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汇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汇_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第三节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汇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华夏文化以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中介，与各民族文化以及外域文化相激相荡，因此获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中华大地的自然环境的多样化决定了文化的多元形态。秦汉以后，各民族大致有三种文化类型：北方游牧文化、南方游耕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多方面交汇，在冲突与交融中整合而成了气象恢弘的中国文化。

1．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清代王夫之曾经概括“中国”与“夷狄”，亦即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说：“中国”是有城郭可守，墟市可利，田土可耕，赋税可纳，婚姻仕进可荣的地区；“夷狄”则无城郭耕地，不知礼仪，迁徙无定，以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剽悍。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东北的夫余、靺鞨、女真以及由女真演化而成的满族，则是半农半猎的骑马民族。欧阳修的《明妃曲》曰：“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划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此话正可用以概括游牧人、半游牧人的生活方式。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人一般是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这并不排除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的吸引，他们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帛和铁器，这种被称为“茶马互市”的物质交换活动自古在游牧——农耕界线的长城各关口进行。然而，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牧人躁动起来，他们竞相南下劫掠，来如飚风，去若闪电。一旦产生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形成比较严密的军事组织，他们就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甚至“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王朝。公元5世纪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公元17世纪满洲人建立清朝，更是游牧人入主中原的最好例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农耕人与游牧人长期剑拔弩张地对立，争端不息。为了抵御游牧人的袭击，华夏汉人做过各种努力。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相对强大时，则西出邀击，或远征漠北（汉武帝“发十万骑”远征匈奴，明成祖“五征漠北”）。然而，游牧人朝发夕至，来去无定，农耕区却固定难移，为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农耕人历尽艰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修筑起万里长城，建立起农耕人护卫先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

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农耕人与游牧人相往来，常常发生相互摄取性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大体沿着长城展开，进而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尽管游牧人的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在较低层次，但他们也有两个明显优势：其一，勇武善战，骑射为其绝技；其二，因生活的流动性而富于变化，勇于创新，善于传播。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

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诸多北方民族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唐以后，鲜卑、氏、羯等族逐渐在史籍中消失。元代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族也不再现于史籍。而因被掳掠或流亡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亦发生“胡化”。他们“用胡书”、“为胡语”，最终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2．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游耕文化的交融

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域的游耕人过着“刀耕火种”和“不定居”的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处于不成熟阶段。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一方面设官治理，羁縻柔远政策与强硬镇压并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教化。特别是推行移民政策（南北朝时统治者在对蛮人进行征伐后，采取移居政策，将蛮人或移入京师，或徙以实边）。移民一方面使汉族先进生产方式乃至生活习俗随移民传播于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使内迁的南方少数民族置身于强大的汉文化氛围中，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长足进步，既消弭了南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反抗，推动了游耕人文明形态的转化，更加速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双向交融：有游耕民族“汉化”的融合（如居住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山越族，南北朝时，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从此不再见于记载），也有汉人“夷化”现象（如南中大姓爨（cuan窜）氏，在南朝时已发展融合为“爨蛮”，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则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3．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是农耕人、游牧人、游耕人历数千年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断互摄互补，共同创造的。在经济生活、衣着服饰、日常起居、音乐舞蹈、文学、史学、医学等等方面，少数民族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经济生活方面，用麦磨面的粮食加工方法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以面烤制饼的方法也来自胡人，东汉时人称烤饼为胡饼。黄瓜（胡瓜）、香菜（胡荽）、洋葱（胡蒜）、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核桃（胡桃）、葡萄、蚕豆（胡豆）、芝麻等多种瓜果蔬菜与粮食作物均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葡萄酒、烈性酒（烧酒）的酿制技术也来自西域。西瓜，则以契丹为中介，来自居住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回纥。棉花在汉魏由新疆的高吕人及云南哀牢山沿南北两道传入内地；元朝以后，才开始在内地广泛种植。在纺织技术上，宋代就已发达的黎族的纺织术由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在崖州生活40年的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乌泾镇）人黄道婆返回故乡加以推广，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纺织技术。

在衣着服饰方面，古代汉服长领宽袖，极不方便，借鉴“胡服”改造汉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司空见惯，对唐代袍服也有极大影响；近代流行的旗袍、马褂都来自满族。在日常起居方面，在西域坐具“马札子”、“交椅”的启示下，中原居民不断创新，汉以后才出现桌椅板凳，替代“席地而坐”的起居旧俗。热情奔放的少数民族在音乐舞蹈方面更加出色。唐时，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不少少数民族乐器也传入内地，沿用至今。如笛是古代羌族人首先发明，管子（筚篥）是古代龟兹（今新疆库车）人首先发明，手鼓是维吾尔族的乐器，笙最早是壮、苗等族的乐器，另外箜篌、琵琶、铜钹、唢呐、胡琴等，都是通过古代新疆各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

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作品。藏族的《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英雄史诗之冠；蒙古族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填补了英雄史诗的空白。位于葱岭西的维吾尔族于15世纪产生长篇韵文巨著《福乐智慧》，那优美的诗句，严格的韵律，娴熟的艺术手法，成为中亚以及伊朗高原大多数卓有成效的诗人们的楷模。著名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阿凡提的故事》魅力无穷，其生命力至今不衰。

在史学方面，用蒙文创作的《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并称为蒙古三大历史名著。西藏史学家宣奴贝所著《青史》，以编年史体例记录吐蕃王室传承的历史以及喇嘛教派的创建、发展史，被推崇为研究藏史的信史。新疆喀什噶尔人穆罕默德以波斯文著《拉什德史》，是至今保存下来的关于察合台蒙古仅有的一部历史著作。清代满族人图里琛出使俄国，归来后撰成《异域录》，对沙皇俄国的历史、内政、外交、民族、宗教、疆域、四邻等多方面情况都有记载。此书一出，名扬国外，先后译成法、德、俄、英四国文字。

二、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相互融会、相互渗透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系统以外来文化作补充，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吸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鲁迅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规律时曾说：“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42]其实，吸取外来成分以使自身获得新的生机，并不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整个文化发展史的通则。

1．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汇

梁启超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43]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进作用。

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在晋唐间。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所谓外来文化，先是西域（即中亚和西亚）文化，后是南亚次大陆文化。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盂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相继崛起于隋唐时期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中国化的佛学宗派。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使之与易、老、庄三玄相糅合。程颢、程颐宣扬的“理”，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不过赋予了更多的封建伦理道德意蕴。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有若干内容采自佛教禅宗和华严宗的思辨。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它揭示了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交流，绝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一个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均发生变迁，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文化要素的新的文化组合。在改造了的儒学与改造了的佛学相糅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宋明理学，正是这样一个新的文化组合。

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再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公元8～10世纪，印度佛教开始衰微，公元13世纪回教入侵，印度佛教文化遭到毁灭。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佛教却在中国长足发展。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日本曾出版《大正藏》，意在网罗中外所有佛教著作。这部巨型书籍，拥有23900多卷，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学者译著。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

唐代艺术也因吸收佛教文化而更为瑰丽辉煌，诚如鲁迅所言：“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佛教绘画传入中国后，隋唐画匠迅速地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吴道子专事宗教壁画，洋溢着深厚的民族风格。阎立本、李思训等画家吸收佛画中用金银加强色彩效果的手法，表现唐代的丰功伟业和时代精神。魏晋六朝到隋唐的雕塑壁画，著名的有云冈、敦煌、麦积山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载有印度药方；隋唐乐坛流行“天竺乐”；宝塔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之一，而塔的名称和形制都来自印度；唐时寺院的“俗讲”极为盛行，但内容不是佛教教义，而是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成为宋人活本和市民文艺的先声。总之，在中国艺术家的改造下，佛教艺术中的宗教色彩被洗涤，而从形式到内容上的精华，则汇入雄健奔放、生机勃勃的隋唐文化大潮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

隋、唐、五代不仅有佛教的流行和中国化，而且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也相继传入。如提倡互助、主张明暗相争的摩尼教，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故虽屡受官方严禁，但仍播行于民间，每每成为农民用以组织起义的斗争工具。北宋方腊起义，便以摩尼教组织发动群众。元末红巾军起义，亦从祆教、摩尼教中汲取思想精髓。此外，中亚、西亚的科技知识也丰富了中国科技宝库。如唐时波斯人李珣所著《海药本草》传入中国，大秦（东罗马）的医术也为当时医学界所吸收。

汉唐时期，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鲁迅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44]唐人的这种宏大气魄和勇于探求的精神，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2．中外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末叶。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这次大融会，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魏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是中国人面对超过自己的欧洲（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45]东西文化的强烈反差，造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越来越强的震撼。

明代万历年间，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实行宗教殖民使命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推行“学术传教”的方针，传入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等西方文化，引起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有识之士的注意和敬重。徐光启在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学习和钻研中，感到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李之藻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以及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宽阔的襟怀，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近代西方学术都是值得中国认真采纳的新鲜学问：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地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企望充分发展输入知识的效益，经过他们的努力，明末的数学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

清代初年，初入关的满洲统治集团，对西方科学技术并无偏见。顺治帝和多尔衮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补数千年之缺略”。康熙帝更是引进西学的杰出人物。他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传教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他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日间断。在康熙帝的主持下，梅彀成、明安图等数学家主持编修了《数理精蕴》，该书将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各种数学知识，加以系统编排，又将当时有传本的中算典籍收集入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广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当然，清初中西科学交流是有限的，仅在宫廷内进行。

公元18世纪，统治集团中锐意进取、乐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衰减，代之而起的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书中声称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妙”。乾隆时代的著名学者俞正燮荒谬地认为，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鬼工”而已，把“翻夷书，剌夷情”说成是“坐以通番”。这种抗拒外来文化的自我封闭心理，使“西学东渐”的进程在雍正以后戛然中止，大清帝国只能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维系生存。公元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系统迅即解体，欧洲近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具有强制性质，其规模与速度都大大超过明清之际。

3．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在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其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梁启超曾分中国史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阶段，而以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时期。从秦至清约2000年间，中国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国文明如同水向低处奔流，气体由浓聚点向稀释区扩散，强烈地影响着亚洲国家，日本、朝鲜和后来独立的越南，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受容中国文化。

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次遣隋使，新兴强大的隋帝国给日本使节留下了深刻印象。公元7世纪初，圣德太子仿效中国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推行了“推古朝改革”。改革的成效使日本统治者更坚定了移植中国文化的信心。唐帝国政制完备、军事强盛、文化发达，呈现出罕有的壮观，日本统治者对唐文化敬慕万分，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200多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在返日的留唐学生的策动下，公元645年，日本发生著名的大化革新。正如明治维新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一样，大化革新是以“中华化”为最高理想。新政所推行的班田制与租庸调制以及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公元701年，日本国皇都迁移到奈良，奈良的建造，完全模仿唐长安城样式。奈良朝约80年间，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盛唐文化引入日本。历法沿用唐历，律令大体采用唐律；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佛教以中国为母国，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被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社会各阶层也深受唐文化浸染，他们吟咏唐诗、雅好唐乐、发展“唐绘”、行唐礼、服唐装、食唐式点心、用唐式餐具。中国文化的大规模输入，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明的长足进步。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溯源久远。古朝鲜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1世纪中叶），儒学与汉字便输入朝鲜。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从不同渠道大规模吸纳中国文化：高句丽从陆路传入儒教，以汉儒的典章制度为重点；百济从海路传入中国南方文化，吸收了六朝的多样性学术思想；新罗则是经过高句丽、百济间接地吸收中国文化。迨至唐代，他们积极向唐派送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新罗统一朝鲜后，在立国建制上仿唐制；在学制上仿唐置国学，设儒学科和技术科。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和《文选》为选修。算学以中国《缀学》、《三开》、《九章》、《六章》为教材。此外，新罗的姓氏制度与民间节日，都具有浓重的中国文化痕迹。新罗时期的佛教，也是在中国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展开。

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等方面联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公元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以后，这个文化圈被西方的强大影响和东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打破，但其文化轨迹却长期存在，至今不灭。

强盛、深厚的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格局，而且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果。遗憾的是，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经济发展的停滞，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未能在本土产生革命性的社会效应，而是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臭。”这应该是个深刻悲剧。

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的生长，阿拉伯炼丹术又影响了欧洲炼丹术，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炼丹术的世界意义：“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和西班牙向西推进的结果，传遍了整个欧洲。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地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做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46]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公元15世纪后半期，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意大利威尼斯，为欧洲造瓷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其影响波及至今。

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其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文学在国外影响广泛。《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获得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德国文豪歌德在谈到中国文学时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黑格尔则认为，中国诗词可以“比较欧罗巴文学里最好的杰作”。中国神秘而又多彩的艺术，曾使几代西方哲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公元18世纪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把东方称为“一切艺术的摇篮”，并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它”。公元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中国艺术有一种无边无涯的富饶性。”公元17世纪末到公元18世纪末的100年间，欧洲风靡罗科科风格，而罗科科风格的核心便是崇尚、追求包括丝绸、瓷器、漆器、园艺、建筑在内的中国艺术情调。

中国哲学也对公元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深刻影响。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他在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导论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他的这一论断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欧洲旧传统之先河。莱布尼茨比较中西文化说：“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由此，他极力主张进一步扩大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对于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他大声反驳道：“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莱布尼茨对二进制算术的研究，曾从中国古代《易经》中得到重大启示。公元1701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他的信中附寄了两张易图，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接获图表，详加研究，认为八卦的排列，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位”思想，是个了不起的贡献。“这新方法能给一切数学以一道新的光明”。公元1703年，莱布尼茨在《皇家科学院科学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二进制计算的阐述》的论文，并将二进制扩展到加、减、乘、除四个方面。没有二进位法的引入，就不可能出现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而“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47]

中国文化的伦理型倾向引起欧洲思想家的注意，他们认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国家只有中国” ^[48]。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在起草公元l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中，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格言作为道德界限的表述。中国哲学对公元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体系的完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国学者戴密微在《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一书中高度评价这一东方哲学流向西方的现象。他认为：“从公元16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的发展。”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公元18世纪，此后虽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但从公元19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找到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办法。德国驰名全球的社会哲学戏剧家布莱希特，便专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墨翟的“非攻”、“兼爱”等思想，儒家修身治国的理论以及老庄“柔弱胜刚强”学说，均为布莱希特所关注。中国哲学不仅给布莱希特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而且大大开拓了他的哲学眼界，推进了其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从一个欧洲学者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中国传统哲学在公元19世纪的俄国也颇有影响。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研究过孔丘、墨翟、孟轲等的学说，对老聃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一直持续到暮年。他曾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在今天工业发达的西方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当东方的人们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大量涌入而目不暇接之时，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则痛感西方工业社会弊病丛生，好像终日被一种无限的荒漠感所包围，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看不透，冲不破，走不出。他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企望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真谛，寻觅来自内心、来自精神世界的幸福，从而形成当今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动向。

【注释】

[1]《白虎通考》

[2]《绎史》卷三引《河图挺辅佐》

[3]《太平御览》卷七九引（管子）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5]《汉书·郊祀志》

[6]《礼记·祭法》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

[8]《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以事服诸夏”

[9]《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

[10]《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11]《周礼·天官》

[12]《诗经·大雅·文王》

[13]《礼记·曲礼》

[14]《论语·泰伯》

[15]《孟子·尽心上》

[16]《孟子·公孙丑下》

[17]《孟子·万章上》

[18]《论语·学而》

[19]《论语·季氏》

[20]《论语·为政》

[21]《论语·学而》

[22]《韩非子·显子》

[23]《吕氏春秋·应用》

[24]许慎《说文解字·叙》

[25]《史记·秦始皇本记》

[26]《汉书·董仲舒传》

[27]《宋书·谢灵运传》

[28]《世说新语·品藻》

[29]《世说新语·德行》

[30]干宝《晋记说论》

[31]《晋书·卞壶传》

[3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

[33]《敦煌曲校录·望天行》

[34]刘禹锡《竹枝词》

[35]《宋史·选举志》

[36]《宋史·沈括传》

[37]沈德潜《辽诗话·序》

[38]王世贞《归潜志序》

[39]胡传《珍珠船》卷4

[40]陈鼎《东林列传》

[41]《名山藏儒林记》

[42]《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4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4]孙伏圆《鲁迅先生二三事》

[45]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46]《西巴论技》

[4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

[48]霍尔巴赫《社会体系》，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