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
《新唐书·姚崇传》云：“然（崇）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众趋出……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这样两个问题：（1）张说和姚崇有“素憾”，不但结怨时间较长，而且结怨较深。（2）由于张说结交玄宗弟岐王范，姚崇和玄宗是取得了一致意见后将其免相，在这一点上，姚崇的立场其实就是玄宗的立场。我们不禁要问：姚崇和张说的“素憾”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姚崇以张说和岐王结交一事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赶出京城？这与玄宗又有哪些关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从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背景谈起。
一
睿宗即位后，马上进行政权建设。他首先大大地奖励那些为把自己推上皇帝宝座而流过血汗的人，如立玄宗为太子；钟绍京、刘幽求等人封国公，任为宰相；太平公主的三子封为异姓王等。其次，他任命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前朝大臣为宰相，如姚元之（崇）、宋璟、李日知、韦安石、郭元振、张说等，辅助自己执掌国家大权。由于诛韦后主要靠的是中央禁军的力量，所以控制政权更为重要的一招是任命四个儿子分统禁军：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卫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卫大将军(1)。必须指出的是，睿宗在位短短数年，由于政治斗争中的互相消耗，实际上无什么政绩可言，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影响和活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诛韦后之后，国家大权除主要控制在睿宗手里，太平公主的力量也不可忽略。由于太平公主拥立了睿宗，所以“益尊重，乃加实封五千户”，“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2)。“公主所欲，上无不听”(3)。因此太平公主对政局有较大的影响力，睿宗的决策往往受其牵制。太平公主还“连结将相，专谋异计”。其时宰相七人，四出其门，“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4)。
自立为皇太子，玄宗作为第三股政治力量出现在睿宗朝政治舞台上，这是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势力发展较快。主要辅助玄宗的大臣是两位很有才干的宰相，一为兵部尚书姚崇，这时兼太子右庶子，另一是吏部尚书宋璟，时兼太子左庶子，就是这两人后来辅助玄宗创造出了“开元之治”的辉煌局面。其实，两人原本与玄宗关系并不紧密，武则天时姚崇曾拜相王府长史，与睿宗关系较为密切，因而睿宗托以重任提为宰相。这两人是杰出的政治家，吏治能力很强，如宋璟，任吏部尚书前，“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请托滋甚。崔湜、郑愔相次典选，为权门所制，九流失叙，预用两年员阙注拟，不足，更置比冬选人，大为士庶所叹”。宋璟接任后，“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5)。两人具有出色才能，因而为玄宗赏识，两人与玄宗的关系非同一般。
玄宗政治力量迅速发展的另一表现是玄宗和禁军将领勾结紧密，抱成一团。诛韦后前，玄宗在京师就“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并且和羽林军下属的左右万骑营关系十分特别，“皆厚结其豪杰”。诛韦后事件中，万骑是玄宗利用的主要军事力量，“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隆基诉之，隆基讽以诛诸韦，皆踊跃请以死自效。万骑果毅李仙凫亦预其谋”。在葛顺福的鼓动下，“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攻玄德门、白兽门，一直斩杀到太极殿前(6)。睿宗当政期间，禁军名义上是诸王子担任大将军，但实际大权掌握在葛顺福等禁军军官手中。不久，左右万骑脱离左右羽林，与羽林一起号称北门四军，但主要军权仍为葛顺福、王毛仲、张等与玄宗关系紧密的将领掌握。毫不怀疑，尽管太平公主也把手伸进禁军队伍中，控制了一部分将士，但禁军的主要力量是站在玄宗一方的。
睿宗、太平公主、玄宗这三股政治势力形成鼎立的局面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三股势力互有矛盾，互相牵制。《资治通鉴》卷209记载：“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公主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可见，玄宗、太平公主都想从睿宗手里分享政治权力，控制朝政。
二
三股政治力量并存在一个时期，矛盾势必会激化、加剧。睿宗和玄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学界很少注意的一个问题。诛韦后前，睿宗并无问鼎帝位之意。最初，玄宗、刘幽求等也仅是想推立睿宗辅助温王。至太平公主硬逼温王让出位子，睿宗才糊里糊涂地正式登基，所以政变时玄宗也不可能存有当太子的想法。睿宗做了皇帝，就打算立太子，但“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功，意久不定”，犹豫不决。睿宗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估计他真实本意是想立嫡长子成器，但考虑玄宗有功自己，且已有较大势力，所以处于两难境地。直至刘幽求说：“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最在，语德最贤，无可疑者。”睿宗才最后立了玄宗为太子(7)。至于今存史书上谈到成器推辞云：“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玄宗又表让，那无非是玄宗朝修史者对玄宗的美化，不必去深加推敲。不过，尽管后来玄宗被立为皇太子，但他对睿宗的犹豫不决有了看法，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同时，成器是嫡长子，几乎成了他被立的障碍，所以玄宗对成器处处加以提防。
玄宗和太平公主的矛盾是十分明朗的。玄宗年纪轻，辈分低，太平公主最初未将其当作政敌看待。不久，她发觉玄宗在积蓄自己的力量，深感不安，所以“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8)。她还安插手下，探侦玄宗的举动，使“太子深不自安”。太平公主还想做通各位宰相的工作，“尝于光范门内乘辇伺执政以讽之，众皆失色”。宋璟、姚崇是太子左右庶子，听后马上反驳说：“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安得有异议！”(9)这样，玄宗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到了白热化地步，已不可调和。景云二年正月，宋璟、姚崇联合向睿宗提出了安定皇储的建议，内容主要是：（1）出成器、守礼为刺史；（2）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3）太平公主于东都安置。成器是太平公主利用的目标，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他们自己是否有觊觎太子的野心不能确知，但太平公主很容易将他们作为废除玄宗的旗帜。岐、薛王不再统领左右羽林，可以减少对玄宗的威胁。太平公主远离京师，玄宗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尽管这三条建议除第二条外，余二条都不了了之，但已可看出二人的用心。事情的结果，姚崇、宋璟以离间骨肉罪分别被贬为申州、楚州刺史，说明最初玄宗势力还弱于太平公主，玄宗还无法保护自己的得力助手。
今天流传下来的史书故意将睿宗描绘成一个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帝王，所以我们是很难看清睿宗在玄宗和太平公主斗争中的立场。不过细细推敲史料，我们发现睿宗的政治立场是独立的，在这场动荡中，睿宗也得到了一批宰相的拥护，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组合，与玄宗、太平公主也有较大的矛盾。
睿宗派主要代表大臣有张说、韦安石、刘幽求、魏知古等人。睿宗派大臣，由于屡受太平公主的挤压，因而为相时间大多不长，直到与玄宗联手诛太平公主时，才纷纷复职。
在这里我们同时必须讲清的一个问题是睿宗和玄宗之间存在着哪些矛盾。前已叙述，在立太子时，两人之间已出现裂痕，以后太平公主屡屡在睿宗面前挑拨，使两人矛盾愈益加深，“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10)。要是睿宗不存有对玄宗的怀疑，又何必要听太平公主的流言蜚语？看来一方要讲太子的事，一方想知道太子的活动，睿宗对玄宗的举动是密切关注的。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张说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11)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睿宗对玄宗的怀疑已发展到极点，猜忌玄宗在组织人手打算以武力逼自己下台。这里有三点应该要注意：（1）睿宗的怀疑或许是有一定根据的，说不定玄宗确在禁军中加紧准备。（2）张说提出的让太子监国主要是从避免内乱、不让太平公主阴谋得逞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这一点尤要注意。（3）名为皇太子监国，实是“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已下，并取基处分”(12)。也就是说大权仍在睿宗手里，监国主要是名义上的，睿宗对玄宗是根本不放心的。
四月，睿宗对所召集的三品以上官员说：“朕素怀淡泊，不经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群臣都不知如何应对(13)。这一次提出传位和上次监国事件仅隔二月，且其时太平公主蒲州安置，说明这一事情的提出不是由于太平公主引起的，而是睿宗长久思索后作出的决断，总的原因恐怕仍是他感到玄宗相逼太紧，干脆让其掌握皇权，自己在上面做个皇帝的皇帝。因而他下制曰：“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国家大事让太子来处理，但重要人事变动，宰相与太子讨论后，最后决定权仍控制在自己手里。从此次让位可以看出，玄宗和睿宗之间的矛盾确是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玄宗对睿宗传位的反应先是“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辞，不许”。接着，“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玄宗这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从父亲手里夺权，所以坚决推辞。推不掉，又说要让位于成器，这也反过来说明睿宗一直是有立成器的意思。为避免逼父的形象太暴露，玄宗请求把太平公主召回，既表白自己心思，又因为在这以前太平公主和睿宗的矛盾还不算最严重，睿宗仍念兄妹之情，玄宗仍需装出孝子的样子。
《资治通鉴》卷210云：“（景龙三年七月）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下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壬辰，制传位于太子……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禅位事情的缘起是太平公主想挑拨恶化睿宗父子关系，但她没有想到睿宗真的让出帝位来，等到她“及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时，已来不及使睿宗改变主意了。至于睿宗的坚决传位，估计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玄宗的怀疑。由于他一再怀疑玄宗与大臣交结，并在准备武装，现彗星出西方，说不定这是加害于自己的征兆，所以传位可以避灾。二是自己的势力在与太平公主的矛盾中被贬削得差不多了，拥护自己的大臣已基本上被贬斥完毕。这时他也看清了太平公主的本质是想利用自己对付玄宗，“自总大政”。
以上数点说明睿宗也有自己的势力集团，睿宗和玄宗的矛盾确实十分尖锐。
三
自玄宗接位后，玄宗和睿宗之间的矛盾暂时退居次要，而二人与太平公主的矛盾却日益加剧，实际上这时睿宗对太平公主已忍无可忍。王琚曾和玄宗一起分析当时形势时说：“太平，则天之女，凶狡无比，专思立功，朝之大臣多为其用，主上以兄妹之爱，能忍其过。”玄宗也深表赞同：“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有违犯，不言忧患转深。”(14)太平公主贬斥张说、郭元振、韦安石等睿宗集团的大臣，又对朝政指手划脚，令睿宗感到非去太平公主不可。至于玄宗，本是太平公主掌权的最大障碍，一有机会就想加害于他，所以玄宗和睿宗联合起来对付太平公主势力的可能性增加了。
睿宗和玄宗联手起来对付太平公主表现在以下数端：
（1）睿宗派宰相刘幽求主动和右羽林将军张联络，请以羽林兵诛太平公主。刘幽求诛太平公主是从保护睿宗的角度考虑，而诛太平公主的想法是为玄宗赞同的，“上深以为然”(15)。
（2）“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并且任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16)。虽说巡边有边防外患的因素，但不可排除有作全国范围军事准备的打算。所任总管或是玄宗派，或是睿宗派。
（3）玄宗于先元二年六月任郭元振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肯定是出于报答消灭太平公主的原因。
（4）“（张）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17)睿宗派的大臣和玄宗联合起来，已下了消灭太平公主的决心。
（5）事变中，郭元振向睿宗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说明玄宗动兵睿宗是知悉的，甚至是一同参与，互相配合行动的。
睿宗之所以能够和玄宗合作，恐怕还存在着复政的幻想。他可能以为玄宗会念父子之情，在消灭太平公主后还政于他，但事实上这是没有一点儿可能性的。
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和睿宗对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发动了攻击。在消灭太公主的队伍中，主要的力量是玄宗的：以龙武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为首的禁军、太监势力，睿宗派参加这一事变的唯有兵部尚书郭元振，即使算上挂有空名的岐王范、薛王业，其实力也不能与玄宗派相比。所以事变结束后，政权自然落到了玄宗的手里，局势按照玄宗的设想发展着。
睿宗在这一事变中特别显得紧张，“诛凶逆，睿宗恐宫中有变，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郭元振帅兵侍卫，登楼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睿宗大喜”(18)。睿宗究竟害怕什么？我们认为恐怕他以为玄宗要加害于他。睿宗知道玄宗在禁军中的实力，消灭太平公主以后接着是否会对自己采取措施，他就不能确定了，所以睿宗不得不命令南衙兵士保卫自己。《新唐书·郭元振传》云：“玄宗诛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睿宗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否则郭元振不会如此紧张了。
关于睿宗一朝的史实，大多来自于刘知幾、吴兢的《睿宗实录》，此书修成后于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奏闻(19)，所以其详略笔削有利于玄宗。而主要据之而编著的两《唐书》，关于这一段史料实际上存有诸多可商榷之处。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玄宗和睿宗的权力之争绝不是一方拱手让出，一方一推再推地无奈接受，而是双方在经过实力的较量后玄宗取得胜利，睿宗被迫退出政坛。事变后，睿宗吓得躲在承天门楼上，唯有郭元振率领了一批人在下边守卫。时玄宗本可以带人一哄而上，但可能顾虑到影响和郭元振的力量，所以对睿宗没有动手。史云：“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20)说明当时玄宗上楼和睿宗谈论了一些内容，可能一方面主要是双方对消灭太平公主重申一致态度，另一方面谈论的主要内容大概是玄宗通过武力威胁的手段，迫使睿宗同意退位，从而保全他的性命。因为直接的反应是两人谈的第二天，睿宗下诰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睿宗被迫交出全国政权，并在这天徙居百福殿，直至开元四年六月死去。
四
局势稍微有些平稳后，先天二年十月，玄宗秘密地将自己的亲信姚崇召回，接替刚被他解职的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使姚崇成为自己的谋主，全面着手清除不稳固因素。其主要措施有二：第一，斥逐睿宗派大臣，捣毁睿宗复政基础，扼杀动摇帝位的任何可能。斥逐大臣从郭元振开始。在诛太平公主事件中，郭元振表现出了对睿宗的忠心耿耿，令玄宗无法忘怀。而且当时玄宗向睿宗动手的主要障碍，恐怕就是郭元振。因此先天二年十一月，也就是诛太平公主以后的第四个月，玄宗以郭元振坐军容不整，“将斩以徇”，欲施重法。要知道尽管睿宗派大臣只有一个郭元振还掌握少许兵权，但玄宗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其放在朝中的。张说、刘幽求在玄宗面前死谏说：“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玄宗在众人面前无法做得太露骨，故将郭元振流于新州。此后，玄宗再也不敢重用他，尽管郭元振实际带兵能力的确很强。而“元振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道病卒”(21)。说明郭元振至死仍被玄宗当作睿宗的人。其次遭斥的是刘幽求、钟绍京、张说、魏逢古等人。就是连王琚本不是睿宗派人，也被疑为刘幽求同党，贬泽州刺史。
上述人物史书大都说与姚崇私人关系不和，说来也怪，与姚崇不和的这些人恰恰都是睿宗派的主要人物，在今天我们自然很容易看清玄宗、姚崇的用心了。贬削睿宗派的大臣，在开元二年以前全部完成。
姚崇上台后的第二大措施，就是对有可能动摇玄宗帝位的诸王使其外刺，不务实权。
玄宗夺得政权后，诸王小心起居，“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但玄宗仍不放过他们，“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开元二年）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就是连一起参与诛太平公主的弟弟岐王范和薛王业也不肯放过，“（七月）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22)。诸王不准长期留居中央，只能周而复始地每季二人入朝，这样便可以割断诸王和大臣的交结。诸王在地方上不领州务，实际上只是挂个虚名，根本无法在地方上发动颠覆政权的活动。
通过上述两条有力的措施，玄宗基本上在开元二年以前肃清了自己政权的异己势力，稳固了统治。
五
张说和姚崇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缩影，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张说是睿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姚崇是玄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睿宗和玄宗之间的矛盾和倾轧，也造成了张说和姚崇之间相互不容。实际上，张说和姚崇个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矛盾，只不过两人代表的政治背景不同而已。形势发展最终结果是玄宗迫使睿宗放弃了政权，因而张说被姚崇驱出朝廷是必然的。况且，张说在后来又企图以岐王范作为援助，更是触犯了玄宗的大忌。这无疑使玄宗和姚崇会怀疑张说和岐王在结党，有颠覆政权的嫌疑。因此开元初年，张说被姚崇轻易地赶出京城，实际是在玄宗认可支持下的动作，与姚崇的矛盾仅是表面现象而已。
汪籛先生早在解放初期发表的《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一文中就注意到了姚崇和张说等人不和的问题。他认为，开元元年末及二年中，即姚崇始相之时，在讨韦氏、诛太平公主二役中有功的大臣或罢或贬或流，“这一重公案必有其重大背景，不可仅以姚崇的嫉功作为解释”(23)。这的确是汪先生的卓越见解，是前人根本没有谈到过的问题。不过，汪先生仅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深入地谈下去，从而来揭示这一重公案的实质。
综上，我们认为睿宗朝末期，政坛上存在着三股互有矛盾的势力，以太平公主、睿宗、玄宗为代表，最后睿宗、玄宗联合起来诛夷了太平公主。而本文主要想说明的是，在睿宗和玄宗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政权的争夺上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史书记载隐晦模糊，因而迄今为止，治唐史者从未揭示过这对矛盾。倘若我们对这对矛盾看不清楚，那么我们是无法解释这一时期政治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因此，睿宗末期及玄宗初年的历史，实际上是玄宗和太平公主、睿宗斗争的历史，是玄宗从睿宗手里夺得政权的历史。玄宗先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然后又一点点地肃清睿宗的势力，但因与睿宗之间是父子关系，且政权取得又没有经过流血冲突，所以玄宗对睿宗势力的肃清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从而达到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睿宗的势力随着睿宗的失权，渐渐地被玄宗、姚崇驱逐出朝廷。至开元四年睿宗死，玄宗的心病才被治愈，这时政权也已稳固，开元之治的局面渐渐露出端倪，玄宗也不再觉得有谁会来抢夺其政权了，所以宋王宪、申王成义、岐王范、薛王业等陆续停刺史，回到京师，甚至连张说也于开元九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辅助玄宗治理国家了。
（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注释】
(1)《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
(2)《旧唐书》卷133《太平公主传》。
(3)《资治通鉴》卷209景云元年六月条。
(4)《旧唐书》卷133《太平公主传》。
(5)《旧唐书》卷96《宋璟传》。
(6)《资治通鉴》卷209景云元年五月条。
(7)《资治通鉴》卷209景云元年六月条。
(8)《资治通鉴》卷210景云元年十月条。
(9)《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正月条。
(10)《资治通鉴》卷210景云元年十月条。
(11)《旧唐书》卷97《张说传》。
(12)《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
(13)《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四月条。
(14)《旧唐书》卷106《王琚传》。
(15)《旧唐书》卷97《刘幽求传》。
(16)《资治通鉴》卷210先天元年十一月条。
(17)《旧唐书》卷97《张说传》。
(18)《资治通鉴》卷210先天二年七月条《考异》引《玄宗实录》。
(19)《唐会要》卷63《修国史》。
(20)《资治通鉴》卷210先天二年七月条。
(21)《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22)《资治通鉴》卷211。
(23)汪籛：《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载《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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