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的结构分析

近20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的结构分析^[1]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的话，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高潮，在此期间，青年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价值观的变迁多少反映了这一伟大时代的主题与变奏。马克思曾说过，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作为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长于物质、信息爆炸式增长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成长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经济建设发展最快、社会结构转型最为激烈、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人们思想观念最为解放、价值观也最为多元化的时期^[3]。改革开放的洪流，市场经济大潮，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使中国青年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与消费、信息与网络、都市文明与全球化，构成了这代人成长与发展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

一、社会结构变迁与青年价值观变化分析框架

美国学者罗基切（M.Rokeach）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行为的一套持久的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价值观作为青年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系统，是其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精神支柱和动力所在。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从社会心理学对现代化的研究，所谓“现代化”不应该仅仅理解为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4]

社会的发展，组织结构、阶层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初创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同时也是青年价值观变化最快、最深刻的时段。对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的阶段性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掌握青年思想发展变化的特点并加以引导。如果说，1978—1992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更多带有拨乱反正、初步探索的话，那么1992年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为改革目标的攻坚阶段。本文主要聚焦1992—2012年这20年中国青年主流价值观演变轨迹的分析。就分析框架而言，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完成的《偏离与吸纳——中国青年价值观研究》成果是基于社会本位的分析立场，本文则尝试采用社会与青年“互参”的平行研究的分析框架。即将社会与青年互为参照，作为观察对象，从前后两者互动影响的关系中进行“深描”。从社会结构观察，青年位于成人社会结构边缘，作为一种不断成长的“副文化”，在其成长过程中，青年总是以偏离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姿态，努力表现其存在，以引起社会关注。从青年文化观察，不断演变的青年价值观总不断在孕育着未来新文化的因子，因此实际地、潜移默化地冲击、反哺和作用于社会主流文化结构。社会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是对社会现实的正面映视，它规定、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副文化，虽然它处于被动、从属的位置，但基于它具有历史超前性、“偏离”性等特点，因而它总是着眼于创新，以它的勃勃生机与活性频频冲击、影响着主流文化。因此，青年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5]

作为青年一代整体，他们是历史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时段中重要事件都将对其有重要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事件都和价值观念变化有关。只有那些和人的价值追求强烈相联以及和理想社会蓝图有关的事件，才会反反复复参与到观念建构之中。为了研究事件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新概念，这就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6]而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指那些在观念系统中有定位的而且和人们普遍价值系统不可分离的事件。对于中国青年代群而言，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因素鲜明地嵌入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于是便产生了具有独特鲜明特征的“后一代”中国青年。从思想根源上看，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思想上约束少，造成了他们独立性强、生活态度洒脱的个性；从社会变化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环境，使大量市场经济规则如自立、竞争、追求效益渗透到了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中；从家庭结构来看，对于独生子女一代，传统家庭内部养成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不复存在，使“后一代”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代际传递和影响较小。因此，我们需要将“后一代”青年特性融入社会时代背景加以讨论，分析其时代特性以及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

按照维基百科词条，“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学中广泛应用的术语，但是很少有明确的定义，最早的使用应该在20世纪初汉语社会科学的形成时期。在当代中国社会学领域，这个模糊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地讲，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在欧美社会理论语境中，社会结构常常还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使用，用来指独立于有主动性的人并对人有制约的外部整体环境，经常与“能动性”对立使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立类似于“社会VS个人”的对立。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准确把握社会演变的总趋势，它是描述社会分化、了解社会心态、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前提。

二、20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变化趋势

（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推动社会结构变化，青年一代思想行为更加解放

就整个1990年代来说，中国社会实际进入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时期，无疑“结构突破”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状况相比，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说，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姓“社”姓“资”的争论导致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1991年春节第一天，《解放日报》率先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评论文章，以极大的激情歌唱改革、鼓动改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随后，该报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自然，也遭到来自党各种持否定态度者的反对和批判，谴责的焦点从《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标题上就可看出。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深圳、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

就此，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主题，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发生了积极性变化。邓小平关于判断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三个有利于”论述，无疑为推动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青年人总是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这一时期代表中国青年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走向是：

1.1990年代初，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追求变革的时期，是中国青年价值观变化最大、最快的时期。概括地说，这一时期青年主流价值特征是：突破观念，敢为人先，大胆创新，注重效率。不少体制内青年率先打破大锅饭，下海创业、经商；一批有志青年“孔雀东南飞”，涌向深圳、海南特区拼搏创业。敢闯、敢试，敢于得风气之先，成为这一时期青年一代价值取向的风向标。与前辈相比，此时的中国青年开始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也失去了铁饭碗的保障；他们获得了更大自由发展的空间，也要承受谋生就业的压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上，强调个人奋斗，渴望知识，追求成功。

2.1990年代中期，是一个注重效率与行动的时代。无论社会还是校园，青年对讨论不再热衷。经过1980年代思想旅行与精神流浪之后的1990年代中国青年，其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原来激情式地参与转为务实性地参与，由原来一味地批判、彷徨转为宽容、协调的发展。^[7]在经历了1980年代参与社会改革正反两方面体验之后，1990年代青年开始抛弃浮躁与冲动，以理智、平静、积极的态度接受并投身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之中。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旅行与精神流浪，青年开始重新思考和自省。1997年随着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注重实效的务实主义价值观逐步在青年中深入人心。而新一轮改革表现出来的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态势，为青年价值观追求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方向。

3.1990年代中后期，也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自1980年代以来弥散在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得到加强。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就中国青年政治观、国际观所开展的“中国青年看世界”问卷调查，第一次把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真实地反映了出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进入1990年代的青年改变了1980年代的否定性倾向，对国家和社会显示了较高的认同；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持肯定态度；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的信心开始增强。如果说“中国青年看世界”仅仅反映的是普通青年人的政治心理变化，那么随后几年，青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向理论层面趋近。1996年至1999年，《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一系列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

（二）21世纪初加入WTO：开放倒逼中国改革，全球化对青年产生明显影响对于中国来说，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无疑是加入WTO。由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对外开放的时期。“结构开放”理应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它标志着中国进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倒逼改革”的新阶段。如果说，1979年到1980年代中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阶段；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即从经济特区、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到上海浦东开放属于区域推进的开放阶段，那么，2001年加入WTO，则是中国进入了一个由政策性开放转向体制性开放新阶段。加入WTO意味着必须承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按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用世界经济的一般的原则和规定来推动改革。这也意味着：第一，中国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第二，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第三，改革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

加入WTO后，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进一步加快。无论国家、社会组织还是个体社会成员，其行为目标和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组织、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不断发生调整，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乃至政治资源等各种社会资源也在重新组合，劳动力资源更多由市场进行配置，社会流动与生活节奏加快。而就这一时期中国青年价值观变化的主要特征而言，无疑表现为青年的开放意识、全球视野、规则意识、民主意识、多元文化以及独立选择等观念明显增强。具体表现在：

1.就业结构变动与职业分化加速，导致青年社会流动自由度不断提高。随着政治和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迅速成长所提供的基础和空间，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地域流动以及个人生活、言论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治理方式的调整以及民间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给青年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大的自由空间和选择机会。基于市场经济的平等理念和进一步开放的背景，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意识和契约意识进一步强化，改革前那种个人对国家和组织的全面依靠和无条件服从的状况正在逐步消失。入世10年，通过社会流动，农村进城务工青年超过1亿人，加快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而流动的自由度是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

2.生活方式开放性、自由度的提高无疑带来青年群体价值观念的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元化。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给了中国青年更多选择权利和选择机会，导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一步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活动中更加开放，与国际规则接轨，而且在文化和社会层面更加开放，与国外的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80后”中国青年一代正是幸运地生活在思想解放和文化多元的开放社会。现代高科技、大众传媒造就的各种影音图像符号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由电影、电视、数码照相机、DV、网络、短信、广告、时装秀、游戏机、时尚杂志、动漫书籍等大众媒介所传播的符号和图像，迅速地侵入社会生活，占据着生活的各种空间，成为俯拾即是的生活内容，并首先被青年所感知与接收。同时，多元开放的社会给个人提供了多样选择的机会，也给中国青年发挥自己个性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他们不再被陈规所束缚，不再被教条所禁锢，在求学、就业、择友、消费等方面表现出行为选择的多元化特征。^[8]当代中国青年所生活的21世纪初，是一个追求时尚个性、亚文化风涌的时代。正因为青年人多元选择与思潮更迭，容易引起社会评价莫衷一是，引起激烈争论，但这一切都是价值观变迁、不断整合进程中正常的社会现象。

3.全球化给青年价值观带来双重效应。全球化，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一个客观进程。客观地看，入世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有人比喻：一个中国变成了三个中国：GDP由2001年不到2万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6万亿美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和人类交往的不断发展，在这种一体化过程的背后，不可避免地蕴涵着各种不同道德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如社交网站、微博在青年中的普及，带来了信息全球化。它既有利于青年全球价值视野的确立、多元开放文化精神的形成，以及青年主体意识的增强，同时也要看到，全球化也导致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对中国青年带来的影响与冲击。

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时空的运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西·贝克在1998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化》则对全球化理解为以下含义：全球化是一种全球尊重意识的发展；全球化是一种社会价值变迁的现象；全球化是一种建构全球秩序的行动；全球化是一种人类关系的变革。^[9]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在这个即时互动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到国外访学，也有愈来愈多的外国留学生进入了中国校园；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了中国市场，带来物质和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公司文化和价值观；越来越多的资讯通过外来人员和互联网络流入中国。于是，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冲击也难以阻挡。客观地讲，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青年，他们的视野和所接受的信息量，远远超过20世纪50—80年代的青年，他们更强调自我价值和个性张扬的主体意识。^[10]由此，更加独立化的价值思维，更加个性化的道德观念和更加开放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当时中国青年价值变化的主流，而其中代表时代潮流和未来方向的积极、开放价值取向，如今许多已经成为我们主导文化价值的重要内容。

由于我们依然处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时代，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国情不同，在发展道路和方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具体做法。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并不排斥各个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方法的多样化，两者的统一赋予当代发展问题以丰富的内涵。因此，如何更好发展，采取怎么样的发展方式，重塑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依然是我们主导文化与青年文化需要通过不断碰撞、互动来加以解决的现实课题。

（三）“十二五”规划：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青年价值选择趋于理智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伴随着以政府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社会结构分化在加剧。这种增长方式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11]事实上20年来，非均衡发展在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格局，即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共同体意识的缺失，使得一部分区域、部分人、阶层（包括青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脱离于社会之外，他们“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这意味着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以及维系系统的价值规范开始发生崩溃，这种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社会失范，将对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压力。就现今中国的总体状况，可概括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凸显，文化繁而未荣。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也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互为基础。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显然已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解决，也不能只用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来应对。^[12]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大势所趋，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为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次政策层面的调整，而且是对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一次总结和调整。以注重社会均衡思想指导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公平分配，强调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和设想。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致使包括青年在内所有中国人开始进入重新反思发展方式与社会价值取向的新时代。这一时期青年价值观也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青年人在享受现代物质生活的同时，开始对生活质量关注，对幸福感的追求；在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更加注意提升自己全面的素质、更加关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在强调对未来生活的预见性的同时，其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公正观念、公民精神以及志愿精神也正在加强。

1.青年权利诉求普遍增强，形成了个性化、进取性的道德意识；青年网络意见表达对社会的影响力在显著增大。权利意识增强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观念带来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权利意识的普遍增强，这一代青年抛弃了他们父辈保守的道德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张扬个性的、进取性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竞争”“务实”“个人权利”成为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心目中的价值准绳。被南方一家人物杂志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的经济学家赵晓认为，亚当·斯密的不朽之处在于，不仅为世人贡献了《国富论》，还贡献了《道德情操论》。而进入2011年，“微博”更将中国互联网上的意见表达自由地带入全新时代。青年越来越习惯通过“微博”表达对社会重大现象的关注与参与，这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舆论生态。尽管青年“意见领袖”的利益表达与社会批评方式比较尖锐，但对推动中国社会建设、民主法制进程，总体上看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

2.近10年来，中国青年越来越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来选择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个体的自由与发展成为青年的主要人生目标，发展个体自我、崇尚自主独立成为青年一代的生活逻辑。这也表现为青年们拥有自己的运动、时尚和娱乐，有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务实、宽容、多元。但另一方面，青年的现实主义正逐渐代替理想主义，坐而论道不再是青年关注的重点。青年不再成为政治的简单动员对象和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社会参与呈现出更加务实和建设性批评的色彩。

3.青年一代的民族自信心伴随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后逐渐高涨，志愿精神、公民价值观不断提升。2008年上半年，海内外华人青年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揭穿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中的谎言，为奥运圣火的传递助威护航；“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青年掀起爱国互助的热潮，表达与灾区人民共渡难关、重建美好家园的决心；北京奥运会召开期间，作为东道主国家的青年群体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青年努力拼搏、无私奉献的风采。此刻青年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不再是一种弱者的抗争，而是建立在祖国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抒发。

4.青年一代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深刻转变。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19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21世纪之初的拉美经济社会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所有这些，给了包括青年一代在内的中国人民以深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青年的社会情绪和思想意识，给青年社会认知改变与价值观重塑带来深刻影响，青年对东西方经济与社会的看法更趋理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房价高、就业难，致使不少青年人明显感受到了紧张的生活节奏、社会竞争与生存压力，青年群体中焦虑情绪也在不断增大，这种状况长期若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将增大社会风险，应引起政府高度关注。

对于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庆典和上海世博会后的中国来说，2011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成为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被写入，取而代之强调的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说明，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将面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与第一次转型有着本质不同，第一次转型主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第二次转型则是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紧密配合、全面平衡的变革。这就是“十二五”期间所讲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所谓均衡发展，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指在总体经济结构和各环节之间的均衡；所谓协调发展，尤其对20年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修正，是对社会科学与文化“短板”的修复，特别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注重单一经济指标，忽视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修正，未来国家的发展战略将转变发展方式，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三重目标。^[13]这必将带来中国社会、包括青年一代的思想方式与价值追求的新调适。

三、价值观重建于青年政策制定

从总体上看，“后一代”中国青年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与入世全球化开放的进程成长，在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甚至反叛这种文化及其价值观，不断地创造着体现他们自身特点和要求的新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前几代人不同，体现在中国“后一代”身上新的精神特质：自信、个性鲜明，敢于表达，不相信说教，喜欢独立判断，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行为，并对其行为负责。当然，在看到20年来青年价值观积极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后一代”青年生活在一个物质化价值成为生活重要标准的时代，青年人也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上流行的急功近利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方面，缺乏理想主义，过分务实、追求功利，缺乏尚武精神、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在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增强的同时，出现了个人主义倾向，社会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显著下降；依赖心理、享乐倾向比较严重，由于社会逐渐富裕，加上家庭环境改变及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后一代”青年的社会化程度，与前辈的相同年龄段相比明显偏低，处理问题与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即出现了类似台湾“草莓一族”^[14]的一代。由于每一代青年都会遭遇带有自身代际特性的社会挑战，青年文化的特征就是永不满足、永远向前。后一代青年就是在压力中不停追求、在痛苦中快乐生活，在不断地学习、接受、质疑与创新，这就是青年文化开放性、未来性的魅力所在。对于未来青年价值观建设而言，本文以为：

（一）开放社会必然带来社会思想多样化，而青年价值观需要社会正确引导。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立足于当代，着眼于未来。青年处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是接触、尝试新事物最早、最积极的群体，又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青年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同时，要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使马克思主义符合青年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尺，发展人民民主，规范市场秩序，引导社会生活，用事实向青年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在全球化与网络时代，西方价值思潮不断在冲击中国、影响青年，因此，在新的文化建构中，既要有效吸纳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对本民族文化尊崇的社会心理。主流意识形态应承担文化整合的功能，为变化社会提供核心价值的导向，但这种提供不能脱离绝大多数青年的认同。

（二）加快公平正义社会建设，为青年提供价值观示范。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两大价值，社会生活的关系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不同的关系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同。如何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成为更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优化结构，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需要不断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事实上在进行现代化“追赶发展”过程中，压缩了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漫长的过程，这必然出现经济发展与权利分享和分配问题的矛盾。发达国家的建设逻辑表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必须先于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因为分享权力和福利首先要有权力和福利可供分享。但是现实中国却在这种矛盾和冲突到达之前，提前进入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由此，我们面临经济增长与社会参政和福利需求高涨同时遭遇的挑战。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我们必须解决好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于参政和分配的期望。现代国家发展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冲突的解决唯有通过政府解决，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一个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才能建立。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为此，当前要在核心价值主导下，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机制，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效率有机统一，加快推进以实现社会公正为主题的四大公平：教育公平、就业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保障公平。

（三）对青年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当前应加大社会建设投入，实施积极的青年公共政策，认真研究“蚁族”“蜗居”等青年问题的解决方案，将“青年优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就学、就业、婚姻、住房、学校教育、家庭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建议有：第一，福利分配应当制度化。当前，既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如最低工资、新劳动法、工会地位、医疗体制、个人所得税和保障房。中国刺激内需，前提是福利分配制度和监督制度要成熟，否则，造福一些人，损害大多数人，不但没能刺激经济，反而阻碍了市场的发展；第二，福利应当成为保障最不得利者最基本的工具。福利的目的在于保障，不是在于制造幻觉，制造所谓政绩和公正的幌子。中国扩大福利保障范围，能够做好基础已很不错了。我们往往是大包大揽，计划宏大，很多都是无疾而终。第三，国家搞福利，应当量力而行，要在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激发民众的创富潜力。中国需要扩大福利，消除福利差别化，也要防止福利主义。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吃过大锅饭的亏，但在经济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应扩大福利事业，但要杜绝欧洲式坐吃山空的福利主义。一方面要继续做大蛋糕，另一方面也应不断地分好蛋糕，在认识上，更不应将上述两者对立起来。

总之，在经历了入世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各种公共事件的冲击之后，新一代中国青年将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西方文化与发展方式，认真反思本土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将促进当代青年思想意识不断走向成熟。而西方高福利国家发展方式造成其主权债务与金融危机，以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社会公共事件（如药家鑫、小悦悦、郭美美等事件），也致使中国青年进一步反思效率与公平、利益与道德、政府与社会、民族与世界、人与自然等问题，这会积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积极推进民主与法治、国家与青年关系的良性互动。由此，在主导价值观被青年所认同与接受同时，主导文化也将更多吸纳青年价值观具有活性的成分，从而使社会主流意识因得到青年文化的反哺而走向年轻，形成主流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态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中国的前途和未来青年的价值取向充满信心。

（2011）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11年12月出席杭州“1992—2012中国青年价值观跟踪分析座谈会”发言基础上整理而成。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3]方奕：《关于“80后”概念的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8期。

[4]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5]杨雄：《偏离与整合：论青年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当代青年研究》1998年第5期。

[6]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21世纪》第82期，2004年4月。

[7]杨雄：《中国青年发展演变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8]黄洪基：《在改革中出生、在开放中成长、在发展中成熟：为“80后”造像》，《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9]［德］贝克著，常和芳译：《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杨雄主编：《关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8年版。

[11]迟福林、方栓喜：《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政府转型》，《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3]隆国强：《中国入世十周年：新的起点》《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14]“草莓一族”多用来形容1981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像草莓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却承受不了挫折，一碰即烂，不善于团队合作，主动性及积极性均较上一代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