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建构起了十分成熟的伦理道德体系。从个人、家庭伦理,到国家乃至宇宙伦理;从内在的道德心理、情感信念,到外在的行为方式、处世准则,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精华。对这些传统美德的总结与认同,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我国学术界通常将这些传统美德归纳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
一、仁爱孝悌
“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在中国文化中,“仁”为人之本,是一种最普遍的也是最高的德性标准,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公德、恒德,是我们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德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此扩展派生为忠恕之道,由血亲家族之爱走向泛爱,其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它培养了无数孝子慈父、仁兄贤弟,也造就出许多为民请命、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二、谦和好礼
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其突出的文化精神,中国伦理文化甚至就是“礼仪文化”。“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2]“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3]“人而无礼,胡不遄死?”[4]“不学礼,无以立。”[5]作为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礼”根源于人的恭敬、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它和仁德相互联系,内容相当丰富。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有“礼制”、“礼教”;作为待人接物的形式,有“礼节”、“礼仪”;作为个人修养涵养,有“礼貌”;处理与他人关系,有“礼让”等等。它的实践为“谦”、“和”二德。谦者,谦虚、谦让也。满招损,谦受益。集中体现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人际关系中相互尊重。中国历史上许多故事如“将相和”、“三顾茅庐”等都体现了谦和之德。“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之用,和为贵。”[6]“和”是君子的重要品德。“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和”体现在待人接物中表现为“和气”;体现在人际关系中被称为“和睦”;体现为价值取向是“和谐”。由和睦家庭、邻里开始,终致协和万邦,谦和好礼作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
三、诚信知报
中华美德性善主导,强调自主自律,特别重视“诚”、“信”品德。“诚”即诚于己,真实无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8]“养心莫善于诚。”为人要诚实,待人要诚恳,对事业要“忠诚”。“信”与“诚”相通,《说文解字》曰:“信,诚也,从人言。”孔子视其为做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要“言必信,行必果”。要守信用,讲信义。他还在为政三要领“足食、足兵、民信”中视“信”为根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0]。董仲舒之后,“信”更成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道德。在人伦关系中,除诚信之外,还有知恩图报的德性。“投之木瓜,报之桃李”;“投我以李桃,报之以琼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世俗生活中公认的美德。报父母的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等。与此相反,“忘恩”、“忘本”、“负义”必受谴责。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知报”已积淀而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道德良知,表现出中国道德的质朴性。
四、精忠爱国
中华民族素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为家国同构,国家社会与家庭自我本为一体,共生共存、息息相关,没有国家社会,便没有家庭和自我。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崇高民族气节。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历来被视为“大节”。在封建社会它往往与“忠君”相连,“忠君”背后是深层的国家意识,因为君是国家的代表。这种精忠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之际,人民都要起来保家卫国,反抗侵略,不惜以身殉国。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没有消亡,与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爱国诗人屈原、陆游,不辱使节的苏武,前赴后继抵御外族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到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关天培,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他们身上都闪耀着精忠爱国传统美德的光辉。
五、克己奉公
克己奉公本质上是倡扬一种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它是在以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以礼教文化为传统所培育出的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传统宗法社会中,总是把维护家族整体利益作为首要价值取向;“礼”的精神本质是一种秩序精神,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中国伦理道德重视公私之辨,把“公义胜私欲”作为根本的道德要求。“公”之核心为去私意,“背私之谓公”。朱熹曾说:“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之公理,非底即人之私欲。”[11]奉公必须克己,克制己私便是公,朱程理学的公私观是整体至上的观念。当然,中国伦理并不完全反对私利,关键在于是否合乎道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2]“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13]这种大同,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强化了对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与义务感。历史上无数舍小家顾大家、公而忘私的杰出人物,就是在这一精神的培育和感召下,创造出传世业绩的。
六、修己慎独
中国传统伦理有着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传统伦理道德乃至整个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深信人性中已具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以向内探求,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实现道德自我。“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4]君子“不怨天,不尤人”[15],“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6]“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7]在中国伦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富有民族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8]。关于“慎独”的告诫有“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9]要在自我独处时严于律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和造就了自觉遵守道德,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七、见利思义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孟子要求“先义而后利”,荀子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宋明理学虽有重义轻利的“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强调的仍是先义后利。明清思想家强调“义中之利”,遵循的还是“先义后利”原则。这种义利价值观的升华就是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20]“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1]正是这种舍生求义的道德观鼓舞着历代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八、勤俭廉正
中华民族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著称于世。孔子有“温、良、恭、俭、让”之说,强调勤俭戒奢;老子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视为处世为人之“三宝”;墨家主张“节用”、“节葬”。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俭以养德”,这既是对人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对为政者来说,“俭以养德”主要是政德,廉明政德。“廉犹俭也”,“廉者,清不滥浊也”,这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其根本在于取予之间,取道义,去邪心,严于律己,清白不污,明辨是非,廉洁廉明。法家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有了“廉”,便可能做到“正”。“正”体现品格上是正直,表现在待人上是公正,作为境界是正气。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必先正心,遵循公义和道德,正心诚意,才能明明德于天下。鲁迅先生就曾把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生求法的人称为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些名留史册的清官谏臣正是集中体现了廉正的美德,受到民众的敬爱和尊重。
九、笃实宽厚
笃实宽厚是中华民族质朴品格与务实精神的写照。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崇尚质朴、朴素,“见素抱朴”、“返璞归真”;为人处事要以“实”为标准,老实、诚实、求实、务实,反对虚伪、虚妄和空谈。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主张君子要“耻其言之过其行”。在待人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主张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达到人伦的和谐与人格的实现。日常生活中,“宽宏大量”、“宽容大度”、“忠厚老实”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笃实宽厚的美德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能够和睦相处,保持着旺盛的民族活力。
十、勇毅力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道德意志方面所体现的美德。孔子视“知、仁、勇”为三达德。孟子认为道德修养要达到“不动心”也离不开“勇”。勇有凭力气的血气之勇,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道德信念为“大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大勇”的具体体现。“毅”即毅力,坚毅、刚毅,与“勇”相联系。孔子言:“刚毅木讷近仁。”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者不毅,过言不再,流言不报”,“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道,可杀而不可辱”,[22]说的都是“毅”德。而所谓“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23],“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更是以勇毅之德为基础。此外,中国人还十分重视“力行”,认为人格完美、社会进步,关键在于行而非知与言。“力行近乎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只有身体力行,才能成圣成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离不开勇毅力行这一美德。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难于一一尽述,就是上列十大传统美德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封建社会道德中的一些杂质。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建立了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伦理道德人格,形成了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合剂和内聚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