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第三节　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中国古代科技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但当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近代科技开始生机勃勃迅速发展之际，中国科技发展反而迟缓，越来越落到西方的后头。由于地理上的隔阻，古代中国人独自走着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形成了有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体系。认真总结中国科技近几百年发展迟滞的原因，对于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归纳起来，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小农经济模式的长期存在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思想观念的束缚

小农经济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主要经济基础和支柱。它的长期存在，给中国近代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带来很大不利，在相当程度上阻碍和束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生产需要是紧密相连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又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在“变动”中飞跃的发展相比，古老的中国却在“宁静”中停滞，显然是远远地落后了。建立在小农经济模式上的文化思想观念更加剧了这种停滞和落后。

中国是一个文化政治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学而优则仕”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人生道路。各种与军国要务无直接关系的学问被视为“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被“弃而不治”。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推崇政治、鄙薄技艺成为时尚。这种传统观念已经成为阻碍甚至破坏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重“道”轻“器”的传统。就整个理论学术而言，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重视宏观规律的探求，轻具体形质的研究，轻视社会生产领域具体器物、具体技能的研究。因此，中国古代贤哲大量对于自然界的敏锐观察和新颖见解，结果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落脚到告诉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儒家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的趋向将千千万万儒学门徒永远隔在自然科学门外。道家虽不同于儒家重人道而轻天道，但却主张“顺应自然”，主张保持原始劳作方式，反对任何技术革新，同样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的限制和束缚也是不言而喻的。以儒家伦理教条来限制科技发展的事例屡见不鲜，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伤毁”观念的束缚下，人体解剖学在中国很难发展就是一个显例。

二、封建专制统治的扼制

中国的封建制度实行皇权至上的法则，统治阶级享有无上权力，人民群众只能服服帖帖受他们支配，由此相当不利于和损害中国科技的发展。

在政治上和用人政策上，统治者垄断一切，以科举制操纵知识分子为封建王朝服务，由此形成知识分子对封建王朝严重的人身依附，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科学技术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形成与国家政务无关的学科难以生存的现象，唯有农、医、天、算、地等学科受到一定关注。这些都是中国未能形成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独立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同时，科技人员在政府机构中不仅所占比例极小，而且待遇十分低微。知识分子普遍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为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怎能指望科技有长足进步！

在经济上，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主要靠地租、赋税和封建特权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不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主要靠生产和商业利润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因此，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受重视甚至反被摧残，科技产品的市场机制始终没有形成。中国古代高品位的科技成果和人员，几乎全为统治阶级所支配、占有，一切生产和消费都由政府计划调节。在公元16～17世纪欧洲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相伴诞生的科学技术，是当时欧洲时代需求呼唤出来的产物，是新型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发展壮大的产物。而在中国，这样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这样的社会需求，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之下却无法生长起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没有产品更新换代的观念和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迫切要求。总之，没有任何重大的能够刺激工业和科学技术爆发革命的因素。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还经常直接限制科技的发展。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是世世代代老死不出乡里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千百年沿袭不变的伦理道德传统。而科学技术则意味着自由独立思想的充分发展和劳动工具、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因此，封建统治者对一切非官方科学技术怀有天生的恐惧心理是必然的。相传周初“齐肱氏作飞车，周公毁之”。《礼记》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儒郑玄在诠释这一段话时，把战国著名工匠公输般（鲁班）即列为“作奇技奇器”应杀的典型人物。特别是被认为密切关系着封建王朝气运兴衰的天文之学，更被历代统治者严格控制，严禁民间私习。唐律规定：“天文图书私家不得拥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同。” ^[4]明律也有类似条文。这种保守、封闭、专制的学术氛围，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起着扼杀作用。

三、传统科技思维的局限

从中国几千年科学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科学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实际而忽视理论探讨，这使科技在经历一定发展后很难跃上新的水平。中国古代仅医学建立了博大的理论体系，从而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其他各个领域均缺乏系统的科学基础理论建树。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直接记载生产经验和描述自然现象，极少理论性探讨。中国古代数学较发达，但也是以解决实际问题著称。天文学、历学等最终纳入政治学轨道而未能进入哲理推理与科学抽象的殿堂。农学则始终局限于经验，无法实现自身体系的完整性。至于各种发明、创造，更往往“言其所当然而不复求其所以然”，大大影响了技术的进步。

中国传统科学缺乏理论概括也同中国古代较少逻辑推理有关。战国时期的墨家和名家都曾有过逻辑推理方法，但还不够成熟。到了荀子，把逻辑是非和封建政治伦理标准结合在一起，逻辑推理方法被引入了死胡同。宋代学者中比较注重对自然科学进行探讨的哲学家张载，虽然发现了感觉经验和感性知识有局限性，但并未进一步去探讨理性认识的规律，反而用先验的封建道德来克服“闻见之知”的不足。科学只有完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才算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暂告一段落。中国古代科学成果正是因为缺乏理性研究而在取得一定成就后就停滞下来。

当然，在中国古代科学中也的确形成了一些理论，如天人学说、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但这些理论都是功能普适性的理论，普遍适用于天地万物以至人事和人身。这种高度普适性的理论，虽也可以用来笼统地、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可当它一旦成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律条时，也就成了人们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有分析探讨的束缚力量，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性专门理论的障碍。

科学实验方法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系统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第一个成就提供了理论思维方法，第二个成就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在这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是中国就缺乏这种实验的方法，除了天象观测受到重视外，其他学科很少有实证和分析手段。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擅长综合，处处从总体、从联系、从动态功能去把握事物，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由此而忽略对个别物质实体、物质内部深层结构的独立研究，因而往往不能深入事物实体，仅仅满足于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泛论宇宙的一般法则，容忍思想的朦胧性和认识的不精确性。所以中国古代科技始终习惯于整体的、定性的综合，没有实验分析，也没有定量研究，没有形成独立的分门别类的各种自然科学。

四、关键时刻的动乱和闭关自守

中国明清两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大踏步前进之际。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开始了早期接触，近代科学知识随之传入，中国出现了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见识高远和热心向西方学习的人，并开始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

但是，社会动乱和明清两代奉行的闭关自守政策，却严重阻碍了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明代末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朱明王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清兵入关后，明王朝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无力顾及科学文化事业。清灭明后，入主中原，大力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江南许多工商业发达地区和工商业中心城市，屡遭刀兵之灾，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国仅有的一点资本主义萌芽几乎被摧残殆尽。基础一经丧失，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是不可能了。

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奉行“闭关自守”政策，使中国无法在交流中汲取更多的新营养。现代科技史表明，一切国家至少有70％的技术知识是依赖于和外国文化交流取得的。明清两代的闭关政策阻碍和隔绝了这种交流。当西方的传教士和政府使团涌入中国，提出文化交流的要求时，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加以拒绝。雍正年间，实行海禁，中止同外国的一切文化经济往来。1793年，乾隆皇帝致信英王“天朝物产奉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5]这种故步自封状态，终于在1840年被几艘英舰打破。此刻，中国传统科技已从顶峰上滑落，而畏惧和仇视西方文化的心理又占了上风，其影响持久而深远。

五、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缺乏外部竞争对手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与其他大陆的联系，内部的古代文明又高度发达，周围都是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小国，没有出现自身具有高度文明而又能威胁中国文明的强国。可以认为，缺乏外部竞争对手强有力的刺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就缺少部分自觉的动力。而在欧洲，一些国家相互竞争，各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推进了近代国家先进文化的形成。

【注释】

[1]弗·培根《新工具》

[2]《元史·天文志》

[3]《旧唐书·地理志》

[4]《唐律疏义》卷九

[5]《东华续录》乾隆朝，第11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