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每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来看，因其疆域的辽阔和地形地貌的复杂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从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来看，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来看，由家及国的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绵延两千年。正是这些条件的交互影响与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这一生存系统不仅在观念与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三者之中，宗法制度的完善及其长期存在，对中国文化影响尤甚。

与世界各国不同，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入阶级社会的，家族便成为整个社会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组织。而家族宗法血缘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在血亲意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伦理纲常秩序进行的。待人接物、衣食住行甚至举手投足，都要合乎“礼”，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和违逆。这种伦常秩序的衍进和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其实质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由家及国、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

由于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孝亲敬祖、尊师崇古、忠勇仁智、公信廉耻等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便得以渗入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心理状况理论升华的伦理道德学说也就理所当然地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无论儒、佛、道，都是伦理道德型的哲学，其核心都是伦理道德学说。故而有人说，中国哲学家具有贤人风度，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风度。中国文学艺术，强调教化功能，以“善”为价值取向，主张“文以载道”、美善合一；中国史学，往往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己任，而不以存史为宗旨；中国教育更是主张“首孝悌，次见闻”、“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德育居于首要地位，知识的传授、学习退居其次；就是中国传统科技也将“利用、厚生”作为第二位的价值取向，而将“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作为其第一目标。

总之，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以尊道重德为其基本精神，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以善为核心。世界文化史上，只有中国文化才将伦理道德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整个中国文化体系都呈现出一种伦理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

应该说，这种伦理道德型的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第一，它强调人格均等，人人可圣。虽然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尊卑等级之别，但在道德伦理面前人人平等。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努力进行道德修养，凡夫俗子也可以有高尚的道德，成圣成贤。如果放松、放弃道德修养，君子也可能堕落而为小人。第二，它主张修身养性，向内探求。“万物皆备于我”，人性中具备伦理道德的一切要素。“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全部伦理生活的实质就是如何克己修身养性，在个体欲望、现实利益与社会秩序、道德理想发生矛盾时，宁可克制自己的欲望，也不放弃道德境界的追求。第三，伦理型文化在对庶民百姓形成严格约束的同时，也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有着明显的道德制约和要求。古代帝王死后的谥号，如周朝的成、康、幽、厉，伦理道德评价的褒贬意味相当鲜明，在古代中国所发挥的道德制约、社会调节功能不容置疑。第四，伦理道德型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感召力与鼓舞力不可低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这些传统道德伦理的辉光烛照着人们自觉地匡扶正义，尽忠家国，抵御外侮，保守节操，立德建功。当然，这种伦理型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突出表现就是把“三纲五常”等伦理关系绝对化、凝固化，窒息了人性，扼杀了自由，甚至演变而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