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时代历史意义

末章　平城时代历史意义

北魏平城时代消逝了。以大同盆地作为躯壳的北魏京畿,曾经适应和推动过北魏社会的发展,形成为平城政权的根据地和中心区域,而平城政权的将近百年,作为大同盆地古代史上的一个阶段,以其较其他阶段更为辉煌的历程载入了史册。

大同盆地的开发是在北方地区自汉末以来因战乱频仍而生产停滞长达两个世纪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对它开发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在这一局部地区创造的经济价值。首先,晋末以来,我国出现边远地区经济逐渐发展的新局面,大同盆地及时赶上了这一潮流。其次,北魏平城时代所处的五世纪是北方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并发展的时代,大同盆地凭借北魏王朝在此建都的历史契机,走到了这一时代的前列,在这一个世纪中成为整个北方的政治中心。第三,在开发大同盆地的共同劳动中,汉族人民与北方众多的部落人民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推动了民族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从而使大同盆地形成为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提到文化的交流,我们有必要再推开一步来说。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动荡。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乱,其中对社会经济破坏最剧烈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开始历时约四年的董卓之乱,以及由此引起的广阔范围的军阀混战,结果中原出现了“铠甲生肌虱,万姓以死亡”⁽¹⁾的凄凉景象,致使东汉政权的统治被摧毁。后两次是西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开始历时约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和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开始历时约六年的永嘉之乱,这两次战乱紧密衔接,人民几无喘息之机,因而破坏尤其剧烈,西晋汉族政权的统治被彻底摧毁了。三次大的战乱就像间歇性的强烈地震一样,将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夷为废墟,汉族文化的根据地被严重破坏了。

以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汉族文化覆盖区,是经过先秦和秦汉两大漫长时期形成的昌盛地区,这个地区的文明程度远远地超过周边的地区,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汉文化的昌盛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便向东方转移。于是,先后在北方称雄的袁绍和曹操就都将他们建立霸业的根据地置于黄河下游的河北之地。永嘉之乱以后出现十六国时期,河北地区处于汉化较深的羯族和鲜卑族慕容部的统治之下,大量的汉族人口被留居于此,内迁的胡人也逐渐被同化。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一地区的经济慢慢地复苏,进而形成以邺城、中山为轴心的汉文化中心地区。所以,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一入中原就被邺城的壮观景象吸引住而流连忘返了,他“巡登台榭,遍览宫室,将有定都之意”,⁽²⁾只是迫于后方叛乱的形势才不得不退回代北。

当时,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位于汉族文化最高层次上的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不再由国家控制下的学校垄断了。由于汉王朝的覆灭,学校制度倾颓,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从主要由太学博士教授转变为以父子世代相传为主。因此,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掌握在若干大的家族手中,形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家学。在河北地区,残存下来的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主要为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族所承袭。北魏平城时代最活跃的政治家崔浩、高允等人便是这样的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向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统治者介绍过汉族文化的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为蓝本为北魏王朝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的汉化制度。这些典章制度一直传续到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为文明太后全面地推行汉化奠定基础。

在西北,当时称为凉州的河西走廊地区,也保存着传统的汉族文化。由于气候寒冷干燥,东汉以前这里一向地广民稀,物产不丰。中原地区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动荡不安的政局引起频繁的民族迁徙和大量的人口流动,河西走廊因为相对安定而成为人们投奔的主要区域。这一现象也被统治者注意到了。曹操就曾任用皇甫隆为敦煌太守以开发河西走廊。皇甫隆到任后,教民制作耧犁,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起用汉族士人,招纳流民,兴建学校,选拔贤才,并且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经过魏晋以来的经营,在河西走廊地区形成了与河北地区发展程度大体相当的文明,并保存了秦汉以降的汉族文化。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服河西,那里文物的精品与士人的中坚大多被俘掠到平城,于是保存在河西地区的汉魏典章和学术文化进入北魏朝廷。继承河西地区汉族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则是李沖、常景等士人。李沖后来适逢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成为北魏太和改制中的核心人物。

汉晋之间三次大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四分之三,得以苟延下来的中州士女十之六七迁徙到江左。与此同时,包括汉魏及西晋以降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中原文化也被大量地带到那里。东晋和宋、齐、梁、陈等政权就是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起来的。虽然江左的朝廷更迭频繁,而且每个朝代的统治时间十分短促,但是除了东晋末年和梁朝末年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乱以外,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左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在江左的肥田沃土上,中州迁去的人民与当地的人民同耕共织,使那里的社会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的富足局面。⁽³⁾与此相应,在文艺、教育与科技等方面也都获得划时代的成就。同时,汉魏典章制度在东晋南朝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来自中原而又有所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又被刘芳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传播到平城。⁽⁴⁾

由上述可知,从长安、洛阳流散到各地的传统文化经过一番曲折的途径以后,又从河北、江左、河西等地区汇拢起来,在北魏都城平城撞击到一起。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出现了大同盆地辉煌的一页;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出现了北魏平城时代;还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北魏出现了文明太后主持的大规模的太和改制运动。

从以拓跋部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推行太和改制无疑是整个平城时代拓跋部的汉化运动的总结,也无疑是晋末以来北方各游牧部族汉化运动的总结。然而,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来看,太和改制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此了,它实质上是中华版图内广泛参与的一次弘扬中华文化的运动。而且,经过太和改制以后,中华文明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实际上却已远不限于秦汉时代的旧的汉族传统内容,而是包含了由众多少数民族输入的大量成分复杂的营养,从而变得更加清新瑰丽了。这是因为,从各地来到平城的文明早已不同于纯粹的汉魏以降的汉族传统文化,它们都已陆续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所在地区各部族的文明。河北的文明中含有匈奴、羯和鲜卑族慕容部的文化因素,江左的文明受到了蛮、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河西的文明则不仅有氐、羌而且还有鲜卑秃发等部的文化因素。这三个地区的文明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源于汉族文化传统,但实际上彼此之间已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一旦它们被熔于一炉,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就升华了。这正是太和改制的价值所在,也正是北魏平城时代的历史意义。

将拓跋政权发展的曲折历程置于东汉以来中华文明大播迁的形势之下加以考察,对于北魏平城时代之所以能够突兀地崛起与发展到顶巅的问题,就有了深入的理解。不过,也应该看到,当经过升华的中华文明在平城迸发夺目光彩的时候,北魏平城时代自身却走到了它的尽头。因为,北魏京畿的自然条件,虽然孕育了这个多姿多彩的时代,但是也限制了这个时代的继续发展。

北魏京畿位于自然地理上的蒙古高原与山西台地相交错的断层地带。它的中部是地势平坦的大同盆地。大同盆地呈西南—东北走向,其中部和东部呈现为三片宽阔的谷地:一片谷地溯浑河而上,直抵恒山主峰脚下;另一片谷地沿桑乾河而下,伸向今河北省境内;还有一片谷地展布于南洋河上游的今山西省阳高县、天镇县境。从这些大片的谷地又支分出无数的小块谷地,其间流淌着水量充沛的河流,既利于农耕,又适于游牧。大同盆地被无数崇山怀抱着,它的东北是熊耳山与军都山,北部和西北部为阴山余脉,西南部界管涔山脉北段,南部与东南部有恒山与五台山。崇山之中,关隘与险峰重迭,断崖与峻岭错落,形成为封闭大同盆地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又便于军事上的攻防。因此,当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区域性经济就能很快地繁荣起来。这正是这一地区能够形成辖境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北魏统治时期,这一地区处于中心地位,所以能够进入长足发展的辉煌时代。

然而,相对封闭的盆地地形,既影响着本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又阻碍了周边物资的输入,更不便于平城政权号令的布达。随着平城政权中央集权封建体制的日臻完善,大同盆地相对偏僻和局限的弊端也日趋显现。当孝文帝在文明太后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太和改制运动时,就更加深感已历百年的旧京畿难以容纳蓬勃开拓的新宏图了。大同盆地终于成为束缚北魏王朝的围栏,冲破这一围栏的历史使命降落到孝文帝的肩上。与此同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已经安定下来,中原的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而中原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也进入了高潮。历史的要求与个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了。

孝文帝决心迁都,既有客观形势方面的种种原因,也有主观意识方面的考虑。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孝文帝审时度势地作出迁都的决定,无疑是伟大的历史创举。这一壮举,使融汇于平城的河北、河西和江左的三股文化潮流随而涌向洛阳,为北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局面。随后的新京畿,即传统的旧洛阳,迅速恢复昔日的繁荣景象,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中华文明的兴旺发挥巨大的作用。

历数北魏平城时代的人物,文明太后乃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是她,将一个时代推向高潮;随着她的离去,这个伟大时代降下了帷幕。正是在平城时代余晖的映照下,孝文帝才开辟出洛阳时代的崭新天地。北魏的平城时代和洛阳时代虽然界限分明,却又紧密联系。就像站在这两个时代边缘的文明太后与孝文帝一样,他们分别是后权与皇权的象征,却又在事业上一脉相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则。

【注释】

(1)引自曹操《蒿里行》,收于《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魏诗》卷一,中华书局,北京, 1983年第1版。

(2)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月条。

(3)详见《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序》。

(4)详见《魏书》卷五五《刘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