巧,众皆响应奉迎。

此处的“百工伎巧”当系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灭后燕之后从山东六州徙来者。⁽⁵³⁾时隔仅仅八年,他们已经形成为一股社会力量,明元帝主要是依靠他们的“响应奉迎”才取得政变成功的。

在明元帝的左右,有名为王洛儿者,在推翻清河王绍的政变中立有大功。《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载:

王洛儿,京兆人也。少善骑射。太宗在东宫,给事帐下,侍从游猎,夙夜无怠。性谨愿,未尝有过。……天赐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儿晨夜侍卫,无须臾违离,恭勤发于至诚。元绍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儿与车路头而已。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洛儿邻人李道潜相奉给,晨昏往复。众庶颇知,喜而相告。绍闻,收道斩之。洛儿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还宫,社稷获乂,洛儿有功焉。

明元帝因道武帝末年之乱而出逃于外时身边竟只有王洛儿与车路头二人,他们原本是明元帝的亲近侍从。

再看上引史料中所见的车路头,他在《魏书》卷三四《车路头传》也有专传记载:

车路头,代人也。少以忠厚选给东宫,为太宗帐下帅。善自修立,谨慎无过。天赐末,太宗出于外,路头随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为散骑常侍,赐爵金乡公,加忠意将军。后改为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群臣多以职事遇谴,至有杖罚,故路头优游不任事,侍宿左右,从容谈笑而已。……太宗亦敬纳之,宠待隆厚,赏赐无数,当时功臣亲幸莫及。

车路头与王洛儿一样,都是侍从明元帝的人。主子如遇困厄,他们就有了机会。上引《王洛儿传》又称:

太宗尝猎于灅南,乘冰而济,冰陷没马,洛儿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没洛儿,殆将冻死,大宗解衣以赐之。自是恩宠日隆。

王洛儿与车路头均为明元帝的宠臣,他们靠侍奉皇帝获得恩赏,靠偶然的机会而发迹。

由于接近最高统治者,遇有政治变故,王洛儿、车路头等人便有暴发的时机。这在明元帝为表彰他们的功绩而发布的诏书中谈得很清楚。该诏书见于《王洛儿传》,曰:

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散骑常侍王洛儿、车路头等服勤左右十有余年,忠谨恭肃,久而弥至,未尝须臾之顷有废替之心。及在艰难,人皆易志,而洛儿等授命不移,贞操愈恳。虽汉之樊、灌,魏之许、典,无以加焉。勤而不赏,何以奖劝将来为臣之节?其赐洛儿爵新息公,加直意将军。

王洛儿与车路头两人的门第情况不清楚,但不高是可以肯定的。车路头被记载为代人,按《魏书》的通例,他属于部落民。王洛儿虽是京兆人,⁽⁵⁴⁾但如何辗转来到平城的,史无明载。明元帝在诏书中称“王洛儿、车路头等服勤左右十有余年”。据《王洛儿传》记载,明元帝是在即位之初下诏褒赏二人的,由明元帝即位的永兴元年(409年)上推十年,正好与天兴元年道武帝将拓跋所统各部和山东六州新民迁入平城京畿的时间相衔接。则王洛儿与车路头正是在此期间来到平城然后不久被选入北魏宫中的,两人的身份分别为汉族新民与拓跋部民。

《王洛儿传》称,明元帝等人“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则王洛儿家位于平城之郊,并非显赫大户无疑。该传又称,其邻人有名李道者,“潜相奉给,晨昏往复”,于是“众庶颇知,喜而相告”,与“众庶”联系密切的李道当亦出身下层的汉人。关于“众庶”,文中虽无界定,但却与上引《安同传》中“百工伎巧,众皆响应”之语可相照应。那么,“众庶”可能就是天兴元年来自山东六州的所谓“内徙新民”。

当然,出身低微者参政不会不受到贵族的排抑。《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陈留王虔附悦传》载:

太宗即位,引悦入侍。仍怀奸计,说帝云:“京帅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

此处所谓的“杂人”与“非类者”指的是什么人呢?上引《陈留王虔附悦传》接着载道,因明元帝并未采纳拓跋悦的建议,于是拓跋悦“内自疑惧”,“谋为大逆”,但被察觉而赐死。此事在《魏书》卷三《太宗纪》中系于永兴元年闰十月丁亥条下,《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太宗明元帝》同此,《资治通鉴》则系于卷一一五《晋纪》义熙五年闰十一月丁亥条下,不同于《魏书》、《北史》。按,东晋义熙五年即北魏永兴元年,此年闰十月,丁亥日在此月中,《资治通鉴》误。闰十月丁亥日距明元帝即位的十月壬午日仅仅五天,则拓跋悦所谓“不可保信”的“杂人”与“非类者”显然应指刚刚帮助明元帝推翻了清河王绍的“众庶”。

虽然明元帝没有听从拓跋悦的建议而诛杀“非类者”,但事实上也没有对他们有多高的“保信”。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王洛儿是政变成功后受封赏最丰厚的人,《王洛儿传》称他死于天兴五年(402年),生前虽曾受赐新息公爵位,加直意将军号,但仅仅担任过散骑常侍的闲职,在明元帝即位后他便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出身低微的下层人物既然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如应选或建立军功等途径而进入政权的高层中去,于是积极参与政变活动便成了他们获得权势的最好时机。王洛儿、车路头在道武帝末年的政治危机中立功受赏就是典型的例子。太武帝末年,被汉族士人高允贬斥为“恐非在朝之选”的任平城与仇尼道盛利用太武帝与太子晃的矛盾而纠集成东宫集团又是一例。⁽⁵⁵⁾在此之后的宗爱政变、乙浑擅权、昭太后干政、文明太后听政也未尝不是如此。

能够跻身于北魏政坛的下层人物虽然不多,却不断地出现,而且他们的能量往往很大,在正平以后至太和以前屡屡发生的政变中,他们常常成为主角。这是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在这里仅简单地指出,其原因在于,拓跋社会脱离原始社会不久,北魏政权脱胎于拓跋部落联盟也不久,因而平城时代的门第观念远不如迁都洛阳以后为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不仅对于常氏与冯氏这样的罪家女子能够爬上北魏政权顶巅的事实可以理解,而且对于在常氏与冯氏身边麇集了一批出身微贱者的现象也不难理解了。文明太后的微贱身世和太后临朝听政这样的特殊统治形式,使得太和年间成了阉官、恩倖等“小人”势力发展的最佳时期。

三、恒代之遗风

我们在上文中先后考察了文明太后发迹的原因,常家与冯家之间荣辱与共的关系,以及昭太后与文明太后在发展势力上的一致性,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难看出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是在昭太后干预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昭太后并非拓跋氏政权中母权干政的发轫者,在她之前还有太武帝的保母惠太后窦氏。

惠太后因太武帝母杜氏被赐死而受明元帝命抚养太武帝,她的事迹附在《魏书》卷一三《皇后·明元密皇后杜氏》之下,曰:

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太宗命为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封其弟漏头为辽东王。太后训釐内外,甚有声称。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于色,好扬人之善,隐人之过。世祖征凉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诸将击之。

史家称惠太后“性恬素寡欲”,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她不仅自己当了皇太后,而且还使她的弟弟受封为辽东王。史家言惠太后因“训釐内外”而获得了“声称”,这里所谓的“内”应指北魏后宫,所谓的“外”当指北魏朝廷,可见她是积极地干预宫廷内外事务的,并非“寡欲”之人。惠太后干预朝政的例证是命诸将出击柔然之事。

惠太后命诸将出击柔然之事在《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中系于太延五年(439年)九月戊子条下。在同书卷二七《穆崇附穆寿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舆驾征凉州,命(穆)寿辅恭宗,总录要机,内外听焉。……寿信卜筮之言,谓贼(指蠕蠕)不来,竟不设备。而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听,乃止。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世祖还,以无大损伤,故不追咎。

以穆寿这样一位“总录要机,内外听焉”的重臣都不得不服从惠太后的意志,可见当时惠太后对朝政是有很大干预力量的。

惠太后也非北魏史上最早干预政治的太后,在惠太后之前又有道武帝母亲献明后贺氏干政的现象。关于献明后贺氏的事迹,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多处讨论过。

至于北魏建国之前,在拓跋部落联盟中母权干预部落联盟事务的现象就更多了。其中,较早、较突出的事例是猗之后祁氏摄国之事。据《魏书》卷一《序纪》载,猗为力微长子沙漠汗的长子。力微的另一个儿子禄官将国分为三部,猗统领一部居于代郡之参合陂北。⁽⁵⁶⁾猗、禄官相继去世后,猗之弟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这一时期是拓跋部十分强盛的时期。但是,猗卢末年发生内乱,猗卢被杀,猗后祁氏⁽⁵⁷⁾乘机攫取了最高权力。

祁氏攫取权力的过程,《序纪》所载十分简单明了,兹摘抄如下:

(猗卢死后,猗子)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即祁氏)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

据《魏书》卷一三《皇后·桓帝皇后祁氏传》载,祁氏生三子,长曰普根。则可知普根之子为祁氏亲孙。由《序纪》中这条简单的记载来看,祁氏在拓跋部内确立权威的时间至迟在普根死后。

普根以及普根之子相继死后,沙漠汗少子弗之子郁律立。《序纪》称郁律“姿质雄壮,甚有威略”,在他统治时期,拓跋部“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且有南下入主中原之雄图。但是,郁律却被祁氏害死了,《序纪》载:

桓帝后(祁氏)以帝(郁律)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⁵⁸⁾

自此之后,拓跋部便出现所谓“太后临朝”的现象。《序纪》接着载:

太后(祁氏)临朝,遗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

此事《资治通鉴》系于卷九一《晋纪》太兴四年(321年)条下。不过,祁氏当政时期拓跋部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那时的所谓“太后临朝”与后来的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性质不同。

祁氏之后,母权干预拓跋部最高权力的事情又接连地发生。《魏书》卷一三《皇后·平文皇后王氏传》载:

昭成(什翼犍)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王氏)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

此处,王氏为平文帝郁律之后;什翼犍为王氏亲生之子,郁律之次子。同传又载:

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

烈帝名翳槐,为郁律之长子。从上述两条史料中不难看出,当时身为太后的王氏具有左右最高权力的力量。

王氏之后,又出了一位昭成皇后慕容氏。这位慕容氏就是什翼犍的长子献明帝的亲生母亲,即道武帝的亲祖母。⁽⁵⁹⁾慕容氏的权威虽未能达到上述祁氏和王氏的程度,但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魏书》卷一三《皇后·昭成皇后慕容氏传》载:

后性聪敏多知,沉厚善决断,专理内事。(昭成帝)每事多从。

从什翼犍对慕容氏“每事多从”一语不难看出慕容氏对于什翼犍的影响力量。但是,这段记载系指“内事”而言,似与外朝无关。不过,该传又称:

初,昭成遣卫辰兄悉勿祁还部落也,后戒之曰:“汝还,必深防卫辰,辰奸猾,终当灭汝。”悉勿祁死,其子果为卫辰所杀,卒如后言。

此处所言就显然已不属于“内事”,而是外事了。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慕容氏不仅参与了拓跋部的重要政治事务,而且洞悉外部的形势及其发展的趋向。

由以上的考察看来,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的历史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拓跋部的早期代国时代中去,它是拓跋部社会中母权制遗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

由于拓跋部脱离原始社会的时间不长,因而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十分浓厚。这方面的史料不少,而最为典型、最为常举的当数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记载。⁽⁶⁰⁾他在该书卷一《治家篇》中写道: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奉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

颜之推在这里描绘的是北齐都城邺城⁽⁶¹⁾的状况。在这段描述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在夫子们眼里非同寻常的现象,如妇女主持家庭,出面打官司,代子求官,为夫诉屈,甚至走后门,拉关系,等等。虽然所有这些现象主要是针对在邺城的少数民族妇女而言的,不过,汉族妇女,尤其是士大夫之家的妇女,似乎也不例外。因为颜之推在该篇中同时又指出:

河北人士,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

这里所说的“河北人士”,就不应单指少数民族了。看来,汉族之家也是阴盛阳衰者居多。

应该承认,当时北方社会中妇女地位较高的原因与少数民族风俗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对此颜之推也指得很清楚。在颜之推的文中,所谓“恒代”,系恒州代郡的省称,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旧都平城京畿的新建置。因此,上引《治家篇》中的描绘不仅明显地反映了北朝社会中浓厚的母系氏族制遗风,而且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遗风与平城时代北魏社会的密切关系。颜之推所记的北齐时代国都邺城的景象上距北魏平城时代已有半个世纪,由此可以想见母系氏族遗风顽强持久的社会影响。

其实,不仅拓跋部,其他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母系氏族制的影响也是很浓厚的。在与汉族社会接触较早的乌丸族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就很高。《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曰:

(乌丸人)贵少贱老,其性悍骛,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

该传还载,乌丸族的婚姻实行抢婚制,男女青年认识以后先行私通,然后男方将待嫁女子抢走(当然,实际上并不是真抢,而是在女方认可的情况下约定了时间、地点后进行的),嗣后,丈夫应随妻子回到妻子的氏族中,为妻家做仆役,满二年后才准他携妻子离开妻家。在上述情况下,妇女便很自然地会在乌丸社会里占据备受尊宠的地位。因此,在乌丸族中,除战争以外,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妇女主持和安排。

北方游牧民族中这种母权制遗风的顽强存留为北方社会中的妇女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从而造就出一大批与传统中原妇女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当这些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使得整个中原社会妇女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⁶²⁾

说到妇女的精神风貌,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首最为脍炙人口的乐府民歌《木兰诗》。⁽⁶³⁾这首诗歌十分生动地刻画了一位代父从戎的女英雄的形象。由于文字优美,情节感人,它不仅被大多数古代文学作品集辑录,而且也为如今的许多学生读本选收。这首诗歌大约产生于北魏平城时代,然而,如今读起来木兰的形象仍是呼之欲出的。你看她“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槊,寒光照铁衣”,实在是尚武胜过男子,哪有一点娇媚造作姿态;但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等句看,却又分明是一位小家碧玉。木兰虽然出身寻常之家,但是她的形象不仅为群芳所惊羡,而且被须眉所叹服,她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了颜之推笔下那些专持门户的妇女。木兰的形象,是在北魏社会风气的背景下经由长期流传加工而形成的,她是当时妇女风貌的典型化。木兰的形象代表了这一时代妇女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木兰是否原有模特,她的民族属性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如今我们很难考证清楚了。不过,另有一类专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从而令众多将相大臣折服的女性,却是史书中记录在案的。出身于北族的惠太后不用说,⁽⁶⁴⁾出身于汉族的昭太后常氏与文明太后冯氏也是属于这样一类性格的妇女,她们那种刚毅、果断、多智略和积极参政的性格不难从本章所述的具体事迹之中看出。她们的性格与作为,比颜之推笔下那些专持门户的妇女们就显得层次高多了。

昭太后与文明太后虽然并非出身于游牧部落,但是她们的家庭都生活在慕容部创建的北燕,她们上述性格正是接近游牧部落的社会环境赋予的。让我们看看她们的家庭情况,便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象。

《魏书》卷九七《海夷冯跋传》载:

(冯)跋饮酒,一石不乱。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侠放逸,不修行业。跋恭慎勤稼穑。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由这段史料可知,冯家虽是汉族血统,但是到了昌黎以后便渐渐地“夷俗”化即胡化了。文明太后的性格正是在这种家庭中熏陶而成的。

无独有偶,昭太后家的女子也很胡化。《魏书》卷二〇《文成五王·齐郡王简传》载:

简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赐简。性干综家事,颇节断简酒。乃至盗窃,求乞婢侍,卒不能禁。

常喜为昭太后之弟,《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常英传》中有记载,则这条史料中的齐郡王简妻常氏为昭太后的内侄女。从常喜之女“节断简酒,乃至盗窃”的作为来看,其性格是相当凶悍的了。这种性格在胡族中不稀罕,在汉族中是少见的。对这位常家女子的性格,文明太后是了解的,所以才将她赐给齐郡王简,让她去“节断”齐郡王简的“好酒”。常喜之女这种“干综家事”的性格特点应该是从辽西常家带来的。

看来,由于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边远地区生活,使得冯、常两个家族的成员渐渐地带有了两重性格。他们既是汉人,又有胡化的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必然会使他们较单纯的胡人或单纯的汉人更容易适应富含部落遗制而又日益封建化的北魏平城政权。这应该是文明太后与昭太后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性格上的共同原因。

康乐先生撰有《北魏文明太后及其时代(上篇)》,⁽⁶⁵⁾文中指出:

如何从一个没入宫中的罪孥摇身而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其间的过程,当然已非千余年后的我们所能完全明了。然而,当时拓跋王朝的不注重皇后出身,无疑是个决定性的因素,换成汉族王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文章的注三中他又指出:

大致说来,要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后,拓跋魏对选后妃一事才比较讲究些。

康乐先生的论述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只是指出了文明太后能够母仪天下的客观可能性,而没有去追究发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因为,仅有社会的允许还是不够的。昭太后、文明太后以及在她们之前的惠太后所以能够发迹,是因为她们并非孤立的份子,在北魏的宫廷中有着一大批与她们经历相同的人。

四、北魏宫廷内的女官

惠太后、昭太后和文明太后都是以高踞于北魏社会最高层的个体形象活动于政治舞台的,但是,她们原先却都是从北魏社会的最底层中冒出来的,她们都是罪家出身的宫人。与她们的早年遭遇相类似的人物在《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中还可以见到,如平文皇后王氏、文成元皇后李氏以及孝文贞皇后林氏等。⁽⁶⁶⁾

在北魏宫中,有一批比罪孥地位高的所谓女官,据《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载,她们是有品次的。不过,宫中女官是上不了正史的。即使像惠太后与昭太后这样的特殊人物,也是分别作为历史作用根本无法与她们相比的明元密皇后杜氏和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的附传而见于《魏书》的。至于普通宫人那就更不待言了。幸而赵万里先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为我们搜集了这方面的墓志,⁽⁶⁷⁾使我们能够略多地知道一些有关宫中女官的情况。其中,明确属于罪孥出身者有七位,她们是大监刘阿素、大监刘华仁、女尚书冯迎男、第一品张安姬、傅母王遗女、女尚书王僧男和内司杨氏。⁽⁶⁸⁾

赵先生搜集的北魏后嫔内职墓志共有二十通,⁽⁶⁹⁾其中上列大监刘阿素等人占了三分之一强。实际上,在北魏后宫之中像刘阿素等出身罪孥者占的比例可能较此更大,因为能留下墓志的人只是后嫔内职中的少数。通观二十通墓志可知,只有那些有幸上升到嫔妃者,死后皇家才为之树立墓碑;至于那些未能有幸上升者,死后就只有靠命运相同的友好为之刻石,从而留下一点点事迹来。

《大监刘阿素墓志》中称:

同火人典御监秦阿女等,痛金兰之奄契,乃刊玄石,述像德音。

对此,赵万里先生指出,“同火人即木兰诗所谓‘火伴’”。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生前友好”吧。赵万里先生又指出:

阿素以家难入宫,没而火伴为之刻石,其情至可悯恻。近出魏宫职墓志四,无一非以罪没宫者,可见当日用刑之惨烈也。⁽⁷⁰⁾

宫人命运之惨,虽屡见于历代骚人墨客的篇章之中,无如秦阿女为刘阿素刻石事更为真切。⁽⁷¹⁾刘阿素生前的内职是大监,据《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载,大监视二品,而刘阿素死后赐宫品一,是宫人中地位颇高者。像刘阿素这样的大监,死后皇室尚且不为刊石,在其下者便可想而知了。宫人之中留下志石的肯定只是少数。然而,就是在这少数的上层宫人之中,出身罪孥者尚且不少,何况下层宫人之中呢?可见,魏宫之中出身罪家的宫人的数量一定很大,甚至可能在人数比例上占据多数。

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环境,迫使宫人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从而结成所谓的“同火人”。北魏社会中的妇女的性格普遍地较南朝妇女刚强,因此宫人们很可能在政治危机的时候于各派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显示出抗争的意志来。虽然她们毕竟都是女子,但身为宫人极易接近皇家,因而其能量也不可小看。

道武帝末年发生的清河王政变中就有宫人参加。《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载:

……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

笔者已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中述及道武帝末年的暴政,而首当其冲地承受暴虐的正是那些日夜侍奉他的帐下阉官和宫人。所以,当清河王绍母子发动政变时,不堪忍受道武帝残暴行径的帐下宫人就乘机起来反抗而成为“内应者”了。

另一个典型的事例便是身为文成帝乳母的常氏支持了反对阉官宗爱的政变。在宗爱执政时,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宗爱对立面的太子晃的长子文成帝一直留在苑中却未遭杀害。《魏书》卷三〇《刘尼传》载:

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惟尼知状。尼劝爱立高宗(文成帝)。爱自以负罪于景穆(文成帝之父、太武帝太子拓跋晃),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今欲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王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曰:“宗爱既立南安,还复杀之。今不能奉戴皇孙(指文成帝),以顺民望,社稷危矣。将欲如何?”丽曰:“唯有密奉皇孙耳。”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高宗于苑中。丽抱高宗于马上,入京城。

这段记载颇能反映宗爱杀南安王余以后政局的变幻。从宗爱“惊曰”之语中不难看出,宗爱不是没有除去太子晃的长子文成帝之心。而且,文成帝并非当时唯一的可以考虑的继承人,除了他这位皇孙之外,还有其他太武帝的皇子可供选择,这些皇子及其背后的势力对于文成帝也是很大的威胁。然而,当时年仅十三岁的文成帝却度过难关,登上了皇位。我们看到,在推翻宗爱之前,文成帝并没有与支持他的大臣们在一起,而是另在苑中。那么,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之下,幼小的文成帝是如何保住平安的呢?在上引史料中,只是谈到刘尼与陆丽将文成帝从苑中迎出,却没有交代他们是从谁人那里将文成帝迎出的,这其中疏漏了被史家认为次要的情节。幸亏在《魏书》卷一三《高宗乳母常氏传》中载有褒扬昭太后常氏的“保护之功”四个字,为我们做了回答。常氏的身份既然是乳母,当时必然与文成帝在一起。因此,将文成帝交给刘尼与陆丽,以支持他们推翻宗爱的行动的人,正是常氏。文成帝即位后,常氏便立即被尊为保太后,这也足以说明在宗爱执政的动乱时期是常氏想方设法保护了文成帝。

不过,能够与正操纵着朝廷内外的宗爱阉官势力周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决非一个乳母的力量所能及。常氏的身旁一定也有不少“同火人”,在帮助她对付阉官势力。再推开一步说,常氏后来能够在宫中表现出那么大的能耐,能够将元皇后李氏与文成帝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并将冯氏一手扶上皇后宝座,⁽⁷²⁾肯定有一股势力在宫中支持着她。这股势力之中可能就有不少是她原先的“同火人”。

要之,在北魏后宫这样一种特殊的状况下,一旦有在政治上表现的机会,宫中女职⁽⁷³⁾中的强者如惠太后窦氏、昭太后常氏等就会冒出头来。

宫中女职能够上升到太后的地位并干预外朝政事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似不多见,只有在北魏平城时代这样一种母权制遗风很盛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才表现得十分突出。处于这样氛围中的北魏宫廷,正是生长出文明太后这样一位女政治家的土壤。

五、文明太后的汉文化素养

上节中讨论了形成太后临朝听政现象的历史背景,使我们认识到文明太后与惠太后、昭太后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文明太后虽然继承的是昭太后的衣钵,但她成就的事业却是昭太后远不能相比的。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的时期是平城时代最辉煌的时期,那时候各项改革相继推行,北魏社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后世谈论北魏太和改制的成就,往往更多地归功于孝文帝身上。其实,在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去世以前,孝文帝并不执掌政权。魏收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的后论里说:

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

魏收所言不差,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期间,孝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国家大事都是由文明太后主管的。只是在文明太后死后,孝文帝才“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因此,太和十四年以前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太和元年(477年)至五年改定律令,⁽⁷⁴⁾太和七年禁同姓之婚,⁽⁷⁵⁾太和八年班俸禄及紧接着进行整顿吏治,⁽⁷⁶⁾太和九年实行均田制,⁽⁷⁷⁾太和十年推行三长制,⁽⁷⁸⁾太和十一年定乐章和依纪传之体改析国纪,⁽⁷⁹⁾等等,都是在文明太后主持下制定的。

《魏书》卷五三《李沖传》更是明确地记载,三长制正是在文明太后面前讨论后由她拍板决定施行的。该传曰: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李)沖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这段史料对于围绕三长制而展开的热烈讨论记载得很详细,而从文明太后一锤定音的结果中我们不难豹窥一斑地看出文明太后在北魏政坛上的主导地位。

班俸禄、整顿吏治、均田制及三长制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对于抑制豪强的土地兼并,减轻民众的租调负担,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遭受破坏的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但是,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对于新法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在其实施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阻力。在《李沖传》中我们看到,面对“乖异”的议论和未卜的前景,文明太后却十分沉着、果断,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毋庸置辩的反诘语气,坚定地将反面意见驳回,表现出不让须眉的气势。文明太后这种沉稳刚毅的气质是由她出身罪孥而久经政争的阅历形成的,其中自然也有昭太后常氏对她的影响作用。不过,在她的性格之中还有出身微贱的常氏所不能赋予她的,那就是良好的文化教养。因为,在文明太后的身体里流淌着北燕王族的血液,而她入宫以后又受到她的姑母冯左昭仪的培养和教育。

《魏书》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

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

我们注意到,在这条史料中,史家将时间上本不相接的两句话粘连在一起了。此处看似唐突,其实内容上却是有机地相联的。史家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以后所以能够“省决万机”,是因为她早年曾经“粗学书计”的缘故。

文明太后入宫时的身份是一名罪孥,她如何能学到书计呢?在同传中给出了答案:

后(指文明太后)遂入宫。世祖(太武帝)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

原来文明太后的“书计”功夫是她的姑妈冯左昭仪传授的。那么,冯左昭仪自身的文化素养怎样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冯左昭仪的身世。

冯左昭仪的伯父冯跋、父亲冯文通先后为北燕国主,他们的事迹在《魏书》卷九七《海夷冯跋传》中有记载:

海夷冯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长乐信都。慕容永僭号长子,以跋父安为将。永为垂所灭,安东徙昌黎,家于长谷。后慕容熙僭号,以跋为殿中左监,稍迁卫中郎将,后坐事逃亡。

其下接着又载,冯跋协助高云诛杀了慕容熙;而后不久,冯跋又乘高云为左右所杀之机于北魏永兴元年(409年)自立为大燕天王。北魏神二年(429年),冯文通发动政变,逼死其兄冯跋,自立为王。简而言之,冯左昭仪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来自中原的北燕王家,她无疑受过良好的汉族文化传统教育。

那么,冯左昭仪是何时、怎样进入魏宫的呢?《魏书》卷九七《海夷冯跋附冯文通传》载:

文通遣其尚书高颙请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太武帝)许之。征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骑常侍刘训言于文通曰:“虽结婚和通,而未遣侍子……”

从此条记载中的散骑常侍刘训之言可以看出,冯文通虽未向北魏遣送侍子,但是“以季女充掖庭”之事却是落实了的。而那位“充掖庭”的冯文通“季女”应即《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所载太武帝的冯左昭仪。在《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中,冯文通遣高颙向北魏请罪事载于延和三年(434年)闰三月辛巳条下,则冯左昭仪入宫时间应在此时左右。时距文明太后冯氏被立为贵人的兴安元年(452年)约为十八年。

文明太后在入宫之后,立为贵人之前,大概一直在冯左昭仪的“抚养教训”之下。文明太后在冯左昭仪身边所受的文化教育对于她的思想影响很大。后来,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施行了许多有利于封建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和汉文化的吸收与传播的方针,这都与她早期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

太和七年(483年),在文明太后的指导下,孝文帝曾经下诏禁止同姓婚姻。《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太和七年十二月癸丑条载:

诏曰:“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釐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

这次禁止同姓婚姻针对的目标是拓跋部的习俗,依据的是汉族传统制度,即所谓的“周世始绝同姓之娶”。因此,它既是太和改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后来孝文帝实施汉化政策奠定了基础,其意义绝不亚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推行的姓氏、语言、服装、籍贯等方面的汉化改革。而文明太后之所以对汉族传统制度颇为熟悉与倾心,应当与她早年受到冯左昭仪的“抚养教训”大有关系。

本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中已经论到,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以后身边麇集了一批身世卑贱的所谓“小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文明太后的汉文化素养,决定了她在用人政策上也颇具政治眼光,她既能将东阳王丕等拓跋贵族笼络住,又能尊礼和起用汉族士人李沖、游明根、高闾等。

李沖由于深得文明太后宠幸,所以颇能发挥聪明才智。除了上述三长制外,太和年间的方针、政策与制度大多是李沖参与策划或制定的,平城以及后来的洛阳新都的许多重要建筑也是李沖主持兴建的。《魏书》卷五十三史臣曰:

李沖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

而同卷《李沖传》还载:

机敏有巧思,北京(指魏都平城)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沖。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

李沖所为都是有利于北魏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具体事业。

游明根是北魏一代宗师,受到文明太后礼遇。《魏书》卷五五《游明根传》载: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也。……性贞慎寡欲,综习经典。……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处身以仁和,接物以礼让,时论贵之。高祖初,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高、游焉。

文中的“高祖初”指的正是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

《游明根传》中提到的高闾也是文明太后尊重的人物,他是太和时代的文豪。《魏书》卷五四《高闾传》载:

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本名驴,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乃改为闾而字焉。真君九年(448年),征拜中书博士。和平(460—465年)末,迁中书侍郎。高宗(文成帝)崩,乙浑擅权,内外危惧。文明太后临朝,诛浑,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于禁内,参决大政,赐爵安乐子,加南中郎将。……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显祖(献文帝)所知,数见引接,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承明为孝文帝年号,仅一年,所以上文中的“承明初”即承明元年(476年),而这一年正是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之年。文明太后看中了高闾的文才,所以就授之要职,“委以机密”,命其撰写各类文书。

太和时期,受到文明太后重用和尊礼的汉族士人还有不少,这里仅举以上三人作为代表。

总之,由于文明太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又信用众多汉族士人,因此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强,取得的政绩可观。同时,通过长期的经营,在朝廷内外逐渐结成为盘根错节的文明太后集团。其中,既有前文述及的麇集在文明太后周围的“小人”,也有以东阳王丕为首的拓跋贵族,还有以李沖为代表的汉人士族。

道武帝建国之初刻意要防范母权,从而矫枉过正地立下了子贵母死制度。然而,由子贵母死制度派生出保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而尊崇母权的遗俗便通过保母干预政治的方式又顽固、曲折地表现出来,最终在窦氏、常氏干政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按照这样的逻辑,太后听政竟然是由子贵母死制度引发出来的。道武帝不曾想到,历史发展的结果与他的初衷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