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感影响因素

（三）城市公共安全感影响因素

1.对公众公共安全感伤害最大的是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事件

一般而言，公众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曾经相关经历之上的，也就是说，经历过公共安全事件伤害的公众安全感比未经历过的公众要低。但本次调查发现，尽管上海公众亲身经历过公共安全事件的总体比例不高（最多的比例仅三成），然而，经历过的人中，受到过伤害的比例却很高（均在四到五成左右）。其中，经历最高的三类公共安全事件为私人信息安全事件（31.1%）、交通安全事件（23.8%）和食品药品安全事件（21.7%）。需特别强调的是，作为非传统公共安全事件的私人信息安全排在了首位。

表2.21　上海公众经历过公共安全事件的情况

2.不同身份公众的公共安全感差异较大

不同身份的公众对不同类型公共安全事件的安全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

（1）性别上。尽管性别对公众的总体公共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但男性公众在食品药品（t＝6.11，p＜0.05）和金融方面（t＝5.25，p＜0.05）的安全感却明显高于女性公众（见表2.22）。

表2.22　性别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年龄上。从表2.23可以看出，总体上有年龄越大的公众的公共安全感越高的趋势，这一趋势也分别体现在公共安全感的大多数维度之上，包括公共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社会治安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私人信息安全和群体事件安全，唯一的例外是金融安全。这一结果表明，年龄对公众公共安全感有较大的影响作用。

表2.23　年龄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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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青年人指年龄在35岁以下；中年人指年龄在36—59岁；老年人指年龄在60岁及以上。

（3）教育程度上。从表2.24可以看出，总体上教育水平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F＝6.34，p＜0.001），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的公共安全感越低，受过大专教育的公众的公共安全感最低，而本科及以上的公众的公共安全感则有所升高。这一影响趋势也表现在大多数的公共安全维度上，唯一的例外是:教育水平对群体事件安全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2.24　教育水平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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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中等，指高中或中专、职校与技校。

（4）户籍情况上。从表2.25可以看出，总体上户籍状况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不显著（F＝1.56，p＞0.05），但在公共卫生安全（F＝3.69，p＜0.05）和群体事件安全（F＝4.29，p＜0.05）上却表现出显著差异，即有本地居住证的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感最低，其次为有本地户籍的公众，而其他人的公共卫生安全感最高；拥有本地居住证的公众的群体事件安全感显著低于有本地户籍者和其他人。

表2.25　户籍状况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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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入水平上。从表2.26可以看出，总体上收入水平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F＝6.41，p＜0.01），表现为月收入为“2 000元及以下”和“4 001—6 000元”的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相对较低，而“2 001—4 000元”和“6 000元以上”的公众相对较高，可以用字母“N”来描述。具体来看，收入对公众公共安全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公共交通安全（F＝4.88，p＜0.01）、社会治安安全（F＝4.32，p＜0.01）、生态环境安全（F＝5.16，p＜0.01）和群体事件安全（F＝6.41，p＜0.01）上。值得一提的是，月收入为“2 001—4 000元”的公众在公共安全的各维度上均表现出最高的安全感。

表2.26　收入水平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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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位性质上。从表2.27可以看出，总体上单位性质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F＝4.86，p＜0.01），表现为三资企业的公众的公共安全感最高，其次为其他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和私/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单位的公众的公共安全感最低。此外，单位性质还对公众的公共交通安全（F＝5.05，p＜0.001）、公共卫生安全（F＝6.60，p＜0.001）、社会治安安全（F＝3.4，p＜0.01）、生态环境安全（F＝4.34，p＜0.01）、私人信息安全（F＝3.70，p＜0.01）、群体事件安全（F＝4.81，p＜0.01）均有显著影响作用。

表2.27　单位性质对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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