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适应

二　社会生活适应

（一）人际交往和社区生活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脱离了原来熟悉的日常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圈，必然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也必然要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和交往圈。对全国的流动人口研究表明，汉族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的社会适应问题也一直是一个难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流动穆斯林特殊的身份限制和远距离迁移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必然会影响其社会生活适应。

从对流动穆斯林居住社区的了解情况来看，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知道自己所在社区的名字，西部地区的人数比例（72.7%）要高出东部地区近20个百分点。在参与社区活动方面（图6），只有11.0%的人参加过社区活动，有69.7%的人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也没主动参加过社区活动；有3.7%的人被邀请，但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参加；还有3.7%的人从主观上就不愿意参加社区举办的活动（东西部无明显的地区差异）。

图6　参加社区活动的情况

从流动穆斯林的社区人际关系来看(缺失率7.3%)，大部分人（52.4%）认为他们同小区邻里关系非常融洽，但有26.4%的被调查者同周围邻居没有什么接触，还有少数被调查者（1.3%）与邻里关系并不好。另有12.6%的人表示同邻里的关系说不清楚。从东西部的对比结果来看（表17），西部地区的被调查者选择同邻居关系融洽的人数比例要高于东部地区约16个百分点，而选择没有接触、说不清楚、关系不好的人数比例都分别低于东部地区。

表17　邻里关系状况东西部对比表

虽然流动穆斯林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很低，与社区中居民的人际交往也相对较少，但82.6%的被调查者（1003人）都表示自己在城市中有关系较好的朋友，而且这些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515人）还表示他们有很多朋友。在这515人中，又有80.0%（412人）选择了周围有很多穆斯林朋友，而其中74.8%（308人）表示这些穆斯林朋友大部分是同乡，只有14.3%的被调查者表示他的穆斯林朋友中大多数是本地人（图7）。可见，在城市中的流动穆斯林，如果他的周围有许多朋友，那么这些朋友则可能多数为同乡穆斯林。

图7　朋友关系状况示意图

（二）突发事件和社会生活

44.3%的被调查者(543人)遭遇过诸如疾病、事故、打架等突发事件，大部分和宗教信仰无关。发生这些事情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意外事故和疾病两个方面，两者相加接近60%。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由于被人欺负（17.9%）或宗教信仰没有受到尊重（13.6%）而遭遇某些突发事件（表18）。面对这些突发事件，40.5%的人选择“自己私下解决”，还有一部分人（18.4%）选择通过政府或法律途径解决，16.5%的人选择通过朋友或老乡来解决，只有约12%的人选择通过清真寺来解决。

表18　发生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统计表

流动穆斯林遭遇的突发事件主要由治安、城管、交通、租赁、拆迁等矛盾引起，还有部分纠纷是因为经济利益引起。如2008年12月无锡拉面店店主马优素福和房东林如军发生的矛盾，最终导致双方都受伤；2009年9月28日，常州某拉面店因为拆迁引起了较大规模的纠纷，最终导致数十人集体上访；等等。仅2009年江苏省民族宗教局统计的较有影响的涉及流动穆斯林的群体性事件就有接近40起。限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关于如何度过闲暇时间的问题，东西部地区的相同点在于许多被调查者都很重视通过读书、看报或宗教功课来提高和充实自己；其次是去购物和逛街、进行健身和文化活动；约18%的人选择了其他的方式，如做家务、休息等。西部地区选择去清真寺或做宗教功课的人数比例最多（39.6%），而东部地区多数人选择了读书和读报（35%）。东部地区选择购物逛街或进行文体活动的人数比例都要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分别为15.5%和6.4%，西部分别为10.2%和4.8%）。

对于有学龄阶段子女的流动穆斯林家庭而言，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影响他们城市社会适应的重要方面。在全部639名有子女的被调查者中，子女在本城市和老家农村上学的人数比例相当，少数被调查者的子女在老家城市或在亲戚家读书。当问及这些人让子女在城市上学有哪些主要困难的时候（图8），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收入不多、学费太高是主要困难，6.1%的穆斯林认为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是主要原因。此外，缺少回民小学或中学、教学质量不高、受到本地人的歧视等三项也是一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子女在城市上学会面临的主要困难。

图8　孩子在所在地上学的困难

注:1代表“经济困难，学费高”；2代表“教学质量不高”；3代表“不能和当地人一样或受到当地人歧视”；4代表“学校没有清真伙食”；5代表“缺少回民小学或中学”；6代表“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7表示“没有朋友”；8表示“教师不负责任或学校条件较差等”；9代表“其他”；10代表“缺失值”。

在流动穆斯林看来，对他们城市生活影响最大的诸多因素中（1169人回答此问题），主要是经济困难、受生活所迫而没有空闲时间，分别有21.5%和20.1%的人选择了这两项。一部分人认为离清真寺太远（19.0%）、缺少穆斯林朋友（13.7%）、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12.5%)是对他们城市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另外也有少数人认为被人歧视、低人一等是最影响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因素，还有4.5%的人认为是其他的原因。

我们知道一个流动者是否学会本地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流动人口对一个新环境的适应状况。很明显如果流动者已经学会了方言，那么他就能够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比较好地实现交流和沟通，这将有利于流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推动流动者快速融入地方社会。正因为他能够使用当地方言所以他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地民众认为是本地人，这样也就会减少当地民众的“歧视”，所以是否学会方言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流动者融入城市的标志之一。统计资料表明，1226份问卷中回答已经学会方言的流动穆斯林共有420人，占34.3%；回答不会的人数为659人，占53.8%；回答“本人不会，但是孩子学会”的有57人，占4.6%，（缺失值为90，占7.2%）。同样问题在东部城市的统计资料中，875份问卷中回答“已经会”的有262人，占总数的29.9%；回答“不会”的有509人，占总数的58.2%；回答“我不会，但是我的孩子已经学会”的有27人，占总数的3.1%；另有77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占8.8%）。可见流动穆斯林已经有三成左右学会了当地的方言（西部城市学会方言的更多一些），部分二代流动穆斯林也已经学会，但总的来看还有六成左右流动穆斯林没有学会当地语言。通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流动穆斯林中已经有30%以上的人口不但适应了城市生活，而且已经基本上“融入”了城市社会生活，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说明流动穆斯林是愿意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的。

综合以上影响流动穆斯林社会生活适应状况的各种因素，流动穆斯林愿意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比例不高，西部地区只有42.5%的流动穆斯林愿意定居城市，而东部地区仅有27.4%愿意定居城市，更多的人认为现在还说不清楚或看情况再做决定（西部地区为46.3%，东部地区为60.0%）。^[3]

（三）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的特殊适应

上海松江清真寺　2006年8月摄

上海大约有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1万～2万人，而南京大约只有1000人（不包括维吾尔族在校大学生），其中80%是季节性流动人口，每年11月前后从新疆过来，春节前后回去，春夏季节在新疆度过，来年秋天再来。另外20%的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春节也很少回去。上海松江清真寺附近的一个维吾尔族餐厅老板告诉我们，他每年春天都会回新疆，秋天再来。离开上海期间，生意就交给一位十分信任的朋友看管，原因是不能适应上海夏天的气候。

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中大多数（约80%）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还有不少是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另外不到20%是30岁左右的成年人，40岁以上的很少。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大多数没有成家，已经成家的也主要是只身在城市做小生意。

从受教育和文化程度来看，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中至少有60%是初中毕业或小学文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几乎没有。我们调查过程中只遇到一个大学学历的（法律专业），此人原在新疆某单位工作，由于不愿意受人管理，后来辞职在上海开办了一家饭店，其本人认为是上海规模最大、收入最好的维吾尔族饭店（宴会厅）。

多数在大城市居住一年以上的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都办有暂住证，季节性流动维吾尔族穆斯林由于时间短、流动性强，绝大多数没有暂住证，也没有能力和条件购买住房，大多只能集体租房，居住条件也很差。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绝大多数来大城市的目的是挣钱，等生活条件改善以后，他们会主动回到新疆。一些人在大城市收入较好，每月给家里寄一些钱，供养家中的老人、孩子。

整个上海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开办的餐厅不到50家，南京只有不到10家，每个餐厅大约只能招收10～20个维吾尔族穆斯林工作。上海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在餐厅就业的人数总数不到1000人，另外一部分人主要依靠卖新疆特产为生（批发和零售），如羊肉串、馕、葡萄干、杏仁、核桃干等，他们散布在大街小巷，估计这部分人数在4000人左右。

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80%以上都是来自新疆农村的贫困农民，其中南疆来的年龄更低一些，文化程度也更低一些。他们在上海的经济收入基本上保持在800～2000元之间，800～1200元为主要收入段。

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内部比较团结，他们能够在城市中互相帮助，提供一些必要的社会支持。由于新疆地区很大，维吾尔族内部的语言也存在一定的地方口音，因此不同地区来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也存在一些语言上的障碍，但只要是一个地区来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就非常多，能够互相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照顾，如维吾尔族餐厅更愿意雇佣维吾尔族人从事经营活动。

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多数属于逊尼派，他们不主张宗教划分派别，认为能够按时礼拜、封斋，完成天课和朝觐功课的就是好穆斯林。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前每天去清真寺的人数不多，大多数人每周去一次，参加主麻聚礼。多数人封斋，但不完整，一般是每年封几天斋。有条件的人大多数能够完纳天课，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迁入城市以后，大多数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不能完成每天“五次礼拜”的宗教功课，能够参加每周聚礼的人数也不多，多数人因为条件不允许不能有效封斋，也没有条件完纳天课，至于朝觐就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流动的过程中，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受实际生活所迫，多数人的宗教功课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居住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离清真寺距离太远等因素是不能按时礼拜的主要原因。

种种情况表明，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较难适应大城市生活。他们工作不稳定，语言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生意竞争激烈。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维吾尔族人开办的带有新疆民族特色的餐厅大多生意不好，很多餐厅面临倒闭的危险。在社会上，我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到维吾尔族穆斯林面临的社会排斥，面临如何在城市生存下去的问题。

现在上海和深圳民间还存在对外来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住房歧视，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租房和住店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一个城市中只有少数几家旅馆接待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这就必然导致维吾尔族穆斯林住店难，心灵受到打击。

对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思考使我们对“结论”非常吃惊。2006年南京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很多是5～18岁的未成年人，男女比例大约10∶1，这些未成年人来自新疆的各个地区，主要是农村。他们中一些人是主动来的，另一些人是被动来的（被骗过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挣更多的钱。还有一小部分自认为是在新疆没有办法生存“跑”到南京来的。有个只有11岁的名叫简的维吾尔族少年这样对我们说了他的经历。

我出生在新疆和田某县的一个乡村，今年11岁，家中非常贫困，上了几年小学就退学了。我们那里不上学的人很多，所以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这个时候村里来了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说是某人的亲戚。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内地的好事情，说可以挣很多钱。我们在家里也感到无聊，同时也想出来挣点钱开开眼界，就跟他们一起出来了。村里还有几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都是这样走的，听说他们现在非常好。但是我们来到南京以后，才发现自己受骗了，但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甚至连个身份证都没有，在这里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下去，只有听“老大”的安排了。以后我们挣的钱多了，就可以回家了。

一般说来，这些被骗过来的维吾尔族青少年一开始要受到严格控制，生活非常苦，毫无自由可言。他们常常被关押在一个小房子里，然后由有“经验”的年龄大一些的青年来“严厉的教训”一番，再教会他们如何“行动”、怎么偷窃、行动过程中注意什么等，经过训练以后就可以带着去“行动”（他们的话叫做“去玩”，其实就是偷窃）了。如果这些青少年被捕，那么领头人就会迅速离开逃跑。被捕的青少年因为年龄不够判罪，所以很快就会释放。这种情况到2008年已经基本消失了。

2007年古尔邦节期间课题组在南京调查卖烤羊肉串的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