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展研究的意义
1.社会发展与维护和谐的重大命题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或者说当一个社会正在急剧转型时期,这时不仅社会问题频繁发生,而且心理问题也会大量凸显,两者之间甚至还有密切的联系。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并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对城市公共安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进程加快,随着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保护私人产权的愿望日益强烈,这些都给城市公共安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部分群众生产生活还比较困难,一些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在滋生蔓延,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沉碴泛起,加上国际敌对势力极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对我们党和政府大肆诋毁攻击,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心理辅导、舆论引导等工作跟不上,致使一些人心理失衡、道德失范,引发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影响城市安全。特别是面对激烈的竞争、生活的压力和一些困难挫折,有的人不堪重负,自寻短见或以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给城市公共安全带来新挑战。
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国民收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提升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人们心理容易失衡的时期。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农村又失去土地,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从而形成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贫民窟问题;由于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人们的价值观不统一,也就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使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秩序恶化、政局持续动荡。
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加强对城市公共安全的研究探索,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群众特别是重点人群的教育引导,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地引领社会思潮、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为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维护社会和谐、促进改革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这是当前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维护社会和谐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2.理论探索进步的新突破
城市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从城市形成那天起,安全就始终被放在首要位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市面临的首要威胁还是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事故、犯罪等较简单的人为灾害。因此,我国最早对城市公共安全的研究探索,主要集中于一般层面的防灾减灾研究。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职能发生变化,城市中的不安全因素增多,致灾和成灾因子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单纯以应急处置为主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已明显不适应城市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为活动对城市的作用不断显现并强化,人的内心变化对城市可能形成的破坏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如果心理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国外对安全城市的研究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整体上都是从城市防灾与防卫两个视角入手,其中,高度关注和重视社会心理问题,是国外安全城市研究的重点之一。如“安全城市”在日语中又有“安全安心城市”的说法,认为安全舒适的城市理念是:城市首先应当成为充满活力的生产、经济、文化活动场所,它具有多种功能,并为市民的舒适生活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与社会空间。
当前,很多社会风险引发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都与转型期人的内心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如“不平衡感”、“极度失落感”是一种反映,“仇富心态”、“仇官心态”也是一种反映。正是心理建设的缺失,才刺激了诸如“吃着锅里的、看着锅外的”占有欲,引发了“端起碗来喝汤、放下筷子骂娘”、“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非理性心理。正是对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盲目追逐,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无聊感和空虚感,也导致了种种社会风险、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等社会问题的出现。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有重性精神病人210多万人,其中公安机关排查出来的曾经肇事肇祸、危险程度在三级和三级以上的重性精神病人有25万人。全国每年有9 000多人因为精神卫生等方面的问题自杀,一些暴力伤害幼儿园儿童、小学生等个人极端案件也是精神卫生方面有问题的人所为。这些社会现象提醒我们,从社会心理角度入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探索新的更加全面的安全观念和体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风险、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3.实践应用的重要指导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城市的安全、社会的和谐,依赖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安定和良好发展,而每个社会成员安定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心理健康和亲社会行为的不断提高。要保持稳定社会环境、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心态;反之,社会不稳定,社会秩序混乱,就会造成人的心态失衡、人心不稳定。由此可见,社会心理与社会稳定、城市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积极有效地维护人的心理健康,是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关键所在。
在2010年菲律宾人质事件处理中,香港特区政府不仅安排了针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心理辅导专家,还专门为普通民众开通了免费心理咨询热线,一方面呼吁市民冷静情绪,劝解市民采取更为有效和理智的方式寄托哀思表达谴责;另一方面通过心理疏导,缓解市民的心理压力。目的就是希望能最大程度降低此次事件在市民心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引导市民不要将对犯罪分子和一小部分人的谴责上升为对整个菲律宾的仇恨。港府的这一举措,有效地引导了整个社会以一种更为积极健康的心理去面对和处理这一问题,避免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激化,为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强有力的示范作用。而与此相对应的是,“9.11”恐怖袭击之后,不仅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在心理上对美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危机发生后,一些人心存畏惧,长时间不能摆脱危机带来的心理阴影和创伤,美国乃至世界航空业此后极度的冷清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和竞争压力的加大,一些人难免会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冲击,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纠葛和冲突。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的疏导,心理问题就很容易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甚至有些人会选择通过伤害他人、侵害弱势人群的方式,埋下公共危机的种子。对此,一方面,个人需要学会科学调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和国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可喜的是,上海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探索创新。如虹口区凉城社区(街道)党工委将心理服务引入社区,借助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社会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等社会专业人才,组成了一支专业心理咨询师与社区志愿者相结合的近200人的社区心理服务队伍,并建立“心灵港湾”工作总站,构建社区心理服务的立体网络。党工委经过认真梳理,区分外来务工人员、贫困群体、老年人、未成年人、富裕群体、一般居民等不同人群,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服务。目前,参加心理讲座、接受心理指导已经成为凉城社区居民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又如,嘉定区在信访矛盾处理中,科学运用心理咨询方法,让心理咨询师与法律援助工作者、信访部门或政府机关相关人员共同接待来访者,调解由心理因素引发的各种矛盾纠纷,特别是对某些信访老大难问题所涉及的当事人进行心理评估、心理分析、心理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还是应该看到,目前我们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和重视还很不够,认识程度还停留在医院的心理门诊以及一些重大突发危机事件后的心理干预。人们有了心理问题主要是靠家人、邻居、朋友帮助排解,发展成明显精神疾患后才会被送往医院。此外,我国现阶段的心理干预所重点关注的,多是有自杀倾向、受过灾害的患病人群,或是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较少关注表面健康而实际上存在心理不适应的人群。在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中专门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心理咨询师队伍,改变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思维模式,不只是关心患者的生理健康,而是要综合考虑社会、心理、环境因素,建立常态化的心理干预机制,改善这部分人群的生存状态,把可能造成公共危害的因素消解于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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